012-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_第013节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不下去，毛让彭德怀带兵东渡过黄河，在山西晋西南几个地方转了两个月，跑回来，就弄了 50 万大洋。山西和江西有些类似，就是民间财富相比较中原要多点，比沿海的地方要藏的深一点。赣南、闽西这些地方，过去基本上是接近地方自治那样一种治理形态，民间的财富比较完整。

Y：但这点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所谓埋藏很深。所以有个词很形象，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活灵活现了一幅发现乡村财富的图景。

C：这一块财产规模要比前一块大的多。如果红军把目光转到这一块上，那么红军的财政基础就大大的扩展了。

Y：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你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你拿别人的东西，别人一定会反抗的。如果这个反抗，每时每地地发生。会分散红军很大精力的。用现在的词语表述，就是要有个低成本的有效的“挖”的办法。

C：这办法，结果很简单，就是“分田地”。从台面下讲，就是从乡村里头找出消息灵通的内部人来，给他奖励，由他收集“浮财”的信息，再由他设法挖出这部分浮财，给他一笔回扣，大部分就交给红军。然后这个人就再盯住下一家，继续挖。我看了一些资料，这个挖浮财的手段可真是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挖，这可不象书生们能想出来的。

Y：这大概是那些面目不清的人同这些书生们的共同创造吧，一个出经验，一个给概括。不论是谁的创造，反正这套搞法，到后来在山西搞土改时，就很发达了，康生给它系统化了。

C：“分田地”在台面上，则以重新分配土地为诉求，以那些拿回扣挖浮财的人为主，组成新的乡村治理机构，当时就叫县苏和乡苏。由这些机构持续地以革命的名义形成并强化一种恐怖气氛。

Y：当时就叫红色恐怖，也叫赤色恐怖。

C：在这种赤色恐怖下，一是不断地刺激出前面那种“内部人”来，以壮大苏维埃的力量。

Y：凡是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地方，就叫赤化区域，正规叫“红区”。

C：在苏区，那种直接的反抗就会遭到极严厉的镇压。这种镇压残酷程度常常让后来人理解不了。殊不知，正是这种残酷才大大地降低了反抗的程度，从而降低了收集“浮财”的“交易费用”啊。

Y：以前一块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革命“经费模式”，与以后一块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革命“经费模式”，二者在实际运行上是完全不同的。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C：我们可以把前一种“经费模式”叫做井冈山方式，把后一种叫作瑞金方式。同样看上去都是“打土豪”，但内里另有乾坤。

Y：井冈山方式，红军就是一阵风，其生存逻辑大于“革命逻辑”。而瑞金方式，则不同，它的生存逻辑就是革命逻辑本身。红军到1929年4月到达兴国以后，就开始一种全新的革命过程，我是这样来概括的，红军先找到一个点，这个点一般都是县区，周围相对比较富裕，人口稠密。在这个点上，先进行“分田地”，建立乡村政权，从而获得一个较大的“浮财”以供给红军。然后，又借红军之威，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一个“苏区”。由于江西地貌特征，这种连续扩散有个地理边界，往往是县城周边地区。所以红军又去寻找一个新的点，然后再来一遍，形成一个新的苏区，通过控制两个苏区之间的交通线，使两个苏区连在一起。这叫作“赤化”，就有了一个更大的“苏区”，从而供给一支更大的红军大队。这个过程是良性互动的，相互激励的。于是就持续下去，从1930年开始，这个过程就开始了。用当时的话讲，叫“猛烈地扩红”。即是指扩大红军，也是指扩大“苏区”。

C：当时，红军往往是先打县城，打不下来，接着就“分兵”，分兵就是去打乡村里的“土豪劣绅”，习惯叫“土劣”。这种运行过程中，“打土豪”筹款子本身就变成了革命行为，而在井冈山方式下，毛泽东就要受到上级党委的批评，认为他只交土匪朋友，不搞革命了。毛是何等人物啊，立即创造了新的方式给这帮人看看，到底谁革命。 Y：毛当时没有这么意气用事，须知 1931 年底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当主席之前，毛没有对上级党组织意气用事的本钱。他相当地谦虚和服从。但中央及省委离他这儿很远，所以他有自行其事，发挥其伟大创造性，主动性的余地。但你说的对，瑞金方式的一个大的特征，就是把革命和筹款子这样等而下之的事情给合成一件事了。这以后，毛一会儿被批“左”了，一会儿被批“右”了。但没有人再讲他不革命了。因为他创造了真正的革命。临时中央那班人来了以后，最多不过是给毛的这样的革命添油加醋罢了。

C：我猜测，宁都会议之后，毛被冷落那样长时间，但长征时，王稼祥几个坚持要毛随红军主力行军，恐怕同毛的这个创造有关吧。

Y：在瑞金方式之下，红军虽然说不上财源滚滚，但确实经费够用。从1929年4月毛在兴国搞《兴国土地法》起算，前面算井冈山方式，后面算瑞金方式。1927年9月到1929年4月，有一年半多时间，毛手上的红军数量几乎没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不过才二年多一点时间，毛手下红军正规部队人数已达4到5万人，中央苏区有县城21座，红区人口达250万人。两下相比，高下立见。袁文才、王佐这些小土匪死得早，要不然，那一定是五体着地，服了。

C：既然提到了“兴国土地法”，我们是不是岔开一段，讲讲“分田地”。毕竟分田地才标识了这场革命的独特性。

Y：这有几个特征值，可以勾勒出这条线索的轮廓。1929年4月，毛起草《兴国土地法》；1930年2月，发布《二七土地法》；1930年5月毛做《寻乌调查》；1930年6月《富农问题》决议案；1931年2月毛给曾山的信《民权革命中的土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地所有制度》；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11月，全苏一大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2年夏季开始查田运动，1933年查田运动进入高潮；1934年3月，发布中字第一号令《关于继续查田运动的问题》；1933中央苏区已出现大片田地荒芜，粮、棉奇缺。9月开始长征。

C：年年都有新花样。在乡村穷折腾，是历史悠久啊。

这里，我们可能要岔开说一说这个“分田地”，它是不是一个真正受大多数农民欢迎的措施，特别是在中国。我的看法，应该不是这样，至少是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中国历朝历代的造反，有提出均贫富的，但没有提出均田的，提出并实施均田的都是当政者，西方我们不知道，但在中国，就是这样。就中国来讲，土地的转让及租赁，早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的土地产权，是远较西方复杂和精致的，地面权、永佃权、佃权权重、租佃的各种合约方式、典当方式、期权交易等等。所以，中国农民造反，如果说是因为什么土地问题基本不着调。造反者们大致都是冲着动产而去的，谁有动产，就造谁的反。有两个最明显的目标：官府和财主。所以“打土豪”就容易搞得起来，“分田地”则是一个泊来品，在中共，是苏俄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被生搬入中国的一种“理论”模式，或叫一种教条主义。那么，孙文怎么讲呢？Y：孙文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大概来自美国一个叫乔治的人的说法，它主要是要制止有钱人对土地的投机，主张土地国有化，孙文的这个提法并非中国民间的古老要求，当然他自己从未实行过。中国有井田制这类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安排，但后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大概是出于效率的原因吧。也就是说，均分田地，本来应该是一个在一定法律框架下的政府行政，它必须具备社会稳定这一条件。它是政府的施政，不一定是百姓的要求。

我们来看看这个苏区分田地的内容，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之前，分田地主要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拿出来重新分配，中农土地不动，重新分配时，“抽多补少”，以此达到大致的平均。其次，重新分配已不是按户，而是按人头计算。1929年到1930年这一段时间里，红军刚刚到赣南地区，打仗，建政，忙乱的很，分田运动没有真正搞起来。1930年2月之后，在赣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地分田，这持续了一年。要注意，这同农业生产周期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分田地本身对农业生产是破坏作用的。

C：相关记载不多，但可以做如此的推测，错不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乱不可能。比如分青苗就闹得一锅粥。

Y：这期间的分田主要问题是不稳定，分了又分，今天这块地给李家，明天收回来又给王家。来来回回折腾，有的地块居然被分了五次。我是从毛泽东 1931 年2 月底给曾山的信中发觉了这个事情，毛的信题名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其他有关资料中对这件事都没有注意到，或是当时多种原因，也未将有关资料留下来。我只能从毛的这封信中看到这个事情，猜测可能的情形。信里说：“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命令布告，催促农民耕种。在命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既算分定，得田的人既由他管理所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生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的起来的。苏联革命也是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C：这有意思。前些年讲联产承包制不是也有这个类似问题，80 多年了，还是个老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不杜绝租借买卖，这个意思是可以有“剥削”，也可以产生新富农，不限制的。可见所谓的“分田地”，重在分配，而不在什么持久的公平。由红军来分，实际上的作用也仅仅是个动员方式，关键还是为了筹集费用。

Y：也有不同。毛讲的四次五次分了有分，是在一个农业生产周期里的，那样就无法让农民种地了。所以毛一下子就发现了，并且写了这封纠偏的信。毛谈这个事很正常。你想嘛，没收田地后，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一般地讲，肯定是倾向于认为这地就是苏维埃的，然后给你种，无论如何在分给你种之前它是公家的。随后，分给某户之后，各种可能发生的因素，只要让某个苏维埃人员觉得前几天分地太急了，这块地给某户并不合适，于是收回再分，这样的事，对那些十几二十几岁的苏维埃人员来讲，很正常嘛。至于在某个村落如此这般分地会引起什么样的故事，却无从探知。

C：这个同华北搞土改不一样，华北那个时候各种乡村故事都流传到后世了。中央苏区没有民间故事流传到后世，你别想这个事。因为相关的人要么死了，要么不愿讲，农民也不敢讲。这个同华北不一样。很不一样，其间的……Y：到1931年4月曾山发文讲《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吧》，这纠偏才开始，我想，那与农业当年当期的农业生产而言，与事无补吧。最多是停止了损害。这就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发布了，时间是1931年底。这同解放战争中发布的“谁种谁收”的公告也相差不多。

C：这个土地法有个党内争论的背景要提提。“八七”会议决定去乡村搞革命时，党内的口号是讲“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毛在井冈山时也搞了一个后来叫《井冈山土地法》的东西，是应付湖南省委的，就是讲没收一切土地。但是没有实行过。是应景文章。但从《兴国土地法》开始，党内就有争论，焦点是地主富农分不分田。当时中央的意见倾向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与毛及《兴国土地法》、《二七土地法》有差异。这个差异就成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对毛及红军指责的主要内容。讲毛是“富农路线”。于是，中央与苏区为此就有不断的争论。到了 1931 年底搞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时，就停止了“富农路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就定下来了。这场争论，现在看，就五十步笑百步，好像不是性质上的区别，但在当时，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Y：我插一句，好像对中农问题，不管中央，还是苏区，都比较慎重，一直讲中农不动，或是不侵害中农的利益。似乎党内也有很实际的一面就是讲中农是生产力的主力。

C：也不尽然，没收一切土地就包括中农的地。但确实，1929 年之后的中共搞的任何土地法案中，对中农都是保护的。但这也当不得真，因为实行起来的时候，富农的界线一放宽，中农就玩完了。所以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农问题又成了“左倾”“右倾”的标志了。正如同中央苏区“富农问题”是“左倾”“右倾”的标志一样。当时，还有一系列涉及到分田地的具体操作环节上的争论，如按村还是按乡分，是按人头分，还是按劳动力分，或是按户分，是调整式的分（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还是彻底打乱重分，以及土地税之类，很多具体问题，都有争论，不少问题党内也上升到“左倾”的斗争层面上。弄的很紧张。反正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已有几十万的“土劣”被逐出或自己逃出了苏区，男的当苦力，妻女当娼妓。这是党内文件明确记载的。

Y：1931年底新土地法布告后，因为与前面的《二七土地法》在操作上有很大差异。新法、旧法就有交替过程，重新再分，就又折腾了一年。所以，1932年，原本是比较稳定的时期，是中央苏区黄金时期。但农业生产这一块肯定还是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因为农民与耕地的关系依然不稳定。自这个土地法以后中央苏区再没有搞新的土地法令。但奇怪的是从1932年夏季开始，主要是在1933年6月间，搞了一场“查田运动”，就是彻底伤了苏区农业的元气。查田本来讲是对分田结果的某种设定好的纠偏或纠正。但结果这个查田比分田搞的还要火爆。

C：这个查田运动我前面看了一些资料，从我阅读的材料来看，查田运动，与其说是一项政治行动，不如说是一个财政措施。因为就他的具体操作来看，就是谁富查谁，或谁有“浮财”差谁，同田多田少不相干的，查出来的东西谁拿走，也没有多少悬念。当然，对中共来说，一定会在政治上提升这个措施来赋予它“政治正确性”的。可笑的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又把毛的有关文章拿出来，去说同它本不相干的事，历史一经意识形态化以后，可能都是这样吧？我纳闷儿的是：春桥同志自己明戏不明戏？算了，这个查田以后再说吧。

Y：不管这个查田当初要干嘛，反正它赋予执行者随时宣布已分土地作废，重新再来的权利。这样毛给曾山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的担心的问题，就又出现了，而且更加严重。所以到1934年春夏，实际上中央苏区的农业是无论如何走不下去了。从1929年开始到1934年9月，这个分田地的大致过程就是这样，无论主观上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客观结果，就是苏区农业大伤元气，农民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C：其实，中共当时运气还是不错的。选择江西作根据地，江西一直是个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几乎没有大的周期性自然灾害，一直就是个粮食及农副产品输出地。红军到赣南以后，有关饥饿的记载就很少了。南瓜汤是在井冈山时才吃的。到赣南就没有这么苦了，至少一个兵一天一斤六两大米是保证的。

Y：如果“分田地”不同“经费模式”挂上钩，你还真不知道中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好处在哪？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C：我看过毛有文章讲，中央苏区 32 年收成好，增产 15%，有的县增产高达 40%，还搞了一个运动，好像叫作“为增产二成而奋斗”。

Y：这个你千万别当真。有不少党史作者居然拿这个作为“分田地”解放了生产力的证据。真是瞎胡闹。你能拿 1959 年那些人公布的亩产量去论证人民公社的伟大吗？1959 年时的干部可以这样论证。1933 年时的中共也可以这样论证。但今天有人这样论证，那一定是昏了头。

C：是啊，毛自己也讲过分田的当年粮食产量是减少的，他们讲的那个增产几成不是指的总产，指的是相对于去年的单产，把两块地的稻子放在一块地不就解决了嘛。那就是讲，你不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乡村经济环境下，指望当期的农业产出有一个显著的增加量，不可能用这样的增加量去养红军，没有这个增加量。所以只有挖浮财。

“分田地”就讲到这里吧。咱们再回来讲瑞金方式的实际运行吧。

Y：瑞金方式在实际运行时，有个最大边界问题，就是扩红的力量与外界，白区给你顶回来的力量，一旦达到均衡的时候苏区的区域扩张就停下来了。中央苏区到1932年时达到全盛，大约有5万多平方公里，不到300万人口，基本上机关工作人员也上升很多，但苏区疆域没有扩大。白区给的压力加大时，苏区还有减少。

C：这个是否同江西的地貌特征有关呢？Y：地理条件肯定是一条，政治局面更重要吧。你扩张越大，自然外界的反响力量也越大。这有个均衡点，达到最大，维持一段时间，随后，苏区就塌陷了。

C：政治条件，也就是毛讲的割据条件吧。但从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起，几乎没有多长时间，苏区就塌陷了。过去都讲，是因为排斥了毛的领导。近来有些研究，讲又不完全如此，但一直都未有一个信服的解释。

Y：中央苏区塌陷，直接同这个瑞金方式有关。瑞金方式是以乡村中的“浮财”为对象的。就是前面讲的乡村第二块资源，它既然是存量，那么终归是有限的。而且，“挖”的程度是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好挖，后来存量越来越少了，自然挖的难度就增加了。

C：“挖”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

Y：当时瑞金方式之下，大体上有三个方向，特别是打城市。1932 年 4 月打下漳州，弄到的财物，够用半年了。这个方向着力很多，但大多不成功。因为有个白区力量集中反击。所以到 1932 年漳州之后就几乎没有打下中心城市，反倒是在打中心城市时损失很大。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扩大“挖浮财”对象的面。红军有口号叫作“向一切剥削者筹款”。剥削者自然有个定义，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就给扩大了。中农也算进去了，可能有些贫农也给算进去了。这是一方向，这个方向效果比较明显。但负面的东西也多。有很多文献记载。第三个方向，则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是在对外扩大不行的时候，转回头，把已有苏区重新再打一遍土豪，这个时候手段很硬，很残酷。这主要是通过查田运动搞的，这时候，什么成分之类，就随便定，目的就是任何可以拿走的东西拿走，以维持能够革命和红军作战经费。查田运动从 1933 年夏到 1934 年初夏，搞了一年，各级苏维埃几乎使出吃奶的力气，最大程度的动员起来了。

C：这期间还搞了很多的竞赛，都有指标的，发公债、建谷仓、收粮食等等，层层下压。但不论你怎么动员，反正数量有限，100%动员，也就那么大。

Y：是啊。这样的“经费模式”实际上到 1934 年初就走到头了。

C：问题是中共这帮人非要撞上南墙才知道到头了吗？他们事先没有一点感觉，想不透？不会吧。

Y：当然不会。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共产党了。我告诉你，他们在这个事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讲过中共革命的“知识结构”。这个很厉害的，这就是现成的一个“案例”。要知道，不论是朱毛，还是在上海临时中央那些人，他们始终没有就苏区论苏区，在他们那里，有个更大的全国革命胜利的方案。中央苏区在这个全国胜利的方案中只不过是突破口，一个导火索罢了。他们在中央苏区所作的一切都有个大的革命前提，那就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不容置疑的胜利。这个革命的“知识结构”就为苏区里那些不光彩的“经费筹措模式”提供了一个革命的完美的逻辑。只要中央苏区站住脚，很快就会迎来革命高潮。到那时，天下都是工农的了。现在受点苦算不上什么，到那时，还会有经费问题吗？还需要打土豪吗？还需要操心有没有“浮财”吗？不需要。

C：即使全国革命高潮一时半会来不了，那么“争取一省数省胜利”总是有可能吧。

Y：是啊。那时的文件不都是讲这个“一省数省胜利”吗。立三路线时，讲全国高潮，叫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政治破产以后，临时中央及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毛本人还不是把“一省数省胜利”挂在嘴边，写在文件中啊。

C：这是把话说圆的关键。否则，那些个革命者们也没那么大的干劲的，则中央苏区那套搞法也讲不过去呀。

Y：倒不一定是为了把话说圆。我倒认为，当时中共就是如此真诚地这么相信这一条的。这有个语境转换的问题。中共革命要经过漫长的几十年奋斗才能成功，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体验。在上世纪 20~30 年代，那时的革命者头脑中，是根本没有所谓的长期奋斗这个概念的。毛也没有，肯定没有。其他那些年轻人更不可能有。他们有的，恰恰相反，都是少部分精英的运作，然后迎来一个契机，咔嚓一下子，革命高潮到来，全国胜利。这个是有体验的。苏俄“十月革命”是如此吧。“辛亥革命”是如此吧。往早讲，“法国大革命”是如此吧。老蒋搞“北伐”，从誓师，到打下武汉，就三个月嘛。所以，就当时的经验范式而言，革命不用那样长的时间。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C：其实只有毛后来的奋斗和理论才创造了一种长期坚持奋斗的革命之路。除此之外，长期奋斗的革命案例很少的。在那个时候当然根本就没有。

Y：所以，头脑中，他就是这么认识的。革命高潮，全国胜利这是前提，这个前提之下，各种不可思议的短期行为，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例如“分田地”里头，不给地主分田，那地主怎么活呢？于是就有地主跑出去，再拉个小队伍回来打你。这肯定不划算嘛。但此点，一直未纠正，用不着。打 AB 团，搞肃反，我们事后看不懂，在当时，就没有问题，胜利就在前头，纯洁队伍，很自然。同样的，瑞金方式之下的经费筹措，是有限度的。这也没有问题。当时中央苏区几乎并没有做过什么尝试去改变这一点，去想想其他的办法，没有。原因也在这。这是中共党员的信仰呵。如果他们早就知道没有这个革命高潮，那么这套搞法，就不可能弄出来的。所以这个革命的“知识结构”里头，中央苏区的各种政策是自洽的。一方面有那样多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又一本正经地发布法令，定下植树节。毛和项英亲自上阵，动员大家在荒山上植树。植树是长期行为吧。如此矛盾的现象，背后，就是这么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在里头。

C：当时中央的各种指示信，忽左忽右，但有个特点，语气都非常自信果断。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那帮留俄学生“本本主义”，而是中共当时确实自信于也依据于全国革命战略的成功。事实上，全国革命战略不仅为中共提供了终极目标，从而为任何无所顾忌的手段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中共提供了具体的策略资源。中央苏区是全国战略的一个点。自然他们指导朱毛的时候就当仁不让了。

Y：他们在信中几乎每次都把对朱毛的具体指导同全国革命战略相关联。1932 年7 月份朱毛打下漳州正高兴呢，结果临时中央一顿批：“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提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在漳州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厉害吧，当时，就这么个语境。而且，从具体操作上讲，中共的想法是以各地苏区的苏维埃运动来点燃全国革命这个大炮仗。中央苏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导火索，张国焘的川陕也是，贺龙的湘西也是。但中央苏区最大。用这几个苏区来掀起全国革命高潮，一次不行，就再点一次，或者，到别的地方来点，总之，高潮一定会来。

C：以全国胜利为前提，中央苏区的革命才能在道理上立得住。那么当这个前提不具备了，那会怎么样呵？Y：不能讲前提不具备了。在当时中央这批革命者眼中，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失望的发现，中央苏区的奋斗没有引发全国的革命高潮，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中央苏区的错，而是有些条件一时没有完全具备而已，他们还是有机会的。虽然，他们知道就要放弃中央苏区了，但他们还有信心。只要生存下去，革命高潮很快会来的。事实上，在老蒋开始五次“围剿”的时候，全面失败的迹像已经出来了。因为进到 1934 年，老蒋已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他对全国的掌控力达到了最好的程度。此时，不论是“一省数省胜利”还是全国高潮到来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用当时党内的话讲，叫做“革命低潮”期，恰恰在这个时候，瑞金方式之下的革命“经费模式”也走到头了。久盼的全国革命不见踪影，而眼前已是度日如年了。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C：中央苏区的普遍经济困难在 1933 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了，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这以后，中央苏区迅速进到一种衰竭的状态中去。查田运动也把红军同当地农民关系彻底搞拧了。查田运动后期，运动所过之处，农民已经完全不能支持苏维埃运动了。

Y：不在于同群众的关系搞僵了。而是你已经没有可能再搜刮出浮财了，已经没有了。也不在于群众支不支持苏维埃运动，而是群众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支持的人力物力了。“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男丁也几乎都被“扩红”了。毛搞调查的那个才溪乡，一共 2000 多人，到 1934 年初时男丁没几个了，没法再支持了。再弄下去，人口再生产都要停止了。

C：我还注意到不少文献中记载了苏区政府的一些人利用革命搞腐化的事例。如同我们在讲土改时看的那样，中央苏区经济部的和县乡苏工作人员中，腐化现象并不少见。当时在瑞金县苏办公点旁边有个饭馆，专供县苏工作人员吃喝，有一次吃甲鱼，一次购买 16 斤，还说没吃够。中央苏区的总务厅长和手下人一块贪污。居然一只手戴好几只金戒指。这个你没有办法杜绝的。永远都有，但关键是林彪和彭德怀不这样做就行了。他俩不这样，中央苏区的主流就是清廉的。

Y：这个变量在1934年春夏时，可以完全忽略，因为，已经大事不好了。到了1934年初夏，4月广昌战役失败，就更加不可收拾了。这之后，就发生了好几件事情，要联系起来讲。一是查田运动终于搞不下去了，在3月15日发布中字第一号训令《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做了最后一把努力之后，在5月就草草收场了，此为第一件事。这件事表明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已经挖光了，瑞金方式走到头了。苏区政府和红军经费要断了。第二件事，是在5月，中央局那几个人，决定“战略转移”了。当然他们严格保密。这件事，表示中共中央已然认识到必须考虑生存问题了；第三件事，是分别于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动员稻谷100万担，大体到9月底就完成。这件事表达，在“浮财”已尽的情况下，苏区政府和红军已经完全在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而且讲是“借谷”；第四件事，就是在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当然，他们一定带着这100万担粮食。

C：借谷？怎么借呢？你们都要跑了，怎么是借呢？什么时候还呢？Y：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还。为什么羞答答地叫“借谷”，我也不清楚。反正当时中央苏维埃成立了武装保卫秋收委员会，你一望可知，这个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了。当时领导这场借谷运动的人是陈潭秋。我猜测他不清楚 10 月的长征计划。

C：好像毛同这一切没有直接关系吧。

Y：是。毛那时侯靠边站，人称中国的“加里宁”。但一直被后人视为书生的中央局那些年轻的领导人，这个夏天的所作所为可是一点都不书生，道行深了去了。首先，从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 6~9 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其次，他们 5 月有了这个决定之后，是严格保密的。他们那个时候还连续出一大堆文件和口号，一副要干到底的架势，还在高喊全国胜利的口号。

C：不这样喊，那他们就借不成谷子了。必须瞒着绝大多数的人，他们甚至连一些中央委员都不知道呢。后来有人指责“三人团”对长征准备不充分，仓促起身，所以损失很大。这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准备充分，还怎么保密呀，保不了密，兵败如山倒，那谷子就借不到。两手空空上路，这么多人怎么办呢？所以“三人团”只能这样悄悄地干了。事实上，红军走的时候，有些农家已经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

Y：如果是像当年老毛 3000 人上山下山，那个好办，恢复到井冈山方式，就行了。现在 10 万人呢，不细细筹划如何了得，恩来、博古，他们的算计还是很准的。

C：其实中央苏区走到这个地步，也是无奈，不是“海归们”的瞎折腾造成的。其实应当讲，他们在五次“围剿”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有点数了。他们相当精确地把握了时机，一方面，弄粮弄钱，另一方面全线防守作战，以保证弄钱弄粮的完成。如果真是分兵打出去，你就不能完成钱粮的准备。所以我个人认为长征的决策在军事上讲是正确的。

Y：这已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如何保全“主义”的大业了。当时中央这些书生们激情澎湃，但却也是十分清醒。他们要保全“主义”，就必须生存。那就要以苏区百姓的生活作交换，这容不得一点温情脉脉。更重要的，你光心狠还不行，你还得手辣，你一定要算计好了，让所有人出其不意，才能拿走百姓活命的东西。这中间筹划过程，这几个人，展现的绝对不仅是求生者的冷酷，更多的恰恰是革命者的深谋远虑。

C：这是主义和道行的关系，你光有主义，没有道行，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没有主义，说实在的，你也修练不出如此深的道行。虽然讲，博古他们以后与毛相比道行还差得远，但至少在 1934 年夏天，博古的道行是足够了，他们一点书生气都没有。洛甫在此期间的文章，绝对不是有意哄骗谁，他只是道行很深罢了。

Y：对，主义和道行，这就是 1934 年夏天革命故事的本质。它恰如其分地表明了所谓革命的真相。也表达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标准。他可以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可以是眷顾家庭的大好人，但他必须主义和道行兼备。他不必在内心深处给予如此道行以道德谴责，这个不必。他只要有主义在胸，则一切的残酷，都有了消解和升华的通道。这就是革命大义。所谓大义灭亲，否则你就畜生不如。

C：到此为止的社会革命理论，无例外的都是一种闭合结构，首尾相连，一气呵成。多一项，少一项都不行。要么不搞，要么全部接受。这样你才有一种道的完满，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这即所谓的真理杀人罢。在 1934 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象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象，去猜测了。

Y：乡民们怎样想已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况且，他们怎样想，原本就清清楚楚。在唯物史观中，人民从来就不是那些失去秋收成果的乡民们，不是的。这正是中共革命诡异之处，这正是革命道行的实质所在，到今天也是绵绵不绝的力量所在。

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二Y：中共革命史，对人们一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里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不论中外都是如此，就是它奇迹般的胜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们从一般的常识上似乎难以理解，那么一个出于绝对劣势、几乎完全没有机会的政党，是如何取得胜利的。于是，诉诸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或其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的一些意识形态、历史规律、民心向背或某种理论范式的说法似乎就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诉诸那些我们完全不能准确把握的东西，也就没有可能使我们从中得到知识，让我们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教条而已。反过来，这种诉诸于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论”的思考习惯，也使得我们更加的偏离常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坊间大量充斥的民间秘史，从一些未经证实的历史细节去比附这段历史，从而以对某些人物的神化的方式，去理解这段历史，不论是正面的赞美还是负面的贬斥，都是如此。再有一类，就是中共本身编撰的历史了，它可以说就是把这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似乎相当完美的历史解释。但是，这个最后一种解释，有一个难以逾越的巨大困难，就是必须经常不断的去修改，以适应现时的政治状况。这样，它自身就不断的瓦解自身，使它的解释完全不能让人信服。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一种其他的方法，使我们可以靠近这段历史，或者说，使我们在常识上可以理解这段历史呢？这大概就是问题之所在了。

C：是啊，这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两个海外学者，黄仁宇和黄宗智，就是从第一种角度去进行工作的。他们都试图发现或自认为已经发现了从更深的更远的角度去理解的某种命定的东西。再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大量的不论是褒还是贬的秘史，都是从一种神化当事人的角度去演义这段历史，演义到离奇可笑的程度，充满了阴谋论的气味。但是，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发现细节上的错误，这些个细节上的错误，就使得人们对这些个解释将信将疑，这个将信将疑的源头，还是基于人们的常识感，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Y：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常识的角度去进行解释，才有可能使之可以理解。我们的“政治行动分析”方法，其实不外如此。这段历史，是发生在我们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的故事，我们中国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故事，生活世界里发生的故事，当然在常识上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世界里发生的故事，也只有在这个世界里获得解释，不论是否符合我们的期望或愿景。这是没有办法的。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比如土改的问题，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话。均分土地，从一种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农民支持共产党的结论，从而把一个说不上是现代的中国，拉入了一个现代的解释框架。似乎一项不同以往的经济政策，可以使某个政党获得更多的选票。这个解释同真实世界里的故事，其实是两不相干的。

C：我们要做的，就是试图回到生活场景，从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势，去分析判断。当然，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缺乏，这个资料的缺乏，是绝对的，相对于那个时代，一定如此。大量资料的解密或发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缺乏，不能结束这个缺乏。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更多的想象与猜测，唯有如此，才使我们可能靠近历史，有可能信度更高的还原那个历史场景。从而，试图发现中共神奇的力量之所在。

Y：最近看了一本书，是刘统写的，关于长征途中张国焘同中央的争执，讲的也颇为详尽，书名叫《北上》。作者曾在军事研究机关工作，所以引用了大量的军队作战档案资料。

C：因为一两本书所引起的讨论，这是第三次了。预先的筹划，总是不如机缘的动力性强啊。你说的这本书我也看了，另外原来党史委副主任石仲泉退休之后，重走长征路，边走边写，有一个系列，也不错。这两个人的作品，开始有了一种新意，就是努力要靠近彼时彼地的情景，从中去揣摸当事人的想法和作法。石仲泉那个系列中有一处提到他实地踏勘狗坝会议的会址，那次会议上，多数人主张打打鼓场，只有毛不同意，会后毛在半夜提马灯去周恩来那儿做会下的说服工作，在文件及回忆中，对这件事总只是一笔带过。但石仲泉实地踏勘，发现毛提灯夜行之途，颇长，极难走，估摸毛当时是走了大半夜的，毛之用心良苦啊。石由是感慨系之。这种写作教人喜欢，严肃认真的考核史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Y：长征途中故事很多。我们在之五中是一笔带过了。刘统和石仲泉的写作，触动了我再讲讲长征的想法。无论如何，长征正是中共这个政治组织神性的基础，涉及到这个组织形成的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这方面也值得细细说道说道。长征中有几件事可以来谈，一是长征之起始，一是湘江之战，一是遵义会议，一是张国焘，一是东征，一是西路军。这几件事在长征途中属于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所以我们要一件件地谈谈讲讲。

C：长征的起因，我们以前说过了，就是因为军事和经济的情势所迫。革命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不是长征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开始叫西征，就是同二六军团会师，再创新天地。那么，一个十万大军的大转移，特别是还包括一个政府的大转移，对中共来讲，的确是第一次。肯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些问题还为以后提供了经验，就当时来讲，做得不错。可以这样说，长征是一连串的事件；一个越来越被动的过程；一段见招拆招、将计就计的历史。

Y：关于长征的发动和准备，我们在之十一中已经讨论过。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的兵源已经大成问题，在中央苏区政府的极限动员之下，苏区范围内的“扩红”，已经超出了乡村起码的社会生产所要求的底线，老人小孩也被“扩红”。所以，八万多参加长征的部队，其中的五万多人，实际上没有一线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这样一来，激烈的战斗一打，部队就战力大减，逃亡连连。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C：1932 年以后，从国军和民团进行兵源补充的管道不再畅通，大的起义也没有了。由于“步步为营”和堡垒战术，俘虏兵的补充几乎断绝。所以，在红军中有军事素质的新兵源就断了，几乎未受训练的农民补充增多。这也是 1933 年之后，红军素质大为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Y：长征大队里头，二线人员及装备和用具很多，这是后来批评者们比较指责的地方。左右两路作战部队，抬中央纵队一个大轿子，政府大搬家，于野战要求不合，妨碍红军作战，这个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就当时中央苏区领导层的心态和中共关于全国革命战略的想法而言，长征固然是逃生，但首先是一次革命转移。所谓革命转移，就是中央领袖们始终抱着全国胜利，全国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此前的中共革命战略，从来就不是个长程的艰苦过程，而是一触即发，一发而就的暴动形式。就是说，它认为有个紧致的革命张力宠罩在中国各地，通过某个区域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对苏维埃运动持续大幅扩张下去，一定会触发革命的张力之网，从而点燃全国革命而一举成功。这个革命战略，从一开始起，武装作战就服从于苏维埃运动。我很强调中共革命的“知识结构”和在这个结构下的“全国革命战略”对中共苏维埃运动的作用，它几乎是全方位的无孔不入的。它至少可以部分的说明为什么在“八七”会议之后，全党一下子就转入到激进状态，并且对全国胜利有着今天看上去无论如何都完全不切实际的狂热和信心。

C：我注意到，国民党也有党军，但从蒋介石率黄浦学生军东征胜利以后，军事单位及人员的影响就逐渐占了上风，而政治人物除非与军事单位挂钩，否则就逐渐边缘化。但中共在创建中央苏区过程中，军事负责人在决策层级上级别很低，政治人物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优势而几乎垄断决策层。这一点，原先仅仅是从所谓党指挥枪来理解恐怕说服力还不够。因为，在实际上的互动中，毕竟要看手中的实力强弱，究竟红军将领为什么很听话呢？党性强？未必吧。我看原因就在这个全国革命战略上。因为中央红军，中央苏区其快速成长的整个过程，就是在这个全国战略前提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么任何一支红军部队在纯军事意义上是绝无存活下来的可能性的，这一点军事指挥员应当心知肚明。换句话讲，部队及指挥官的生存希望及发展前景完全寄托在中共党组织和其推动的苏维埃运动身上。所以政治组织和政治人员对军事组织和人员就有巨大的心理优势。在这个优势之下，对军队干部的布尔什维克什教育才行得通。并且又进一步强化这个心理优势。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红军与中共关系和国军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大区别。从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反 AB 团和其他根据地肃反时，红军主力部队被政保人员整肃，几乎束手就擒的现象。

Y：这样的情形下，当中共决定长征时，它的全部准备工作着眼点还是换个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再建一块根据地，继续推行苏维埃运动，以期下一次点燃全国革命。

C：就像尝试点燃一个大爆仗，一次没点着，再点一次。不会去想想爆仗或许就根本是一截木头棍子。

Y：那是不可能的，当时他们怎么会有这个先见之明呢？如果有的话，怕是多数人就离开了吧。他们没有与此相关的任何知识，说到底，在毛成功之前，所有的革命史都没有这样的知识。所以中共人员也不可能做如是想。他们就是认定，换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个地方再干个一年二载，没准就成功了。所以，好不容易建立的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机构和人员架子，是十分可宝贵的。是不能放弃的，而且红军还必须对此提供不可动摇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些人员和设备，就是部队轻装上阵，那还不是变成了完全绝望的逃亡嘛。有些学者从今天的位置和知识去看当时的情形，指责博古他们“三人团”带政府锱重大队，是没有理由的。

C：理解了这个全国革命的战略，也就可以理解长征在遵义会议之前，前进路向的几次变化的依据，那就是寻找一个触发全国革命的新根据地。这个战略指导作用到遵义时，就开始变化了。

Y：这先按下不表。从长征准备到开始，红军作战部队状况和它保护苏维埃运动的作战任务，直接导致了“湘江之战”。“湘江之战”，红军折损过半，大部分是那些无战斗力的红军新兵员逃亡造成的，究竟是损失还是被迫轻装还不好讲。我倾向于认为湘江之战强行解决了一个难题，就是长征大队的轻装化，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战斗，任何轻装的建议都在政治上站不住脚。这一仗造成了轻装的事实，而又无须进行任何政治争论，如此恶仗打完，除了牺牲的人，没有任何人受到指责和批评。传说中毛泽东这个时候开始批评中央的指挥，我表示怀疑，即便是毛有这种批评，恐怕他也不会去指责湘江之战的，毕竟从长征开始到湘江之战，不过一个半月。况且，在此之前，长征很顺利。他主要是对五次反围剿及相关的人事安排提出指责。

C：说到军事路线的错误，也就是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到目前为止，分歧还是很大。想来，怎么可能分歧不大呢？前段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张召中不是一直在纳闷儿这个“人民战争”怎么就没见着，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怎么就没有发生嘛。这可是军事专家啊。当然，可以讲他是因为其他原因才这样说的。我倒是以为更可能是这样，他就是这么一个思考模式，张召中这类军事专家，就是在一种所谓的“人民战争”模式下训练出来的，已经成了思维习惯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一说到战争，他的所有想象都变成了“人民战争”神话的延伸了，彼时彼地的具体性对他完全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他对美军装备的细节描述上得到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则完全不能从他的战况分析中得到任何战场知识。同样的，当我们看中央苏区军事失败时，也就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游击战的放弃。我们在之五里也讲到此点。四、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有一个最应该注意的地方，就是作为红军，它同国军作战的方式，是因为国军的变化而变化的，强敌之下，只有如此。所以，同前三次就不会一样，这是常识。

Y：对，比如讲，这湘江之战，如果一三军团集中兵力去运动战的话，中央纵队就完蛋了；如果中央纵队也完全运动起来的话，就没有苏维埃了；没有中枢指挥机构了。前三次反围剿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共组织本身就是一支军队，不是一个“国家”政权。按“南征北战”的说法，没有坛坛罐罐，跑就是了。带足一个基本量的粮食弹药，就地解决给养，打土豪，用缴获和俘虏来补充损失，很简单。但当部队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后勤保障就是一个大问题，这法子就不灵了。给养还是就地打土豪，就势必分散兵力，给足补充的时间。如果诱敌深入的话，十几、几十个县的统治区域，搞坚壁清野很难做到。而且，敌人是步步为营，又如何诱敌深入呢？势必要守住一些重要的地域，不能放弃，否则就统治失效，原来的地域统治作废，这就是当时反对的“流寇主义”。解放战争的时候，华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中华东战场的后勤保障还是要靠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几乎完蛋。

C：所以，关于在湘江之战之后，毛泽东开始从军事上清算“三人团”的说法，我表示怀疑。才过去没几天嘛，仗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大家都该心中有数的。国军的那套战法，使红军没有多少空间，这既不是李德的错，也不是将军们无能，情形所迫罢了。湘江之战后，整个队伍有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气氛。这种气氛之下，毛的一系列“风凉话”就开始起作用了。说到底，湘江之战后，三人团没有什么锦囊妙计。那个时候除了革命大义支撑着大家的精神，其实谁都差不多，无计可施。毛也没有什么例外。

Y：但是任何被支撑的精神都要受到现实的挑战，从湘江之战到遵义会议，其间又是一个月。红军几次改变路向，都没有能达成建立新根据地的意图。特别是失去和二、六方面军团会合在湘西建新根据地的希望，使整个红军和中央相当的灰心。按前面的比方说法，爆仗是不是截木头还不知道，但点爆仗的火柴没有了那倒是真的。

C：这时候对革命本身有无悲观失望不好说，对革命策略的怀疑怕是无疑的。

Y：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总之，一种恐惧开始弥漫于这支空前绝后的坚定队伍里，即那个所谓的全国革命战略还有希望吗？或者讲，我们这支队伍还有希望去实践这个全国战略吗？这种恐惧感一旦产生，在彼时彼地的凶险环境下，就很难压下去了，中央当时发现这一点时，也试图用以前的政治手段予以压制，总政治部和保卫部当时发了很多指示，也抓了不少人，但没有成效。这种感觉就像传染病。

C：你是说，有了恐惧感？谁？红军战士？革命家们？这个恐惧感可能使决断力下降，决策层的自信心是下级所能感觉到的，这很要命。这点我们很有体会的，上级下令时的信心同下级执行的信心是相关联的。

Y：不论你何以名之，反正它开始侵蚀中共长征队伍的肌体了。这也很好理解。如此大的挫折，高级领导人，就那么几十个人吧，互相如何议论呢？如何向中级指挥官解释呢？指挥官们又如何向士兵们解释呢？到黎平会议时，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说是到黔北建根据地，怕是连自己都保不了。所以一到遵义，就改口讲去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了。这期间不过半个月时间，如此，你让中下级干部和士兵怎么想呢？C：中共到此为止，有两代领导人了。老一代，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出身高低，大都是些老于事故的江湖油子。他们这些人，如陈、李、张国焘、毛泽东，是在成年以后，转入共产党的。在他们成人教育过程中，他们是做为传统知识分子来培养的，而不是作为共产主义战士来培养的。他们是在成人之后，才因了各种缘由转入共产党的。他们往往深思熟虑，意志坚定。因为信了边缘化的共产主义，所以往往性格中有着一条道儿走到黑的劲头，也有一种要证明自己伟大给熟知的朋友同学看的那种偏狭。这就使他们对困难能作较有韧性的斗争。第二代领导人，典型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则是在成人教育过程中就是作为共产主义战士来培养的。他们这些人身上少了江湖气，多了书生气，更加由于苏维埃教育体系的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特点，使这些人特别的纯真，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冲动而敢于牺牲，但缺少独立思考，不怕困难大，就怕困难长，没有韧性，缺乏耐性。这点，当时从博古身上看很典型。四方面军的陈昌浩也是个典型。

Y：这些人走近了看，你不会喜欢的。他们都太自以为是了，很讨厌。如这个陈昌浩，后来灰头土脑，解放后任职编译局局长。据荣敬本回忆，这个陈局长搞起来运动来，还是热衷的很。我看不是陈昌浩爱整人，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太自以为是了。骨子里头认为自己真理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