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12 日，熊式辉、张嘉墩、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启动接收东北的实际工作。17 日，熊式辉等在和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次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这个要求给兴冲冲指望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可以顺利拿到东北的国民党政府兜头一桶冷水。
没等做出国民党政府反应，苏俄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对动产和可以拆卸的不动产尽量运回苏联（据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失为 85800 万美元，各种产业的生产力下降程度都在 50%以上，尤以钢铁、电力、机械等行业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对无法或不便拆卸的不动产或所谓经济权益要求中苏合办、共同经营。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排除其他方面尤其是美国卷入东北事务，以确保其远东地区的安全。苏俄吃相如此难看，完全是因为有恃无恐——东北就在我手上，国民党要想收回东北，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苏俄强硬的态度让弱小的国民政府一筹莫展，没办法，国民党政府只能先摸清苏俄的底牌。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9 09:31苏俄的胃口：经济合作换政治接收
1945 年 10 月 27 日，张嘉墩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进行了 “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的首次接触。斯氏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 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
中苏交涉还没结果，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变化。熊式辉等人到长春前后，苏俄拒绝国民政府军队在大连、丹东、营口等港口登陆，并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种种障碍。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然而客观现实却恰恰相反，军队登陆受阻，熊式辉等人在与苏方交涉中屡屡受挫。相反，中共军队迅速进人东北并扩大势力范围，巳经构成对国民党恢复其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威胁。
以此为筹码，苏俄终于向国民党政府开出了盘子。
11 月 14 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墩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经 营，这是苏联第一次向中方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16 日，斯氏再次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表示苏方愿将东北日本工业资本以中苏合办形式经营，双方各占一半股份。
国民党更注重对东北的政权接收，所以张在斯氏追问时明确提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想法传给了苏方。20 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墩正式提出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 “满业”和“满电”的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 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担任总裁，苏方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特意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政府接收的态度。
国民党的底牌：妥协还是强硬？
至此，双方的底牌已经很清楚了。国民党的态度是，我可以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但是，政治上要获得苏俄接收东北的支持；苏俄的态度是，只要你在经济合作上满足我的要求，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不成问题。双方底牌接近，似乎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是，交涉进展却出人意料的并不顺利。
其一，苏俄胃口太大。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为前“满业”和“满电”的产业与关东军经营的产业（如大连造船厂、锦州炼油厂等）。这些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 18%，机械 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水 泥 37%，电力89%。12 月 3 日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9处煤矿，14处电厂，3处钢厂，3处铁矿，19处非金属与 轻金属厂，6 处机器制造厂，8 处化工厂等，计 81 个单位，总价值38亿元（交还中方计146个单位，总价值22亿元）；苏方要求组 织 11 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非铁金属、水电、民用航空、北方 煤矿等 5 家公司，苏方占 51%的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 任，其余公司苏方占 49%的股份。
苏联的胃口相当大，所谓经济合作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主要精华，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绝大部分囊括其中，意味着苏联将控制东北的主要重工业。
其二，国民党政府内部反对声音很大。11 月 28 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张嘉墩、蒋经国等讨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因为身处东北交涉一线，备尝与苏方交涉的艰辛，张嘉墩对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其经济合作意图有较准确的认识。他提出“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所谓“精神谅解”就是国民党应以行动表现出对苏友好及对苏联在东北势力范围的默认与容忍。因为东北与苏联接壤，有较为长久的历史渊源，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而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
苏联目的是 “使今后东北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思与行动，更不能与苏联作敌对之准备”；“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一方面预绝他国利用东北觊觎苏联之野心，一方面亦预绝中国利用东北作以夷制夷之幻想”。
但是，张嘉墩对苏让步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宋国舅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议》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明确“特种产业”范围？） 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会后，张与宋、王又分别讨论此事，两人“深恐苏方得到经济合作权，而仍不让我接收，致政府所负之责任太大。且苏方之种种阻挠，巳使我方无法信任”，因此“目前万不能谈”——原来是担心承担责任！！！宋子文与王世杰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不少人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现在两人因害怕承担责任，不仅做了缩头乌龟，而且大唱高调。让一线交涉张嘉墩孤掌难鸣。
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墩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 11 月 28 日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原则：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壬世杰的同意，但宋、王对其中最关键的工业合作问题，提出须由双方政府协议并待东北接收后再谈，实际仍然坚持了他们不谈经济合作的立场。
12 月 4 日，张嘉墩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见时，马氏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张嘉墩遂提出在重庆拟定的原则方案，并强调须俟苏方撤军后再谈合作问题。7 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嘉墩谈话， 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具体方案。
因蒋介石事先有电要张按 “面授方针进行”，张遂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内容，并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 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 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做法，打与拉拢并施， 大棒与胡萝卜并用，一方面表示苏方愿将一半股份让与中国，“实系基于对华友谊之精神”，“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一方面又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在谈话中，斯氏反复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张则称经济合作不能“在苏联武力高压下成立”，双方争论两小时而无结果。所以，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由于国民党的拖延而迟迟不得开始。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9 09:32苏俄的战略诉求现在分析双方诉求。苏俄虽然依仗武力以强凌弱，吃相难看。但是撇开这些因素不论，其开出这个盘子倒不仅仅是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多是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防患于未然。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关东军这把抵在苏俄后背这把尖刀让苏俄高层领导人实在是刻骨铭心。当时苏俄面临德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几乎要到亡国的地步，就这样，苏俄还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强大的军力震慑日军，实在是依托东北强大工业体系的日本关东军威胁太大了！两线作战的阴影不仅是德国高级将领的梦魔，也是苏俄最大的隐忧。
所以，苏俄的设想是，通过中苏经济合作，不仅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而且彻底排除其他国家势力对东北的渗透。让东北不再成为某个假想敌可以发动对苏战争的工业基地，彻底解除远东方向的隐忧。
1945 年 12 月 29 日，在苏俄外交委员会副外交人民委员洛夫斯基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对苏俄的立场就有清晰的阐述：“我们不允许东三省成为另一大国施加经济与政治影响的场所，只有在我们积极参与东北三省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东三省。”苏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中国外交人员也明确提出：“苏俄对东北经济合作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
观念之误：丧权辱国还是招商引资？
国民党政府对苏交涉实在是全无章法。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认识到，没有苏俄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很难顺利接收东北，而东北如被中共占据则整个北方形势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国民党政府高层即准备妥协，打算以牺牲东北经济利益来获得苏俄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另一方面又因为党内反对声音实在太大，（甚至有人认为，答应苏俄要求相当于倒退 40 年，又回到李鸿章时代，丧权辱国以此为甚！）迫于党内的压力蒋介石又指示一线谈判人员张嘉璈：“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紧缩，不可放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所谓的紧缩，就要尽量压缩与苏俄经济合作范围，这个要求与苏俄要价差距甚远，导致中苏交涉失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国人观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首先苏俄将日伪设备资产作为自己的战利品，虽然中国不承认，但是已经成为现实，而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很难从苏俄嘴里把这些资财要回来。所以，所谓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议无非是苏俄出设备与技术与中国合资建设东北工业——按照现在的观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就是靠这样“招商引资”才获得高速发展。而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由于清末惨痛的教训，让时人对外国资本合资建设本国工业非常警惕，认为是丧权辱国。
因为这种观念，导致国民党政府大部分高层都反对答应苏俄经济合作要求，这使一线外交人员对苏俄交涉异常困难。
这里插一句，宋国舅在这个事情上表现极不光彩，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他，后期交涉原则上属于落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内容，偏偏这个时候，宋国舅不但变成缩头乌龟，什么责任也不担，而且呼应党内强硬派，一味唱高调，对国民党决策颇多误导，国舅误国，以宋氏为最。
美国佬横插一脚
中苏交涉进展不利，美国佬也来掺和。马歇尔就不止一次对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表示，对苏俄经济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1946 年 2 月 11 日，美国大使馆照会王世杰：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的人民，并可能对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不利地位。”美国人什么地方都想捞一把，话说当时中国国内大把的可以“参与中国工业发展的机会，”也没见美国人有什么动作，偏偏在东北事宜上态度强硬，压迫国民党政府拒绝苏俄要求。
何也？无非是最大程度消除其他国家对华的影响力，让美国在华势力一家独大。
中苏交涉失败，国民党失去大陆的重要伏笔
中苏交涉拖延不绝，情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十万军队以及两万干部正向东北水银泻地般扩张，唯一能阻止中共的只有苏俄。事实上苏俄也不止一次对国民党政府外交人员暗示，只要达成协议，苏俄将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
据史载。虽然国民党政府与苏俄交涉进展缓慢，但是苏俄对进入东北的中民主联军队并非友好。45 年 11 月，中共刚刚进入沈阳，苏军就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东北局机关与军队立刻撤出沈阳——“不走？就用坦克赶你们走！”这就是“老大哥”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对共产主义小兄弟最真实的嘴脸！
后来国民党政府与苏俄交涉失败。苏俄才开放东北全境让中共占据，规模巨大的日本关东军军火与装备，甚至包括一部分苏俄获取日伪的工业设备也统统移交给中共。让一贯财政窘迫的中共有了争天下的本钱。
反观国民党政府，因为东北交涉失败，连大连港都不能登陆，只得从山海关一点一点打出去。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民党政府牺牲了相当部分的主权，却什么也没得到。直到国民党军队打出关外，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时，才勉强让出一部分大城市交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外交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失败透顶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国民党政府答应了苏俄经济合作的要求，会出现什么结果？苏俄为了兑现承诺以及保证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将支持国民党军队将迅速占领东北，中共民主联军失去几个月的宝贵发展时机。东北的态势将有很大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中苏经济合作如果能够达成，那么，东北工业将很快得以恢复，依托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国民党军队无须关内的支持就可以保持相当大的军事力量。 国民党政府财政压力大大减少（内战期间，国民党中央财政在东北的军费约 1 亿美元/年，占国民党政府全年支出 40%），而中共“向北发展”战略将受到巨大挫折，那时，我军在东北能坚持基本的根据地已经就很不错了，很难再给予关内提供支持。没有东北的军火支持，关内解放军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解放战争将是另一种结局。
东北实在太重要了！其工业基础远远领先全国。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投降时，东北的主要日本产业有：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资本 26 亿日元，员工 34 万余名，管理东北及朝鲜北部共 1.3 万余公里的铁路；（2)满 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总资本57 亿日元，员工 26 万余名，其下属主要企业有“满洲制铁”（包括著名的鞍山与本 溪钢铁厂）、“满洲轻金属”、“满洲矿山”、“满洲飞行机”、“满洲 自动车”和满洲、阜新、鹤岗、密山四大炭矿，年产能力为铁矿 石 265 万吨，生铁 250万吨，钢133万吨，煤炭2260万吨，铝1.2万吨，铜矿石L3万吨，铅矿石3.3万吨，练习机1320架，汽车8000辆；（3)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简称“满电”），总资本 11.亿 日元，员工 1.6 万余名，电力总装机容量 121 万千瓦，其中火力 89万千瓦，水力 32 万千瓦（包括著名的水丰和丰满水电站）。
仅以钢产量为例，当时全国钢产量不过几万吨，还不及东北的一个零头！可见东北重工业对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蒋介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曾言：“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不保。”蒋介石可谓一语成谶。后来东野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大举入关，轻松的拿下华北。
东北外交失利为国民党政府失败埋下了伏笔。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9 16:26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也许国民党政府在 1943 年就已经崩溃；如果没有美国《军事援华法案》，蒋介石未必能下决心用武力解决中共；如果没有美国反对，也许中苏能达成经济合作协议，国民党政府全取东北；如果没有美国关键时刻抽身，国民党政府金融改革不会失败，国民党政府就不会失掉大陆。
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在 1945——1949 这个国共相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是国民党政府心中永远的痛。
1945 年 4 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病故，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是一个平庸无能，敏于言而拙于行的政客。对国际局势的掌控与前任总统相比连称职都算不上。
美国混乱的对华政策
1945 年 12 月 15 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这个声明被认为是当时最权威的美国对华政策阐述。声明指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应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并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
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
按照杜鲁门的声明，我们可以总结美国对华政策的两点基础。第一，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第二，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
正是因为美国明确表态，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杜氏声明在当时获得中共的赞赏。杜鲁门声明发表不久，中共中央就公开表示：“希望杜鲁门总统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协”。
实际上，杜鲁门声明的立场并没有坚持多久。对华政策很大程度被前往中国调停的马歇尔个人意志所左右，整个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种忽左忽右，混乱而又矛盾的状态。
1946 年 6 月 14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请注意，46 年 6 月，国共内战即将爆发，这个时候通过《军事援华法案》毫无疑问美国是要支持国民党政府军事解决中共。
6 月 26 日内战爆发，仅仅一个月后，美国对华政策来了个180 度大转弯——7 月 29 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军事援华法案》终止，不仅如果，美国还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对华武器禁运扩展到整个国际社会，很快，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
前后 1 个半月，美国对华政策大相径庭。这还只是开始，几个月后美国对华政策又发生变化：1947 年 4 月 9 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马歇尔把 6500 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 月26 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 月 27 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 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 4 亿美元，有 1.25 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
这 4 亿美元援助对当时财政与军事局势都江河日下的国民党政府可谓雪中送炭，如果援助落实到位，国民党政府未必不能稳定局势。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再出昏招。
蒋介石的昏招：国家关系变成私人恩怨
1948 年 11 月美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民调中，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支持率远远超过杜鲁门，于是蒋介石决定赌一把。他先是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约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动用一切力量，为杜威拉选票。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四百万美元巨款，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名义，不仅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还直接给杜威提供巨额捐助。11 月最后一周，杜鲁门奇迹般逆转形势，赢得美国大选。这下，国民党政府算是把杜鲁门彻底得罪个干净。好吧，国家关系变成私人恩怨。
赢得大选后，杜鲁门立刻变脸。先是拒绝了宋美龄要求给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请求。不但如此，连原来同意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杜鲁门也要拖延。49 年 2 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 1.25 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
由此可见 1948 年的军援到了 1950 年还未交完。
1949 年元旦，中共在三大战役中获得全胜，南京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期望美国发表一个措施强硬的照会来稳定人心。杜鲁门却冷淡的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反而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了南京，以其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中共的黄华的师生关系，试图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建立关系。不仅如此，美国还与桂系接触，表示支持时任副总统的桂系首脑李宗仁接替蒋介石的位置。
到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以后，杜鲁门更一度采取放任中共进攻，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 年 12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 “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 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1950 年 1 月，杜鲁门发表对台湾问题声明，宣称：“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 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此后不久，美国开始从台湾撤侨。
如果不是韩战爆发，台湾也许在 50 年代就已经被解放。
美国佬在想什么？美国对华混乱的政策反应了其高层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包括史迪威、马歇尔等人非常痛恨国民党体制内广泛不可抑制的腐败，希望能改组国民党政府，使之成为一个更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民主政府。所以，抗战胜利后才有了马歇尔调停，才有了杜鲁门声明，希望国民党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为了压迫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的主张，美国不惜在国共内战关键时期切断对国民党的援助。
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其要保持对华的影响力，又不得不依赖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美国的在华利益。所以，内战爆发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虽然一个月后又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军事援华法案》终止（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对外政策经常不统一，国会代表民意，而政府主张则更多体现执政高层的个人意志），但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失利，统治已经受到严重威胁时，又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通过了《1948 年援外法》希望能帮助国民党稳定统治地位。后期政策变调很大程度是杜鲁门的个人行为。
心胸狭隘的杜鲁门仅仅出于报复的心理，在国民党政府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干净彻底的抛弃了自己曾经的盟友。
等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美国人又开始反思：为什么失去中国。面对国会的广泛质疑，杜鲁门又打了鸡血一样，扮演所谓“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急先锋。先是派第 7 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接着赤膊上阵，直接充当韩战主力，60 年代再打越战，前前后后花了上万亿美元的代价以及十多万美国青年的生命，最后干脆又花费几千亿美元建立第一岛链的防线来遏制中国……话说当年美国只需要几十亿美元也许就可以帮助国民党政府稳定其统治。
谁说美国佬深谋远虑，战略布局长达数十年？
谁说美国佬可以得心应手操控国际局势？
谁说美国来无所不能战无不胜？
“美国就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9 22:47英法：被忽略的势力英法在国共内战时基本属于打酱油的角色。对国民党政府谈不上什么帮助，反倒是在国民党政府最需要军援的时候趁火打劫宣布禁运，在中共席卷中国的时候又首先承认红色政权——好吧，英法是有慕尼黑传统的。
英法为什么要首先承认红色政权？原因无它，因为他们希望保住印度支那、东南半岛以及香港的殖民地利益。
既然英法可以为殖民地利益率先与红色中国妥协，那么，在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殖民地利益作为筹码将英法绑进自己的阵营？
话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在印度支那以及东南半岛还维持着举足轻重的军事存在——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除了东北之外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北纬 16 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虽然，以国民党政府的实力还不足以吞掉这些英法传统殖民地，但是，面对印度支那、东南半岛此起彼伏民族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在当地的军事力量做点手脚，给英法增添麻烦实在太容易不过了。
以放弃支持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换取英法对国民党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少至少，将英法战争后庞大的也急需处理的剩余军火廉价拿过来难道很难吗？何至于在美国宣布军事禁运后，国民党政府拿着钞票连基本的军火都买到不啊！如此简单的外交手法不是国民党政府高层看不到，实在是因为长期半殖民地经历让国民党政府高层对“洋大人”总是存在一种“仰视”的卑微心理——骨头都软了，怎么指望他们能挺直腰杆办好外交？接下来谈谈日本。因为日本已经是死老虎，心理障碍一去，对日交涉立刻就变得有声有色。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9 22:48日本:让国民党政府吃成胖子
抗战胜利时，日本占领区是中国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对投降日伪的善后处理政策很大程度决定着日后国共斗争的政治版图。
当时国民政府执政重心偏处西南， 大量军队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
这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区，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为此，国民党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形势，等待其接收军队到来。
因为日本已经投降，属于死老虎。国民党政府处理投降日伪的关系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所以，一系列军政组合拳打得颇有章法。大棒严令威吓
1945 年 8 月 18 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 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 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嗯，你没看错，日军仅仅因为向其它中国军队投降，就将受到“武力制裁”！
所以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 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出于盟军之命令及仇共心理，冈村宁次对此表示出相当合作的态度。在8 月 18 曰他拟订的《对华处理纲要》中，就已提出对投降之处理原则，“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 取自卫武力行动。9 月 10 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 见冈村宁次，再次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冈 村表示，此点在蒋委员长下命令前我已下令实施，日军武器完全 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在国民政府 军队一时难以开到的北方，何应钦尤其要求日军注意保持地方， 他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 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 序。 胡萝卜怀柔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胜利日演讲中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战后对日政策，即所谓 “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 加以侮辱”。为此，对于投降后的日本军队，不称战俘而称徒手 官兵，保持其原有的部队指挥体系，将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负责传达、执行了中国战 区陆军总司令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宜”。
日军属于投降军队，“观瞻”所系，利用毕竟受到许多限制。 为了确保战后接收之顺利进行，对抗战期间投降叛国的伪军，国民党政府及时的抛出“乘机赎罪，努力自新”的新“出路”。
利用伪军充当急先锋
利用伪军力量控制局势是国民党政府罔顾民族感情的一着“高招”——既可使他们为接收效力，又可在接收完成后予以收编，增强己方力量。伪军多为原国民政府所辖部队，战时因种种原因而降日，但与国民政府间藕断丝连， 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脚踩两只船者所在多有。日本投降后，他们为了自身的前途，更是急于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而他们对当地情况之熟悉、对民众联系之广泛，均胜于日军，为国民政府的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还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即与沦陷区伪政权各级 官员通过不同的管道建立了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京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经过军统局戴笠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领受相关指令。日本刚刚投降，戴笠即于 8 月 15 日致函周佛海称：“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 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支持之也。”此后，周佛海便以上 海行动总队司令之名义，负责维持对国民政府接收最为重要之京沪地区。戴笠同时致电在重庆的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策动之127部伪军中实力较大之97部74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 先给予先遣军或先遣支队之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与阻止 “民主联军滋扰”任务。一时间，伪军之“反正自新”蔚为潮流，并担任了相当程度之维持地方的任务。
国民党政府军政齐下软硬兼施的对日为政策取得巨大的成功，因此虽然国民政府军队远在西南后方，一时不及赶到收复区，但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之接收，基本上是由国民政府进行的。接收的日伪军火与各种资财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9 22:48国民党发了大财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军队共接收日军步枪 685897 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辆，马匹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万吨。另外，国民政府还接收了大量的日伪资财，估价为 3.5亿?8 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物资，也可以说是国民政府 建立以来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笔物资，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实力也因此而得到极大增长。同时，由于日伪为国民政府维持地方， 中共借日本投降之机得到收复区部分大城市的计划基本没有实现。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认为：“蒋介石利用其合 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 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接收日伪资财对于国民政府在战后重新获得全国支配地位，并在国共斗争中占据实力优势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最大的资财也就是接收日伪部分。而美、苏、英、法给予国民党的援助少的可怜。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30 11:03中共外援之苏联篇
苏俄多方下注，中共总被忽略
在中国现代史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类比的。而对于意识形态相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苏联的影响也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众所周知。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与苏联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与苏联这种特殊的关系还远远不足以影响苏联的对华政策走向。苏联的对华政策从头到尾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其对华政策也多方下注，很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土地革命时期，苏联在中国先后就在蒋、冯、新疆的盛世才、中共等多方势力投资。而当时给中共的援助是最少的。
抗战时期，出于远东安全的考虑，苏联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援助总额达到 3 亿美金，在太平洋战争前，苏联是国民政府最大的外援提供着。而同期给中共的援助却少的可怜，最大一笔不过 30 万美元。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中共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其目的无非就是依托苏联来取得发展。但是，苏联对中共力量估计不足。东北交涉一开始还是主要以国民党为谈判对象。只是后期与国民党关于东北经济合作交涉失败，苏联才转变态度，大力支持中共发展。
1983 年 8 月 9 日，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书提出了意见，就苏联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曾有这样一段概括——“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陈云的这段总结，可以说是宏观上最准确的概括，道出了当年苏联态度的两面性：一方面因不大相信中国革命会很快胜利，且受对美蒋外交关系的束缚而限制过中共活动：另一方面还是“尽力帮助”，而且后者是占主导地位。正是这种两面性，导致中共进入东北的经历曲折多变。
中共中央派部队进入东北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有过出尔反尔的表现，许诺提供武器后一度又反悔，苏军在东北也有过纪律败坏和拆运机器充当战利品等引发老百姓不满的行动，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中留下了阴影，并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延续几十年的抱怨。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还应该承认：正是有苏军出兵控制了东北，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大举向那里发展。美军登陆占领的天津、青岛、秦皇岛等地，都立即交给国民党作为进攻解放区的基地，中共根本不能在那里插足。东北解放后，苏联提供的援助又是当地迅速建成国家工业基地的重要保障。
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秘密提供武器援助，也是受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全局考虑所左右。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反复多变，又主要受苏美关系影响。苏联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却为此付出了死亡2700万人(其中军人866万)、经济损失3000亿美元(当时价值)的沉重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环境，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从二战结束前夕直至 1948 年，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总体意图是“中立中国”，因轻视中共力量而以蒋介石政权为主要交涉对象，外交努力的中心是获得在华利益的同时又防止国民党当局全面倒向美国。
1945 年 2 月召开雅尔塔会议和随后谈判中苏条约期间，美苏因有共同对日作战的目标而关系尚好，斯大林在与蒋介石谈判时就不照顾中共的利益。苏联同美英达成了在远东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6 月至 8 月同国民党又达成了人称“外蒙换东北”的交易，即以国民党政权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承诺将东北只交给国民党政府而不交给中共。因为对中共力量估计不足，有关《雅尔塔协定》、出兵东北和中苏外交谈判内容苏联都未向中共通报，在日本投降后还致电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不能打内战。毛泽东多年间对此事一直积愤在胸，曾指责斯大林在中国犯了“不许革命”这样的大错误。
苏联出兵东北后，同他们会师的并非是有过正式协议的国民党，而是独立自主抢先进入这里的中共武装。出乎意料的相遇，让苏军处于两难的窘境：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多年的友情，一些官兵表现出热情并给予了少量帮助，一些领导人却害怕引发外交纠纷而限制中共部队行动。9 月中旬以后，因美国停止战时以租借物资援苏的做法，还坚决不允许苏军在北海道登陆参加占领日本，国民党当局又全面倒向美国，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便发生变化。苏军不仅允许八路军部队秘密进入东北，还移交了日军仓库中的许多武器，并许诺只允许国民党官员而不允许其军队进入东北。10 月 4日，苏共代表又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他们会把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和占领区全部移交。当天中共东北局兴奋地向中共中央报告“老大哥”的态度是：“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30 11:04得到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深受鼓舞，决定从各战略区再调30 万部队到东北以便接收。进入 11 月中旬，风云突变。苏联在国民党当局抗议下，强令中民主联军队退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以及中长铁路沿线，不再移交武器，还一度中止与中共东北局的联络。从国际大气候看，此刻苏联与美英两国议定下个月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有在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斯大林便担心如过于接近中共会引起国民党及其后台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苏方便不惜违背诺言，牺牲中共的利益，来换取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的好感。如再看看后来的历史，赫鲁晓夫那种背信弃义毁合同的做法，其实在1945年就已初见端倪。
苏俄与国民党谈判破裂，转头支持中共
进入 1946 年初春，美苏在全球开始了新冷战，苏联与国民党当局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又趋于破裂，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便再度热情起来。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将一批日本武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并在联合国谴责美国支持国民党加剧中国内战。1947 年秋季以后，美苏在西欧形成军事对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斯大林更增加了对中共援助。不过为避免同国民党政权彻底破裂，苏联在 1949年夏季之前没有向中共提供过本国制造的一枪一弹，移交的都是缴获日本、德国的武器，甚至还有美国对苏的租借物资。
斯大林在东北给予中共的支持，实际上违反了《雅尔塔协定》以及《中苏友好同盟协议》中的约定，不过从其国家战略的角度也不难理解，面对美苏矛盾日益尖锐和国民党完全投靠美国的形势，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在中国支持一支能抗衡美蒋的力量。所以，当时斯大林一面对中共不信任，一面又给予援助；一面同美蒋交易东北问题，一面默许中共在那里发展力量。这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都统一到一个目标上，即苏联期望在远东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利益驱动下，当年苏联方面对中共的态度便像多变的睛雨表，随着国际形势和自身利害的关系，热度如同水银柱那样忽上忽下。
苏俄援助巨大，足以改变东北国共力量对比
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主要是军火与物资。
关于中共在东北接收的武器数量，前苏联有两种说法：
一是当时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 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 辆坦克，861 架飞机，约 12000 挺机枪，将近 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 一 1949)下》P72）
二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话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中提供的数据：“步枪约为 70 万枝，机枪约为 12000-14000 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 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版，P250）但这两种说法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来认为他们夸大了缴获关东军武器的数量；二来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 1960 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公布的，因此有夸大对中共援助的嫌疑；三是此数据与国内现有的党史军史中所载东北解放军持有的武器数量差距较大（实际上有相当部分运进关内支援关内解放军作战）。因此，苏联的数据有较大的争议。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 60 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30 11:051945-1948 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枪支 30 万，轻重机枪 2 万挺，各种炮 1500 门，弹药无数
1945 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占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1200 余万发。”（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过度阶段军事斗争回忆》P106）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 500 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 5000 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 80 门，轻重机枪 690 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 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 1 辑，第 44 页）
（3）1945 年 9 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 20000 余支，轻重机关枪 1000 挺，20 多万发子弹，还有 155 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4）1945 年 9 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在此背景下，9 月 21 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 11 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 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 80 门，迫击炮 100 余门，子弹稍多”。(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5）1945 年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 月 4 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 100 余门，各种弹药将近 2000 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 月 25 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 300 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 年 10 月 25 日）（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 1.2 万支步枪和 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 万支，机枪约 4000 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 6 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 2.4 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 年 11 月 7 日）（7）1945 年 12 月 29 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P285、P292）（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 年 3 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 年 3 月 16 日。）(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 1946 年 4 月 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 25 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
（10）1947 年 10 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 30 个步兵团、2 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动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 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 17 辑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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