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把这场清法战争看成天降良机,1884 年 9 月 9 日,自由党总理(总裁)板垣退助面见法国驻日公使萨奎其,要求法国提供 100 万美元作为他们在朝鲜搞政变以配合法国人在安南行动的活动资金。那时日本政界全体一致,八仙过海地想在朝鲜策动政变。参议伊藤博文怕被自由党抢了头功,干脆自己上阵,指挥《汉城旬报》主笔井上角五郎和朝鲜独立党的金玉均,朴泳孝联系,具体策划政变计划,并通过驻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把朝鲜在壬午兵变后付出的 55 万日元的赔偿金中的 40 万元交还给独立党人作为政变资金。

当时朝鲜除了这个主张独立的独立党之外还有一个由闵氏家族的闵泳翊领导的“事大党”,“事大”这个字出自《孟子》的“以小事大”,那意思是小国应该跟着个大国,像韩国这样的小国就应该跟着中国这样的大国,几千年都跟下来了,现在也还是大清保险。这两个政党如同水火势不两立,互相指责对方是“韩奸卖国贼”。

1984 年 12 月 4 日晚上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独立党人发动了政变。是为“甲申政变”。

那天,朝鲜国王高宗李載晃在王宫举行宴会庆祝汉城邮政局成立,韩国朝野名士,外国公使武官群集一堂。来客中突然出现了 20 来个刺客,在金玉均“请安静,请安静”的命令声中,将国王的亲信重臣一一杀死。这时 200 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突然开进了王宫,这是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守备队,根据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汉城由驻兵千名的权力,但是当时在汉城的日本兵就只有 200 名,这次是倾巢出动了。

在场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站起来大声宣布:“为了防止不测事件,应朝鲜国王的要求日本派兵保护朝鲜国王的人身安全”,这时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早把警卫王宫的朝鲜兵不知道给赶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是金玉均们向李載晃国王宣誓表忠,国王也作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和闵氏家族领导的事大党划清界限,表示从此以后重用独立党的金玉均们。竹添公使又来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事件是因为独立党和事大党的矛盾激化而起,日本和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军队仅仅是应国王的要求而进入王宫”。这就有点太看不起全世界人的智商了。其实政变 22 天前的 11 月12 日在竹添发给井上馨外务卿的电报中就很清楚地表示:“为了打破在朝鲜清国的优势地位,煽动亲日派的独立党发动内乱”。

作者:俞天任 日期:2008-07-24 09:40

(八)井上馨向刚刚从欧洲视察回来的伊藤博文参议汇报了朝鲜局势。伊藤博文指示说:“各国对朝鲜问题都很神经质,要慎重行事。不能给人以干涉内政的印象,尤其在公开场合。

朝鲜王室不能有生命危险”。

于是才有了 11 月 28 日井上馨发给竹添的谜一样的外交电报:“许可乙案”,这是因为除了“保护朝鲜国王”的“乙案”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干涉”的“甲案”。

政变以后立即成立了以国王的亲戚李载元为首相,朴泳孝为副首相,金玉钧为大藏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办事效率还挺高,立即就开了会,决定了这么几条:1. 从此国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为独立国家的君主。

2. 废除对大清的朝贡。 3. 废除旧内阁,修改税制,废除宦官。

4. 加强王室的透明性

等 14 条,一句话,朝鲜独立了。

但是,就独立了一个晚上。

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晚上——到半夜里独立党人和日本人正在一起庆祝“独立”的时候,李载晃就瞅空溜了出去找袁世凯去了。正当竹添公使发现了没了正主惊叫“完蛋了” 的时候,袁世凯在下令:“全体出动,进攻王宫,把日本人赶出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虽已频临死亡,或者说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但在外表上还很可观。如果说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君臣全在混吃等死也不公平,他们也还是想整治好大清的。特别在应付这次政变时,一来是袁世凯能干,二来大清也没有了退路。清法战争,虽然有镇南关大捷这样的胜利,但整个战争是大清大败。左宗棠指责李鸿章签下《中法天津条约》是“误尽苍生,落千古之骂名”等等只是攻轩,并没有多少道理。

中国失去了安南,那么多属国就只有朝鲜了。现在来打朝鲜主意还居然是一直也有点属国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鸿章袁世凯们抓狂。所以这次袁世凯亲自带领 500 精兵攻打王宫,同时清军还进攻了日本公使馆,把个公使馆给烧了,让你首尾不能相顾。但是这边攻王宫的倒停了一会儿战——放日本公使和日本守备队逃生。袁世凯在没有李鸿章的指示以前,不敢扩大事态。

“甲申政变”完全失败,金玉钧随竹添公使从济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变完全失败,国王落在清军手中,清军已经完全控制汉城”的报告后立即报告了三条实美大政大臣后召开了有山县有朋内政卿,大山严陆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卿和伊藤博文参议参加的联席会议紧急协商,结果是由井上馨作为全权大使带领由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两名副使率领的两千军队来朝鲜兴师问罪。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谈判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凯原来就有驻朝鲜的三千人马以外,事发以后李鸿章又增派吴大征带领陆海军五千去往汉城增援,而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之二就是日本政府从《江华岛条约》以后就一直在制造“朝鲜是独立国家”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日朝双方在“日本为什么出兵王宫”这件事上扯了一个星期皮以后,以朝鲜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是向日本支付赔款,朝鲜方面承担日本公使馆被焚的责任,出钱重修日本领事馆。

那么手握八千兵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就在一边干看着?当然不是,但是袁世凯无能为力,首先日本政府极度警戒在谈判时大清的参与,再三向朝鲜方面表明一旦发现有大清参与就立即“停止交涉”,实际上就在《汉城条约》签字前一天的 1 月 8 日吴大征还以“大清钦差大臣”的身份硬闯会场试图扭转局势,但被井上馨以吴大征没有全权证书且与清国的谈判另外进行为由而拒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12 月 19 日汉城城内的日军败于清军,退到济物浦的时候,英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过“大英帝国不愿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交火”的意向,而背后在运动英国是远在东京的伊藤博文参议。

伊藤博文在看到袁世凯在汉城作壁上观以后知道了李鸿章的软弱态度后,于1885年2月24日与同为参议的西乡从道赴天津和李鸿章谈判善后。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点是:

1. 处罚驻守汉城的清军指挥官。

2. 清军从汉城撤退。

这完全是一种狮子大开口的讨价,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刚刚大败于法国的大清实际上不是像李鸿章口头上所说,“我们准备大打一场,和法国都已经不辞一战了”的那么气壮如牛的。经过 13 天六次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为以下三条:

1. 大清和日本在 4 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军。

2. 双方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 3. 日后朝鲜国内有重大变化,双方在派兵以前需照会对方。

这个条约的要害在于承认了日本拥有了出兵朝鲜的权力。

当时的李鸿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汉城需要三天,而清军到汉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军出兵朝鲜,清军也能占先机。

但是占了先机以后怎么办,李鸿章好像没有考虑过。

纵观 19 世纪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让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没有失败过,但必须公平地承认日本人犯的错误少得多,而且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和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不一样,会灵活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错误。而大清号称外交随一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们比起来,未免相形逊色太多。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明治时期的日本确实俊才云集。

比如此时日本驻中国公使就是榎本武扬,而驻天津领事居然是以后的内阁总理原敬。

而大清却是一再一再的失误。1989 年又出现了“防谷令事件”。

日本商人对于朝鲜半岛米麦的囤积和抢购,使得朝鲜半岛粮食价格飞涨,民不聊生。1889 年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突然宣布禁止从元山向日本出口粮食。由于这个禁令,日本商人遭受了 14 万日元的损失,日本政府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烈抗议。

但是朝鲜方面调查下来的结果是,国王不知此事,赵秉式只是执行袁世凯的命令而已。袁世凯的想法或许没有错,但袁世凯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而变得很小,而且还出来了“国际惯例”这么个根据列强的价值标准而变化的怪胎。

随心所欲的行动除了授人以柄除外,得不到任何东西。

作者:俞天任 日期:2008-07-25 11:22

(九)“防谷令交涉”持续了四年之久,最后在 1893 年的 5 月终于以朝鲜政府全额赔偿日本商人的损失而告结束。袁世凯在这起事件中的作用为后来日本煽动舆论和大清开战提供了极好的口实。

好像是怕日本人找不到开战的口实似的,第二年又出现了“金玉均暗杀事件”。

金玉均是朝鲜独立党的头目,策划甲申政变而被朝鲜朝廷视为“大逆”,恨之入骨,悬赏巨金要金玉均的脑袋。但是金玉均以“岩田周作”的化名躲在日本,受着日本政府的保护,朝鲜朝廷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被拒绝以后,先后四次送刺客到日本但都失败了。

第五次的刺客比较另类,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立志要做外署督办(外交部长)的洪钟宇。朝鲜朝廷高额悬赏金玉均的脑袋,可洪钟宇除了必要的经费之外不要钱,他要的是官位。

朝鲜朝廷实在是对金玉均恨之入骨,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洪钟宇的条件。洪钟宇来到日本,以认识李鸿章公子李经方为诱饵诱使金玉均去上海和李鸿章谈判。

如果洪钟宇完全是在说谎,那金玉均也不会上当,这事倒霉就倒霉在洪钟宇并没有完全在说谎。洪钟宇确实认识李经方,而且确实向李经方介绍了金玉均,说金玉均愿意改邪归正,是大清的可用之才,于是在上海养病的李经方确实发出了“家父愿意见金玉均一面”的信息。

金玉均在见到李经方的回信时欣喜若狂,满脑子想得就是见到李鸿章以后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李鸿章采纳他的意见的场面,“哼哼,能同时利用清日两国的,舍我其谁也”,把头山满,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劝阻的意见一脚踢出老远,跟着洪钟宇在1894年3月27日乘坐“西京丸”号客轮就去了上海。

外务大臣(日本从太政官制改到内阁制是在 1885 年,此后的“卿”就改成了“大臣”)陆奥宗光拿着报告金玉均死讯的电报气急败坏地冲到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已经是28 日晚上了。出乎陆奥外相的意料,伊藤博文不急不慢地分析了形势:“金玉均是在日本法律保护下的人,这个人被刺客骗去了上海,而且还牵扯到李鸿章的公子,现在就看清国,噢,不,应该说李鸿章如何处理此事了,你是不是准备向清国要求引渡凶手和金玉均的尸首?”“当然。” “不用急,先看李鸿章如何动作,发电报叫

上海总领事馆静等国内指示,不要贸然行动。”满腹狐疑的陆奥离开以后,这次来的是内务大臣井上馨,井上馨开口就是“事情的发展很有趣”。

伊藤博文制止了井上馨进一步说下去:“闻多(井上馨的字),不要说不谨慎的话”。

但是井上馨还是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洪钟宇干的真漂亮”。

原来,朝鲜朝廷派出来的暗杀金玉均的刺客洪钟宇,其实是在井上馨的指挥下行动的两面间谍。而这个绝密行动连外相陆奥宗光也不知道。

洪钟宇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公部局抓获。日本总领事馆向工部局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被拒绝,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交给了上海道台。

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命令下,凶手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被交给了朝鲜。

李鸿章可能是这样想的:“这样可能会激怒日本,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能和大清对抗的武力,不足为虑。反过来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朝鲜朝廷对大清感恩戴德,对把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朝鲜很有帮助”。

起码李鸿章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整个暗杀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套。这边的伊藤博文对陆奥宗光外相来向他汇报犯人和尸首都已经由工部局交给上海道台,再不向上海道台交涉就为时太晚了的时候,喊来了内务大臣井上馨:“洪钟宇说了些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估计金玉均的尸首会交给朝鲜。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先看朝鲜如何处理金玉均的尸首再做主张”

陆奥宗光此时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如同伊藤博文的估计,李鸿章果然将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交给了朝鲜朝廷。而且为了显示大清朝的威风,特地使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

朝鲜朝廷将金玉均的尸首进行了“凌迟”,在杨花镇竖起了一面上写着“大逆不道玉均”的大旗把被凌迟了的尸首晒干了示众。

这时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才在外务省的指示下向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提出抗议。但被赵秉稷严词拒绝:“公使先生,虽然金玉均是被凶手骗到上海去的,但是一直在向我们通报金玉均的去向的不正是阁下吗?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不道的罪犯,如何处理金玉均是朝鲜的内政。”大鸟圭介扔下一句话,扭头便走:“你们要对今后在日本和清国朝鲜之间发生的一切负责”。

此时日本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尾崎行雄,犬养毅等论客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演讲攻击大清,朝鲜和“软弱的政府”,里面跳的最高的就是现在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

福泽当时在《时事新报》上是这样写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杀,韩国官吏并没有到天津去和李鸿章商量,可是清国军舰就能迅速动作,令人感叹。相形之下,从金玉均遇害开始所见之日本人举动,如同迟缓病人一般,也是令人惊奇”。

应该说这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十分满意的,因为舆论已经在朝着批判政府,批判首相的方面发展,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只要有一个口实就可以开战了。因此伊藤博文召回了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应该说大鸟圭介原来是一位主张“日清同盟论”的人物,他的看法是日本和清国应该齐心合力联合起来把欧美列强从亚洲赶出去。在汉城也多次和袁世凯会面,讨论如何推进朝鲜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但现在这种论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现在的问题是何时和大清开战了。

可是,大清是亚洲第一大国,维新只有 30 年不到的小国日本,和大国大清开战就能够赢吗?

作者:俞天任 日期:2008-07-25 11:26

(九)“防谷令交涉”持续了四年之久,最后在 1893 年的 5 月终于以朝鲜政府全额赔偿日本商人的损失而告结束。袁世凯在这起事件中的作用为后来日本煽动舆论和大清开战提供了极好的口实。

好像是怕日本人找不到开战的口实似的,第二年又出现了“金玉均暗杀事件”。

金玉均是朝鲜独立党的头目,策划甲申政变而被朝鲜朝廷视为“大逆”,恨之入骨,悬赏巨金要金玉均的脑袋。但是金玉均以“岩田周作”的化名躲在日本,受着日本政府的保护,朝鲜朝廷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被拒绝以后,先后四次送刺客到日本但都失败了。

第五次的刺客比较另类,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立志要做外署督办(外交部长)的洪钟宇。朝鲜朝廷高额悬赏金玉均的脑袋,可洪钟宇除了必要的经费之外不要钱,他要的是官位。

朝鲜朝廷实在是对金玉均恨之入骨,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洪钟宇的条件。

洪钟宇来到日本,以认识李鸿章公子李经方为诱饵诱使金玉均去上海和李鸿章谈判。

如果洪钟宇完全是在说谎,那金玉均也不会上当,这事倒霉就倒霉在洪钟宇并没有完全在说谎。洪钟宇确实认识李经方,而且确实向李经方介绍了金玉均,说金玉均愿意改邪归正,是大清的可用之才,于是在上海养病的李经方确实发出了“家父愿意见金玉均一面”的信息。

金玉均在见到李经方的回信时欣喜若狂,满脑子想得就是见到李鸿章以后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李鸿章采纳他的意见的场面,“哼哼,能同时利用清日两国的,舍我其谁也”,把头山满,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劝阻的意见一脚踢出老远,跟着洪钟宇在1894年3月27日乘坐“西京丸”号客轮就去了上海。

外务大臣(日本从太政官制改到内阁制是在 1885 年,此后的“卿”就改成了“大臣”)陆奥宗光拿着报告金玉均死讯的电报气急败坏地冲到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已经是28 日晚上了。出乎陆奥外相的意料,伊藤博文不急不慢地分析了形势:“金玉均是在日本法律保护下的人,这个人被刺客骗去了上海,而且还牵扯到李鸿章的公子,现在就看清国,噢,不,应该说李鸿章如何处理此事了,你是不是准备向清国要求引渡凶手和金玉均的尸首?”

“当然。”“不用急,先看李鸿章如何动作,发电报叫上海总领事馆静等国内指示,不要贸然行动。”满腹狐疑的陆奥离开以后,这次来的是内务大臣井上馨,井上馨开口就是“事情的发展很有趣”。

伊藤博文制止了井上馨进一步说下去:“闻多(井上馨的字),不要说不谨慎的话”。

但是井上馨还是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洪钟宇干的真漂亮”。

原来,朝鲜朝廷派出来的暗杀金玉均的刺客洪钟宇,其实是在井上馨的指挥下行动的两面间谍。而这个绝密行动连外相陆奥宗光也不知道。洪钟宇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公部局抓获。

日本总领事馆向工部局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被拒绝,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交给了上海道台。

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命令下,凶手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被交给了朝鲜。

李鸿章可能是这样想的:“这样可能会激怒日本,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能和大清对抗的武力,不足为虑。反过来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朝鲜朝廷对大清感恩戴德,对把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朝鲜很有帮助”。

起码李鸿章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整个暗杀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套。

这边的伊藤博文对陆奥宗光外相来向他汇报犯人和尸首都已经由工部局交给上海道台,再不向上海道台交涉就为时太晚了的时候,喊来了内务大臣井上馨:“洪钟宇说了些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估计金玉均的尸首会交给朝鲜。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先看朝鲜如何处理金玉均的尸首再做主张”

陆奥宗光此时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如同伊藤博文的估计,李鸿章果然将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交给了朝鲜朝廷。而且为了显示大清朝的威风,特地使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

朝鲜朝廷将金玉均的尸首进行了“凌迟”,在杨花镇竖起了一面上写着“大逆不道玉均”的大旗把被凌迟了的尸首晒干了示众。

这时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才在外务省的指示下向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提出抗议。但被赵秉稷严词拒绝:“公使先生,虽然金玉均是被凶手骗到上海去的,但是一直在向我们通报金玉均的去向的不正是阁下吗?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不道的罪犯,如何处理金玉均是朝鲜的内政。”大鸟圭介扔下一句话,扭头便走:“你们要对今后在日本和清国朝鲜之间发生的一切负责”。

此时日本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尾崎行雄,犬养毅等论客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演讲攻击大清,朝鲜和“软弱的政府”,里面跳的最高的就是现在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福泽当时在《时事新报》上是这样写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杀,韩国官吏并没有到天津去和李鸿章商量,可是清国军舰就能迅速动作,令人感叹。相形之下,从金玉均遇害开始所见之日本人举动,如同迟缓病人一般,也是令人惊奇”。

应该说这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十分满意的,因为舆论已经在朝着批判政府,批判首相的方面发展,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只要有一个口实就可以开战了。因此伊藤博文召回了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应该说大鸟圭介原来是一位主张“日清同盟论”的人物,他的看法是日本和清国应该齐心合力联合起来把欧美列强从亚洲赶出去。在汉城也多次和袁世凯会面,讨论如何推进朝鲜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但现在这种论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现在的问题是何时和大清开战了。

可是,大清是亚洲第一大国,维新只有 30 年不到的小国日本,和大国大清开战就能够赢吗?

作者:俞天任 日期:2008-07-26 10:23

(十)

三.“最讨厌的就是丁汝昌”

1891 年 7 月 13 日,离甲午战争还有四年。

东京小石川炮兵工厂的小石川后乐园。受外务大臣榎本武扬的委托,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中将在这里召开一个游园会形式的欢迎宴会。贵宾是大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正在日本访问的包括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镇远号”在内的七艘军舰上的 50 名大清水师军官。

桦山资纪气恼地对海军次官伊藤雋吉少将说:“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丁汝昌,榎本外相硬要讲什么‘日清友好’,这样,明天全体出动去会会这个迟早要在战场上见面的敌人,大家都把这个丁汝昌的脸给我记住了,把军务局长喊来。”当时的海军省军务局长就是伊东佑亨少将。伊东一进门,桦山资纪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伊东君,你说丁汝昌这次为什么走这么条怪路,从下关进日本经濑户内海绕纪伊半岛到东京来?”这位后来指挥着联合舰队大败北洋水师,一直晋升到元帅海军大将的伊东少将回答说:“丁汝昌这是在向我们

示威,那意思是说日本的内海就是北洋水师的庭院,如

果日清开战,他能指挥着北洋水师一口气攻到东京。去

参加欢迎宴会没问题,但请大臣无论如何也要恳请外务

大臣和首相同意我们也去访问一次清国”。

第二天,伊东佑亨在游园会上劈头对丁汝昌就说:“丁提督,能不能让我参观一下你们伟大的超级战舰‘定远号’?”丁汝昌坦然地笑了笑:“什么时候都非常欢迎,但是您只能看,我们不会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丁汝昌有资格坦然,这艘长达 95 米,满载排水量 7355吨,航速 16 节的的德国造战舰“定远号”是当时远东的最大新型战舰,装备在“定远号”上的两门 30.5 厘米双连炮能够毫不容情地把所有敌舰送进海底。让你伊东佑亨参观一下又怎么样?第二天伊东少将在丁汝昌的陪同下参观了“定远”“镇远”两舰。

桦山海军大臣在海军省等着伊东的报告。

而伊东的报告是:“如果现在和清国开战,我们没有胜利的可能,只要‘定远’和‘镇远’两舰就能把全部常备舰队送到海底。阁下,军舰,我们要军舰,我们是四面环海的海国,卫国就是卫海,拥有能和‘定远’对抗的军舰是我们最要紧的。” 桦山叹了一口气:“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被称为海军的“头脑”,位居军务局长,实际上指挥着日本海军的伊东佑亨被逼着说出来了“没有胜利的可能”。

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北洋水师访日的目的——向日本示威的目的,确确实实地达到了。

其实,在这之前5年,1886年的8月,北洋水师就派出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巡洋舰为首的四艘军舰(还有两艘是“济远”和“威远”)访问过日本,带队的还是丁汝昌,那次是在黄海演习完毕以后,开到长崎去修理军舰去的。修理军舰也没有必要到日本去,所以其实有个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里面。 但那次的长崎寄港闹出了一个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清国长崎水兵事件”,北洋水师士兵因为嫖妓和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死 10 人,伤70 余人,结果是日本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了事。

时隔五年,北洋水师虽然没有增加新舰新炮,但还是让伊东佑亨垂头丧气。

但有人不这么看。

回航时北洋水师还是走濑户内海,在广岛的宫岛锚泊时,接受了吴镇守府长官中牟田仓之助中将和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的访问。在这次访问“平远号”声称故障,进入吴军港检修,其实是有点观察和侦查日本海军技术程度的意思。

但是结果是北洋水师的底细被人家摸了个底掉。东乡平八郎大佐几乎每天不是军服就是便服在码头观察“平远号”,最后的结论是:“清国舰队不足为虑,他们只是一把褪了火的宝刀。宝刀确实是宝刀,但是已经褪了火,真正需要的时候派不上用场”。为什么这么说呢?用东乡的原话:“神圣的炮口上,挂了不少东西,从内裤到袜子什么都有,怎么看怎么像晾衣杆,这还是在外国的

港口呢,甲板上也是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整理”。

“炮口是军舰的灵魂,从清国舰队能够毫无顾虑地这样做就知道这支舰队的士气,从军官到士兵没有任何紧张感,军舰本来所具有的力量发挥不了,没什么可怕的”。

这是在说海军的软件,没有配套的软件,光有硬件是不能被称为海军的。东乡平八郎看出了北洋水师是软件配套没有赶上硬件购置。

但日本海军呢?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建设是先从软件建设开始的。

19 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什么能像变戏法一样出现了一支包括陆海军的很强大的军队?应该归功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这两个培养军事指挥官的军事院校的办校成功。

明治二年(1869 年),兵部省在《应该创立大海军的建议》中是这么说的:“军舰因为士官才有精神,没有士官,则水夫将无所作为。水夫无所作为,则舰船也就成无用的废物。

而海军士官所必须掌握的深奥学术的练成绝非容易之事,所以当前一大紧要事项就是尽快创办学校。”建设一支海军,需要的东西很多,比如起码要有军舰,要有操纵军舰的人员和这些人员如何构成的组织。一般来说这三要素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军舰,但其实军舰问题其实最好办,最简单。只要拿得出钱,什么都能买的到。当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还有美国全都在亚洲膘着劲明争暗斗,什么最新式的军舰都买得到,困难其实是人员培养训练和编成控制。

在伊东佑亨大发没有军舰的感叹时,日本海军已经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来努力培养和组织海军人材了,而且这种努力的效果已经到了初见成效的时候。

1870 年,明治政府模仿幕府的“长崎海军教习所”在东京的筑地开设了“海军操练所”,第二年改名为“海军兵学寮”,到 1876 年改名为“海军兵学校”。1888 年搬到了广岛县的江田岛,在东京的海军兵学校原址上办了海军大学校。

中国人通常把在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称为“江田岛海军学校”,这要归功于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使用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电影《啊,海军》里面的翻译。

海军兵学寮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兵学寮”同时设立,可改名字比陆军晚了两年,这么一来“士官”这个词被陆军用了去,只好凑合着用“兵学”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词了。其实陆军有点怪,在除了“陆军士官学校”这个校名之外再也不用这个词,用的是“将校”。可是海军除了学校名不用“士官”这个词以外在其他场合则是大量使用这个词。

在日本海军术语中,“士官”不是指的“下士官”,而是相对于“士兵”而言的反义词,也就是“军官”的意思。少尉是“士官”,大将也是“士官”。

日本陆军 1887 年开始从法国式转为普鲁士式教育。海军的转型更早,从海军操练所设立开始就从原来的法国式教育转到了英国式。1873 年开始英国派出以后来一直做到北美舰队上将司令官的道格拉斯(Douglas,Sir Archibald Lucius)少校为首的 34 名教官来日本,英国人在日本一呆就是 17 年,合计 69 人次,道格拉斯本人就在日本呆了两年,如果不是有人警告他如果再赶紧不回国可能会影响到晋升的话,可能还会继续逗留下去。

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一起同列被誉为世界三大海军学校,因为曾几何时这是三大海军强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仔细想一下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和精神要素占得更多的陆军相比,海军更加受到国力的制约,这个海军兵学校既然是海军的一部分就也应该不例外。贫穷的日本是如何办出这个海军兵学校的?

作者:俞天任 日期:2008-07-28 11:23 (十一)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穷的落后小国,培养海军人才最简单而又便宜的方法应该是送人去欧美留学。其实在一开始日本人也是那么想的,比如东乡平八郎就被送去英国留学,还一去就是八年。

但是有一点弄不明白的事情是:日本的海军留学生到处被人拒绝,是看不起这些黄皮猴子还是为了保守海军机密没人知道,反正就是到哪儿哪儿不要。像东乡平八郎想去英国进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结果到了那儿别人才对他说不行,结果只能上商船学校。

没办法才只好从一开始就自己办学校,而且还是斥巨资全部请英国人来帮忙。当然英国是当时第一海军大国是日本人为什么请英国人的最主要原因,更加直接的原因就是在1863 年的萨英战争中知道了英国海军的厉害。

1862 年在现在的横滨市生麦地方发生了所谓“生麦事件”,四个英国人骑马冲撞了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的行列。其实就在事情发生前几分钟,美国领事馆官员范李德也遇到了这个行列,按照欧洲人见了贵族或妇女的马车要下马让路的礼貌,范李德让了路,没有出事。但这几个英国人在中国上海呆过很长时间,骑在马上鞭打黄种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大鼻子怎么能给黄皮肤的日本人让路?于是和藩主的武士发生了冲突,一个叫理查逊的英国人被日本人把肠子砍出来了,拖着肠子想逃跑,另一位武士“看到他很痛苦,就帮他做了介错”,一刀把理查逊的脑袋砍下来了。两个重伤,剩下一个是个女的,叫波罗黛儿,倒是没受伤,但给吓疯了,不久也死了。

约翰牛们很吃惊,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大英帝国的臣民也是可以被人砍杀的,而且是黄种人。于是就去找幕府论理,要幕府赔钱 10 万英镑。幕府给来了个一问三不知:那是萨摩藩,你得找他们。于是英国人就出动了 10 艘军舰上鹿儿岛来讨说法来了。

英国人到了鹿儿岛,看看这么个乡下地方,料想也拿不出10 万英镑,就减到了二万五,但要处分肇事者。遇到翻译又差劲,把“肇事者”给翻成了日语的“责任者”。藩主岛津久光一看急了眼:八格丫鲁,要处分老爷?老爷跟你拼了吧。

这就打了起来,一仗打下来,全日本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萨摩藩取得的一点成果全部毁于英军炮火,但死人不多,才五人。而反过来看来势汹汹的英国人却死伤 63 人,包括旗舰尤里亚勒斯(HMS Euryalus)舰长约瑟林副舰长魏尔默全去见了上帝。

怎么会打出这么个怪结果来?其实那天可能上帝没玩过天照大神,对英国人有点不公平。首先炮战刚开始时海上风浪大作,英国军舰颠簸得厉害,无法瞄准,对萨摩藩的海岸炮台无法造成损伤。而英国舰队停泊的地方又正好是萨摩藩炮台平时训练时停靶船的,这样萨摩炮台练瞄准都省了,一炮打出去就直接命中英军旗舰。

但随着天气变好,英国军舰上配备的最新式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萨摩藩的海岸炮台被敲了个精光不说,刚刚建成的造船厂和其他近代工业全完了蛋,这才两家人坐下来谈判。

后来萨摩藩还是赔了两万五千英镑,但不是萨摩藩自己的钱,向幕府借了六万三千两银子赔了英国人以后就没还,赖掉了那笔帐。

大山严,黑田清隆,东乡平八郎全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因此大家全同意要办海军,除了向英国学习外没有别的出路这种说法。

日本人在萨英战争中看着英国人耍酷,眼馋得口水支流还不光是军舰大炮和海军。日本人发现英国人打仗时甲板上有军乐队在奏乐,认为非常地妙。这边谈判还没有探出结果,那边就有人爬到英国军舰上要人家教他们玩洋鼓洋号,回来自己就练了起来,后来日本海军的大型舰只上一直有军乐队的编制,平时在舰上练练乐器兼管打扫卫生,战时运运炮弹兼管吹吹打打,由来就是从萨英战争里跟英国人学的。

日本人办这个学校是很认真的,认真到了什么程度呢?连为什么海军兵学校会搬到广岛的江田岛区都能够说明问题。

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海军省认为学校办在繁华的东京会引起学生们思想堕落,所以才找了这个当时是鸟都不来做巢的广岛荒岛,迁校之前还和当地豪绅签订了一个名为《江田岛取缔方始末书》的合同,里面规定在江田岛指定范围内不得有“猥艺丑行”,就是说不能开娼馆妓院,以保持教育环境。

而一直到 1945 年日本败战为止的 57 年间江田岛还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至于到后来设施被美军接收,飞燕流莺从全日本和全世界各地云集江田岛,繁荣娼盛则是以后的事情了。

和所有海军名校一样,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学生宿舍“生徒馆”,是当时在相当于后来的铁道省的工部省铁道寮任建筑副长的英国人约翰·迪亚克(JohnDiack)主持设计的,全部英国风格不说,所有的红砖都是一块一块地包好了从英国用军舰运来,原价是 0.2 日元,要知道那年头木匠一天的工资也就 0.1 日元。运到日本后折算下来一块红砖要花 1.5 日元以上,当时三日元能兑换二两白银成,就是说那些红砖换算成现在的价格一块在 150 美元以上!学生宿舍的豪华,生活的排场是欧洲海军的传统。在欧洲是贵族军种,海军军官都是贵族,讲究的是“Noble’sOblige”(贵族的义务)。那意思就是国家就是你们的,平时好吃着好喝着,到时候就得豁出去为国效力。

道格拉斯少校到了日本觉得最抓狂的一点就是海兵的学生里居然大多数出身农民,没几个贵族。出于贵族军种的自尊心,道格拉斯在教日本人的时候最强调的就是“先成为绅士,然后才是士官(beagentelmanbeforetheofficer)”,而这点也应该是个人就挺乐意接受的。到败战为止,只要条件可能,日本海军一直维持着豪华的生活方式。军官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不同,正餐必须穿礼服,边上还有军乐队伴奏。

这点和陆军大不一样,日本陆军是有点“官兵一致”的,起码在战场上,将军和大头兵吃的是一样的伙食。

海军兵学校的学生一进校就是一等兵曹,相当于上士,这点和陆军士官学校一进校是从最下边的二等兵开始也不同。

作者:俞天任 日期:2008-07-29 11:57

(十二)但要是认为海兵校仅仅是享福作乐,那就错了。道格拉斯把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搬到日本来了,课本当然没时间翻译,也没有必要翻译——本来海兵校就把英语放在极高的位置上。老师是英国人,教科书是英语,用英语做作业,用英语回答问题。能用日语的地方,就只是偷偷在背后对这种“英语世界”表示不满时发发牢骚而已,除此之外,一切英语。当然这只是刚海兵校开始时的情形,但海兵校就一直没有放松对英语的要求,就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军部要求抵制英语这种“敌性语言”的时候,海兵校还是坚持连查生字用的字典都必须是英英字典。

这种训练的效果呢?从最后的海军次官井上成美大将战后的谋生手段是开英语补习班教人英语这点就知道了。

江田岛海兵校基本上是英国式的,但是有一条很特别的纵向编成的“分队”制度却是从美国海军学院学来的。就是由大约 40 人左右的三个年级学生编成,三年级学生被称为“一号生徒”,在分队里起指导的作用,二年级学生是“二号生徒”,帮着一号学徒敲边鼓,所有动手化体力的活都是被称为“三号生徒”的一年级新生去干。海兵校学制三年或者是四年,所以有时还有“四号生徒”,这样一个学生在校期间最多和前后 7 届的学生朝夕相处,而海兵校除了“坐学”,就是课堂教学以外,所有的生活,训练全部以分队为单位进行,以此来培养海军的向心力和对先辈学生的绝对服从。

为什么要这样,海军有海军的特殊性。首先,海军是在茫茫大海上,要活大家一起活,船沉了大家一起死,可以说是一个从大头兵到舰长长官的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说,这些大老爷们成天挤在一个闷铁罐子里又是烦躁,不安和狂暴的一个因素,因此海军教育的第一条就是人际关系教育,这可是人家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花了上百年摸索出来的经验。

道格拉斯少校带给海兵校的另外一件东西是体育运动。海兵校在 1874 年,首次召开了名叫“竞斗游戏会”的运动会,这就是现在日本学校,企业等各团体每年都要开一次的 “运动会”的开始。

海军兵学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入学考试的严肃性,除了皇族成员之外,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阶级等级的任何限制。明治初年,也就是 1870 年代的日本是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像海军兵学校招生公正,学费生活费全免,毕业就是国家保证终身前程的海军军官的去处,立即成为青年人最理想的去处之一,所以和陆军士官学校一样,海军兵学校也能征集到最优秀的学生,海军兵学校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英国教官撤走以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也没有放松,教学质量没有下降,就这样成为了世界三大海军学校之一。

有了这个条件,日本海军就能够保证了军官的质量。

当然海军兵学校的教育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实际上没有与时并进,落后于了时代,也是日本海军失败的一个原因,这点以后再说。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海军的组织建设也在进行。明治维新主要是在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县一带)和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一带)的支持下进行的,所谓“萨长同盟”就是指的这件事。维新以后,长州藩执掌了陆军,萨摩藩则主宰了海军,有所谓“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的说法。日本海军发展初期的三位主要人物,先后担任过海军卿,海军大臣,主持海军军政的川村纯义,西乡从道和担任过参谋本部次长,参谋本部海军部长,主持海军军令仁礼景范全是萨摩人。明治海军最早是军政军令统一的,海洋海面分成“海军区”,海军舰船分配给分设的“镇守府”管辖。最早是 1875 年在横滨设立的“东海镇守府”,后来移到横须贺改名为“横须贺镇守府”。当时本来是还有个计划设在长崎的“西海镇守府”的,但一直没设立起来,倒是在 1889 年又加上了吴和佐世保两个镇守府,成为三个海军区。1901 年又设立了舞鹤镇守府,成了四个海军区。原来还曾经计划在北海道的室兰设立一个镇守府,但没有实现。1905 年日俄战争以后还设立了一个旅顺镇守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 1914 年才撤销。

和 1878 年就从陆军省独立出来的参谋本部相比,军令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是 15 年后的 1893 年,而且一开始的名称还是“海军军令部”,把“海军”这个定语去掉又花了 40 年,到 1933 年才成了“军令部”。

笔者在《军国幕僚》中讲过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从而形成日本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来龙去脉。在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时候,海军还没有分离,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直接引发因素是被称为“竹桥事件”的兵变,而海军和陆军不同。陆军随便有几个人拿了枪就能造上一反,而海军不是全舰一致就开不动那艘军舰,就算你全舰一致,码头上不给你加煤,你也就是个浮在水面上的铁盒子而已,所以兵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在一开始军政军令分离时就没有考虑海军。

所以参谋本部独立的时候,海军连参谋部都还没有,相当于参谋部的一部分职能由海军省军事部在执行。日本陆军的参谋制度和以后的军政军令分离是从德国引进的,而日本海军是学的英国,所以一开始在组织上没有参谋部也很正常。

到现在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没有“参谋部”这个名字,英国皇家海军更为邪门,虽然没有海军参谋部,但海军大臣(也叫“首席海军卿”, First Sea Lord)居然同时是“海军总参谋长”( ChiefofNavalStaff),也不知道这个“总”从何而来。

但海军看着陆军有个参谋本部比较眼红,海军军事部也要从海军省独立来个“海军参谋本部”。遭到了从德国引进参谋本部制度的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坚决反对,理由是陆海战的性质不同,陆军是主力而海军只是支援力量,大家一人一套参谋只会没事就扯皮。陆战是智慧的战场,海战只是训练的战场,陆将要学的多,海将只要会航海就行。。。。。。反正海军弄参谋部没有任何必要,这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有参谋部的。

其实陆军的坚决反对,理由并不在表面上说的那些车轱辘话。参谋本部是天皇的幕僚部,好不容易弄到了这个位置的陆军绝不容许海军来分一杯羹。当然陆军也弄不清楚海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有海军简直都不配弄个“参谋”的位置这一邪门理论。据说是陆军没了参谋打不了仗,陆军参谋能构思出精彩的作战方案出来,而海军的所谓“参谋”不就是抄抄写写的文书员吗?在陆军眼里的海军就是个操纵机器的工匠,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发挥的余地,你的参谋再能干,水兵训练得再好,速度是十节的军舰你开不出十一节出来,3000 米射程的大炮你打不到 3100 米去,海军打仗不就是大家一字排好了,大炮开口说话,谁的口大谁赢,有什么“战争艺术性”可言,现在就这么一拨工匠也要学陆军来搞什么参谋制度,你说可笑不可笑?参谋部不希罕,但是诸军种的联合参谋部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挺新的时髦玩艺。现在大名鼎鼎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ChiefsofStaff)其实是1942年6月20日才成立的。大国中军种间联合参谋部较早的是英国,成立于1939 年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起源也只好追溯到 1923 年成立的皇家防卫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就为止了。

但是一般被认为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日本人倒早在 1886 年3 月就捣鼓出来过一个“统合参谋本部”来海陆全管,但刚过两年就又分了家。回顾一下这一段刚拼好铺盖就分炕的历史对于了解日本海军是很有帮助的。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战犯”》里面讲过一点那段历史,这次从海军的角度来看看那段历史。陆军反对海军参谋部,就连海军都不是人人喜欢参谋部。

首任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就不喜欢什么参谋部,因为西乡从道是陆军出身,其实不懂海军。他在当着海军大臣的时候,军衔还是陆军中将呢,后来才混上元帅海军大将的。当时有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海军大尉叫黑冈带刀的是个海军参谋部最积极的鼓吹者,这位在 1881 年升了少佐又去当驻英武官的时候,说动了当时的海军卿川村纯义。在黑冈那儿,被桂太郎作为反对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全成了应该赶快立即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日本是海国,有了战事海军是先锋,先锋没有了参谋本部怎么办?大家都是天皇陛下的战士,人人平等,为什么陆军有的海军没有?黑冈干脆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提出干脆来个“统合参谋本部”,下分陆军部和海军部,参谋总长由陆海军轮流坐庄。

黑冈本来就是想用这些条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地换取陆军的让步,谁知道被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听进去了。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军人,但利用他的声望和人望,愣是说服了陆军收留了海军成立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首任参谋总长是有栖川宫炽仁亲王,陆军部长是曾我佑准陆军中将,海军部部长是仁礼景范海军中将。看过《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的都还记得,这彪人马除了山县有朋不在了几乎就是当年在“西南战争”中去打西乡隆盛贼军的那原班人马。

都是老相识了,应该还好打交道了吧?不,首先海军大臣就不感冒这个倒头的“统合参谋本部”。想想也是,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平起平坐,可是参谋总长是陆军。这就显得海军要归陆军管了,低人一头。那么陆军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陆军不满意的理由更荒唐,日本陆军当时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区别就是在“外征军备”这个问题上,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大山严全是主流派,主张扩充军备对外战争。而这个参谋本部陆军部的先后两任部长曾我佑准和小泽武雄全是反对扩张的非主流派,“既恨和尚,祸及袈裟”,主流派们捎带着连这个位置也讨厌了起来,干脆撤了那个倒霉衙门,不给这些日奸们官做,这就弄得所谓统合参谋本部只活了两年就一命呜呼了。曾我

中将也被赶去了预备役。

作者:俞天任 日期:2008-07-30 11:51

(十三)撤销了统合参谋本部,陆军把“参谋本部”的大名给带回去了,还坚决反对加上“陆军”这一个定语,因为《参谋本部条例》里面明文规定:“参谋总长是帝国军队的参谋总长”,也是你们海军的,干吗要加上一个“陆军”的限定语?要加你们自己加。只能忍声吞气的小二子海军在用了几年 “海军参谋部”以后干脆就不要“参谋”这两个字了,叫做“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

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凡陆军的规矩海军就不用。陆军办了个“陆军大学校”,说是不是陆大出身的人就不能当参谋,海军就没有那条规定,谁都能当参谋。当然到了最后海军参谋还是几乎被海大毕业生被包圆了,但只是“几乎”,“神风攻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中将就考了两次没考上,可最后还是军令部次长,就是说海军没那条硬性规定。

不管怎么说,海军的组织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并没有什么军政军令二元化这么一说,所有权力基本都在海军省手里,一切都很健全,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有了高质量的军官,有了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如果再有了军舰武器硬件,只要稍以时间,熟悉了武器装备性能以后,一夜之间的飞跃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内乱不断,到 1884 年为止,包括佐贺叛乱,荻叛乱,神风联叛乱,西南战争等内战和骚动什么的合计起来居然有162 起。政府疲于奔命地到处镇压,军费几乎全部被陆军花完,海军在军舰的扩充上面的要求无法满足。所以日本海军一直到十九世纪 70 年代始终圆不了从胜海舟开始的“大海军梦”。

但在 1871 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以后,事情起了变化。

那年 10 月一艘琉球渔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登陆的 66 人因和台湾土著人发生冲突而被杀害 54人,剩余 12 人在当地汉人求助下由大清官员转道福州回国。

1873 年明治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交涉,总理衙门行走毛昶熙一开始的回答还像话:“二岛(指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和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但毛昶熙在看到日方出示的死者中有四位日本渔民的证据,并扬言琉球属于日本版图以后居然改言“(台灣)生番係化外之民,伐與不伐,貴國自裁之。”,留给了日本一句可以向“无主番

界”出兵的话柄。

当时执掌大权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长官的藩地事务局,事务局长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从英美急忙买了两艘商船,装上大炮作为军舰,准备攻打台湾这块“无主番地”。但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参议木户孝永强烈反对出兵台湾,加上英美诸列强也不同意,内阁决定延期出兵。但在长崎待命的西乡从道拒不受命,率领三千名官兵在1874年5月2日出兵,5月6日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次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作“西乡大暴走”,开了日本军人在近代史上“下可上”,反抗政府的先河。

5 月下旬,大清派船政大臣沈葆桢来台,并调淮军六千人赴台作战。后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斡旋之下中日之间达成《北京专约》,清廷糊里糊涂赔了日本人 50 万两白银不算,还承认了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这就给了日本日后认定琉球是日本属地的根据。第二年开始日本开始处分琉球,并在 1979 年强迫琉球国王移住东京。但清廷并未放弃琉球主权,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不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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