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_第020节

Y：这确实是历史的纵深之处，很典型的。因为就政治行动的一般因素来分析，他恰恰是应当采取断然措施的。所以，我猜测，他有了内在的深刻的变化。一种内心的变化。这个变化使他的政治行为走了样。蒋是流氓的底子，在北伐战争和国民党内斗争中，成长为英雄。在这个过程中，蒋发展了一套他自身的修炼功夫，他有惊人的自省和克己的毅志力，我看他的日记，感觉他在北伐前后，有一种内向的自我发展的趋势，他用这种功夫来面对他的成功与失败，当然也包括他的困扰和无奈。把他和毛比较一下，其实毛相对来讲就比较好理解，比较让人看得透，至少对后人来讲是如此。毛有大器局，他内心与外在行为较为一致，好揣摸。但蒋就复杂和深刻得多，他非常不好理解。他器局狭促，但内向，行为与内心不一致，他那套克己的功夫，让他的意识与行为分裂，不容易看透。西安事变之后的行为只是其中一例，他败退台湾，却能退而不散，就让人惊奇。他利用韩战，只两年工夫就让国民党重新振作，就不那么容易想象。

C：这倒是。1927 年他几乎完全用流氓手法把中共和左派给搞下去了。随后一年，他却一下子象个英雄了。他在战场上的那套军事政治混在一起的战法，厉害得很，大家都服了。所以，他就成了南京政权的守护神。几次对南京法统或法统主导权的挑战，他都轻巧化解了。但当他面对外敌和中共的挑战时，却出现了困难。

Y：外敌的挑战和中共的挑战，对蒋而言有区别。前者是他可以感受得到的；后者，他就不那么有感觉了。因为至少在 1933 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前，蒋对中共的挑战，重视但并不占据他的主要精力。因为他认为他控制得住。事实也是如此。三次反围剿之后，他加大控制的力度，就造成了红军江西的失败。他的精力主要是应对日本问题。可以这样表述，蒋在对日抗争中重新塑造了自己，然后在西安事变中不期然地证明了这个塑造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蒋介石看上去具备了“圣人”的气象。

C：他的这种感觉是如何来的呢？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Y：我们前次提到，西安事变带来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东西，就是蒋介石本人的“领袖人格力量”。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之于中国而言，是真正现代的一个条件。从这点引发，我感到从西安事变，经 7.7 事变再到武汉保卫战这段时间，1936 年底到 1938 年底，大约两年时间里头，有了一种政治环境，可以让这些顶尖的政治人物觉得有可能来尝试建立起一个真正有现代化政治结构的国家，一个政治形态更加正常的国家。由于“西安事变”戏剧性的证明了蒋介石的政治权威，使得这个努力可以出现，尽管努力失败了。这涉及到关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思想史。李泽厚讲两个主题：“救亡”与“启蒙”。“救亡”自不必讲，这个“启蒙”我是一直有看法的。五.四运动如果讲是启蒙的话，那么这个启蒙也不过是限于知识分子，而且是所谓新知识分子，同民众无关，正如同辛亥革命也未曾触及到下层一样。这样的启蒙当然是少不了的，但没有向下层发展，是这种启蒙未曾对当时的中国政治结构产生正面影响的重要原因。

C：触及下层，是比较难的事，通常要借助一个覆盖面很广的事件才有可能深入下层。因为一来下层文化程度低，无法读报，二来没有政治沟通渠道，如大规模的选举的有效制度，这些东西没有，则上层的启蒙就无法向下发展。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主题变奏。李泽厚的说法有些武断。“启蒙”这个主题式微，是启蒙自身的问题。相反，“启蒙”倒必须借“救亡”，才有可能达到下层民众。因为“救亡”比较容易触动下层民众，覆盖面广。其实即便是五四运动，就其启蒙过程的高潮而言，也是同救亡交织在一起的，甚至首先表现为“救亡”，就是反对“二十一条”。但事实上，就当时“二十一条”的事件而言，它并没有触及到下层，它基本上是上层政治事务。所以“二十一条”，主要是知识分子有反应，当然下层民众也有反应，但那种反应纯然是感性的，不问青红皂白的，当然也就持久不了，留不下多少痕迹的。这样，五四运动，不论就其“启蒙”而言，也无论就其“救亡”而言，都是知识分子圈子中的活动，所以都无疾而终了。日本当时侵略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上的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主要不是表现为民间可见的军事占领与日本人统治。当时处在日本势力范围内的中国民众就谈不上对此的反抗与觉醒，甚至不少情况下，会不自觉的适应甚至有好感于此种情况。至少在经济活动上有了机遇吧。中国的外国租界地，是不难发现此种情形的。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救亡”推动“启蒙”就往往落空了。

Y：但进入三十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之后，这个情况开始有变化。“救亡”就开始成为民众具体的可触摸到的生活主题之一了。大约是在 1936 年夏天在北平中国大学教哲学的陈伯达就倡议发起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是值得细细研究的，但因为后来陈伯达政治上出事了，大陆学界似乎就有意忽视了这场运动。我认为陈伯达同当时在学校教书的那些教授是有大不同的。他本人当时也是北方局的高级领导人物，他发起新启蒙运动，是因为他看到了“救亡”这个主题，已同五四时代有了区别，它正在下层民众中引起反响，所以，作为中共干部的陈伯达，就认为可以用新启蒙运动来发现和激活在中国民众中存在的那种朦胧状态中的“救亡”意识，从而为中共打开新的政治空间。毕竟在 1936 年夏天，我相信那时的北方局干部可能并不寄希望于陕北的军事斗争，相反可能倾向于靠这种公开的国民运动来打开新的政治空间吧。陈伯达提倡新启蒙运动，不是文化人的文化倡议，应该是一个自觉的政治策划。当然，仅就其文化性质而言，那也有丰富的内涵，毕竟就当时的中国文化界而言，陈伯达几乎是唯一的受过系统马列主义教育同时又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研究的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的文化也由此完全不同于五四运动，五四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人精通马列主义。所以，不论就新启蒙运动的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是有当代意义的。

C：这种触及下层民众的“救亡”，应当是在西安事变之后才真正的兴起。

Y：对呀。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后，有两个新的历史线索值得重视。一个是蒋介石的“领袖人格力量”，即一种新型的现代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出现以及这种领袖人物发挥历史作用的过程，这是一条线索。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一点；还有一条线索，那就是“救亡”触及下层民众从而产生了民众觉醒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二条线索。这是两条相关的，有交互影响的线索。我们讲讲这后一条线索吧。民众的觉醒，这在现实社会里头，战乱、流离失所、亡国奴，这些负面的效应的普遍化的情形下，一系列新因素开始起作用了。首先就是蒋的领袖形象、国民政府实施的总体动员、地方实力对中央号召的归顺、文化运动、军人政治工作动员、蒋及国民政府直接诉诸民众的演说和文告、政府迁移中上层与下层的共患难的感受等等，这些因素一起发酵了，形成了一种民众觉醒。在此之前所有的救亡都未曾聚集了这样多的因素一块发生作用，所以可以用民众觉醒来概括。我看过一些文化人在这段时间的日记，特别是武汉保卫战期间那种实况，民众忽然好象就醒过来了，道德水准也大幅提高。上层人物似乎也变了，机关、军队都有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劲头。这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场景。北伐前期广州那儿也有革命的向上的气氛，但又总有那么一种挥之不去的阴谋气味。鲁迅不是就有这个感受吗？而现在则不同，比较的纯粹。所以叫做现代化的政治进展。检讨起来，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过民众觉醒的情况。辛亥革命发生前后，在民众那里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不少小说著作有所涉猎的一个主题。现在这个觉醒就出现了，多少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C：民众的觉醒是个不稳定，不可预测的心理过程。来了就来了，没有来就没有来，没有多少道理好讲，但肯定同一个领袖人物有关。这个领袖人物必须达到这样的认同程度，即他本人成了最大的公约数，或接近于此。当然更加不好捉摸的，是这个觉醒如何变成稳定的政治基础。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在西安事变结束的那些日子、以及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出现的那样一种激情状态注定是持久不了的，它本身带来不了什么积极结果的，但在这个激情存续期间，你是可以干很多事情的。当然，至于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那也难说。干坏事例如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也算一例吧。反过来，很正面的事情也有可能弄成。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情形。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环境，可以成事，当时的那些最有头脑的人物都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们开始做出努力。另外，是否要给这个觉醒一个定义呢？它同五四时讲的“启蒙”有区别。它是否指的是一种民众具体的对生存状态的感觉呢？它首先是个体验的过程吧。

Y：很模糊，讲不太清。反正具体到我们讲的这段时间，它是民众通过一个具体的可感觉的人格化的象征来认同于共同体的状况以及对这个状况的期许。这个象征就是蒋介石。在此之前，没有这种人物。孙文不是，袁项城不是。后来走马灯似的人物都算不上。然后西安事变，出了个蒋介石。这就叫民众觉醒。它即不同于启蒙，也不同于民族觉醒。于前者，它要丰富些；于后者，它要浅显一点。就是讲，启蒙必须在民众觉醒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否则知识分子很快就从启蒙中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被利益化了，成了毛泽东后来讲的毛皮关系中的毛了。至于民族觉醒，是个哲学层面上的东西，民众觉醒是个政治层面上的东西。蒋介石的领袖人格力量，是其中的关键。就是说民众觉醒与民族觉醒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民众觉醒可以在政治大事件中一下子就出现了，然后很可能又一下子没了。你得通过某种结构的构建，才可能把这个东西给稳定住。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去达到民族觉醒。

C：世界史上，有所谓民族、民族国家的概念的出现，有人甚至把这种概念的出现当作近代史的开端。但这是个欧洲的观点。在中国，则一直就很含混。原先，只讲大清国，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九一八之后，这个民族概念开始明显了，主要还不是直接表现为政治人物的言行，相反，主要是在文学家的想象中出现了。在七七事变以后，这个概念才有了爆发力。这个恐怕只是民众的觉醒，就是说，同样的日本人的入侵，及中央政府的抗敌，在文学家那里有个抽象的、宽泛的民族的想象，但在民众那里，则有个具体的却又非常含糊的想象，这两个想像是相当不同的。在文学家的想象中，危机及抗敌是整体的、一致的。但在民众那里，是很个人的。有大差别的。这些千差万别的个人想象之间的交流及交流中的相互印证和加强，都必须通过这个“蒋委员长”才有可能。

Y：民族觉醒，是后起的民族逐渐地构建本民族的世界意识的过程。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曾经专注于观察德意志民族的觉醒过程。马克思的观察没有停留于普鲁士同英、法之间的差距，也没有很在意他们之间的争斗。他观察到了他所认为的那个世界意识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这个过程的主人—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普鲁士那些小心眼的政治家不可能通过战争和竞争来拯救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民族要真正达到觉醒，就必须排除这个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障碍，从而培养壮大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恰恰就被马克思视为德意志民族的世界意识本身。所以，法国大革命以后在整个德意志世界里引起了嘈杂的各种反应，不过是民众的意识骚动而已，必须有个政治结构把它稳定住，那就是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德国工人阶级才可能成长起来，只有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德意志民族才有可能觉醒，并最终获得拯救。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背景过去常常被中共理论家们忽略，或者更准确地讲让他们大惑大解。他们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一开始就当作世界无产者的导师看待的。其实马克思原本没有要做世界无产者的导师的意思，他倒是很自觉地要做德意志的导师和拯救者，他只不过是发现这个任务要完成取决于世界无产者的事业罢了。

C：你的意思是说，民族觉醒一定同特定的世界历史进程相关联。

Y：对，不论你眼中的世界历史是什么，总之要有个关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的安放的位置。马克思提供了一种他到后来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意识的世界模式，虽然他本来只是在思考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独特性。同样在中国，也有一个世界史进程，但那首先不是哲学史的呈现，而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史的呈现。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的延续不断、时缓时急的民众觉醒过程，与蒋介石的自我塑造的过程，在西安事变这个纯粹意外的戏剧性大事变中，一下子汇合形成了民族觉醒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到武汉大会战、到迁都重庆时，就告完成了。就民族意识形态而言，现代史就是从中开启的。更重要的在于，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成为民族觉醒的象征与依托。这肯定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激励，正好暗合了蒋本人刻苦的自我修养中的那份自我期许。其实，说到底，杰出人物大体上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都有这个心理证明和激励的过程。那种伟大人物的历史感、使命感并非学识和知识所能带来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一定同这样的心理暗示有关，强烈的、足够强烈的心理暗示。

C：说穿了，这就是启示，就是你被点化了。神启示了你、神在召唤你，大概就是这样的感受吧。

Y：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既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期许之中。他有份感激，似乎也有不少的愧疚，因为他毕竟从流氓走来，干过不少丑事、灭过不少生灵。这其中，对于四一二事变，他是否会认为如今在西安被押，就是报应呢？他平安脱身，又获全国拥戴，就是轮回的机缘呢？究竟起来，民族觉醒的那种精神现象，就应当是他这个作民族领袖的人最早感知、最深感知吧。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气象，起码也是圣人气象初具。正是在这种心理变化过程中，他从犹豫、两手准备，到毅然决定放过中共和红军，他把这个没当作政治行为看。他是当圣人体验、当救赎与被救赎的经验看。你看一下实际过程。1936年2月2日东北军内乱，2月8日中央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占西安，“三位一体”瓦解。这之后，中共只有另定谈判策略，再也不提事变中什么蒋的承诺之类的话题了。在此之前，中共几乎每次谈判都想拿事变中所谓蒋的承诺来说事，这让蒋很不高兴。所以蒋就给你围起来，不费枪弹就瓦解“三位一体”。然后，就是2月10日开三中全会，中共致电国民党全会，声明不搞暴力反国民政府的革命了。

C：说真的，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后，要打红军的话，我看东北军、十七路军也不会帮红军吧。

Y：他们未必不想帮，但老蒋搞这些人有得是办法。现在地盘被中央军一占，杨虎城就没有脾气了，老蒋只要愿意，分分钟搞定十七路军。至于东北军，已经乱了。只要老蒋想打，就打得下来。但他犹豫了，他当然见不得中共那帮人拿事变来说事的那付神态，也见不得拿“三位一体”来要挟中央的虚张声势。我先给你拆了这招。然后，看你服不服？来了电报，服了，很好，那就坐下来好好谈。所以，这之后，2 月 10 日之后，才是认真的谈判。中共在这之后的谈判过程中，有相当的惊恐，因为中共没有摸到蒋的变化，但中共本能地把希望放在蒋的变化上，只好如此。不把希望放在蒋的身上，又放在哪儿呢？别的更指望不上了。所以中共电报中，总是把蒋同所谓国民党亲日派作区别，翻来覆去提示周恩来和潘汉年。从谈判的进程来看，每次谈不下去了，都有来自南京的意思，让事情又继续下去，这又似乎印证了中共的期望：即蒋介石是想抗日的，想结束内战的。复杂的地方是，这个期望一方面似乎被部分证实，另一方面中共自己又不能完全相信这一点。所以，中共在此期间也是费尽心机，想守住地盘、守住部队。结果等到 3 月下旬周同蒋见面时，地盘、部队人数均不是问题，相反，蒋的思想着眼点是在政治方面，在国共关系方面。

C：这肯定出乎周恩来意料，中共其他人也肯定很意外。4 月 9 日，周在延安同政治局会商之后给蒋去电：“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很是恭顺地讲与“先生”的合作。周在谈判时即有判断，蒋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上，周的零距离判断蛮准的。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Y：周从蒋那里可以讲是满载而归了，情形之好，让老毛很费思量，他甚至有点儿不相信有这样好的运气。当然，中共很快就非常自我地把蒋的说法解释成中共自主行动换来的。接着毛就开始担心蒋不兑现怎么办，所以他立即转入思考用什么方式让蒋不反悔，毛很快就把这个保证方式同蒋说的要有个国共合作的永久方式结合起来。这就构成了在整编谈判之外的更加重要和有内容的政治谈判的主题。到此，谈判进程就即合了蒋的意，也合了中共的意。在中共，那个革命法统被消灭的题目转换成了中共作为普通的政治力量的生存问题。在蒋，他热心关照周恩来，讲中共不是同国民党合作，而是在同他本人合作。他提出设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两党派等额人员组成，由他作为最后决定人，等等。

C：他把自己超然于各政治力量之上，特别是超然与国民党之上。他似乎并不认为他是国民党一员，他自认为是一个独自存在的、超然的人物。

Y：是啊，他讲历史教训，却躲闪了残酷的四一二事变。他把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丢一边，讲国共由等额人员组成同盟会，这难道不是种愧疚的心情吗？而这愧疚远不是“对不起”那样简单，毕竟蒋已有崇高地位，特别是相对前来祈求生存的周恩来讲更是如此，他如此抬举中共的原因，正是他轻轻放过中共的原因，那就是他常人难以企及的极限体验。正是这样的心境，他放过了中共，放过了红军。他终究没有摆脱国共关系的逻辑。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烤问过自己吗？他动摇过吗？他失去信心了吗？他反悔了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他寄希望于中共的改变，他却不了解那历史内在的逻辑。但逻辑的力量渐渐开始占了上风……C：他象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也象后来直到今天很多人一样，把中共进行的共产革命当作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部分，当作按照他们的文化可以去解读的历史组成部分，他大概由此认为中共的革命就一定会纳入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去，他以圣人君临天下、以德教化天下的姿态，慈祥微笑地注视着中共，在那黄土高原憧憧人影背后，他以为他看到的一切终究是可以改变的，直到那笑容僵硬了为止。

Y：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实在没有，有个流氓也行的时代。阴差阳错，他成就了圣人气象，结果圣人做不成，连英雄、流氓也来不及做，却成了狗熊。这就是蒋介石的民国史；不用动一个字，颠倒过来，那当然也就是中共的民国史。除此，没有其他的民国史，更不会有学术家的民国史。

列宁的“暗算”——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四Y：最近看了部电视剧《暗算》，很长，三十多集，觉得很有意思。陈丹青觉得影视剧比别的类型的作品有看头，我有同感。这部《暗算》就很耐看。

C：我也看了几集呀，是最后几集。整个场景和过程压抑、怪诞、不合情理，看不出什么名堂。你觉得好在什么地方呢？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Y：也不是什么好罢。只是我有自己的角度。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和主演好像是同一个人。他在这个剧里似乎悟到了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组织之于中国的作用。而且他好像也感觉到了这个作用的机制。我当然不是讲他是个史家或思想家。我是说某些文艺作品，具有一种非分析的浑圆的透彻。可能作者未必自觉，但你可以作如是的解读。《暗算》分成三部分，讲了三个独立的故事。主线是党的秘密系统的一个特殊单位“701”为执行其特殊安全任务，而与两个“外面的人”进行合作的过程。作者很有点儿讲“寓言故事”的能力，他设计了两个极端的状况：第一个故事讲的是，“701”为了侦听敌特电台位置，同一个叫阿炳的瞎子进行合作，阿炳有超常的听力，于是就调阿炳进“701”当干部，阿炳经过一个必不可少的磨合过程神奇地完成了任务，成了“701”的英雄，有意思的是，剧中常常要强调阿炳是个傻子，低智如同三岁小儿。

C：是个片面的人，只有超常的听力，工具化的人。

Y：对，要害在这里。“701”同阿炳的合作，实际上被演绎成同一个工具进行的合作，就是用一件称手的工具而已。然后这个阿炳在成了英雄以后，或者讲完成了要他完成的任务以后，以十分荒谬的形式自杀了。

C：死了？怎么回事呢？Y：死因与“701”无关。但死的过程的叙述却具有十足的荒谬感。这种荒谬感贯穿这个剧的始终，阿炳的故事就是这样。接着，第二个故事才是高潮，这个“701”为了破译世界上最难的一个密码，需要有个数学天才来合作。于是通过一个曲折而极富想像力的过程，“701”找到了一个天才的女数学家黄依依。这个黄依依，恰恰是作为与阿炳不同的另一个极端而出现的，她灵动、美丽、有饱满的情感和人性。剧中很着重地渲染了这一点，形成了同阿炳的强烈对照。

C：那这个“701”是个什么状态呢？Y：“701”是个恒定不变的样子。抑郁、潮湿、怪诞、缓慢、紧张，总之，整个画面都是“701”的场景。

C：我怪怪的感觉就是这些负面的场景。有一种似乎漫无目的又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的那种森人的阴谋气息。

Y：在“701”为背景下，作者细心地设计了一个非常有张力的冲突，即“701”非黄依依而不能完成任务，而黄依依非要用自己的率性而为和强烈的情感诉求来保持自己的存在。剧情缓慢、却令人感动地呈现了我以及我相信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很多东西：一种无奈、气恼、绝望的感觉，你面对一个你无处逃逸的任务和环境，你的天才，你的人性诉求，你的整个灵魂，都在挣脱不了的冲撞中归于沉寂。剧中的黄依依，在完成了任务后，被一个漫画式的农村泼妇致伤而成植物人。

C：也死了？跟阿炳一样？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Y：不一样。阿炳是自杀，黄依依是被害。剧中的她还是充满生的渴望。当然死终归是一样的。“701”同黄依依的冲突是个相当普遍化的故事情节。你只要有想象力，就不难从中去体会那种冲突以及“701”所代表的力量。

C：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恐怕不只是记忆深处吧。那几乎是每个有自我意识的人的现实吧。唤醒的哪仅仅是记忆呢？Y：作者用极端化的例子，来展开“701”所代表的“组织上”与“真正的人”—黄依依；和“工具化的人”，也就是“非人”的阿炳的关系状态。前者成了荡妇而为每个“701”的成员所侧目；后者成了英雄，而为每个“701”的成员所侍侯，但结局却一样的死于非命。这两个故事相隔多年。但“701”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或是讲就没有表情。于是你要注意的，就不是黄依依和阿炳，而应当是“701”了。接着，作者一点也没有多余地编排了第三个故事，就是“701”的前身，大概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故事。从这个故事里你可以体察到那个毫无表情的“701”的解码过程。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上海地下党活动的年代，正是从苏联回来的一帮人迷醉于城市暴动的时期。

C：我看的就是这部分。有些莫名其妙。为了开那个“特使会议”，地下党竟然采取了那样多的荒唐行动，以获取中统关于“特使会议”的情报，不可信嘛。地下党如果取消“特使会议”呢？那样整个故事情节就不成立了。最后的那个情节，作医生的妻子竟然用菜刀剖开丈夫的腹部取出情报，这怎么可能？用得着吗？这地下党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会议呢？很简单，推迟举行、易地举行都可以呀，中共“一大”不就是易地举行了吗？没有那样的生活经验！明明中统已经知道地下党要举行“特使会议”，而且党组织也清楚中统已获取了这个情报，还非要搞清中统知道的详情，死那样多的人，再举行会议，说不通。关键是，不能理解这个会议本身。

Y：哎，你看出名堂了呀。怎么说没有多大意思呢？正是这个没有经验支持的“特使会议”作为一种情节发展的动机，才使你有一种荒谬感，而那样多的牺牲，违背人伦，以及脱离现场感的心理冲突，把这种荒谬感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每个情节都在强化这个荒谬感。你看那帮地下党用的化名，什么老鼠、毒蛇之类的，这些怎么用在了中共党员头上？最后的那个特使会议举行的场景，简直就是黑色幽默了，一群党中央的要员，化装成奇形怪状的伤病员，在一家令人作呕的医院里头举行了那个要命的“特使会议”，……C：这倒是，这部分情节确实别有意味。

Y：地下党的“特使会议”的运作，完全在一种非经验的领域中展开，它冲开所有的现实中的限制，一切限制，人伦的、心理的，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自顾自地向前发展，从而把故事中主人公置于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精神层面上。

C：啊，说到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与以前不同，它另行解释了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是这个党的成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这个党组织本身就是个“特殊材料”。

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Y：对。这正是我的视角。每个成员的行动事实是可信的，但行动的理由却根本无法理解。由于完全没有理由，所以行动的细节和总体就显得荒谬不经。党组织是同你可以理解的经验世界无关的，它活动的依据究竟在哪儿呢？剧中人，不论是地下党、中统还是旁观者，如何去理解这这个超越经验的事实呢？C：当然无法理解。所以那个聪明绝顶的中统主任，到底没有排列出所有的可能性，结果让男主角用生命给骗过了。

Y：不仅如此，男主角在此之前还以更加厉害的心理战，让自己的生命的逝去变得非常的“合情合理”，足以使那个中统主任没有任何疑心，以便自己的尸体能顺利地送到同为地下党的妻子那里，如此才有了剖腹取信的剧情高潮。到此，你就可以去联想前面那个阿炳和黄依依的故事了，从中可以看到弥漫着的荒谬性。而这个荒谬性的本质是什么呢？正是党组织于现实生活而言的先验性。即它的一切活动不是从你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获得根据，一定是根据另外的，对现实中人而言是超验的、先验的理由。否则它何以有如此严重的力量去推动故事的发展呢？这理由究竟是什么呢？研究先验科学的黄依依理解不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用尽女人的所有伎俩，想从“701”身上找到常人的反应，结果是她走向了灭亡，“701”我自巍然不动，于是先验性变成了历史运动呈现的事实，而荒谬性构成了这历史事实的细节。

C：老天！我看它还变成了我们生活的细节。有些瘆人呀，我得找 DVD 全看一遍，印证一下。我们这么讲，不知剧作者是否是这个意思？换在以前，你这么解读不是害人吗？Y：啊，那倒是，那不正是一个活生生的细节吗？我的解读，那就是我的意思，结果，要把演戏的拉出去给毙了。

C：现在没有这个危险了。

Y：没有那样简单，只要你还有这个关于“害人”的联想，那个荒谬性就一定还在起作用。

C：对，但不论如何，这一切是怎么生成的呢？这是怎么来到中国，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成长成这副摸样的呢？中国传统中有大量的负面的东西，但没有一样与此有相似性。我们有的是“吃人”的残暴，但没有荒谬性。

Y：这是个全新的现象，是我们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应当去追问的命数。在 1930 年代初，上海阴湿冷寒的弄堂口，步履匆匆一闪而过的那些面目模糊的男男女女，根本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全新的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世界，就是自己的规律，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别人及其别人的生活都只不过是规律的历史呈现。他们不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还认为这样的材料就是世界本身。别人都应当照此重造。

C：原来你竟这样来看这部电视剧。什么意思呢？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Y：什么意思暂且按下不表。先言归正传，我这次想谈的当然不是电视剧。而是继续上次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展开。我认为那是一个无机的历史过程。现在我想来看看这个无机的历史过程的内部机理。 我有个基本的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线索。前者在中国的传播与后者在中国的呈现，至少是必须分别进行观察的不同的历史现象。虽然二者有相互缠绕的关系，倒也不难理清。因为，这其中，列宁主义实在是太鲜明、太清晰的东西了。你只需要把握住列宁主义，就可以看到二者在中国革命史当中的不同作用。

C：我们原来习惯于马列主义这个整体的称呼。后来，学界也把这两者区别开来，似乎是因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想用某种办法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模式的界限，以此保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然也保护当下政治意识的正当性不受斯大林模式和苏共垮台的负面影响。但却没有仔细地对列宁主义本身进行批判性梳理。

Y：我们试着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从稍早的历史谈起。从最源头上讲，马克思在创立了他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的学说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很费解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过程，究竟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还是人为的革命过程。 他本人很早就表述了一个论断：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成熟到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它就不可能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在这个论断中马克思实际上是倾向于严整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但是马克思又认为自然历史发展的力量是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阶级冲突。在马克思时代，这种阶级冲突正以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方式进行。马克思对此有很大兴趣。然而，政治活动都是具体的，当拉萨尔这些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把政治活动具体化为一个个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的时候，比如限制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小孩上学，普选权，对生产过程管理上的介入，等等，马克思却又犹豫了。他似乎是出于哲学家的本能，抵制拉萨尔以及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各种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纲领。

C：那为什么呢？难道工人的状况的改进会自动到来吗？Y：所谓费解就是在这里了。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成熟的过程，同时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掘墓人—工人阶级的自我成长过程。马克思更加重视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他为每个重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扩张感到兴奋，他甚至赞扬欧洲殖民主义，他重视这些事件的程度远远超过他重视工人运动中那些具体要求的实现。

我读这段历史时有个感觉，马克思大概认为不存在单独的工人运动可以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从而也就能加速工人阶级本身的成熟，而是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重大进展才能推动工人阶级变得日益成熟。例如讲，更大规模的工厂、更大规模的市场网络和分工网络，就意味着更加有力量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而这个壮大至少并非直接产生于工人运动。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对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推动只有抽象的意义，在具体的层面上讲，这些斗争是十分可疑的，远不如技术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进步来得那样清楚。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经过自觉斗争而成熟起来的程度远远不及工人阶级在剩余价值生产迅猛发展中不自觉成熟起来的程度。资本家阶级在剩余价值生产上的每一次胜利，同时就是工人阶级的历史性的胜利。马克思在这点上相当坚持。

C：那是否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工人的痛苦的不断加深也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进展呢？Y：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在这里有感伤的情怀。马克思是纯粹的德国哲学家，他有德国的那种学问冷酷特性。因为黑格尔所详细阐述并且为马克思所赞同的历史辨证法就是这个样子的。德国人的历史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并非马克思对工人状况漠不关心。但这确实带来问题，那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究竟是让工人阶级等待并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成熟的漫长过程呢？还是通过政治运动去不断地显示工人阶级那个已经被证明是在不断壮大的力量呢？就是前面讲的资本主义扬弃的自然史与政治史孰重孰轻呢？C：这难道是可以分开的过程吗？极端地说，假设工人阶级并不进行任何自觉的斗争，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会走向终结呢？Y：在马克思看来，那是肯定的。在这个极端假设下，我们可以察觉出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两难。从今天来看，第二国际以后的欧洲社会主义历史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个让人头痛的事。相关的争论直到列宁时代也未停息。 无论如何，当德国工人运动不断地提出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的时候，当这些要求部分地受到其他社会力量支持而得以实现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就开始与德国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进行某种合作，而这种合作，使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社会地位上升。一系列的涉及个人的苦乐荣辱就产生出来，成为马恩两人与德国党之间的苦恼事。 马克思似乎特别不能容忍工人领袖的那种社会政治家作派，他对此强烈地憎恨。这种情绪都影响到他的理论判断。《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的写作就部分地受到这个情绪的影响。那本书里头有不少过头话。实际上是针对那几个工人领袖的。

C：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多次提及。

Y：那是受张春桥影响，张春桥试图以这本书作为理论依据，以便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的努力不能讲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在一个相当窄小的视野里去完成他的理论构建，不了解这本书的背景以及随后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过程。他从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出发，加上对俄国革命的理解，结果拼凑出来一个类似于托派的继续革命理论，害人不浅。

C：但所有的历史过程，那些必然性，那些历史的动力，比如阶级斗争，终归要有个具体的社会活动的过程吧。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是通过哪些活动进行的呢？技术推动历史发展，可以具体的去分析比如讲蒸汽机、电机、内燃机等等技术的现实影响。为什么不能对工人运动也作类似的分析呢？如果工人运动的全部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必然性只体现在工人运动的学说的逻辑发展上，那么还有历史吗？即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动也有详尽的现实呈现呀。

Y：这在当时肯定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马克思自己也没有讲清他那个历史过程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的政治内容，他也没有清楚地表述过工人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历史性的斗争的具体内容。不但如此，马克思还几乎反感所有上升为国家或社会的政治运动的那些工人运动。也反对工人领袖的政治化倾向。这中间到底是为什么，不太容易讲清楚。但无论如何，这成为后来共运史上的一个本源性问题。从第一国际开始，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纠缠就一直成为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分歧的主要内容。从观念世界上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被扬弃似乎总归要经历一个暴力的或是革命的过程。不管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反正马克思是用了不少类似的词汇。而到那时为止的欧洲历史，似乎也在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或是不可避免性。

C：马克思的一些用语非常富有决断性，是德国哲学的特点，他本人内心有个决断力的想法吧。不少德国思想家内心都有一种暴烈的冲动，只是隐藏的程度有所不同。既不同于英国人的平和，也不同于法国人的浪漫。

Y：其实，在观念上这么预设一个未来的历史终点的方式也未尝不可，特别是对马克思这样长期处于被迫害的生活困境中的人来讲更是如此。 但是有两个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革命是必要的，那么，革命是自然的历史演进的结果呢？还是可以人为地创造的运动的后果呢？这是个大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回答。实际上，到了俄国人参加进来以后，才有了回答。主要是列宁的贡献了。马克思一方面多次预言的革命到来，结果又落空；另一方面，他对布朗基主义又不屑一顾，认为少数独立个人的行动不具有历史性。那他究竟怎么想的呢？我猜测，他所谓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必须是以他的学说所代表的那种阶级的历史觉醒的普遍化为前提的，每个具体的行动都必须是有助于这个普遍化才是有历史意义的。这点，我们特别地需要加以关注。

其次一个问题是实践中，工人运动在革命爆发以前，究竟应该有何作为呢？如果以拉萨尔为代表的那种经济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要求被不断地满足，那革命还有可能到来吗？马克思在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中实际上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在拉萨尔看来，不断的改良、持续不断的政治演进才是真实的历史进程，这个观点让马克思很不高兴。但是在德国党的政治史上，正是这个思想一直传承下来，到伯恩斯坦，干脆一语道明：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C：不仅是在政治实践中，而且在观念上也取消了革命的必然性，从中去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渐进的改造，以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这肯定在具体的日常的工人活动中更有号召力。革命在成为现实之前，除了少数理论家和政治狂人，对普通人至少没有稍稍持久一点的号召力。

Y：对，实际上在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力下降了。即便他喜欢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也积极地参与了国会议员的选举。倍倍尔在 1871年就当选了议员。在下层工人那里，各行业工人协会那里，革命并不是个受欢迎、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或是能被理解的词汇。而另外一些非常具体和实惠的政策要求反而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沿着这条线索，当俾斯麦最终决定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妥协的时候，1890 年，非常法终止，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方向就确定下来了，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国际共运的“西欧道路”就确定下来了。这条道路历经一战考验和十月革命的冲击，终于坚持下来，成为西欧社会的主流政治形态。这中间，“普选权”是个十分重大的历史因素。东方人对此一直采取漠视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普选权”提供了缘于拉萨尔主义的“西欧道路”的历史空间。马克思不喜欢“普选权”这件事，他认为那是普鲁士专制体制勾结资本家阶级对工人运动领袖的收买，他不认为在工人阶级普遍觉醒之前，靠工人领袖与那些资产阶级俗人的讨价还价能有什么历史意义，他认为这与布朗斯基主义的那种不妥协斗争一样不可取。

C：机会主义的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吧。

Y：对的。所谓机会主义主要是后来列宁这些人对他们之前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它主要指的是从拉萨尔开始的注重具体的生活要求和政治要求、利用政治交易的方式去改进工人阶级状态的一整套作法。

C：列宁难道不是个机会主义者吗？Y：那有本质的区别。列宁的机会主义的指向是革命。德国党的这些人的机会主义的指向是持续的改良过程。在实际生活中，马克思十分厌恶这些人的工人贵族化的样子。所以对他们的政治努力一般地予以否定。但实际上，马克思也知道，他的否定也没有多大用处。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些意气用事的。马克思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是在理论和教条上，政治影响力很小。我们后人在俄国人的塑造下，太过强调马克思的工人领袖的作用，其实是没有的，只有导师的作用。恩格斯与他有所不同，恩格斯支持成立第二国际，实际上就是支持修正主义道路。

因为说到底，历史进程一定是由具体的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构成的。没有这些涉及到每个工人的生活利益的活动，那历史就没有了。这一点，在第二国际时代，就同马克思在世时很不同了，已经是西欧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贡献就在这里。它制订了一个可以去不断地实现的目标。他们认为在这个不断的实现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进而资本家所有权的社会性质也就会逐渐改变，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力量的表现。恩格斯是支持这个想法的。并且他也想把这解释成马克思学说。

C：这意味着，革命或暴力形态并非历史阶段更替的必然的环节。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虽然对暴力形态的社会变革有种特殊的迷恋，但这却并不是马克思社会学说的必要的或有机的组成部分。这里面基督教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Y：马克思在他的学说中没有排除暴力革命的历史可能，毕竟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权力更替都是以暴力形态完成的；但同时，他也没有为暴力革命提供任何必然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性的说明。在学理上他没有设定这样的任务。他只不过是在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具体策略上，拿不定主意而已。

他的学说在这一点上比较模糊。尽管马克思不大喜欢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们，但正是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地揭示了历史的现实运动过程，即工人运动每个具体的步骤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内容，如同技术创新一样，推动这个生产方式向其成熟阶段演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以自己的合理性的存在，证明那个历史扬弃的辩证法。一句话，是他们用每天每时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证明着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也正是他们用不断改善着的工人阶级的社会生存状况，来证明着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这个力量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否定。

C：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长，也不管它的成果有多大争议，反正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100 多年来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成果。除非你是瞎子。

Y：我想回过头来，再强调一下，在马克思的思想世界里，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工人阶级不仅仅要在数量上、在组织上壮大起来，而且还要认识到自己作为最后一个历史性阶级所负的那种解放全人类的使命，这种阶级的自我意识，必须普遍化。马克思自许为这个自我意识的化身，他的那来自犹太人的救赎意识，他的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实践，以及与他几乎时时相伴的痛苦生活环境，都使马克思产生这种强烈的历史感。这个历史感的现实主体就是德国工人阶级。

我这里想读一段马克思在 1843 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过程，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不言而喻，自发产生的贫民和基督教德意志的农奴等级也在不断地——虽然是逐渐地——充实无产阶级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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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无产阶级对正在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和德国国王对已经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是一样的。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象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就是国王这样一个事实。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C：这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吧。

Y：《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是马克思很早就宣布要写的一部大著作。但他始终没有完成。只写了这个《导言》。这份文献是我阅读过的所有的文字作品中，我最最喜欢的。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以超过这份文献。《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都不能与之相比。从这份文献中，我感觉到可以进入马克思的灵魂深处，可以触摸到他的学说生机勃勃的脉搏。这部作品，表达了德国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德国工人阶级对自己历史命运的自我认识。这种意识是如此的强烈，以至我每一次阅读此文，都感受到深刻的震撼，甚至可以讲，伴随着阅读，产生一种思想幻觉，觉得历史就在眼前打开，觉得我的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命定，就是在领受一项你不能拒绝的历史任务，你的命运被定格了。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心理体验。说穿了，那就是革命的冲动，但当我从中渐渐平息下来时，我又觉得很奇怪，马克思并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在宣称革命呀。他不过是在表述德国最后一个社会等级，德国人自由解放的最后条件的形成的过程而已。他没有设定革命作为这种解放的前提条件，正相反，他倒是把这个最后的等级的逐渐的而不是断然的成长壮大作为人的解放的本身。这里头一定要有革命吗？没有，没有这个必然性。那么我阅读体验中的那种革命冲动又从何而来呢？C：那是作品本身的魔力。在文化史上，伟大的文献大都有这个特点，字面的，或是学理上的，或是逻辑上的意思同你在阅读它们时的心理感受是有差异的。有时这种差异可以大到二者似乎不相干的程度。这种情形，在文学作品，及宗教文献中比较多见。在哲学作品中倒是很少见。你读这份导言的感受肯定就是这种情形。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纯粹的心理现象。

Y：但他的作品的这种魔力是怎么产生的呢？同学理上的意思没有关系吗？C：这是讲不清楚的，同阅读者本人的心理文化结构也有关系。就我所知，德国党的大多数人就没有类似的阅读体验。可能东方人容易有这种体验吧。例如俄国人，例如个别的中国人。呵呵！Y：无论如何，这是个严重的事情！我们从中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历史观察的角度吗？在马克思那里，有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他自己的理论思维来体现的德公众号【】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分享，欢迎关注国工人阶级的觉醒；第二件事情是他希望看到的工人阶级觉醒的普遍化，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的普遍化。更准确地说，也就是要使他本人揭示的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学说，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普遍知识。第三件事情，是马克思对革命的热衷。这三件事情必须分开来讲，才能理清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的社会活动之间的区别。

第一件事很好讲，是他生命大部分的内容。第二件事就不太清楚。很容易混同于所谓的革命活动。我是这么看的，马克思非常重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历史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状况，他认为，一切工人运动都必须以这个阶级意识的普遍化为前提才有真正的历史性。而工人阶级的意识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他创立了这个哲学，他随后的任务，从而工人运动所有领袖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个哲学普遍化为阶级意识，这类似于传教活动，类似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他认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的活动才够得上所谓阶级解放的永恒价值。他那句“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你不能作一般的理解的。他的意思是只有他的哲学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只有他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因为他及其哲学是作为终结历史的最后一个社会阶级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因此，他的学说的传布远比其他任何革命行动都重要。而任何革命行动如果无助于甚至有害于他的学说的传布，那他都深恶痛绝。这件事可以解释马克思大部分的社会政治活动。例如，他写作、通信、谈话等等活动，这些活动不能归为革命活动。

至于第三件事，马克思对革命的热衷，倒也不难理解，他是个自我放逐的犹太人，一个因为发现了历史的秘密从而看到了历史终结的先知，恒定不动的状况才是他的梦魇。他欢迎任何与现状不同的变动，越大越好。

C：并且，这也用不着由他来发动这些变动。我看，可以这样讲，马克思本人还是那个理论思维为主的。他的学说还是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过程的自然史过程，他并不刻意阐述革命本身的必要性，他全部注意力还是放在这个自然史的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上，即他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历史意识的普遍化。

Y：事实上他的社会活动年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经历了 1848 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也经历了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但这两个历史时期里头，他都不在现场，也更谈不上他参与革命的领导、策划。他差不多是个旁观者，是个评论者，当然他很热心，也有点絮絮叨叨。他写的那本《法兰西内战》就是评论，出主意、现场报道之类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好看，但远远谈不上理论。我不喜欢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