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跃进这个事情有很多版本。我长话短说，简而言之，就是：在 1977 年和 1978 年，我国政府决定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来建设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重点项目。两年中经过多次讨论，层层加码，项目总盘子不断扩大。所需外汇从 60 多亿美元一路长到 800 亿美元。大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外汇这个东西，现在看来太多了也是烫手的山芋。这种甜蜜的烦恼是这十年新出现的。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都是缺外汇缺得发疯。记得我小时候路过一片果园子，看园的老头警告我，不要进入乱糟塌，这些苹果要出口换外汇呢！看他神情，显然外汇是很光荣很神圣的东西。土里抱食的农业国家，种出苹果不舍得吃，换点外汇再卖工业品，这种模式是非常弱势可怜的。
1978 年，当中央决定花 800 亿美元进口设备和技术时，我国外汇储备只有不到 2 亿美元，可见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后来整个八十年代我国外汇都只有几十亿美元。1990 年突破一百亿美元，1996 年过一千亿美元，2006 年过一万亿美元，现在有 3 万亿美元。这笔钱如果拿到 1978 年去，我们的领导人的血压肯定会集体飚升。总之，话不多说了，结论是，以我们当时的力量，肯定无法支撑 800 亿的投资项目，多数项目最后落空。
为了多赚外汇，中央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高指标。比如，70 年代发生了两次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每桶油价从 3 美元飚到 30 多美元，石油输出国就是从那时开始赚翻的。中央提出，多出口石油来换外汇。中国石油产量 1978 年是 1 亿吨左右，我们定的目标是到 1985 年提高到 2.5 亿吨。这个实在没办法实现，因为老天爷偏爱海湾国家，中国地质储量没那么多，再急也没有用。现在全国的石油产量也只有 2 亿吨左右。
总之，那三年定的工业发展目标，基本上都没有实现。一些项目成了半拉子，一些油田矿山为了完成任务蛮干，资源被破坏，产量反倒下来了。多数的分析家认为华国锋应负主要责任。也有人指出小平也有责任。胡耀邦后来说过，当时是集体决议，大家都有责任。当然，三年工业建设也留下了一些好项目，比如今天中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大哥：上海宝钢。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15:27楼主对农业合作化和后口制度的文章写得很不错，能否转帖一下？—————————————————————————————没有关系，随便转吧。请注明出处，好让人家知道这是网上的“漫谈”，本来就不严谨。我怕误导了人家，呵呵。
谢谢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17:03
（第 117）
介绍 1976 年至 1979 年的经济，已经用了三个贴子。我
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许多书上都省略，所以有必要说一下。好吧，再写一个贴子，结束这三年内容。
有兄弟论及，中国只有可能在 1979 年左右开放，提前开放是不具备条件的。这个观点很久以前就出现在网上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改革开放提前十几年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国际环境是变化的，若六十年代开始，当时确有更多不利因素，可能使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同，阶段性特征也不同。
比如说，有论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吸引的投资来自“四小龙”的华人，而这些华人主要是六七十年代才发家的。所以，六十年代开放，没有那么多的华人投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靠四小龙呢？四小龙又靠谁呢？我们这样假设：如果在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出现文革这种政治运动，全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开始对外开放，那么，当时从欧美和日本流向四小龙的资金，大部分可能被中国沿海抢走和承接。因为中国比四小龙有更充裕的劳动力、更广阔的市场，沿海各省的交通区位也不比他们差。当然中国也有引资的弱项，就是四小龙在政治体制上与欧美日相同，而中国不同。不过，从后来中国越南的实践来看，只要你有政策有环境，能让投资者挣钱，政治体制不是引资的根本障碍。
我认为中国若在六十年代开放，“四小龙”的命运可能跟泰国、马来那样，被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给堵住，无法实现快速起飞（香港和新加坡是单纯的港口城市，可能情况会好些）。若中国推迟到九十年代初才开放，那么“四小虎”的命运可能会改观，他们可能在八十年代紧随“四小龙”崛起。那么，中国在九十年代开放时，我们请来投资者就不仅是四小龙了，还会有泰国、马来西亚投资者。如果那样，我们中国今天的经济面貌可能跟现在的越南差不多。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实际上从 1979 年开始改革开放。不管早晚，这是史实。
扯远了。回到对这三年的评价。因为我在探讨经济，所以从经济角度聊的。其实，这三年时间，时代主题根本不是经济上。这三年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华国锋和四人帮三种可能选项之中，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现在回头看来，谢天谢地谢空气，这是最优解。
改革开放的决策，在那三年中就进行过一些酝酿。比如1978 年有关部门考察香港后，提出工作设想：在宝安县（今属深圳）、珠海县建立出口加工区。当时华国锋也原则上同意。
华还多次派员到欧美和日本考察学习。虽然直到他淡出权力中心，也没出台具体政策，但这些前期工作不应该被抹去。他主政期间，中央还作出了结束文革、小平复出、为“四五”群众平反等决定，这些也不应被抹去。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这三年留给中国的最大财富是：社会宽容。无论是华也好，无论是邓也好，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宽松精神，令人感动。
作为“最高领袖”，华国锋为人温和厚道。虽然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是错的，但他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没有进行压制，为思想大解放创造了条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压制的能力。其实，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做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身兼党政军最高职务，又在政治局拥有不少支持者，比如掌管部队的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如果华坚决要做点什么，不敢说绝对办成，但很有可能办成。但是，他选择了尊重党内多数同志的意见。
邓小平同样体现了这种宽容精神。由于三起三落的独特经历，他可能是恩怨情仇最多的领袖。比如在江西苏区第一次被打倒时，他的第二任夫人跟他划界离婚，嫁给李维汉了。后来，邓与李长期共事，李在八十年代还出任中顾委副主任。说实话换了我，很难做到这点，我很可能会拾块砖去拍他。
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许多人可能认为他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当时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登诗：“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
妄图倒退，奈何翻案不得人心。”但小平复出后，官方仍然高度肯定郭在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可贵的政治品格是什么？是宽容。
正是由于宽容，中国才能走出文攻武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重恩怨，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是由于宽容，不同思想得以争鸣，才有可能在比较中作出客观的选择。正是由于宽容，人们才敢于去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用实践检验真正，在无数字试错和纠错中，寻觅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
1978 年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75 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他的身边，还有 82 岁的叶剑英，74 岁的陈云，70 岁的李先念，64 岁的胡耀邦，60 岁的赵紫阳。
在革命英雄主义时代落幕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
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17:03 累了，
改天继续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17:06 用实
践检验真正，在无数字试错和纠错中，
————————————————
应为：用实践检验真理，在无数次试错和纠错中。
晕，对不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 13:14
（第 118）前面一个贴子的结尾，我列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年龄。
有兄弟可能以为我是专门查的吧，其实我一直在凭记忆码字。
我记住这些东西，原因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以前曾攻读过一本算命书，为了验证生肖与性格命运的关系，所以随便给记住了。
呵呵呵。
前面有兄弟回贴，建议让我评论毛主席的时代，饶了我吧，这个本事真没有。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倒有一些零星的观点，前面写了那么多贴子，都在里边了。有时候，我感到，许多事情很难以评说，已发生的偶然就成了必然，只能说是命吧。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顺便娱乐八卦一下：老毛属蛇。蛇者，有龙之形体，兼有长牙，所谓欲成大事者，无毒不丈夫，这是最强、最硬的属相。文坛盟主鲁迅也是属蛇的。老邓属龙，江总属虎，胡总属马，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都是有王者气的好属相。朱总司令和周总理都属狗，年轮差一轮，应该说，为人臣者忠，倒也不错。华国锋属鸡，王气不足，但金鸡报晓，在大时代到来之前过渡一下，可以理解。孙中山属虎，袁世凯属羊，蒋介石属猪。你们想知道习总是属什么的吗？蛇！再这样八卦下去，我良好的理性的形象全毁了，还是讲正经的吧。先约定俗成一下：改革开放始于 1979 年，到现在 32年了。为了方便起见，我笼而统之地称为“近三十年来”。以后贴子里凡是提到“近三十年来”，就是指 1979 年到今天。
其实，从一周前开始，我就在思考，如何讲述和评论改革开放的故事。前面有个兄弟回贴说，近三十年来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亲历亲见者，都有切身体会，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论题都可能会争议不休，砖块横飞，所以他建议大家要理性讨论。
谢谢这个兄弟，他道出了我的忧虑。如果发现我的观点比较荒谬，请大家发扬可贵的宽容精神哈。
第二个发愁的事，就是如何来讲。相比于历史问题，我对于当代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更多，千头万绪，不知该怎么展开。
我今天上午做了个决定，决定以后，不再像前面一部分那样按时间向前推，而是信马由缰、颠三倒四、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这样，可能会更放得开一些。
前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内有许多影视和书刊来纪念之。这些作品把三十年故事讲了几遍，该挖的都挖得差不多了。
通过历史课和政治课，通过看这些作品，近三十年的大致框架，大家都基本清楚，所以也没必要再来罗列。我给大家推荐两个作品，一个是吴晓波的书《激荡三十年》，一个是上海拍的纪录片《激荡 1978—2008》。两个作品都是按时间来的，特别是后者，绝对的编年体，30 集讲 30 年，一集讲一年。有兴趣的兄弟们自己去看吧。
但必须指出，我个人认为，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看着不过瘾。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他们的写作角度问题。
这些大历史的作品，实际上都受到了美国同类作品的影响。美国的经济类纪录片，讲经济问题时，我感到有个特点，他们喜欢把市场和公司作为主线。因为在美国，经济史简直就是一部公司史（或企业家史）。而在中国，我认为至于在前三十年里，由于国情所致，经济史的主角不是公司，而是政府和个人。以公司（或企业家）为主角，是典型的中观视角，上不接天，下不着地，所以让人感到不过瘾。以政府和个人为主角，则是宏观视角加上微观视角，也许效果会好一些。比如凌志军和马立诚所写的几本从政治角度讲述改革史的书，就是这个思路。当然他们也借鉴了外国作家的经验。
我也想用宏观视角加微观视角来继续这个贴子。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贴子会比人家更好更过瘾，我没这个水平，我只是认为，应朝这个方向努力。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 13:31 而在
中国，我认为至于在前三十年里，
——————————————
应该是“至少”，对不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 15:03
（第 119）好，咱们做个拉皮、拍个黄瓜、烫一壶酒，开始颠三倒四地胡聊！要对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而括之，很难很难。探讨中国的发展，首先有两个问题摆在那里。一是，中国如何发展？二是，中国发展向何方？其中，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它强烈影响着第一个问题。
有人说了，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就是“四个现代化”。
这也算是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不到位。因为“四个现代化”是一种技术性的发展指标衡量体系，它不包含道德和价值的取向。比如 1930 年代罗斯福领导的美国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从技术角度讲都是现代化工业国，但两国迥然不同。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外国人不放心，他们想找中国问问，你到底想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找来找去，在河边上找到了。他一问，中国说：“嘘，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忙着摸吗？……啊哟螃蟹夹手了！”总之，我们中国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策略，决定了也很难给人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中国没有办法明确告放别人自己崛起会怎样改变世界格局，因为自己心里根本没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稳住美国，赢得时间继续摸石头。
这个方面的观点，记得我在很早的贴子中已谈到过了。就是“用气候改变”打比方的那几个贴子。
当改革开放进行到 20 年时，也就是 2000 年以后，中国已经无法继续避而不答了。因为我们成长得太大了，已经成为世界无法忽视的力量。如果再不回答，让人家猜忌，国际环境于我们不利。所以到了 2003 年底，中国终于被憋出来一个说法，就是“和平崛起”的有关理论。
和平崛起这个提法，最早是政治理论家郑必坚在博鳌论坛
上提出来的。后来，国家领导人也在一些公开讲话中也使
用了这个提法。
和平崛起的含义是什么呢？按照郑必坚的说法，就是，世界历史证明了，大国崛起往往打破原有国际格局，引发战争和动荡。原因就是他们搞侵略，搞扩张。大家放心好了，我们中国不想这么办，也不会这么办。那我们怎么做呢？有办法。一是继续推进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吸收外国文明，弘扬中华文明。三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这三个方面，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制度上、文化上和环境上的三个保障。
我上小学时候，老家过春节，大门上的对联都贴着：“中华崛起，巨龙腾飞”。在国内来说，崛起不是什么新提法，中国人自己从一百年前就憋着劲想崛起了。中国崛起作为一种“最新”提法，目的不是对内提，而是对外提的，是讲给老外们听的。特别是要在博鳌先讲给那帮提心吊胆的东南亚国家听。
当然了，说给老外听，绝不仅仅只是要通知人家一声：“亲，我们可要崛起了哦！”我们想表达的内在意思很丰富。
这个内在的意思，不是郑必坚教授在桌面讲到的那三条，而是潜而不宣，请人家意会意会。咱们来挖掘分析一下：和平崛起的实质，就是回答：中国崛起以后，国际格局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先看看中国与国际格局的历史关系。
大家知道，现代世界以 1992 年为界，划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冷战时期，两个世界秩序体系对立。后一段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国情况比较复杂。前一段，我们先加入了苏联一方。后来跟老大哥闹崩了，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中国成为游离于两个体系之外的孤家寡人。但是在政治和经济的特征上，当时中国仍然是苏联阵营的那种特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1970 年代末期到 1989 年，中国政治特征不变，而在经济上逐步向美国阵营靠拢。
1989 年至 1992 年停下来犹豫了三年。1992 年苏联倒台、小平南巡、十二大召开，中国才痛定决心，逆风而上，孤注一掷，以“天塌下来当被盖”的精神，毅然加入了全球化格局。下这个决心很难。周立波评价说，小平怕后人把打开的门再给关上，所以这回把门板和门套都拆掉了。2011 年，中国加入世贸，标志着中国投身全球化迈出了最关键的决定性的一步。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 15:46
（第 120）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两个赢家。（以后具体探讨入世问题时再细聊）。当年入世，有人担心得要死，但我比最乐观的专家还要乐观，没想到后来现实比我的预测还要更乐观。这也带来一个难题：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捞了好处，那么你坐大以后，将如何改变这个格局呢？呵呵，我个人认为，中国到现在也不知道答案。“和平崛起”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在必须回答而又不知答案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一个缓兵之计。它是说给世界各国听的，当然是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不管专家从中解读出多少伟大思想，反正我从中只解读出三句话。
中国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承认现行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中国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多极并存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一套国际秩序。30 年来，中国虽然受了不少鸟气，但总体来说，在这个秩序中还是得到了大发展。中国的第二句话是，中国表示，会继续遵守这个秩序。中国的第三句话是，中国诚诺，即使自己将来强大了，也不准备颠覆和破坏这个秩序。总之，老美，你就放心吧！我从这个角度理解，“和平崛起”这个提法，不是一个示威的提法，而是一个示好的提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向美国装熊，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对中国的崛起过度猜忌。
我这个观点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国在 2003 年先提出“和平崛起”，后来该提法又改成“和平发展”。大 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没人会提“崛起”二字。有兄弟会问，为什么要改？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的战略思想的什么变化？我认为，这个提法的改变，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想变化。
主要原因，是中国反复推敲，感到“崛起”两字还是太硬梆梆了，担心老外不能准确理解，误会了我们的一片苦心。
但是很可惜，八年过去了，这个提法没有消解国际上的警惕和敌意。美国，周边各国，基本都不相信中国真会和平崛起。
为了让大家看着不累，便于理解，下面，我以美国和中国为主角，导演一部香港帮会电影。
电影场景是：深夜里，在一片废弃的工地上，两个穿风衣戴墨镜的男人——中国和美国见面了。
美国：老二，这么晚约我出来，到底有什么事？中国：大哥，闲话不多说，你也知道，这几年我在道上磕磕碰碰。别人就罢了，连你都不相信我！所以我约你出来说几句心里话。一，我华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谁不知道我是个最讲规矩的人；二，我以后还要在码头上混，我怎么会去坏了规矩？三，以后就算兄弟真的发达了，大哥还是大哥，道上的辈份不会乱的！
美国：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就算你这么想，环境比人强！人心会变的。你也看见了，苏东帮跟我斗了那么多年，他们内讧散伙的时候，我没有去趁机赶尽杀绝，也算仁至义尽。
可是怎么样呢？毛子干了两票石油生意，兜里有了几个钱，还不是一样狗改不了吃屎！
中国：但是，大哥，我……美国：不要说了！就算我信你，一帮小弟也不放心。这几年你翅膀越来越硬，小日、棒子、巴子、小菲他们几个一看见你就吓得尿裤！弄得帮里人心不稳。算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另外，欠你的钱我会还的，你不用担心。我们两个面子上要过得去，不要让弯月会、咖喱党的人看笑话。
中国：那，好吧。
美国：噢对了，你要管教一下二胖子。我一直给你面子，但你的马仔这么没规矩，让我这个大哥很不好做！电影演完。中国崛起面临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的。所以，和平崛起这套理论应用于国外，基本上还是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延续，但目前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 15:47 累到
了，出去逛逛超市，晚上再写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 19:01
（第 121）前面的这两个贴子，我是想说明，中国正努力回答“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向何方”两大问题。应该说，这 30年来，我们通过不断参考猫咪和石头的意见，通过自己摔跤和观看别人摔跤，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正在由感性向理性、由片面向系统大步迈进。第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基本上解决得差不多了。这三十年来，中国通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基本上搭建起了一个思想框架。这些理论再加到一块，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兄弟们请注意，2007 年以前的官方提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提法也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来越长，很考验肺活量。以后要是再有几代领导提出新理论，那么这个单子就一口气念不下来了。所以，2007 年十七大上进行了梳理，党的理论体系被概括为三大部分，一是老祖宗的理论，即马列主义。二是革命理论，即毛泽东思想。三是建设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江胡三代的理论成果全部装进第三部分。以后如果再有新成果，也可以装进去。这样一整理，就比较清楚了，胡总报告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小平是改革的开山祖，他的理论是解决为什么要改革、怎么看待改革、怎么搞改革、改革的奋斗目标的问题。江泽民面临国际上苏东解体，国内社会阶层分化的复杂局面，他的理论是回答执政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胡总上台时，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也叫中等收入陷阱，他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内容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虽然有些内容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有些内容还比较糊涂，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总体来说，这些理论加到一块，已经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了。
（这些理论都很有料，以后涉及具体问题时再聊吧。）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向何方”的问题，确实没有解。这个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解，而不是一般的解。
你说“和平崛起”，你说“战略三步走”，你说“全面小康社会”，你说“和谐社会”，这些都不错，但都不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理论水平的问题，而是实践水平的问题。因为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13 亿人的全面崛起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变，不可预知因素实在太多了。在中国崛起以后，已主导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的地位将如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如何调整？人类使用能源的模式如何改变？亚太安全体系如何重建？中华文明如何处理同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目前这些问题都无解。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一个文明若能崛起，必有一个坚实的文化价值体系支撑。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和伦理纲常，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是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价值的凝聚力、感召力、说服力，构成了一个文明崛起过程中无坚不摧的核心力量。我相信，中国如果崛起，肯定是有价值、有信仰的崛起，而不会是一种缺德的崛起。
中国崛起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明确了，其它问题也许就容易解决一些了。有的中国学者希望复兴传统价值体系，有的西方政治家希望中国能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其实，两者都不容易。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中央到民间，都在努力构建属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但这确实需要时间。
价值体系这个东西，并不是想建就建的。人类发展了几千年，成套的价值体系也就只有那么几个而已。文化价值体系的演进是个漫长过程。例如，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带来了儒学第二次大发展，从而确立了三教之首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对于外来佛教的系统回应。我同意这个看法。
但是，宋朝，距离佛教传入的汉朝，已经一千年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 1840 年受到严重挑战后，一直处在自我调整之中。什么时候才能调整到位呢？不知道。总之，我没有结论。留给大家去思考吧。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我在佛前苦苦等了一千年。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 21:42 今天
不发贴啦，明天下午继续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8 17:26（第 122）十年前，北京，黑夜，寒冬腊月，冷。当时，我缩着脖子，一溜小跑，穿过一个大杂院。院里有两棵国槐，树之间横绑着一根竹竿，晾着几双长筒袜。袜子从竿上垂下来，冻得梆梆硬。
我一头撞了上去，血当时就冒了出来。……多年以后，每当遇到逆境，我就摸着脑袋自我勉励：他妈妈的，只要被环境逼到那个份上，连袜子都能产生战斗力，更何况人乎？
昨天发了四个贴子（第 118 至 121），我是想要说明，中国近三十年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一套理论体系，把“怎么发展”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仍然无解。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一个大背景。接下来，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另一个大背景。
我个人的观点是：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换一句话说，是救火式的改革，是逼上梁山式的改革，是被问题踹着屁古往前走的改革，是再不改革就要出乱子的改革。我认为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前和现在的许多社会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一些走势进行预判。
可能有兄弟不同意这个观点，下面，我展开论述。
在邓的时代，改革肯定是逼出来的，这个不用论证。整体上，“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开除球籍的危险”；农业上，小岗村的农民分地单干，那是立了生死状的；工业上，引进外资搞开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到了江的时代，改革仍是逼出来的。不仅是国内在逼，更主要的是国际上在逼我们。十三年间，中国最大的改革莫过于融入全球化体系，这个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这个决定很难很难。中国犹豫了三年。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比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两口子被毙了。
这对于中国决策层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时，无数的外国专家和名人，都在热心地帮中国读秒：“一、二、三，崩溃！一、二、三，崩溃！！”（这不是他们的原话，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在许多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看来，当然改革搞了十来年，确实进退两难，关起门退回去肯定等死，继续改下去很有可能找死。所以当年小平南巡，是很震撼的，有点像武侠电影里面的场面：几个兄弟被一大群敌人包围在破庙里，眼看敌人就要攻进来了，索性拔刀踹开门杀了出去。这个勇气可嘉。2002 年，当时的发改委主任曾培炎评价了一句：“此前十三年堪称盛世。”这也算是迎难而上的历史回报吧，富贵险中求，繁荣和发展也要险中求啊。
近年来，主要是 2000 年以后，许多专家整天在强调说，现在到了深水区啊，现在可摸不着石头啊，要整体推进啊，要“顶层设计”啊。但是，很遗憾，据我观察，一部分改革工作内容有所谋划的，但在主流上，仍然处在问题驱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大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和谐社会”的提法最早见于高层讲话，是在2004 年。科学发展的提法出现得要更早一些。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一系列震惊国内外的负面事件。集中在国企下岗、征地拆迁、工程移民、环境污染、生产事故、食品安全等方面。
这些年，国内报纸天天都有，央视也在不断曝光，最近全国还在围剿地沟油呢，我就不再多说了。
近日出版的《朱容基讲话实录》第四卷，朱老板对当时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的大庆油田因分流富余人员而引发的上访事件。大家知道，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一面旗帜，大庆工人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以，当时这类事件势必引起上层的高度重视和反思。后来，在和谐社会理论中，围绕谁来承担改革成本、谁来享受改革成果的内容，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这是中央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回答。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8 18:52
（第 113）中国人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被逼到份上以后，智力和能力都是超级厉害，让全世界惊叹不已。同时咱们也有一个突出缺点，就是有些时候（当然也不是全部时候），理论上可以避免被逼的，可偏要让自己落到被逼，然后再去创造奇迹，华丽丽地纵身跳过墙头。
十年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愤青，当时我对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意见大了去了。当时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时间，应该是 92 年以后的那几年。那几年里，思想理论上，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导向；现实中，国内许多行业的市场还处在卖方市场，竞争并不激烈，企业日子还比较好过。如果当时开始推行产权改制，许多国企的资产，变现以后足以妥善解决职工的安置。
然而政府就是不改。只要能不出事儿，只要还有口饭吃，就回避矛盾，先拖着。这么拖、拖、拖，一直拖到 1998 年朱老板当了总理，他发现这时候不改真的不行了。因为大家吃不上饭了。可是，这时候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机。国际上闹金融危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改了制也不一定能活出来。
更糟的是，这时企业资产已经被搞光了，不管是亏损掉的也好，吃喝掉的也好，为发工资变卖掉的也好，被贪污掉的也好，总之反正是资产没有了。有的企业资产还是负的，因为资不抵债，就搞债转股。银行叫苦不迭，放贷放成股东了，只好盼着国家来剥离。但是，能挤进债转股盘子的幸运企业能有几个？多数企业活不出来，又死不掉，安置职工，钱从何来呀？不改不行，改又没法改，这真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国企脱困那几年，全国各地，被职工包围频率最高的领导，就是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县上干这个夯活，成天给上访职工解释政策，被啐在脸上，就跑到卫生间洗洗，再跑出来接着解释。当时干部中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前世做了孽，今世管工业！”一些经济人士也报怨改晚了，有人还报怨说，要是老朱早当五年总理就好了。
但是，这十多年来，我根据亲身经历，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如果提前推开，也许根本改不动。
在 90 年代初期，实际上国内也有过产权改革，特别是山东诸城的“陈卖光”。但是，从全国整体而言，把竞争领域的国企（主要是地方国企）卖了，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极大。虽说这个时候卖掉，卖出来的钱可以安置职工，对职工更有好处，但职工并不买账。因为只要还有饭吃，只要没有山穷水尽，许多职工根本不愿意接受改革，特别是不愿失去国企职工身份。
他们势必产生强烈反弹。
这是一个极为无奈的事实：企业条件越好的，越能开出较高补偿条件的，反而越改不动。企业条件越差的，越不能给出任何补偿的，反而越容易改。《朱容基讲话实录》中说，2002 年石油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费用，是 16 万元。结果改出了乱子。相反，我在西部某地曾目睹过一次县属企业的散伙。当时，这个企业因为经营不散，已经停产多年，职工没有领到过任何生活费。最终县里研究决定，为他们解决以前拖欠的养老保险，之后的要自己续交，另外每人补偿三四千元，就撤底了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没有太多的话，开了会，领了钱，大家一起到街上吃了顿面条，男人在抽烟，有的女人在抹泪，吃完各自走人。长期停产本身最有说服力，人们已经不报希望，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
前面提到的那个管工业的朋友，有一次我们争论改革的问题。他突然问我：“如果绳子上的死疙瘩解不开，你怎么办？”我说：“用剪刀！”他摇头：“你用剪刀，把绳子弄断了，你能负责吗？上面谁敢批准你用剪刀？”我说：“哪怎么办？”他说：“你可以不去管它，过几年绳子沤烂了，疙瘩自然就不存在了。”中国的改革很复杂。许多问题，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另一回事。让时间来解决问题，肯定不是最优解，但有的时候它是唯一的可行解。所以，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模式，我不喜欢，因为它肯定不是最优解，但在操作层面上，有时候它也许是唯一的可行解。
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8 20:29
（第 114）
我这个人平时说话，总喜欢用“中国”、“人类”、“世
界”、“文化”、“社会”等名词为主语进行造句。有个哥们警告我说，你站得太高小心容易遭雷击！我告诉他，我认为，遭雷击的表面原因是站得太高，根本原因是站得还不够高——你站在所有云层之上，永远不会遭雷击！他当场被我的诡辩给雷闷了哈。
这几个贴子，我试图在站在云层之上，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进行某种总体性概括。然后再以此为背景，探讨方方面面的具体的内容。
问题驱动式的改革，不仅是在国企方面，在许多领域都是一样的。对这个模式，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
在许多时候，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我们多数人不可能深谋远虑，大家求稳怕变。不碰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戴孝帽子不哭爹。一步步走向无路可走的过程，就是一步步统一思想的过程，到了最后一步，不用理论家来教育，也不用书记去做思想工作，大家会一致说：此路不通，掉头！这种问题驱动式改革，看似没有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上却包含着某种政治智慧。在中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国际环境险恶，国内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政府会更倾向于做出这种选择，见招拆招而不是主动出击。这种方式，提高到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同时降低了改革的社会风险。但是，它也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问题。
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改革的违规性。一个是改革的短期性。这两个问题都好理解，我就简单说说。
所谓违规性，它的发生原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那么，在问题很严重之前，我们是不会提前主动去解决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是不合理的体制、法规、政策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提前主动去触动问题背后的这些东东。所以，当问题严重了，必须要解决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这个时候，造成问题的体制、法规、政策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有效。所以，改革措施本身，往往是违法违规的。
通过改革，改革措施得到认可，成为新的政策法规。但政策法规都是自颁布之日起生效的，你不可能往前倒追。所以，当年的改革措施，永远都是违法违规的。这就造成了改革者身上的“原罪”。再加上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调整，不可能不得罪人，这麻烦就大了。改革者外有仇人，内有“原罪”，小辫挺多，所以死得很惨。大家可以看看，30 年历史上，中国有多少改革先行者被“拍死在沙滩上”？这是改革自身模式造成的。这也使得一些人不愿改革、不敢改革。
接着说改革的短期性。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喝酒，他在省委政策研究机构工作。我向他摆出了我的思考：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是旧体制、旧政策。那么，今天我们改革的对象，有几条是 1979 年以前的？几乎没有！今天我们的改革对象，是 80 年代、90 年代出台的东西，甚至是 2000 年以后才出台的东西。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改革本身又是改革的对象，改革同时又为下一步改革制造对象？如此循环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要改到哪一天为止？如果一定要给这场改革设定一个期限，你是不是希望是一万年？这就是短期性的问题。这也好理解。问题驱动式的改革，都是问题临头了，火烧眉毛了，这时改革往往集中于解决眼前问题，而忽略了政策的长期性、全局性、普适性。所以，我们的政策变化太快，政策的连续性太差。今天“有水快流” 鼓励发展，县长来给私营小煤矿剪彩；明天调整产业结构，关井压产，县长又带着一帮人来炸封井口。这个弄法，人家不骂政府才怪。
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8 20:34 收工！
休息！明天再写！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8 20:44
(113)和(114) 应该是(123)和(124)
—————————————————————— 谢谢！声明更正一下！我把序号写错了。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9 01:00
（第 125）今天跟老家通电话，北方正交取暖费呢，可新加坡依然是30 多度，热得我头晕脑涨，都不想写贴了。唉，如果仅考虑气候，我觉得驻俄罗斯都比驻新加坡好受一些！前面，关于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观点，不知道兄弟们同意否？（准确地说，我认为，改革总体而言是问题驱动式，也不是每条改革都是被问题驱动出来的。）前面提到了这个模式存在的两个问题。其实，那两个问题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是——“问题”是什么？我不是在搞文字游戏。我的意思是，既然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就需要我们来认定：那些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需要尽快改革。
凭什么标准来认定呢？没有明文规定。一个常用标准就是，再不改革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就要优先改革。
讲到这里，许多兄弟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一个问题，它实际上的严重性，与人们感觉到严重性，有时并不一致。
近年来，在征地拆迁中，有人总结出一条斗争经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典型的问题驱动式工作思路的弊端。社会群体反映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那些叫得响、吼得凶、闹得大的行业、集团、阶层和个人，往往能够引起更多的重视，从而优先享受到改革的好处。
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不规范的情况下，更加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不管中国外国，改革都是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一场利益变化，如果有规矩，就是利益调整，如果没规矩，就是利益群殴。中国呢，说是利益群殴可能太刻薄了一点，我们姑且说是利益调整吧。随着改革进入而立之年，越来越多的社会集团都累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动不动就给你来个供气供油不足，让加油站排队排出几里地。司机和市民怨声载道，媒体聚焦报道，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好了，“严重问题”形成了，大家快解决吧，请国家发展委下一个通知：涨价。又比如，早已经过时的国家食盐专营体制，早就该改革了，但这帮家伙硬是拼命强调碘缺乏症问题的严重性，把这场改革往后拖了十来年，把食盐生产企业害得够呛。
近年来，金融、证券、保险、电力、房地产等行业，借题发挥呼悠国务院的水平不断见长，他们必要时还能请来几个外援配合配合。
中国改革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是什么？是九亿农民问题。
然而，他们偏偏又是沉默的大多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一定要找出最大的工作偏差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农民关注不足。我说这几句话，估计国务院几任总理听了比豆娥都冤，都要拿砖拍我。不错，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总理为此睡不着觉。有几年的开年一号文件都是说农业的。但是，无论历史经验也好，改革以来的实践也好，都证明了一个钢铁般的定律：利益是自己争的，不是别人给的。
在问题驱动式的改革盘子里，不管中央怎么喊农民重要，当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在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操作中，农民利益往往要给别人让路。
在云层之上的总体观点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就顺势进入一个个具体领域吧：大包干的辉煌与困局。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9 10:40
（第 126）
关于前面那个贴子，有必要补充一句。
前面我说，某些利益集团在呼悠国务院。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利益集团呼悠国会和政府的水平更高。他们叫“政治游说”。呵呵。前面我的主要意思，不是想批评那些呼悠者，是想强调：要真正落实胡总的“统筹兼顾”，各阶层需要拥有平等的呼悠权力和呼悠能力。而农民缺这个。
前面，把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览了一下。中国按照猫论和摸论，A，基本解决了发展思路；B，大方向明确，但拿不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C，问题驱动式改革。这算是大背景吧。
下面探讨具体领域。我们这样探讨：比如说到农业，就把 1979 年到 2011 年的情况拉通了，一下子说完。大家都清楚的历史过程不多讲，只探讨问题。我统计了一下
底稿，没想到这个贴子竟然写了 21 万字，靠，我都佩服
自己了。我争取在 5 万字以内结束，不能又臭又长的。
中国改革，起于农村，安徽小岗村开始大包干，是让穷给逼出来的。官方报纸文章说，当时，省委书记万里下乡，看见一个农民家庭，三个女人，没裤子穿，不敢出门。万里说，我们对不起农民！皖北，历史上是凤阳、颍州、泗州的地盘，人多地少，外加黄河夺淮，“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成了丐帮兄弟的故乡。其实，皖北矿产丰富，水路很便利，新中国建设了淮南、淮北两个工业基地，又靠河运和铁路崛起了一个重镇蚌埠。我觉得，与华北平原的其他农业区相比，皖北在建国后的发展算是快的，也不至于穷到那个程度啊！直到现在，虽然牛群去挂职扶贫，那里农村还是没有富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了解的兄弟帮助分析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是什么样的？前面许多贴子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是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被强力改造但不太成功；人民公社组织；土地集体所有；以农补工造成普遍贫困；户籍制栓人。等等。我根据自己体验，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个物质欲望已被充分激发、但又无法满足的社会。人的物质欲望这个东西，始终客观存在。它一旦被激发，就像原子能一样，如果在反应堆控制下有序释放，就能造福社会，如果在武器中无控制释放，就能催毁社会。激发程度不一样，控制程度不一样，所以人和人不一样，贫穷和“贫穷感”是两码事。有人住在小山村：“白馍蘸红糖，毛主席当年就吃这个，咱还想个啥？”也有人开着奔驰、住着别墅： “都快四十的人了，连个游艇都买不起，不好意思见朋友，这两周没敢去高尔夫……”不知兄弟们有没有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小说？茅盾文学奖哈。路遥就是陕西农村出来的，他的小说完全写实。我觉得他的小说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欲望。当时的农村，通过政治运动，通过普及初等教育，通过收音机和电影，通过现代交通体系，通过上学当兵，已不再封闭。即使在最落后的小县，县级两级基层政权、县属学校医院等事业机构、国有和集体企业，也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不少改变命运的岗位。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代表了当时农村青年真实的想法。当时的农村，至少在年轻人中，满足于白馍蘸红糖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盼着走出去，盼着富起来，盼着过上更幸福生活。
正是这种物质欲望，催生了大包干、乡镇企业、民工潮。
同时，欲望决堤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就在离小岗村不远的阜阳，近年就冒出一连串负面新闻，比如劣质奶粉之类，搞的阜阳的兄弟们出门都不好意思了。
我感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才是推动中国崛起的力量之源。当年，老毛正视了农民“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才赢得了革命胜利。当年，以集体觉悟去替代利益需求，才造成了人民公社的式微。改革年代，对于社会物质欲望，怎么去顺应而不是压制，管理而不是放纵，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执政课题。
2002 年，十六大，江总做工作报告。以前这种重要的报告，最后一句都是“为某某主义而奋斗”、“为某某目标而努力”之类的话，再加几个感叹号。这次，即将离任的老江，最后一句喊出了“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这句话真把我感动到了。是啊，老百姓跟着你共产党，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如果老婆孩子吃不饱，什么主义都是放狗屁。
能把“幸福生活”放在这个地方喊出来，改革有希望。
扯远了，回到农村。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9 12:09
（第 127）要论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我认为可以划为成三个不同时期。为了方便论述，本贴子给它们取名为 A 阶段、B 阶段、C 阶段吧。我来简单描述一下，把这 30 年的风雨一笔带过，以后就不再细讲历史过程了。
A 阶段：1979 年至 1992 年。
标志：大包干、乡镇企业、大邱庄、万元户。
对于集体化，争议很大。有人说它释放了生产力，战天斗地，干成了无数前人干不成的事。有人说它阻碍了生产力，还破坏了生态环境。听说要集体化，农民砍掉自家的林子，卖钱花光，杀了还没长成的小猪，一顿吃光。人人都想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好去共别人的产。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是到了后期，人民公社确实积弊丛生，主要体现为阻碍生产力了。“大包干”是对的。
我的一个领导生于甘肃，十七岁上大学之前一直吃玉米饼子。我们现在搞宴会或接待客人，只要他参加，那就不能点“粗粮拼盘”之类的菜。他一看到就生气，这辈子实在吃够了，认为我们在虐待他。“大包干”解决了困挠中国人两千年的吃饭问题，这个功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大包干也使农民流动成为可能。人们不用挣工分了，自己的田，一个劳力能种了，另外的劳力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实际情况是，农村“半劳力”即老人成了种田主力，青壮年大量外流。虽然 80 年代城市仍然用粮票，但对自由市场不再严格控制，只要有钱就不愁没粮吃。
当时，外资企业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四个特区，雇人有限。私营企业还处于家庭作坊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叫“自雇劳动”，雇佣有限。城市服务业还处于个体户、跑单帮的阶段，倒爷们亲自扛包挤火车，也雇不了几个人。所以，农民流动主要就近，到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政府不愿管理太多流动人口，流来流去的看着眼晕，所以也大力提倡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近打工。
总之，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用大邱庄的禹作敏的评价说：毛主席折腾农民，邓小平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当时的人们认为，农业繁荣是大包干释放生产力的效应。
这个观点不错，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处于短缺经济。直到 90 年代瓜瓜果果都卖不出去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原因的存在。
在 A 阶段，农产品基本不愁销路。中国多次暴发震动国务院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烤烟大战”等。各级各地企业以及大群的合法贩子和非法贩子，下乡收购，抬高物价，争抢原料。有些省市县为了保护本地企业，一到收销季节，就沿路设卡，重兵以待，堵截外来收购车辆。为了抢到货，有的贩子连鸟枪和砍刀都用上了，引发了许多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事件。有的乡镇领导，守土不力，本乡农产品竟被外地企业拉跑了，结果被批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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