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墙，却无法通开；由于雨后辗压，村道呈低于地面一尺以上的槽沟状，一下雨就成了河，长期无法通行，但无人组织管理；水利设施更是荒废，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水利设施。在公社组织下，农民大规模开展了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项建设。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04:50
（一百零五）关于新中国粮食的历年产量，网上可以查到。我的印象是，以 1979 年为界，面前 30 年大致翻了一番，1979 年至今，大致又翻了一番。（不是具体数，大数如此）。当然了，后面那一翻肯定更牛 B 些，因为它的基数大呀。但是前面的增幅也是很了不起的。有学者认为，前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农田水利建设；后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化肥、农药和良种的使用。这个观点有道理。
1949 至 1979 年，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农田水利建设时期，通过人海战术，搞了遍布全国的大小的工程，著名的有红旗渠等等。由于认识水平有限，加上极左思想，也弄出来许多问题。
比如，不切实际的学大寨运动，破坏环境浪费人力。盲目的围湖造田把洞庭湖挤掉一半，朱容基郁闷赋诗：“浩浩汤汤早日现，郁郁葱葱梦难园”。三门峡水库很不成功，淤泥太多不说，尾水还经常倒灌陕西。微山湖围湖造田，湖田产权不清，惹得山东人跟江苏人老是打群架。河南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酿成了惊天之灾（这里有自然原因，也有工程原因和管理原因）。
但是总体来说，由于农民组织化，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新中国水利成就空前。具体数据见中国水利史。
象苏联集体农庄一样，人民公社注定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其中原因，分析文章和专著有许多。但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更为概括化的解释：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民公社不利于人的发展。虽然 1949 年至 1979 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教育、医疗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但人民公社这项制度，无论是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社会生活上、在公民权力上，都对农民有诸多苛刻的限制。其结果，就是中国农民群体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群体相比，与本国城市人口相比，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因而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1979 年以后，人民公社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除了耕地集体所有制依然保留，其余东西都逐步走入历史。
但是，在历史的无意之中，由于人民公社所发挥出来的汲取剩余、组织农民的两大作用，给后来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三个重要遗产：一是完整的工业框架，特别是重工业能力；二是比较完备的农田水利体系，直到现在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还得益于这些水利设施；三是劳动力资源，即打破了宗族观念、接受过初级教育、经历过组织化生活训练的农民工。
有印度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都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前。这个观点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如果说当年苏联通过集体农庄发展重工业，背景是苏德之间的赛跑，那么中国在 1949 年至 1979 年间，实际上也在无意之中与世界各国赛跑。除了追赶对象欧美国家之外，与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对手，有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各国、印度次大陆各国、拉美各国、伊斯兰世界各国。四小龙因为政策对头、美国扶持、体量小、起动快，跑到了中国的前头。应该说，除四小龙之外，中国并没有实质性落后于其他国家。1980 年代，中国调整政策，迅速启动，把正准备继四小龙而起的东南亚国家挤了下去，他们真是生不逢时。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13:54
（一百零六）关于农村合作化，其实还有两个最要害的大问题没有探讨到。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形成类似于日本、韩国那样的农协，而是重回了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今后中国农民如何组织起来呢？二是，苏联解体以后，集体农庄逐步解体，经过几年议会上的唇枪舌剑和老拳相向，最终通过了土地私有化法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向是什么？这两个大问题，以后在讲到改革开放阶段时再去探讨吧。
请兄弟们想想，也给我点思考时间，呵呵。我们按时间顺序继续向下走。
1960 年以后，中国经济领域又冒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冒出来是必然的。前面讲到公私合营时，我就提到了，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全面否认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后果很严重，甚至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我讲过，国家控制一些重要工业，也不是不可以，有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五十年代初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所改造的，都是些轻工业工厂，以及大量的小作坊、小商业。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必要国有化的，我不敢说绝对一个没有，但敢说几乎没有。
我的观点是，这种糟糕的左倾政策，窒息了经济整体活力，严重影响了社会就业；通过影响社会就业，又滞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从而整体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面貌和发展态势。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
中小企业，商业，个体私营服务业，有巨大的吸纳就业能力。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 80%的社会就业岗位。我观察过我家附近的小店，比如一家 30 平方米的连锁品牌理发店，共雇用了 12 个理发师和服务员；另一家 20 平米不到的小吃店里，掌勺的，跑堂的，收钱的，采购的，打杂洗碗的，切葱剥蒜的，一共有 7 个人在忙活，还忙不过来，整天挂着个招聘的牌子，但工资低点，老是招不到人。这就是社会就业。所以，有人说它们不关乎国计民生，是不对的，准确的说法是，他们直接关乎“民生”，又通过民生间接地关乎“国计”。
当国家对这些小工业、小商业、小服务业一律进行公有制改造，然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私人经营，改由政府经营以后，这些经济成份的活力被彻底窒息掉了。原来自主地吸纳就业，而现在必须是政府主导。比如，市商业局根据群众反映，决定批准市农贸公司，本着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在城东某条街新开一家生肉店。商业局发文给市劳动局，请他们纳入计划，组织招工和分配。这种通过国家计划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难之又难。到了后期，你不靠关系、不走后门，想找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找不到工作，又不许你失业，因为失业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所以叫你待业青年。有的待业青年变成了待业中年，还没分配到工作。
同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重工业，轻工业相对很少，服务业就更少。而重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国有工厂通过企业办社会，最后弄得人满为患，人浮于事，但仍然远远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虽然市、县、街道为了安排就业，都在设法创办企业，比如办一家街道瓶盖厂。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就业需求，而且多数企业体制不活，因人设岗，搞来搞去，搞垮了，人却不能辞退，成了个包袱。
显然，不能就业的年轻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于是，在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情况下，在中国城市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富余急需寻求出路的情况下，在农村不断向工业输血已经地竭人贫急需工业反哺的情况下，呜乎，中国却出现了两次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逆城市化运动。一次是 60 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另一次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14:03
这些东西似乎没有人感兴趣呀？那我精简一点往下说。
跳过去也不好。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15:30
（一百零七）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原因是“大跃进”使中国经济掉了坑里了。当时，国家、省、县的工业项目盲目上马，招工进城的人太多了，许多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职工消化不掉了。同时，农业被大跃进、大炼钢、办食堂折腾得半死不活的，全国粮食也不够吃的了。于是乎，中国发生了第一次“下岗”大潮。
我直接摘几句吧，1961 年下发的中央《通知》是这么说的：“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自愿要求回乡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乡。”到 1963 年，全国共精简下放 2600 万城镇人口，其中包括1800 万职工。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经济补偿，就把铁饭碗砸了，把城镇户口收了，让人家回乡务农。搁到现在，不跟你拼老命才怪。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国人的权利观念和维权要求不断提高。
在我们看来，即使十几年前（1998 年至 2001 年）朱老板上台以后搞的下岗分流，如果搁到今天再来一次，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改革成本的问题，越往后，改革成本越高，呵呵。当然，改革成本提高也是件好事，一次性妥善解决合理要求，以免遗留下社会问题。
正是 2000 多万人“非转农”，使恩来，小平、富春等国务院领导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经济爬出“大跃进”的深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当时毛主席称赞过，这么多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证明了中国人民觉悟和社会制度优越（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吧），但是，由于这项工作是新中国第一次搞下岗分流，没有经验，（有经验也没用，当时的政府哪有钱去搞补偿啊），所以后遗症不少。直到今天，许多下放人员仍在申诉上访，希望解决待遇问题和社保问题。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个老头。当时虽然有下放范围，即中央文件里提到的精减对象，实际操作中并不限于这个范围。比如这个老头。他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儿子，估计是小老婆生的，所以解放时高官丢下他们母子跑到海外去了。他当时正在省城上中学。五十年代，中国小学毕业生就算文化人，中学毕业生更金贵啊。他中学毕业后被录为一家国企的职工。
精简下放时，因为出身不好，舍我其谁，直接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这位先生是个执着的人。为了恢复待遇，他从文革后期开始上访。到 2003 年我偶然认识他时，他都 70 多了，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还有几个小事需要再接再访。据他说，这些年来，他去过 70 多次首都，400 多次省城，1000 多次市县，发过几千封信。他简直成了专家，精通城市街头生存攻略，不花钱也吃好睡好。他的钢笔正楷也相当了得，每封信十几页，写的跟字贴一样。我当时很感慨，世态炎凉，这也算是人生啊，一辈子没干别的，除了种地都上访去了。
我当时还在想，他这种人生状态，如果问题真的全部解决了，他的生命可能也就走到尽头了，因为他没有什么精神支柱了啊。几年后，我遇到在当地政府工作一个朋友，向他打听这个老头的情况。不提还好，一提起来，这个朋友就气得不行。他说，好不容易终于帮那个老头把历史问题解决了，住房补助和社会保障落实了，结果，这家伙现在仍在上访。我问为什么？朋友愤愤说，那老头由于长期从业经验，是个信访专家，从中央到省市县，各部门、职能、人员、电话，全都门儿清。他现在帮助别人上访。景区有导游，商场有导购，他算是个导访。他不要钱，跟着别人跑事时，管吃管住管抽烟就行了。
潮起潮落，人生沉浮。中国的国运，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命运之总和。对于历史，我有时无话可评，只希望类似悲剧永不再发生。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17:00
（一百零八）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逆城市化”现象的第二个运动，是“上山下乡”。虽然知青这个提法出现于五十年代，但真正形成大潮，是在1968年至1980年之间，总人数估计在150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了我的老爸。也有人估计的更多。
六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日益僵化，中国城镇就业问题一步一步严峻。文革以后，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了，还有文革十年没有高考、中学毕业生没有出路的政治原因。
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独领一时风骚。但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全国形势失控，文攻武斗遍地开花，人民群众厌恶之极。
到 1968 年，“工宣队”进驻首都高校，毛主席还给工宣队送了几箱芒果，几个芒果定了乾坤，确立了工人作为文革主力的地位（所以后来工人代表王洪文迅速起家），小毛孩子们全面让位。
这么多的经过造反煅炼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有激情，留在城里肯定出事。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上山下乡”与“精简下放”有一个重要不同点：就是知青们后来基本上都回城了，而精简下放人员绝大部分终身成为了农民。
我想，可能主要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反映知青的文学、电影、艺术不计其数，“老三届”简直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而反映更为惨烈的“精简下放”的作品少之又少，以致许多八零后兄弟都不知道还有过这么一档子事。大家对 “知青”都有了解，我就不再细说了。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这些东东吧。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天浴》、《雪城》、《中国知青部落》、《朝阳沟》等；作家有：梁晓声、邓贤、阿城、王小波等。
如何评价知青呢？我十多年前读过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时，注意到封皮上有这样几句话：“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便注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读，纵然岁月异常，而此精神不可轻薄。”
我严重不同意邓贤这个说法。1960 年代，世界发展的天平倾向了东亚，日本和四小龙迅速崛起。而在这个时候，中国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力的人群，却放弃了教育，到深山荒原去改造地球。人的发展是最大的发展，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原因和文革政治原因共同造成的中国一代人的悲剧。
虽然知青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开辟了一些边疆农场，但这是农民的事儿，农村根本不缺劳动力。所以我对知青的现实意义和精神意义都评价极低。我严重不同意诸如“青春无悔”这种自欺其人的鬼话，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无悔” 的青春。
当然，他们是挟裹在政治洪流中的年轻人，本身也受害者，对他们没有必要责备，但更没有必要去美化。
插一句题外话，我本人从来不是一个无怨无悔的人。我认为，如果出现了一个重大而糟糕的结果，总要找出原因来。
如果是别人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怨；如果是自己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悔。当然，我不会沉浸在怨和悔当中，我要以直报怨，以悔自省，避免再犯同类错误，继续好好地活下去，在“广阔天地”之中，理想如烟如梦，但现实冰冷坚硬。
很快，大家清醒了。为了回城，知青们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有人以身相许，有人以死相拼。1977 年恢复高考，救走了一部分人。但十年风雨，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实际上已经既没有知识，也不再青年，像张艺谋那样能进入高校改变命运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直到 1980 年，经胡耀邦提议，中央决定允许知青返城。消息传来，无数人喜极而泣。然而，他们回城面临着更大的生存挑战，大部分知青成为待业者，后来逐步成为个体经济的主力军。
“上山下乡”已成为一代人无法抹杀的记忆—
— 千头万绪的往事，真的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
感谢那个岁月， 让我认识了你；从此爱就迷
失在，那片那片白桦林里。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18:42
（一百零九）上大学时，我们宿舍老大喜欢写情诗，还常有佳句。我记得这鸟人当年曾作诗云：“你爱上了我，我爱上了她—— 这是咱仨的悲剧！”经济问题往往也是这么乱乎。经济这个东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多因一果，错综制衡。
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结果，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对于历史上重大经济问题的解释，你可以有许多说法，至于说的对不对，反正大家不可能走时光隧道来检验，所以不
说白不说，尽可以大胆地去说。
本人的一个观点是，当年的就业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前面我两次讲到，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已经注定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庞大的城镇待业人口的产生。这是单从经济角度讲的。如果再考虑政治因素，更加剧了待业问题。
兄弟们，要知道，中国的城镇社会保障系统，是九十年代朱老板张罗着建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很不完备。当年，退休人员是由单位发工资的，生病人员由单位报药费的，房子也是由单位来修建和分配的，所以，如果不幸待业，不仅没收入，连基本的吃、住、医都没着落！偏偏，当时的政府劳动部门，从法律政策角度讲，又承担着为城镇劳力安排工作的义务。所以，在当时，待业人口的上升是很要命很要命的问题。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把多余劳力送到农村，也不能让他们在城里闲着。
前面我也说过，在先行一步的欧美国家，工业化是在轻工业上起步，一开始就吸纳大量劳动力，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城市化形成市场需求，又带动工业化，实现“两化”的良性互动。中国这种后发国家，形势所迫，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对的。但把城市小型工商业和服务业给掐住，麻烦就大了。
让我们设想，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从 1950 年代开始，中国通过国家投资发展重工业，同时保护和鼓励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城镇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城市规模得以扩大。这些就业人口形成的生活资料市场需求，又带动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和能源，又为已经建立的重工业创造了市场。这样，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那么到 1979 年，中国有可能已经初步实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良性互动。（而实际上，中国是 2000 年以后才形成这种良性互动。）大家知道，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通过户籍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外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就业已经不堪重负，不能再让农民工竞争。实际上，这种身份歧视的思路在政府系统延续了很久。到 1998 年至 2001 年的国企改革攻坚时期，许多城市为了解决下岗再就业，悍然出台土政策，大规模清理和驱逐农民工，许多岗位明令禁止雇佣农民工。当时的有些电视台还作为“惠民措施”进行宣传，当时我看得义愤填膺！
扯远了，让我们进一步设想，若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城市就业岗位充裕，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至少不会筑那么高，城乡流动的机率会大大增加。则中国农村有可能提前 20 年开始出现劳动力转移，那么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国内市场空间将会完全不同，庞大的内需也许已经形成，而不需总理去那么发愁了。
这不是凭空胡想的。实际上韩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重工业虽是私人股份制，但确实是国家扶持的结果，而轻工业和城市工商业一直在同步发展，拉动就业，保障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到八十年代基本实现城市化。汉城现有规模一千多万人口，成为世界著名大城市。
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打压了经济活力，造成城镇就业下降。这迫使 3000 万以上城镇人口（多数是青年人）流向农村，城镇化停滞不前，城镇消费市场长期不振。消费不振又使轻工业不振，对上游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旺。
这样，重工业又没有市场拉动，只好靠国家订单过日子。大量城镇劳动力下乡，问题不只是偷老乡几只鸡那么简单。他们把农村劳动力都堵在了乡下。中国农村本来就人满为患，现在又缺乏城市拉动，还要给工业输血，想要发展，非常困难。为了防止这种困境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又利用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壁垒，这种二元结构问题到今天都没有解决掉。
总之，中国挨到 1979 年，情况真的很糟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感到积重难返。用小平的原话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经常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局面归咎给四人帮和文革。其实，这不是政治运动直接造成的，而是 1950 年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的形成也算是个系统工程。
三十年积累的沉疴，需要一场真正的改革来破解。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18:46 今天
写到这里吧。真饿死了，出去吃一碗肉骨茶。
明天继续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09:58
（第 110）领导出差了，我暂时解放。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继续哈！在前面贴子里，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城镇就业不足，以致形成“逆城镇化”，为了避免回流，和避免农民工进城就业竞争，中国政府加强了户籍管理。有个兄弟回复说：“关于轻重工业相互作用和户口制度的形成因素，令我大明。”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补充一贴，免得误导。
中国计划经济下，形成了一套严苛的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改革掉。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分析一下。
我注意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都存在类似制度，以限制农民自由流动。在苏联，不叫户籍制，他们好像叫什么“身份证制度”。大体上，也是通过控制供给来控制人口流动，你丫乱跑，到别的地方买不到面包。毛子的基本国情，是地广人稀，再加上战争伤亡，全国劳动力总体不足，但它同样要限制人口流动而不是鼓励人口流动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去。我据此认为：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出台歧视外地人的政策来保护当地就业，但就业问题不是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们前面分析到，中国和苏联当年都选择了汲取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实施这个战略，农民必然是发展成本的承担者。换句话说，他们是经济上的吃亏者。这个账，你用脚趾头都算得出来。那么，如果存在流动的可能，农民会设法逃离对自己不利的行业，把自己可爱的劳动力配置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行业中去。而政府呢，要让农民继续蹲在吃亏的地方，要么调整战略，要么就得采取措施限制流动。否则农民跑了，农业势必稳定不住，国家战略就要受影响。
所以，不管劳动力富余的中国也好，劳动力不足的苏联也好，都采取了相同的政策。虽然专家从不同角度考虑，可以提出户籍制度的诸多原因，比如保甲制度的历史遗留原因。
但我认为，上面这一条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记得有专家批评说，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严重拖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后腿，他认为 1980 年代初就该先拿户籍制开刀推进改革。如果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就会认识到：这个专家“马后跑”的观点不是太对。因为户籍和工业化城市化是互为因果，相互拖后腿的，不是单纯的哪个害了哪个。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只有废除农业税、实现工业反哺、并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之后，户籍制度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也就是说，目前，户籍制度彻底瓦解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中，而 1980 年代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改革的先决条件。
户籍制度害人，户籍观念更害人。即使在户籍制度日益瓦解的今天，许多政策上，仍然可以看到户籍观念的残余，有些残余几乎是潜在的，不显山不露水。举个例子说，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人口不能随意迁徒”几乎成了中国人（特别是政府）的思维定式，“村村通”政策就是这种思维定式的反映。
有的小山村，就百把号人，生活在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高山区，还破坏环境。你搞电网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信村村通等，修公路、建基站、架电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维护运行的费用。从经济上讲，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即使你为了政治需要和社会效益，暂时夯一笔钱搞通了，也无力长期维持下去，过几年又不通了。
这种工作思路的根源就是户籍观念，先入为主，把人看成是围棋子，生在哪里就不能再动弹。为了村村通，中国可没少花冤枉钱。直到 1990 年代末，才结合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逐步推开了开发式扶贫式移民的思路。往有人的地方修路，往有路的地方搬人，两个手段并举。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12:13
（第 111）前面，我简述了 1949 年至 1979 年（以下简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
总体而言，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扎实基础。同时，我们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曾经栽过很大的跟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这个沉重的代价为全体中国人所共担，其中，农民承担了最为沉重的部分。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本楼的全体楼民兄弟，向无比淳朴、无比坚韧、无比伟大的中国农民敬个礼！中国有着悠久的统一史，是一个国家领土与文明边界基本重合的“天下之国”。所以，统一，对于中国人尤为重要，无论是迫于现实的需要，还是出于文化心理的需要。
上中学时，读到过美国人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当时不是现在书店里卖的这种全译本，当时只出版了后半部分，书名叫《毛泽东的后半生》。书中评价道：后代中国人会将毛泽东视为统一中国（大陆）的巨人。中国曾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在他的统治下，从黑龙江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中小学校都在使用同样的教材……反正大意就是这样的吧，原文我记不准确了。
做为一个民族，一求生存，二求发展。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人一直苦苦图存，虽流血漂橹，抛头无数，但“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列强步步紧逼，特别是 1900 年和 1937 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应该说，直到 1949 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强大的武力统一大陆，中华民族才彻底解决了生存问题。此后，虽然屡有纷争，但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觊觎中国。从这个视角看，对毛泽东给予怎样高的历史评价都不为过。
1949 年中国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政治和经济上彻底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条件很重要，它使中国政府有能力制定政策，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无需看别人脸色，无需受别人干扰。这一点上，新中国政府明显优于民国政府，也明显优于现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的政府。本贴以前探讨重工业框架时曾谈到过一些，以后在探讨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时还会谈到中日韩三国的差别。
就是从 1949 年开始，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开始从生存转向发展。这里所讲的发展是大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此前由于中国忙于挣扎求存，在发展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大量借鉴外国作法是在所难免的。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冷战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限，前三十年间，中国主要学习苏联模式，而忽视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在许多政策和做法上都值得反思。
总之，对内统一，对外独立，这是中国在 1949 年以后才拥有的两大本钱，而此前不曾拥有。在强肉强食的现实世界里，这个本钱不是别人赐给的，而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正是凭着这两个本钱，新中国在前三十年里仅管栽了那么多的跟头，社会经济仍然在总体向前发展，而不是倒退或者停滞。到 1979年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虽然总体技术水平不高。
这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之处。
回顾前三十年，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再简要地提一提。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12:20 吃饭
去！下午继续！晚上继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14:23
（第 112）回顾前三十年的大事，在文化部分讲到一些，在经济部分又讲到一些。还漏了许多内容，比如大炼钢铁问题，以后探讨改革开放后重点产业发展时，再拿到一起聊吧。关于政令统一的重要性和意义，有必要多说几句。在民国时期，中国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分裂。各省军阀自立为王。
东北张氏、西北马氏、山西阎氏、广西白李、云南龙卢、川康刘氏等。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国五个政府并立，就是重庆、延安、南京汪伪政府、长春伪满政府和“华北五省自治政府”。
民国时期，虽然也有徐树铮收复外蒙等光辉一闪的事情，但总体而言国家无法统一管理，也没有统一经济政策。山西铁路轨距与别省不同，云南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不要说发展经济、经略边疆，就连基本国情都搞不清楚。比如，西北穆斯林居民人口，民国时期就没有弄清过。有资料称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这个数据可能是参考土地面积蒙出来的。
实际上没那么多。虽然建国以后少数民族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直到现在中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也只有 2%左右。
网上有一种争论，就是如何看待抗战胜利以后的民国政府。
（或者说，如果老蒋当年打赢了内战，中国历史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很容易引发拍砖。我不想展开论述。我的基本看法是，若让国民党经营中国，可能不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但在三个要害问题上很不乐观。
一是国家独立性上。国民党虽然通过抗日战争废掉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是英美主动放弃的），但在国家独立性方面肯定不如新中国。它对列强仍有许多经济和政治依附关系。特别是官僚买办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自身利益至上，很难自我克服。
二是国家统一性上。老蒋通过抗日战争，对其它军阀派系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但国家仍然没有真正统一。特别是桂系、阎系、西北等军阀仍然手握重兵。这些地方势力一直存在，直到最后被老毛消灭。我认为即使老蒋最后实现了统一，很可能是个弱中央，类似于印度政府。
三是腐败问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老蒋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国民党跑到台湾以后大有改观，但这有许多特殊原因，我不认为可以据此推论它留在大陆也会改观。
中国大陆真正意义的统一是在 1949 年。四个野战军横扫全国直抵边疆，把国家真正纳入了现代行政体系。藏区农奴制度被废除，彝区奴隶制度被废除，西北许多宗教陋习在宗教改革中被废除，川滇黔桂大大小小的土司势力被废除，会道门和黑社会势力都被一举彻底荡平。如果说清朝的统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一，1949 年的统一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
中国的发展和建设，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有人认为办到这些事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比如，黑社会问题（或者说中国地下组织问题）。解放初，北京地区一贯道会众有几十万，几倍于共产党员。所以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说：一贯道才是北京的第一大政党呢。青帮、洪帮、哥老会遍布南方各省，其上源可以追溯到天地会等组织。上海滩黑社会横行上百年，黑帮大佬的风头不让军政要员，连老蒋都磕头纳贴入过伙。
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利用过这些组织。比如贺龙早年就曾加入哥老会，而且辈份很高，一呼百应。从外国经验来看，也有一些黑社会组织逐步演化成了合法组织。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中国这些会道门、黑社会确实不是好东西。所以，1949年后中国政府坚决清除黑社会，扫荡黄赌毒，这是民心所向。
上海黑社会被彻底催毁，杜月笙逃港病故，黄金荣整天扫马路以求自新。黑道中人第一要讲义气，比如许文强如果被杀了，丁力一定要去报仇。所以当年陈毅在上海滩铁腕打黑以后，许多人想刺杀他，但没成功。上海黑帮外逃以后，逐步演化成为现在的港台黑社会。1997 年之前，香港黑道中人又跑到台湾和东南亚去定居，实在惹不起你共产党啊。
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14:32 作者：
charm200 回复日期：2011-10-15 13:23:03葡萄对前三十年的论述很多，让我总结他的观点就是：前三十年的所有政策，都是在当时的限制条件下的最优解— —即使以三十年后的眼光来看，可能也找不到更好的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问题。
——————————————————————— ——
—————————“葡萄”是什么意思？是指我吗？……如果是指的我，我要申明一下哈，我不认为“前三十年的所有政策，都是在当时的限制条件下的最优解。”我认为一部分是，另一部分不是，其实还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呵呵。
核平敬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16:15
（第 113）经济建设离不开国际环境。所以，这一贴，聊一聊 1949年到 1979 年间中国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应该这样说，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是在半封闭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半封闭”是一个粗略概念。这不是中国自己选择的，而是冷战形成的。
你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去理解。
一，“一边倒”战略。中国建国后，决定向苏联阵营“一边倒”。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背靠背，几乎不搞贸易。中国经济发展想借力于欧美国家，是很难的。
有兄弟提出，如果中国一开始不加入苏联阵营，而是像七十年代那样搞三角平衡，是不是可以左右逢源，创造更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呢？NO！要知道，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相差了二十多年，情况完全不一样。七十年代那种三角平衡，放在五十年代根本玩不转，不会左右逢源，而会两头受气。因为，此时苏联不是彼时苏联，此时美国不是彼时美国，此时中国也不是彼时中国。
篇幅所限，我们不去分析苏美，单看中国。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有像样的空军海军，没有石油开采和冶炼，没有现代化铁钢厂和煤矿，连个钉子都要进口。而七十年代的中国，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能自主研制原子弹和洲际导弹，能自主制造喷气式飞机和潜艇，石油煤炭完全自给并大量出口。所以，七十年代中国虽然跟美苏仍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已经具备了玩三角平衡的实力。这个实力的形成，恰恰又得益于以前“一边倒”所换来的苏联援助。
二、中美关系。有兄弟提出，如果中国一开始就加入美国阵营，会不会发展的更好一些？我不知道。当时，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以后，苏联驻华大使跟着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去了，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一直没走。老毛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奚落道：“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这个说法有点情绪化。其实，客观分析起来，跟不跟国民政府撤退这么大的事，司徒雷登无权自作主张，他应该是听美国政府的意见。那么，这说明美国政府还是愿意和新中国接触的。
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司徒雷登没走，但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当时不可能加入美国阵营。中共自身的共产主义政党性质，以及美国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鼎力支持，使双方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这么高的互信。在中国看来，当时也没有理由抛弃苏联阵营，斯大林同意给予慷慨援助，况且百万苏军还占着东三省呢。在美国来看，即使中国来投，也是个难题，如何处理台湾？如何平衡日本？而紧接着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断送了中美友好往来的可能性。
三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外交的大问题。有兄弟奇怪：七十年代以前，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台湾，条件那么好，那时台湾为什么不搞台独啊？有人说，因为蒋介石爱国。其实，当时联合国承认台北，联合国席位也是他们坐着，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台北而不承认北京。直到七十年代，由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和中美建交，台北的“邦交国”才轰然雪崩。所以，当时两岸国际地位跟今天基本相反，老蒋哪有必要谋求独立啊。
哈哈！由于极左思想，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对海外华侨的支持保护不力，比如对外援助过于看重政治影响而轻视经济利益，比如支持了几个王八蛋白眼狼。此外，还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比如，如果不去打朝鲜战争，如果不跟苏联彻底翻脸，国际环境是不是更有利一些？唉，历史不能假设，见仁见智吧。
我的总体看法是：前三十年的中国外交大方向基本正确，该争取的国际环境基本上争取了，该利用的国际环境也基本上利用了。在当时的冷战条件下，想要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是不太现实的。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16:17
“葡萄”----西西河的大牛，名字叫“葡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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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我孤陋寡闻啊。有空过去拜读一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16:20 况且
百万苏军还占着东三省呢。 ————————————
——这个说法不对头，我修正一下，应为“苏军还驻扎在东北一些地区”。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16:27 下午
收工，晚上继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22:27
今天晚上天涯出了什么问题了？刚才一直登不上去啊。
国内的兄弟能登上去吗？好晚了，不继续了，明天再写哈！作
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03:21
（第 114）向前向前向前！从这个贴子开始，我们的话题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我觉得，如果有人想研究世界经济发展问题，英美经济和中国经济最有研究价值。英美经济用 500 年发展到今天，而中国在几十年间又给压缩重放了一次。英美经济像地质考古专著，科学，全面，看着很清晰；而中国经济像地质断层的截面，直观，集中，看着很过瘾。
一切还是从头说起。
1976 年，注定是一个凶年。中国老百姓相信天命。我的家乡有民谚：“闰七不闰八，闰八把头杀。”1976 年恰好是闰八月。这一年当中，天上，星陨于吉林；地上，大震于唐山；人间，开国三巨头相继辞世。当然也有好事：四人帮被囚，十年文革终于 GAME OVER。噢对了，还有一件天大的好事— —一个小男孩悄然降生，他长大以后学会了上网发贴，网名核平。
应劫而生啊！当时国民经济很困难，相当困难。农村，一年到头挣公分的农民一贫如洗；城市，国有集体企业日趋臃肿和僵化，工人家庭也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城镇还在新增劳动力，根本无力安置，乡下的上千万知青还在闹着回城。商业，一句话，什么都缺。那时候，你要分在县商业公司上班，可就牛 B 大发了。我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里，看到过几千种的形形色色的票证，真是大开眼界。比如有张票上印着：“月经带一条”。
老百姓直接感受到的是生活资料。其实生产资料也很缺。
据国家计委袁宝华回忆，当时上海的发电燃煤只够用几天。
（缺煤，外加文革影响铁路运输）。如果全上海停电，玩笑就开大了。所以，办法就是，市里派人堵在长江上，发现有运煤船就强行扣下，直接往黄浦江里拉，管他谁的，用了再说。当然，用了以后还是要联系货主付钱，以昭示政府公事与打劫之显著区别。
前面的贴子分析过，当时的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是十年文革给折腾出来的。（这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造成的。所以，仅仅依靠结束文革这个办法，是不能带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
当时的最高领导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也是个好人。但以他的能力和阅历，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开创新局面。守成当然也是一种执政思路，但问题在于当时不是个守成的时候。想守成也守不住。当时，华国锋提出指导思想“两个凡是”。关于这个问题兄弟们都清楚来龙去脉，就不多论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从马列哲学的高度来批它，打眼一看就说不通。比如王洪文是毛主席决定提拔的，你怎么把他给抓了呢？这一点就不符合“两个凡是”。
把问题都推到四个坏人身上，省事倒是挺省事，但无助于解决问题。既然经济困难都是四人帮给闹出来的，那么办法就是把他们抓了，然后恢复一些文革前的做法。这样等于说，通过更拼命地、更坚持地去执行计划经济和纯之又纯的公有制，来解决当前经济困难。这个弄法实在是太麻烦了。如果一直弄下去，估计中国经济就变成朝鲜今天这个局面了。
顺便说一句，其实直到现在，对于改革开放政策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老爸就是一个。他坚持认为，如果中国按毛主席当年那套经济政策向前走，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可能还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和贫富不均。后来，他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干，我就把一台旧电脑利用起来，教他学会了上网。结果上网以后，他了解到不少朝鲜的情况，观点大有改变。所以啊，中国每年给朝鲜那么多援助，就凭这一点作用，也算没白给。
扯远了，回来。我们聊聊 1976 至 1979 年间，中国经济值得注意的几件事。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13:44
（第 115）兄弟们都熟悉“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在一般人意识里，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口号。其实，五十年代中央就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了。六十年代也提过。1975 年，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重提这个目标。
喊什么，说明缺什么。比如一个地方反复强调保持稳定，说明它很不稳定。按理说，新加坡那样的一个小国，20 多年时间满够实现现代化了。但中国不一样。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总之，对现代化问题一提再提，说明这事搞得很不顺当。最后一次提起时，周总理的生命已到了灯干油尽。他把这个遗憾留给了后人。
我曾在资料上见过华国锋当年的题词：“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他的字很有特色，沉稳宽厚，有点颜体风格。这个题词也反映了他的经济思路。
前两句是老毛提出的，他照办；后两句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客观世界。
先说农业学大寨吧。老毛曾批评过华：“你满脑子都是农业！”这说明他不善政治谋划，也说明他的本职特长是农业。
但是，1976 年至 1979 年（以后简称“那三年”），中国农业几乎没新思路，还是一个“学大寨”。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时任国务院分管农业副总理，头顶白毛巾，专抓这项工作。
我看过一些关于大寨的资料。实际上，它的作法没有任何特色，一句话就是“治山治水”，现在我们叫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把坡、沟、梁、坎都改造成梯田，然后配套搞些水利，别让庄稼旱死。其实这个做法，在中国是个农民就知道。对这个做法怎么评价？我觉得，这个做法比较朴实，它不是没有道理，但也不能包打天下。
比如，修梯田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我国许多山区农业县的一项重要工作，仍然是“坡改梯”。因为梯田有利于保土保水。但是，有些地方，坡度实在太大，简直立起来了，一片庄稼地远远看上去像是贴在山坡上似的，我管它叫“膏药地”，朱容基管它叫“大字报田”。在四川云南，人或者牛在耕地时，一不小心滚下山去了，这不稀罕。一味强调“坡改梯”是行不通的。后来在 1998 年以后，国务院规定有一部分陡坡地（比如 25 度以上）用来退耕还林还草，这个思路才是对头的。当然，这里有观念原因，也有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原因，在缺粮年代是很难搞退耕的。
再比如，修水利问题。有一些比较高的梯田，靠天吃饭有理，修水利没用。为什么呢？一次南方某地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现在三年两遇）。我这人好奇，碰巧路过旱区，就下乡去看看。我还以为会看见一片赤地寸草不生呢，结果满眼郁郁葱葱，山下的小河哗哗啦啦。我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旱灾：山坡上的梯田里，玉米半死不活，肯定结不成棒棒了，用当地报纸的话说：山区农作物绝收。
这里不是没有水，也不是没有抽水机，也不是没有电。一问当地农民，发现问题在于，你把水抽到高处梯田去，浇活了那么几棵玉米，长出来的玉米粒还卖不出电费钱呢。相对于农业生产成本，粮食太便宜了。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说，就是产品的市场收益不足以弥补可变成本，符合市场退出的基本条件了。所以，这个情况既不是资源型缺水，也不是工程型缺水，是经济型缺水。总之修水利也有个投入产出账，不是说每块旱地都一定要修。当年，大寨经验被总结成：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这些东西跟农业没有直接沾上边。
全国不分东南西北，不分平原山区，在行政命令下一哄而学大寨，平整了一些土地，修成了一些堰渠，也浪费了不少人力和资源，搞了不少没用的东东。
其实，这些问题，不能怪华国锋和陈永贵。根据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农业问题，近策，是打破公社大锅饭，来调动积极性；中策，是通过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来追求规模效益；长远之策，是通过城市化工业化的带动，再造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这件事情很难，到今天也没有搞定，而且看起来还卡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也不用指责前人。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最有名的三大农村样板：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实际上只有大寨这个典型算是搞农业的。其它两个都是搞工业的。到了改革时期，大寨也办起了开发公司，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当了老总。她带领大寨发展成为山西工业强村。
实践证明，在传统农业格局之中，农民是不可能富起来的。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15:20
（第 116）这三年中，相对于农业战线的平平淡淡，工业
战线的动作算比较生猛了。一些思路和项目，对以后的
改革开放产生了影响。
我前面提到过，当时工业领域突出问题是电力、燃料以及一些重要工业原料供应不足。再加上，中央领导们也感觉到，由于文革的耽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不管是客观形势上，还是主观认识上，都有一种渴求发展的迫切感。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广有争议的“洋跃进”发生了。
说实在话，1979 年以前的三千年里，中国人还真的从来没有把亚洲四小龙这些地区放在眼里过。比如韩国，一直是中国属国，论经济总量它不行，论人均量他也不行，穷的一个丁当响。直到六十年代它还在整天在仰望朝鲜经济。然而文革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连这个穷小子都腊月里穿裙子—— 抖起来了。当时的中国领导心里肯定很着急，像一觉睡醒的兔子的那样急于奋起直追。
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工作思路也没有方向性的问题。具体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计划超过了国家能力，二是各地大轰大嗡，乱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三是发展目标定的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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