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呢？
先看欧美发达国家。首先，这个过程十分漫长，经历了几个世纪。其次，这个过程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完全自发的，而基本上是被动的，是被工业化城市化踹着屁古，驱动出来的。
进程大致是这样的：A，工业化起步以后，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B，农村劳动力投入工业化以后，农村土地逐步相对集中，机械逐步得以运用；C，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又带来了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农村土地进一步集中；D，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资金开始流入农业，出现集约化农业公司；同时，当土地集中到一定程度以后，农业业主逐步联合起来，开始形成农业合作组织，比如农业协会；E，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政府财力提升，开始有可能对农业提供补贴，农业得到反哺，逐步良性循环。
这个过程，是市场和政府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工业化初期，你开工厂需要雇工，而大量的小农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他不愿跑来让你雇，所以资本家和政府就想办法把他们赶出来，比如操纵压低农产品价格让小农破产，又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
总之，发展到今天，在美国欧洲发达国家，这个整合已经完成，传统的小农经济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也就是说，农民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而成为社会经济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农民再也离不开经济交易。比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他会用把小麦卖出去，然后开车到沃尔玛超市买面包吃。他无需亲自去跑市场签合同，本地农业协会与公司签订收购协议，预先保障了市场销路。公司转身又通过粮食期货来规避市场风险。农民们还可以通过与保险公司交易规避自然风险。总之，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物流的条件下，农民通过这么两次经济交易吃到的面包，远远比他自己种植、加工出来的面包质量好而且成本低。这与十八世纪时华盛顿总统亲自经营农业庄园时期的美国社会有着本质不同，虽然没有看到历史记载，我相信，华盛顿吃的东西肯定是他自己种的。
再看看我们中国吧。
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某个地方桔子滞销了，一个领导亲自到农村调研。这逼站在桔子园里，挺着个肚子，教导一帮农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市场需求！要多收集市场信息！要切实转变观念，不要坐等人家收购，要去跑市场。要关注市外的、省外的甚至国外的市场！”那个官僚主义德行，我真想脱下鞋来抽他。一个只种了两亩桔子的农户，你让他怎么研究市场？卖桔子的钱够他跑一趟省外的路费吗？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举步维艰，农业协会一类的组织发育迟缓。对一家一户的生产者而言，交易收益就那么几百几千块钱，而对面复杂多变的全国甚至全球化大市场，经济交易的成本实在太高。
无论是朱总理，还是温总理，都强调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源，从最、最根本的一点来讲，是传统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的农业生产，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环境的问题。
必须看到，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历史任务，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没有完成，或者说我们正处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最关键的阶段。那么，对一百年以来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今后能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8 16:14
（九十六）前一个贴子提到，总理最头痛的农民增收问题，根源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不适应现代经济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近年来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重新的评价。
我不赞同一些过激的观点，比如有人非得把历史结论给倒过来说，这不太客观，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我同时也认为，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深化之中，当然有必要对既有观点进行再审视、再思考和局部修订。
对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有自发和自觉两种。
自发的进程，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在建国之前，自发的具体形式，一是城市工商业特别近代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农村地主和城市富裕者向农村土地投资，收购农田。
比如，刘文彩，他是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叔叔，还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哥哥，既富且贵，家有一万多亩农田，号称地跨三省。
仅管如此，这些变化对于“原子化”结构的触动几乎是微乎其微。费孝通在论文中写道：“全国拥有 100 亩农田以上的地主，据陈振汉先生推算约有 80 万人，占农业人口的千分之三。”
自觉的进程是民国开始的。当时，社会凋蔽，民不聊生，国内许多政要和学者对中国农村提出了改造方案，有的还付诸行动。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等。梁漱溟还在山东、河南搞了实验区。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跑到山东邹平去搞乡村建设的目的，不是整合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以建立现代社会结构，而是试图振兴儒家伦理社会。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基础，梁在建国以后不赞同毛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汲取农业剩余以发展重工业等国家政策。
两个老朋友发生了激烈冲突。老毛一生气，说了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话。老梁一生气，在政协会议上当面指责毛主席没有雅量。
扯远了。仅管梁主观出发点不是改造社会结构，但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内容中有创办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治安组织等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具有整合农村社会的作用。但是中国农村社会太庞大、太复杂，在战争不断的民国时期，仅凭几个学者的力量，再加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一笔友情赞助费，是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的。
总之，无论自发或自觉，直到 1949 年，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还是用刚才那个一船大米的例子，到 1949 年，1 万吨大米粒中，顶多也就是有几百吨被分装进了麻袋，成袋堆放，其余的仍然直接躺在船仓里。
刚才有个兄弟推荐了《四千年农夫》这本书，多谢了！这是一本好书。东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天人合一的共生观念，是我们的一笔传统财富。我打算在以后探讨中国发展的环境问题时聊这个话题。这本书和本贴不矛盾，它们讲的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一个是农业生产模式问题。我认为在东方国家，对传统的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以后，仍然可以继续采用精耕细作生产模式，比如日本的现代农业。
我还要强调这么一个观点，对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不一定取消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也不一定非得去搞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大型联合农场。可以肯定，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是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如果通过农业协会、专业公司、公司加农户等方式，把市场调研、生产决策、信息管理、交易销售、市场开发、市场维护等职能剥离出去，让农户不再是经济主体，而仅仅是一个手握合同的生产主体，应该是行得通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在探讨当前农业困局的时候再细说吧。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8 16:38今天写到这里吧。累哦！从古代写到现代，离我们越近，大家的争议肯定会越大，可以预料。呵呵。见仁见智吧。部分地同意“作者：yishiyiyi”的观点。三农问题的解决出路，恰在三农之外，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减少农民，势在必然。但是，三农之外的问题不能取代农业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带动下，对庞大的农村社会进行改造，这个问题不可忽视。
哦，对了，刚才那条关于欧洲是“农奴”而不是自耕农的回贴，我有时间去查查吧。我写东西全凭记忆，可能不准确。
我觉得封建时代的欧洲应该是以地主和小农为主。英国和欧洲大陆情况不太一样。至于农奴，欧洲的农奴好像与中国西藏那种农奴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谢谢兄弟们！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9 15:21
（九十七）继续！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 90%、以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
建国伊始，中国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国家目标之间的冲突。
第一个重大国家目标是土地改革。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主体是农民。即农村包括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了发动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换句话说，“耕者有其田”一项政治承诺，这是党对中国比重最大的社会群体所作出的承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所以，解放后，党和政府势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我们前面分析过，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东亚各国（地区）都搞过，只是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呵呵，我也是土改的受益者。我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处“老宅”。“老宅”就在几里外的城边上，当时已经卖给别人，但院子里的几棵枣树仍是我家的，所以中秋前后我可以去打枣，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城边上的老宅其实就是我家祖祖辈辈的家。而爷爷在城里的房子，是土改时分到的。这个房子当时是个两进的院子，解放时房主跑到国外了，他家后来划成地主，房子就分给了两家贫农，中间打墙隔断，南北分别开门，成了两户人家。我爷爷是个党员，发扬风格，选了北院，所以大门只好朝北开了。
但是土地分配到农户以后，农村的地主和大户不见了，土地拥有者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农业生产“原子化”程度更高了。这么一看，土改与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任务不是背道而驰了吗？呵呵，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第二个国家目标是工业化战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目标，要在短期内建立工业化的完整框架，当时一个可行的出路，就是以农业的积累来发展工业。至于这个出路是不是当时唯一的出路，存在争议。但应当承认，这是最直接、最可行的出路。实际上，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也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农业积累。
但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利用农业积累方面，又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其不同之处有二。一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仅利用农业搞积累，也有其他的渠道搞原始积累，比如对外扩张和榨取殖民地；而在中国，农业是最主要的积累来源（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二是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相对较长，用几个世纪逐步完成的，而中国迫于形势，急于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工业化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只能依靠农业来积累，而且时间紧任务重，那么，中国农业所要承受的榨取压力有很大，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谈到过，原子化的小农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成本高、经济交易成本高。现在，国家如果决定以农业积累来奠定工业基础，就必须对农户进行管理，与农户进行交易（比如统购统销），这才能达到汲取农业剩余的目的。
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政府该去怎么操作呢？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9 16:39
（九十八）前文提到，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造成小农数量进一步增加，而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很难适应现代社会。这个矛盾应该如何解决呢？我在这方面研究不深，缺乏足够的资料。
我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有资料的兄弟可以证实或证伪。
我认为，无论中国也罢，其它国家地区也罢，但凡要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都绕不过土地改革这一关。印度独立以后，国大党也提出过土地改革的主张，但由于中央政府太弱，利益集团太强，社会结构太复杂，基本没有推动。网上新闻说，现在世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仍在不断呼吁阿三进行土地改革。综合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实践，土地改革绝对不是简单的分了田去单干。传统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必须改革。而改革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
我认为，土地改革目标或者说它最终成功的标志，是两个，即公平与效率。一是公平，以土地这种农村最核心的经济资源，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多数情况下体现为耕者有其田。
二是效率，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由于农民组织的存在，使农民以一个个组织出现，而不再是以原子化农户出现。“散装大米”变成了“袋装大米”。国家通过组织管理农民，农民通过组织参加经济交易，从而克服社会管理成本高和经济交易成本高两个难题。
实际上，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在土地改革的同时
（或者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组织就迅速崛起了。日本农协创建于二战以后，性质应该属于农民互助合作组织。韩国农协的成立要晚于日本，大约是 60 年代（记不清了）。功能跟日本差不多，给农民争利益不遗余力，经常组织游行抗议一下美国牛肉进口什么的，还把什么蜂蜜柚子茶推销
到中国来了，一小罐 45 元，我买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兄弟们不要再去上当了。台湾的农会也不弱，老想着利用大陆的善意往大陆推销芒果。它在台湾农民群体中影响挺
大，蓝绿两党都不敢轻易得罪它。
农民组织较好地克服了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而农户变成一个组织，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大增强。下面直接摘一段网上新闻：“日本的农协是集生产、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等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农民生产的 80%的农副产品是由农协帮助贩卖的，农民 90% 的生产资料是由农协提供的，产生的手续费是农协自身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情况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
相同在于，都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尽力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同在于，由于双方意识形态不同，意识形态造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道路的不同。所以，中国虽然在民国时期就出现过农会，共产党解放区在土地革命期间也成立过农会（政治经济组织），但是在土改完成后，中国并没有继续通过农协、农会等方式组织农民。中国选择的方式是——人民公社。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0 11:32
（九十九）从第九十三贴开始写到新中国的合作化运动，现在第九十九贴才谈到人民公社。呵呵，前面的六个贴子都是在探讨背景和原理了。其实，我觉得通过六个贴子基本上把该说的都说清了，具体问题倒是可以简单地带过了哈！对于人民公社，我首先想要澄清一个模糊概念。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两码事。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一种农民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基层政权组织形式），而“大跃进”是一种工作措施。虽然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大跃进”工作，最终酿成巨灾，但是人民公社与办公共食堂、追求亩产 30 万斤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大跃进”结束以后，1962 年至 1982 年的 20 年间，人民公社依然存在。
我对“大跃进”的看法是：初衷可以理解，方式不敢恭维，结果不能原谅。即便是现在，我本人到了德国瑞士，看到人家山河秀美，城镇如画，也难免会产生冲动：“美英德法宁有种乎，我们中国要努力，快快快快发展，撵上这帮孙子！”所以，当时的国家领导，在受到革命胜利、“一五”一切顺利的鼓舞下，头脑发热一下，倒也算正常现象，所以可以理解。我认为放在其它国家，领导也会头脑发热的。但中国的不幸在于，无论是内部也罢，外部也罢，当时都缺乏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的制衡力量。外部制衡方面，一些人士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让心里的小花骨朵小心翼翼地开放了一下，结果全国一下子揪出 60 万右派，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了。内部制衡方面，邓子恢副总理说，农业合作化推进是否有必要搞这么快？结果被骂成“小脚女人走路”。此后彭德怀在庐山的悲惨遭遇，全地球人都知道了。
与少数试图制衡者相反，多数人则是迎合者、盲从者和推波助澜者。罗家英在《大话西游》中那句“以配合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啊”， “配合”两个字用的太精典了。在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抡圆了去“配合”领导的什么精神的家伙们还少吗？而我们为了“配合”，付出的代价还小吗？这种局面的形成，这些人的出现，背后有深层的文化因素和体制因素，我不再深入分析了。也正是这些因素和这些人的作用，让本来就已经严重跑偏的中央决策，到基层更跑偏了十万八千里。你敢亩产十万斤，老子就亩产二十万斤。你种的南瓜两头牛拉不动，老子种的葫芦剖开能当船过河。八十年代以后，曾出现过许多这方面题材的小说。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然而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在粮食产量上吹牛不是闹着玩的，吹牛是要上税的，统购任务完不成是不行的。再加上大炼钢铁占用劳力，公共食堂浪费粮食，终于酿成了全国性的饥荒。前面说了，我认为结果不可原谅。小平同志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也主要是针对这个结果的。
大跃进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跟头，几乎要把前面土地改革和一五计划的成果毁掉。现在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件事，但我认为，时不时地提一下，对国家大有好处，免得大家头脑发热再搞出一场来。特别是现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政府财政丰盈，还坐拥四万亿外汇，犯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加了。本人能力不行，特此拜托看到本贴子的历史专业的哥们，好好剖析一下，以警醒国人。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0 13:56
（第一百）“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呵呵，下面集中力量，探讨一下人民公社这种农民组织形式的前生今世、兴衰过往。
前面提到，我认为土地改革要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才算成功，就是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时组织农民，或者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按这个标准，中国在重新分配土地实现第一个目的以后，紧接着也力图组织农民，但组织方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即人民公社。据说这个名称来源于法国巴黎公社，革命色彩浓厚哈。
我曾反复思考：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以致于后来命运殊异？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一个哥们。
过了一段时间酒桌上又碰见他，他说，他认为，人民公社与日韩农协最大不同在于：人民公社是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基层政权，日韩农协是经济性质的社会团体。
我则摇头，我认为，他所发现的不同是“很大的不同”，但不是“最大的不同”。如果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了乡镇基层政府，实质上，就是把人民公社的政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以及一部分经济功能（比如创办和管理乡镇企业），剥离给乡镇政府了。那么原来的人民公社，还应该剩下另一部分经济功能，就是组织农民的功能，这时，它就跟日韩农协就基本上接近了。那么，它应该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存在下去，逐步发展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经济组织。
然而，实际情况是，1980 年代初，中国在恢复乡镇建制的同时，人民公社被撤消了，“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被悬空啦。怎么逐步悬空的呢？咱们具体分析一下。
在 1980 年代初期那个发展阶段上，中国还没有人对政府职能、非政府组织职能、市场职能进行梳理和界定。确立市场经济都是 1992 年以后的事儿。当时，通过联产承包，实际上农业经营权已经从公社下放到农户了。撤公社建乡镇时，乡镇把公社的功能一古脑地接了过来，其中就包括组织农民的职能。
一开始，乡镇还是发挥了这个职能的，虽然很不成功。
比如，乡镇进行产业规划，发展优势产业，建立专业市场帮助农民卖产品等。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乡镇干部可没少干这些事。我记得小时候看过漫画，就反映这些问题，某乡张书记到任，组织农民挖了一条致富渠。后来换李书记到任，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渠填了建成一条致富路。后来换王书记到任，又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路面挖成了一串致富鱼塘。其实，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亲见过，直到 2000 年以后仍有乡镇组织农民种桔子种梨，种了又卖不出去，引发农民闹事，把成车成车的烂桔子霉梨倒在乡政府门口。
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新闻分析，基本上把这种矛盾归结到干部素质上去，认为乡镇干部都在那里“胡球的整”。其实，干部素质方面的原因当然有，但根本原因是政府错位的问题。
基层政府干了自己不该干、而且根本不可能干好的事情。
1990 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人逐步搞明白了，开始提倡“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
这是对的。但问题是，组织农民是很有必要的，既然不该你政府组织，总要有人组织才行啊。党政系统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农业协会、专业大户带动、公司加农户、股田制等办法，还付诸了实施，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尝试都没有达到有效组织农民的预期效果。（具体原因我们下面再探讨）
总之，到了 2000 年以后，政府完全退了，替补力量没有发展起来，“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最终悬空。
再加上 2006 年取消农业税以后，政府通过“三提五统”来协调农民的手段也没了，中国的合作化运动似乎转了一个圈，似乎又回到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小农生产的局面。难怪新农村建设最头脑的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工作的“抓手”。
在这个时候，在农村之外，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了，这个局面真他妈太难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日韩式的农协？我们以后又怎么办？工与农，城与乡，市场与农户，该如何寻求最终的契合？我们还是回到解放初期去寻觅吧。
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0 14:00 难怪
新农村建设最头脑的问题
———————————————— 应为“头痛”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0 15:30（一○一）
前面一贴，我否定了朋友的看法。
下面是我自己的看法：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最大的不同在土地所有制上。中国实行集体所有制，而日韩（包括台湾）是土地私有制。这个不同点，也是造成后来中国农村诸多经济社会现象（无论成绩还是问题）的主因。
集体所有制这个东东，农村有，城市也有。宪法规定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国有，或者叫全民所有，二是集体所有。如果你在集体企业干过几年，就知道待遇跟国有差距还不小。现在网上看贴的兄弟都比较年轻化，估计没有从业经验，所以很多人根本没搞清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
这不怪兄弟们。不是你的观察和理解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中国没把集体所有权真正落实到位。比如，农民集体开会，集体一致同意，仍然不能处置集体土地。因此在一般人眼里，国有和集体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其共同点，都是当官的大大说了算。
我虽然是学经济类专业的，其实也是不学无术，迷迷糊糊。
十年前，我接触到一些企业改制案例，才发现原来国有和集体差别还大。比如一百人的小企业，想改个制，搞成全体职工持股。如果是集体企业，恭喜你，股份可以低价（甚至无偿）分配给大家了，因为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企业就是属于这帮人的。
如果你是国有企业，对不起了，想要持股必须给出足额补偿。
因为资产是全民所有，全民就是包括本楼主在内的 13 亿人，理论上，这 100 个职工只占有企业产权的 1300 万分之一，所以你必须出钱买啊，不然就算是国有资产流失啊。
我又扯远了，回到解放初期的农村。
1952 年土改结束后，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随即开始。
一开始，这个合作化是农民相互合作性质，不触及产权。1953年，中央提出了建“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
1955 年，提出组建高级农业合作社。到 1957 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到高级社里。1958 年以后，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又合并组建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点的人民公社。
（这一段我不是凭记忆写出来的，时间实在记不清了，在书上查的。）
这个过程，不到十年，让人眼花缭乱。我真佩服当时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能折腾啊。贾平凹那部小说《秦腔》里，主角是个老支书，“土改时他拿着丈尺分地，公社化他又砸着界石收地，国家一改革，他再给大家分地……”真是比伊拉克、南联盟都抗折腾啊。如果从产权上来看，土改前，是地主私有制，土改后，是农民个体私有制，而到 1957 年建成高级社，耕地（也包括其他生产资料）就不再是私有制的了，而是变成集体所有制了。所以，老解放区的农民拥有土地，长的有十多年，新解放区（占农村多数人口）的农民拥有土地，其实不过五年而已，还没有捂热，就被收回了。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推动的农村合作化，并不是建立在土改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否定土改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集体所有制改造的基础之上。1957 年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 1979 年开始的大包干中，并没有受到冲击。
当时“分田单干”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是“包田单干”，农民并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只取得了使用权。
这种路径选择的原因何在呢？待
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0 15:44 今天
收工了哈！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1 13:36 这两
天工作实在太忙了，向兄弟们请个假哈！我 10 月 13 号能基本忙完，集中精力往下继续这个贴子。
核平敬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00:36
（一百零二）
观窗外依旧长夏，念故乡已然深秋。
感谢兄弟们的鼓励。许多跟贴水平明显在我之上，请我“指正”，担当不起。一些批评也很中恳，受教育了。这个贴子本来就是闲聊的，只想灌水，不想出书，所以我不严谨地继续胡聊哈。我讲到哪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这个玩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最重要、最基础的生存资源。想想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寸土必争的血战，想想新加坡进口沙石去填海造地，你就会感受更明显。中国人由于数千年的农业传统，土地情结更重。现在大伙热衷于卖房产也算是土地情结的一个表现吧。所以，土地所有权体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极为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塑造着中国社会利益格局。
将土地私有产权（地主私有或者农民私有）改造为集体所有，是新中国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在当时没有什么争议。
党内出现的争议，无论是邓子恢的不同意见，还是彭总的万言书，都是在争议工作方式，而不是争议工作方向。这个决策，是参照苏联搞的。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先看看苏联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好坏都是跟他们学的嘛，绕也绕不过去。
兄弟们不要认为毛子的工业行、农业不行。人家的国土面积是摆在那里的。1980 年代，苏联拥有 200 多万个集体农庄，是当时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农业大国。应该说，苏联在工农业上都辉煌过。不过要追溯历史的话，当年沙皇俄国就远不如苏联了。虽然有几个沙皇也奋发过，但直到十月革命，俄国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仍然占不到一半，属于农业国。正如列宁他老人家说的，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的一环。沙俄虽然欺负中国和中亚牧民时比较神勇，但总的战绩不算很光彩，在克里米亚败给英法和土耳其，在远东败给日本，打芬兰都很吃力，还把阿拉斯加卖给了老美，售价 720 万美元，估计不卖也守不住。
十月革命以后，俄共（布）就在全国搞了农业合作化，但当时是合作化，而不是集体农场。合作化搞了十来年，农民基本接受。集体农场的体制开始于 1920 年代末期，形成于 1930年代。搞集体农场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原因。
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小农不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集体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意。二是经济原因。就是汲取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从时间上来看，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起，跟“一五计划”时间基本一致。
苏联的集体化，遇到的阻力不小，或者说很大。主要原因，倒不是集体化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集体化只是个手段，它的目的是以农补工。集体化的同时，政府还配套附赠了一些政策，比如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工农产品剪刀差也很惨烈。有的资料上说，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只相当于生产成本的20%以下。
农民冒火，反对手段有二。一是暴动，当时星星之火很多，红军给力，都摁下去了。有一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那里生态环境不错，但冬天不太好过，衣被不足时尤其如此。
二是不种、怠工之类的小动作。这引发了 30 年代的大饥荒，饿着的还是农民自己。布哈林说，我觉得这个整法不行哦！结果他被拉出去毙了。就这样，铁腕之下，到 1930 年代后期，集体农庄系统总算是建立起来了。
布哈林是苏联头号思想家，因为反对农业集体化而遇害。
他遗言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1988 年，苏联最高法院为布哈林平反，此时距布哈林遇难已五十年。四年后，苏联解体。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01:37
（一百零三）
苏联工业体系的发展是相当神速的。在 1930 年代，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远超农业产值，重工业体系已经健全，崛起为世界重要工业国。当时的苏联是个明星，世界上粉丝很多，中国的国共两党都感兴趣，蒋经国、毛岸英都到莫斯科留学。
资料显示，苏联在 1930 年代的工业投资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农业积累。其中工业投资的 80%以上用于重工业。
当时德国发展也极快，苏德实际上在赛跑。大家知道，1918年列宁与德国签了布列斯特条约，又割地，又赔款，1939 年斯大林又和德国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些“革命的妥协”，实际上反映了苏德之间的真正实力对比。然而，1941 年希特勒撕毁条约闪击苏联时，苏联航空、航天、军工、化工、机械、能源等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再考虑到人口、面积、资源等因素，综合国力应该超过了德国。（我猜的，没有看见这方面的数据）
战争拼的就是国力。当年美国拼掉日本，苏联拼掉德国，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力。山本五十六到过美国，战前他比较悲观，他说，从美国东海岸走到西海岸，看看那些无数的工厂，就知道日本不可能赢得战争。后来的战争验了这句话，美国人一次战役损失几百架飞机，可以继续轻松奉陪，而日本人到最后飞机出战只能带单程汽油起飞，缺油啊。苏德之战也一样，德国人拼命攻打巴库，就是想抢油。苏联人干什么事情都很粗放，打仗也是损失惊人，每仗总比德国损失大，但它就是撑得住，地大物博气死对手。
网上有二战期间苏联、美国的武器装备的产量，数字记不清了，有兴趣的兄弟去搜。战时苏联生产出来的坦克、装甲车和炮类，美国生产出来的飞机、舰船，数量真他妈惊人啊。总之，强大的生产力，保障了苏联最终赢得了对德国的战争，后来掉头又歼灭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也算是对于我们有恩吧。（我知道有兄弟反对，因为苏军在东北也干了不少坏事。
细算起来，苏军占领东北以后，除了最后撤走这件事算是好事，还真没有干其他好事。）如果苏联当年像法国那样萎掉了，成了德国附庸，世界最后会搞成什么样子？不太好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地球
人都承认苏联的胜利很重要。这个胜利得益于 1930 年代的
奠基性工业投资。1920 至 1930 年代苏联农业所作的贡献是
不可磨灭的。
这个贴子好像有点跑题了哦。算了，写了就发吧。我的大体意思就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比较暴力，但历史功绩也不容忽视。对于斯大林当年这个农业集体化决策，也要一分为二，客观分析，既不掩其功，也不掩其过。
说实在话，我真不知道怎么评价，因为功和过都太大了，都不能忽视，也很难相互抵消。下面，我们看看中国情况吧。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03:51
（一百零四）
前文书我们讲过，中国在 1950 年代很短时间里，由分田到户，到初级社，又到高级社，1958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了人民公社。现在基层干部有句话：“刚说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报怨上级政策变得太快。其实现在比五十年代差远了，那时才叫变得快呢，唰唰唰的跟变魔术似的。
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同样都披着集体农业的马甲。但是，中苏的国情差异太大了，没有十万八千里至少也有十万七千里，所以，两种集体农业的差异也很大。两者共同点，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政治经济合一，三是汲取农业剩余。这些共同点也决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不会太高。
除此之外，好像都是不同点了。
——苏联农业是机械化农业，与欧美相似，集体化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效率。中国在集体化以后，虽然以户核算变成了以队核算，但农业耕作方式仍然是人力畜力的传统农业。
（除了东北和新疆的垦区）。早上听敲钟，杠着锄头上工。集体化以后农民工作效率不升反降。
——苏联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大。中国这两个差距以前就很大，集体化以后更大，八十年代稍有缩小，九十年代再次拉大，现在据说正在缩小，我个人却感到仍在拉大。苏联到赫鲁晓夫上台时期，已经不用再从农业身上汲取剩余，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中国则一直拖到 2000 年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反哺。
——苏联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农业国有企业。种什么，何时种，领导说了算。种错了，轻则丢官，重则坐牢。由于国民素质较高，集体农场又易于管理，可以说他们的计划虽然有时荒唐，但总算是个计划。而在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国情复杂外加干部素质不高，说实在的，如果在中央层面还勉强叫“计划”，到了下面，实在没有什么计划可言，叫“命令”更贴切。当时的农业，我个人判断，算是一种命令之下的自然经济。记得以前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全国翻地要翻多深、翻几次、施多少粪肥等等。这么看来，似乎中国的集体化没有什么好了，呵呵。我认为不应该对人民公社模式的集体农业一概否定。我知识所限，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历史作用。
一是实现了汲取积累的目的。集体化使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自然也没有了要求相应收益的权力。再加上工农业价格制定的剪刀差，使农业积累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国家不与小农交易，而与公社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总之，这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这个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
二是使农民实现了组织化。说人民公社以前农民没有组织，这话也不准确。比如，农村的宗法制度，也起到了社会管理的作用。但，宗法制度管理下的农村，管理水平有多高呢？我认为水平很低。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厚古薄今。这个毛病从孔夫子就开始了，现在还是一样。比如一提到传统农村，许多人就想到田园牧歌，想到淳朴，想到没有污染过的清清河水，想到小芳。其实，传统的中国农村，到明清民国时期，是一种穷途未路、无法发展的农村，你要去住，只有绝望。当时，宗法势力仅限于一些宗族大事，许多社会管理无力解决。
清末美国传教士对山东、河北农村考察后指出，由于农村管理缺乏管理，农民又缺乏合作精神，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举例说，所见农村没有一条直的街道，往往街的尽头是一间民房或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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