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探讨得差不多了，我的结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发展到 1949 年，虽然很保守、很迷信，但是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的传统宗教社会相比，还是要易于改造、易于发展得多。
所以 1949 年以后的中国，也包括中国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现代经济的起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
这个优势表现在：一，是宗教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小。建国以来，中国在许多大的建设工程和改革内容上，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儒道佛的影响因素。这在印度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是很难做到的。二，宗教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较小。
前几年，我代表单位跟别人打官司，去参加开庭，结果去早了，正赶上前面一个庭审。是一个著名寺庙的和尚跟一个女施主好上了，为了能还俗当夫妻，他们合伙把女施主的老公给干掉了，这个和尚被判了死刑。当时方丈带来几十个师兄弟来听庭审，平静地听完，平静地离开。我感到，在当代中国，宗教因素对国家行政、司法的影响是很小的，“以教干政”问题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三、中国这种讲究伦理的世俗社会，人民普遍务实重利务，不拘泥于宗教，对发展现代经济有利。
一个问题总有两面，劣势当然也不小。除了顽固保守的旧观念之外，深层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伦理社会的宗法体系，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严重地缺乏法治传统。即使有人提倡法治，往往也是在人治的前提之下，上级依法来治理下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有的领导在立法时根本没有打算自己也去遵守。二是人们在道德上缺乏自我约束力和终极敬畏感。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以前，家里好呆还有个灶王爷，举头三尺有神明，但传统伦理体系在文革中被打破之后，来不及新建或者重建，紧接着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代，出现了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谈到改革开放具体问题时再进一步探讨。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8 12:29 人民
普遍务实重利务，
_____________
后面多了一个“务”字。改正。对不起。打字太快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8 12:35 各位
兄弟姐妹：国庆期间我回到国内了。这段时间走亲、访
友、喝酒、陪孩子，恐怕写稿时间不多了。我会见缝插
针尽力而为，大家多谅解哈！
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9 07:03
（八十四）醒得早，等着处理一个急件。那边敖夜打初稿的兄弟一直没有传给我，估计不好弄吧。等着也是等着，写几行吧。前面，我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突出特点“伦理型社会”讲完了，其优势和劣势也简单点到了。
1949 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
这是个大话题。前三十年，是土改、人民公社以及历次政治运动；1979 年以后，是大包干、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工外流、农业产业化、城市化。我的总体感觉是，前三十年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结构，1979 年以后则是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时，客观上冲击了农村社会结构。由于面太广不好一起说，按照经济发展脉络碰上哪桩说哪桩吧。
由于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九成，土地改革无疑是建国初期涉及面最广的运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社会。历代最终得能天下者，根本原因是他比对手更了解农民，更善于发动和利用农民。今天我们城市化率虽然达到 45%以上，但上溯三代，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市民社会是一个头上的高梁花子还没有掉干净的市民社会，有许多问题，你如果把市民当成农民去研究解决，可能会更靠谱。
前一段时间，网上广泛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无法考证其真假，但是许多观点那是相当的深刻。其中有一条写道：“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
我又扯远跑题了。
新中国的土改是解放前土改的延续。根据公布的资料，土改涉及人口规模大致是解放前 1.5 亿，解放后 4 亿，基本覆盖了大陆的农村。由于农民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又是农民的中心问题，所以土改路线至关重要。我们学中学历史时，都背过土改路线，我记不准确了，大体意思是，秋收起义以后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团结抗日的需要，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期间改为没收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解放后立法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从土改路线可以看出，老毛相当的务实。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内涵丰富。虽说农民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打土豪可能是会掉脑袋的，人家凭什么跟着你打土豪？关键是能分田地。所以，从革命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分田地是为了打土豪；而从革命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双方的目的和手段是不一致的。老毛能够在湖南江西干得风生水起，就是因为他精准地判断了两点：一是革命最需要农民，二是农民最需要土地。从这两个基准点再往下推论，那就是：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给农民
带来土地才行。
有论者认为，老毛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每一步棋都像电脑计算外加激光测距那样精准，几乎没有破绽，所以最终胜出。实际上，我更欣赏他的务实性和灵活性。比如，自 1927 年秋收起义以后，土地路线一直是党的工作大方针之一，大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但到了抗战期间，出于团结抗日需要，暂停了分田地的工作，改为“双交双减”。抗战一结束立即恢复，而且收没地主土地的力度更大，以争取民众投入解放战争。
网上有人认为，解放后毛和邓主持期间的政策大相径庭，何谈“继承”？实际上，毛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了解国情，灵活务实，不拘于任何教条。四人帮的“誓死悍卫” 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恰恰背离了这点，可以说是得其皮毛，而小平则是得其精髓。后来，十七大总结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精髓就是“事实求是”。这个话是总结到了点子上的。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9 10:06
（八十五）
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前贴中，解放后的土改人口应为3 亿，不是 4 亿。记错了报歉。
再多说一句，我们通过学习领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背后的利益诉求，还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是一场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势必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阻力；同时也势必维护和发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动力。改革家就是通过调整政策来调整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再用这个观点，就可以理解土改的燎原之势、人民公社的惨淡收场、大包干的如火如荼。我们还可以理解 2000 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改革缺乏动力”难题的根源——当改革深入到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领域之后，到底维护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又损害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呢？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乱世，新中国建立时农村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工业规模来看，中国第二、第三产业不可能吸收消化大量无地农民。他们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漂在城市，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实际上，当时中国、印度、伊斯兰文化区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传统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问题。仅在东亚地区，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尽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
所以，我认为，建国后继续推行土改是一个正确和必要的决策，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解放和发展中国生产力具有正面作用。土改具体情况以及历史功绩，历史书上已有介绍，网上也有资料，我就不去猛抄了。
当年的土改也存在问题，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是：一，速度过急。这场涉及 3 亿人的改革，到 1952 年就基本上打完收工了。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虽然比较紧张（比如我们与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互殴），但比当年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形势要好得多了。党已完全掌握全国政权，并不需要像根据地时期那样，急于通过土改发动群众以求生存。当时如果工作推进慢一些，会更从容、更细致。
二，手段过于激进。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的土改措施比较接近于苏联，以没收再分配为主，并对地主进行了严酷的斗争清算。相应的赎卖手段、补偿手段不多。地主被迫交出房产，还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才行，当时人称“扫地出门”。我同意在实际工作中“纠枉难免过正”，但我认为过多过少还是不一样的，许多问题应该可以避免。
三，没有长期稳定住。到 1950 年代末全国又掀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分到手的地又归了人民公社。这样，土改后农户真正拥有土地的时间，短的地方只有五年，长的地方不过十来年，就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9 11:42
（八十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还发生了一件被大家忽略了的重大事件，就是乡镇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的最终确立。这个事情，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的不多，只有地理历史学领域的行政区划专家偶而提一下。我认为，它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化，是一件很大的事。
乡，大家不陌生。这个词先秦就出现了。秦朝县下设乡，乡下设亭。此后历朝，县以下都有这种区划存在，只是名字上有区别，有时候叫乡，有时候叫别的名字，比如里、都。但是，在 1930 年代之前的两千年中，中国基层政权始终是县，所以唐县令是七品芝麻官。乡真正在法律上成为一级政权，始于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民国政府的一系列法令。但当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止，所以各地的乡公所有的没建立，有的不健全。
真正全面建成是在新中国时代。
那么当时的乡是个什么东东呢？两千多年的事情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宗族和乡绅的自治组织，搞点社会公益事业，搞定社会矛盾调解，同时还义务性地承担一点县衙派的公干。第二种，工作情况跟第一种完全一样，不同之外是有几个人从县衙拿薪水，所以这几个人可以看成县政府机构的延伸。我们现在有“驻村干部”，当时这些人相当于“驻乡干部”。总之，古代，乡要么是自治组织（大一统集权体系中的有限自治），要么是半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
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体制，在高层，是皇帝的“家天下”、官僚的“父母官”；在基层，是家族联合的“乡治”、家族的“村治”、家庭的“家治”。我在前面的某个贴子里讲过，中国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县以下的宗族这个基本单位，实质上是古代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石。
话题探讨到这里，许多兄弟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县和乡中间，就是中国传统政权和族权的分界线，而乡级政权的建立，实质上是国家政府权力突破了两千年以来的传统分界线，打压和侵占了宗族势力的生存空间。
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基层政权包括省、县、乡三级（地级市至今没有解决法律地位问题）。党是靠农村武装斗争起家的，不但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国民党很弱）。再加上建国初期强硬的镇反、土改、剿匪、打击会道门等运动，所以，宗族势力完全没有抗拒和还手之力，乡级政权和村级党支部迅速取代了乡村的宗族势力。
如果我们从农村社会结构这个角度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建国以后特别是前三十年的历次改革和运动，政府会有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深刻
影响和改造了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体现在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妇女地位、农田水利建设、扫除文盲、清除黑社会、农村教育和医疗、计划生育等方面，同时，在决策失误时
也酿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乡级政权的建立，是社会趋势和各国普遍做法。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量增加，如传统社会中一个县建一所“县学”即可，乡下全靠私塾，而现代社会政府必须向城乡居民提供普遍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从理论上讲，乡级政权与居民自治并行不悖。目前我国居民自治问题比较多，解决途径可以探讨，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否定乡镇。
改革开放后乡镇面临问题极多。一是财政自给问题。二是设置太滥问题。有的山区大县拥有 160 多个乡镇，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必须撤并。三是冗员太多问题。四是有责无权问题。不少乡镇干部穷于任务，“催粮催款，刮宫引产”。这些问题，逼得湖北乡镇干部李昌平九十年代多次上书朱容基总理。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贴子中探讨。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9 12:43
（八十七）好了，那边农村的事情先放一放。让我们回
到五十年代到处都是小平房的中国城市和工厂。
如果按 15%的城市化率计算，解放时全国城市人口是7000 万，而今天是 6 亿多，还不包括上亿的流动打工人口。
所以当时中国城市很小。我的家乡，一个北方的地级市，现在市区人口 40 万，而 1947 年底被刘邓大军解放时（解放比较早哈），城关居民不足 1 万人，他们还拥有 2 万多亩耕地呐！
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体系极不完备。我上学时，教科书上一般会列举出钢产量来，平均每人一把菜刀。
当然，这个数据是“8 加 3”战争破坏之后的数据，民国好点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惨，但工业极度落后是事实。不然印度阿三当时怎么会看不起我们，以致于战略误判呢。
我爸七十年代到东北去当兵，当时东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小丰满拉闸——全完”。可见当时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小时候整天听老爸说丰满水电站可了不起，后来上学时专门查了资料。这个电站是三十年代鬼子帮助伪满洲国修的，当时装机 17 万千瓦。解放后苏联专家指导扩建到50 多万千瓦，就这 50 万千瓦，还是许多小型机组拼凑起来的。
五六十年代，丰满是中国头号水电站，李鹏总理当时在那儿当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真是很牛的工作岗位哈。直到七十年代，黄河上的刘家峡电站建成，我们才算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百万千瓦大型水电站。5 台机组，总量 120 万千瓦。八十年代末，我上初中，地理图册上关于国际能源那一张图，用一个绿色圆点表示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我一看，靠！美国和苏联，每条河流像一串绿葡萄，而我们只有刘家峡、葛洲坝那么稀稀拉拉的几个小点，真是自卑死我了。所以，美国反坝专家指责中国建水电站的鬼话，兄弟们千万别信他们。他们自己修得电站比谁都多，他们在北美大陆破坏河流生物多样性比谁都凶，他们的科罗拉多河等大河基本上变成了钢筋水泥的下水道，还他妈有脸去指责别人！哦，我扯远了，以后谈到环境问题时再细聊吧。
如今，我们的三峡水电站的 32 台机组，每一台单机都是 70 万千瓦。与丰满一比，这差距就看出来了，当时中国工业确实相当相当的薄弱。
前面我在分析计划经济时提到，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如果依靠市场自发推动，需要漫长的过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通过集权体制和人为顶层设计，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构建工业体系框架，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选择。当时印度尼赫鲁也想这么干。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以计划经济发展现代工业成为中国的自然选择。
1953 年，国内土地改革基本完工，对外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承载着中国人强国之梦的“一五计划”拉开了大幕。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9 14:14
（八十八）在探讨“一五计划”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先把眼光放在计划之外看看。
“一五”时期，全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即“公私合营”也进入了全面的推进期。较之农村的土改，对城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理性得多。主要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前期“四马分肥”（国家、企业、职工、资本家），后期给定息股利，到六十年代完成赎买。
我们经常可以在历史资料上到看，民族资本家如荣毅仁，披着大红花笑逐颜开地庆祝公私合营，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是不愿公私合营的。自愿去要求，那是没办法，形势比人强。你不要求，或者要求不，最后横竖还是会被改造掉的。
我对于农村土改是基本肯定的态度，但对城市公私合营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当时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以轻工业、服务业和手工业为主。估计上海的纱厂、船厂就最算是大的了。没有多少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际上，新中国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害企业，基本上都是建国以后国家投资新建的。很多被改造的工商业就是小作坊、小店铺。这些行业和企业，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没有太多优势，它们很适于个体和私营。
比如我前面贴子里回忆到的国营肉店和集体理发店，公有化反倒窒息了它们的活力。
我的看法是，当时除了没收“四大家族”等官僚买办阶层的企业外，政府应该大力保护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以计划经济方式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有人认为，私营企业有构成与公有制的竞争，其实现在河北唐山、邯郸的私营钢铁厂有几千万吨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威胁到国有钢铁厂的生存。
有人认为，只有公私合营，政府才能集中财力去发展重工业，其实大量活跃的私营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可以更好更有力地支持政府财力，比如今天的浙江政府和广东政府。
有人认为，私人钱多了国家钱就少了，其实大量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会使社会百姓腰包殷实，国家可以通过公债、股市、银行来获得建设资金。
我认为，像轻工业、服务业、短途运输业、手工业这些领域，国家当初就不应该进入。即使是一些当年私人无力投资、必须由国家出面来投资发展的领域，比如大型化工、钢铁等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有实力来拥有、管理和运营这些产业时，政府都应该考虑退出的问题。唉算了，我事后指手划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意识形态冷战的情况下，历史就是这么发生了。
1979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贩鸡蛋、炒瓜子开始，逐步
允许个体和私营业者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其间有多次风波，许多改革先行者和弄潮儿都死在沙滩上。小平两次保护 “傻子瓜子”，成为改革中的经典故事。1979 年，按照小平的意思，荣毅仁先生重出江湖，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时，他已经从公私合营时 30 多
岁的青年才俊，变成了一个花甲老人。
又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2001 年，朱容基总理终于千辛万苦地趟过地雷阵，绕过万丈深渊，完成了“国企三年脱困”任务。这个时候，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所涉及的绝大部分行业和领域，都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全部退出，呵呵，真是来也不易去也难啊。第二年，《福布斯》评选的中国富豪榜上，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名列榜首。此时，他也步入了花甲之年。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9 14:30 今天
写到这里吧，真累死我了哈！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1 00:39
（八十九）首先，让我们一起热列庆祝天宫一号顺利升空！继续我们的话题，探讨一下“一五计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大项目，是“一五”的重中之重。
这些项目，受援于苏联，但并没有受制于苏联；起步于
“一五”，但并没有局限于“一五”。这些项目本身以及续建、改建、扩建、分拆迁建、技术改造等后续项目，
延续几十年，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许多企业至
今仍然是中国国力的象征。
据网上资料称，156 个项目名单是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来的。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我不得不佩服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这些项目当中，有许多项目本身根本不是一般的国家所必要的。我认为提出这些项目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来定位的。这些项目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业、能源、冶金等行业。也有化工、纺织、制药、电子、航天、交通等领域的项目。
从名单里面随手摘几个吧：鞍钢、武钢、包钢、本钢（扩）、沈阳一机床、大连造船、武汉造船、中国一汽、中国一重、中国一拖、沈飞、西飞、吉化、兰炼、哈电三大厂（哈电、哈汽、哈锅）、中国铀承三大厂中的两家（哈尔滨和洛阳）、三门峡、乐凯、长虹、华北制药、武汉长江大桥等，以及大量的电厂和煤矿。
在些项目中，一个突出特点是，重大装备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占了极大比重。可能有兄弟问，当时为什么国家把重装放在这么突出的位置上呢？呵呵，因为重装行业太、太、太重要了！可以这样说，重装行业是世界强国的经济脊梁。前几年，温总理还亲自主持研究制定了中国重装业的振兴计划。任何一个国家，你想当世界强国，你就必须有某某某某这些企业，拿着名单一比，如果少了哪种制造能力，对不起，你就不算世界强国！中国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离不开建国之初建立的这些重装企业。
大家知道，轻工业是向社会提供生活资料的，重工业是向社会提供生产资料的，重装行业则是为所有行业特别重工业提供生产设备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比如，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大型合成氨成套设备、石化和炼油的成套设备、钢铁冶炼加工大型成套设备，每套都是十几亿、几十亿元的价值。
中国如果没有能力自己造出来，就会受制于人。
受制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一个朋友十年前参与采购钢铁大型连铸连轧设备的工作。他对我说，当时，他们开始想依靠德国和日本几家厂商，但对方报出的价格特高；后来，中国一家央企站出来表示能够承担制造这种设备，包括制造关键设备和系统集成。结果，听到这个新加入的竞争者的消息以后，老外报价很快下调了一半多。
试想，如果发电、炼油、合成氨、炼钢等设备不能自产，完全依赖外国厂商，你每上一套设备，你的总投资就可能上涨十几亿甚至几十亿。更糟的是，此后的维修养护和部件更换仍然要依靠老外。许多跨国公司的战略就是让利卖设备套住你，然后通过维修养护来剪你的羊毛。这些巨额成本，将进入下游的钢铁、电、气油、柴油、化肥这些基础性商品。现在我们出口的成千上万种“中国制造”，哪样能离得了这些东西？这样，“中国制造”的整体成本将抬升，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削弱。而且，化肥、柴油还会抬高粮价，从而增加中国人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
这就是重装行业的力量。不难理解，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三菱为什么会那么牛 B。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1 02:41
（九十）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是五年能建成的。但必须承认“一五”开了个好头，就像大合唱的第一声起调，这个调子起得又正、又高。中国后来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五”功不可没。
其实，印度也在苏联帮助下，也上马了不少重点项目。但是很奇怪，阿三并没有因此而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大装备制造业上与中国差距很大。至今，许多装备尤其是军用装备无力自产，只有花钱采购或者与俄国合作生产。巴西的工业体系就更不用说了，该国发射运载火箭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基本都爆炸。
我一直纳闷，中印两国在独立之初，印度工业体系虽然也是以轻工业为主，但比中国完整得多。英国还留下了远超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铁路交通体系。为什么在同样的苏联援助下，印度的装备制造业没有搞起来？个人瞎猜，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虽然同样接受外援，但中国从一开始指导思想就很明确，即独立自主、引进消化吸收。二是，新中国实际上仍然继承了大一统的传统，能够强有力地集中全国技术力量攻关；三是，中国很快与苏联交恶，专家撤走，而印度一直有外国专家可供依赖。虽然中国当时有项目停滞和下马，但从长远看，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中国造出原子弹以后，老毛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扯远了，接着前一贴往下说。重装行业对中国的作用体现在：一，我们的产品能在市场竞争中把老外干掉当然更好；二，我们的产品即使在某些方面不如老外，只要能造，就能打破他的垄断，他敢不卖给我们或者狮子大张口，我们自己造一套也能顶上去用。
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东西，各行业是相辅相承的。以前有个笑话，某钢厂生产的钢质量不合格，就去找上级部门告状，指责上游的重装厂提供的炼钢设备质量不好！重装厂指责说，生产设备所需要的零件质量不好！零件厂指责说，制造零件所用的车床质量不好！车床厂指责说，制造车床所用的钢质量不好！转了一圈，又骂回去了。所以，在一个工业体系内部，各行业的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相互牵制的。在一个不完整的工业体系里，想造出高质量的复杂产品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美俄很放心地把先进武器卖给许多国家，比如印度，而不敢卖给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顾忌到中国完整工业体系所具备的制造能力。
老外现在非常清楚，如果低估中国的学习能力和制造能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峡水轮机的制造。
三峡电站安装了 32 台巨型水轮机。每一个水轮机都是单机 70万千瓦，是世界最大型号，一个水轮机相当于一个大型发电站。
当时，中国不具备制造这种水轮机的能力。外国公司都想拿到这个巨大的蛋糕。中国政府当时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我们先拿出十几台机组招标，外国公司想拿订单，我们的条约是，中标以后必须与中国公司合作制造，最后要转让技术。这个条件比较苛刻，老外强烈不同意。碰巧，当时中国的决策者李鹏总理自己是搞水电出身的，在行，判断形势准确，所以中国政府寸步不让。
老外当时纠结：一，蛋糕太大，实在想吃。二，美法德日不是铁板一块，你不干，有人干。三，心存饶幸，认为即使转让了技术，中国在短期内也消化不了。所以，老外最终接受了中国条件。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阿尔斯通中标，各自拿到了几台。企图跟中国叫板的西门子出局，悔青了肠子。按照标书要求，中标的两个外国公司分别跟哈尔滨电汽和东方电汽合作生产。长话短说，中国公司学习、消化、吸收、创新速度令世界震惊。几年后，第二批十几台机组又搞招标，中外公司同台竞标，两个中国徒弟打死外国师傅，拿到了全部订单。我想，中国公司中标肯定有业主倾向的因素，但是三峡是中国天字号工程，如果中国公司的制造能力和产品水平不过硬（至少不亚于老外的），谁敢拿三峡来开玩笑？三峡之后，中国掀起了水电建设狂潮。仅是云南金沙江上的溪洛渡水电站，装机就是 1200 万千瓦，世界第三。仅次于三峡和巴西伊泰普。这些电站所用水轮机的巨额订单，几乎全部落入了中国哈电和中国东电之手。如果没有当年三峡以市场换技术，如果没有自己的装备制造生产能力而完全受制于老外，那今天局面简直不可想像！同时，也有一个不好的后果，老外对中国的学习能力和制造能力（有时是山寨能力呵呵）深有体会，我们现在引进技术难度越来越大。中国人现在是西方技术防守最严的对象。
前一段有个德国工程师就因为娶了个中国老婆，都被公司开除了。中国人到国外公司参观，稍有技术含量的地方根本不敢让你去，生怕看到眼里抠不出来。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1 04:49
（九十一）既然聊到了重装行业，我就顺着这个话题继续向前多聊几句。
前面我聊到，中国的重装行业在“一五”时期诞生，而且是有计划、有体系、有配套地诞生。此后，这个行业经历了苏联专家撤走的考验，经历了“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的考验，经历了文革冲击的考验，都挺过来了。但是兄弟们可能想不到，对重装行业真正严峻的生死考验，竟是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1980 年至 2000 年间）。其中有一些命不好的企业，最后硬是没有挺过一关，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都是在来料加工、服装鞋帽、日用产品等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起步。第二阶段，进入资本密集的工业化中期，即所谓的重化工阶段，我们中国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上。第三阶段，进入智力和技术密集的高级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如果通过市场自发地发展，重装行业的大发展应该是出现在第二阶段，因为只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重工业企业大量出现，才会产生对重大装备的市场需求。
而在中国，许多重装企业是五十年代建立的，当时中国还处于自然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这些企业是国家超前布局的产物，它们必须靠国家计划经济的订单才能生存。
而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开始转轨，国家订单大量减少，同时市场本身还没有发展到产生订单的那个阶段。这时，青黄不接，重大装备制造行业就比较痛苦了，而生产轻工装备的一些企业，比如缝纫机厂什么的，当时倒是红红火火，赶订单忙得不亦乐乎。我认为，当时，国家应该想办法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有一些生产制造能力即使暂时用不上，从国家战略安全和长远发展来考虑，就是养也要把它养起来。但是，也可能是有关部门当时考虑不周，也可能是对未来预测不清，也可能是国家财力确实太紧张，总之，当时政策有问题。
一是投入太少，体制僵化，比如专业人才的收入上，“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造成人才流失，没流失的人积极性也不高。二是没有保住一些重大项目。其中最令我痛心的是大飞机。1980 年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 试飞成功，后来制造出两架样机。可惜这个项目因财政部否决了3000 万元研制费用而于 1985 年夭折。当时下马的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没市场。实际上，当时确实没市场，但运十下马不到十年，中国航空市场就开始大爆发。这些年来，波音、空客从中国赚了多少钱！如果国家每年拿出几千万元来维持这个项目，使团队不散，科研不断，配套企业不转不垮，这支力量挺到九十年代就会迎来春天。那么，很可能今天世界飞机制造业和航空业的格局会大不一样。2008 年，我国重启大飞机项目，公司注册资金 190 亿，无语。
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重装企业的情况比八十年代更糟糕，有的企业吃不上饭，有的企业转产或倒闭。当时，我有个朋友毕业分配到中国二重，这个企业在四川德阳，他听说是个央企又离成都不远，就去了，去了以后大呼命惨。我出差去看望他，发现当时他只发三百来元生活费，车间外青草老高。我告诉他，我有个亲戚卖黑山羊良种，可以赊给他几只在厂区里搞点副业。
我出门爱宰朋友，不因路远而不宰，不因友穷而不宰，所以三次去过那个工厂。这个厂全名叫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大概），是目前 40 来家央企之一。严格地论论血统，它也算是“一五”的 156 个项目之列。因为这 156 个项目中有个中国一重，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后来中苏一交恶，中央领导一想，一重离苏修那么近，打起来容易被人端掉，就把工厂分了一半迁到大后方四川盆地，于是有了二重。到了 2000 年前后，正是国企改革脱困最痛苦的时候，二重穷得吃不上饭，据说为了两千万块钱写信向总理喊救命，他们比大飞机项目幸运点，这笔钱总算要到了。
即使身处困境，吃不上饭，重装企业还是充当着国家脊梁的角色。当时，二重正准备生产三峡水轮机的叶片。前面贴子里提到了哈电和东电，当时和外国公司合作生产三峡水轮机，其中叶片这种零部件，又要包给上游的重机厂制造。我没见过三峡那么大号的叶片，但在小型水电站见过，和电风扇叶片差不多，是个弧形铁片。三峡叶片中国以前没有造过，浇铸几米见方的特殊弧形的钢体结构，据说难度很大。
当时，几家外国公司志在必得，连韩国的斗山重工都很嚣张。
二重想去竞标，但他没有生产前例，要先试制一件有资格竞标，这需要投钱，而二重连吃饭钱都没有，把仅有的钱全押上，失败了怎么办？很多人反对这样赌命，主张放弃算了。厂领导讨论了几天，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当时二重人的口号是：就算是失败，也要当一回中国谈判砍价的筹码！后来他们成功了，但研制过程很艰苦，很悲壮，有一个核心岗位的高工，身患癌症，拿着基本生活费，始终守在车间第一线，就在试产胜利的前夕，他离去了。本人的缺点是向来感情不够发达，但那次去宰朋友时，听到他们真实的故事，我哭了。那
天我连饮了三大杯，向有脾气、有血性的中国重装人致
敬！
2000 年以后，中国终于发展到了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一飞冲天。钢铁、电力、铁路、化工等项目多如牛毛，国务院因为控制不住而头痛之极。这些项目的滚滚订单，使中国重装行业终于摆脱了青黄不接的生存危机，迎来了辉煌的时代。作为国有企业，它们始终有许多毛病，比如官僚作风、人浮于事、干部腐败，这些问题在企业经营顺利时会更加严重。仅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应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去看待和对待这些企业，包括成绩，包括问题。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1 04:52 又写
了一夜，累了要休息了。
我在国庆假期不发贴了，想陪陪家人，欠他们太多了，国
庆后再胡聊哈！
衷心感谢兄弟姐妹的鼓励。祝国庆快乐，合家安康！核
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1 04:57 要先
试制一件有资格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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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要先试制一件才有资格竞标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6 18:01几天没来都找不到了，沉到哪里去了？自己顶一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7 07:41
（九十二）兄弟们国庆节都过得好哇？我仍在度假中，呵呵。平均每天两场酒，其余时间陪儿子。累啊！酒醒天未明，睡也睡不着，又不想继续往下写本贴主题，胡乱写几行吧。
这几天见缝插针读一套书，《朱容基讲话实录》，洋洋洒洒四卷 200 万字哈。我很佩服这个朱老板，所以慷慨采购。这书有意思。许多地方很口语化，虽没有毛选那么高屋建瓴，也没邓选那么简洁有力，但对具体问题讲得很细，可能是因为他是大管家而不是一把手的原因吧。这样很有助于我们了解 1992至 2002 年的中国经济。
朱老板是个伟人，在他执掌中国经济的十年间，（包括当总理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当时的攻坚破难，奠定了2002 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上升的基础。当时我尚未堕落，是个愤青，对于中国许多政策不太理解，激扬出不少文字，但被报纸编辑屡数枪毙。现在一路走来看来，在许多问题上朱老板和编辑是对的。还真要感谢那个时代。就社会体量而言，中国从来都是超级大国，所以经济政策的执行和奏效，无论好效还是恶效，都需要很长时间。郭德纲的定场诗总说 “前人田地后人收”（诗作者是杨慎），中国的决策者，确实需要这种甘让后人收获的精神，不然局面会很难办。朱老板种下的“地”，我当时有深刻印象的，包括建立社保体系、加入世贸、住房制度改革、退耕还林、国企产权改制、整顿关闭农金会等，功不可没。朱老板种的有争议的“地”也不少，包括下岗分流、粮食流动体制、分税制、国有银行和股市管理等方面。担当眼前事，功过后人评吧。现在我经常在想，2002 年以来我们又为后来者种下了哪些可供收获的东东。
逛书店时，同时还买了两本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都是经典之作。很久以前读过，买来重读一下。其中费孝通这部书，是一个合订本，还包括了他早年的其他几部著作《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等，我觉得比较全（上海世纪出版的），推荐！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当年，他的《江村经济》激起了我对社会学的浓厚兴趣。虽然后来为了养家糊口没干成这行，但至今兴趣不减。当前，国内社会学研究的许多所谓“前沿课题”，以及网贴中争论的所谓“热点话题”，费在半个世纪前已经研究，而且研究得很透了。比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兄弟们可以参考下费教授的意见哈。
聊到费孝通和冯友兰的书，想起了以前拜读过的大家们。
我上学时比较傻 X，立志要博览群书，为了博览而博览，揣着馒头在图书馆里埋头看名著。以当时水平，真是“兴趣颇广、心得全无”（钱钟书对方鸿建博士的治学成果的评价）。多亏后来遇到一个女孩，就是现在的老婆，跑出去谈恋爱了。要不是她从图书馆拯救出我，我肯定读呆了。通过当年的刻苦学习，现在唯一的学习成果就是可以背诵大家姓名和著作名称，让别人觉得这娃读书不少。有一次，领导指派我去陪同一个重要客户，在陪吃陪游中，我谈到以前读过熊十力的书，没想到这哥们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的学生的侄子，他马上要向我请教一二。
其实我脑子里除了这三个字，其它什么都没记住，这回彻底露馅。我只好脸红说：“书以前看过，但一点都没看懂！”后来，这个客户在我领导面前表扬说：“这个小伙子不仅很博学，而且很谦虚！”靠，狂汗啊！！！说到熊十力先生，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关于他的传记，开篇就是他生命终结的日子：文革破四旧无数古籍被焚，街头一个半疯的八旬老人，口中喃喃自语：“中国文化亡了！……”。
一代宗师，霸气而狂傲，但在政治狂飚面前，却如秋草一样无力，让人伤感。百年以来，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应了文天祥那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民国时期，中国出了不少大师，但是国家孱弱，社会凋闭。
一个拥有那么多大师的校园，日本鬼子可以端着枪冲进校门，想杀就杀想奸就奸。我有时在想，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敢于当兵上战场去和鬼子拼刺刀的农民，和一个大师，哪个更有价值。
而今天的中国，国家倒是强大多了，学术却不行了，有大楼而无大师。去年我打电话给一个著名高校，询问自费 MBA价格，一听每年 19 万的学费直接吓退。然而我的手机就这样不幸被该校给记下来了，不管我去不去上学，他们就当我是学生，定时给我发短信，哪天要交钱了，哪天要上课了，在什么地方上课，哪天催交作业了，有时一天收到两三条，怎么取消也消不掉，晕啊。教育产业化就是这么搞产业化的啊？我在海外发现，海外高校的产业化程度和搞经济的气氛比中国还要浓，但他们的学术气氛同样也很浓，两者并行不悖。我觉得在教育体制方面可能还要动大手术，才能真正振兴学术。
仅管如此，我仍然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文革固然愚蠢暴烈，今天固然纸醉金迷，但中国文化比农用三轮车都皮实，不会那么容易就亡掉。我相信只要人在文化就在。而且我相信，钱是挣出来的，不是存出来的，同理，文化是发展出来的，不是保护出来的。
胡扯一通，天亮了。今天大假最后一天，我再玩一天，明天开始继续这个贴子哈！！！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8 11:34
（九十三）看了一些回贴，多谢兄弟们。有兄弟谈到当前中国的一些问题，受教了。本贴以后也会涉及到，但为了保持楼型，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这个贴子。
综合国庆节前的贴子内容，建国以后，“大跃进”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在经济领域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通过“一五计划”，开始着手构建现代工业框架，三是通过公私合营，对私有工业商进行产权改造。
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前两件事，基本否定第三件事。随口说一句，虽然本贴把三件事当成经济问题来观察，但从当时工作出发点上来看，最高领导人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土改也罢，156 个项目也罢，其实都是革命时期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延续，没有使用多少经济手段。
再往下写，已经到了最不好写的阶段。小平认为这些事情不好去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指示正合我意。因为我知识粗浅，说细了就要露馅，所以粗而论之，信马由缰胡说吧。
1957 年，“一五”胜利结束。三件经济大事中，农村土改和一五计划的诸多大项目立竿见影，使中国的工农业战线热气腾腾、蒸蒸日上，而第三件事情（公私合营）窒息经济活力的不良后果，要假以时日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所以，当时的经济形势，看上去，很好，“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全国全党包括普通人民群众中间，漾溢着极大的乐观情绪，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严重不足。
当时的中国，上层，是一个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国民经济管理经验不足的职业革命家团队；中层，是一个主要由刚脱下军装的军人组成的、思辨力不强但执行力超强的行政体系；下层，是一个刚刚试水工业化的、文盲率极高易于盲从的农民社会。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又排斥掉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决策层再小心、再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是难免要出问题的。不幸的是，此时的最高决策层，被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就所鼓舞，“全党头脑发热”（小平语）。1958 年，中国经济乘胜进入二五时期，一再提高粮食、钢铁等目标，公开提出了超英赶美口号，大跃进狂飚席卷全国，这个跟头栽大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能够排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最大的一个跟头（希望它永远都是！）。
这里话题太多。我只想简单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合作
化运动，就是建立人民公社；二是大炼钢铁。
对于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人民公社只是历史的一节而已。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结构很好玩，也很精密。虽然有许多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玩命研究，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台机器的全部秘密。不然美国经济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乱子，以致格里斯潘的讲课出场费已经都一跌再跌了。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体量太大，所以中国社会可研究的东西就更多，研究的难度就更大。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又是重思辨而不重调查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古代社会学文献少之又少。呜呜。
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关键是对于农民的研究，所谓得农民者得天下。有句话已经应验了两千年。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 45%，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达了临界点。
然而我相信，即便如此，在以后的 20 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农民问题仍然会是中国头号问题的。而且，人的思想行为的变迁是一个过程，有时比较漫长，前面的贴子里我曾引用过网上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他在信中说：“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所以，在当今中国，对于农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可以应用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8 13:00
（九十四）在世界任何地方，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印度阿三也好，伊斯兰世界也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其实社会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如果让我来概括一下，大致就是：上面是一个国家，可以是封建小国也可以是大一统帝国，中间是10%左右的市镇人口，他们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商人、宗教人员、行政人员。下面是 90%的农业人口，他们主要是地主、自耕农和雇农。我这里的“上中下”是指社会人群，不是指贫富结构，城里也有要饭的，乡下也有刘文彩。
这个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小农，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农户。拥有土地的农户，实际上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何时种、何时收，收获以后卖不卖、卖多少、要多少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农户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或者法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太多太多，而且社会经济主体太小太小的社会。所以，有人也把中国传统社会叫做“原子化社会”。
这个角度，是从社会微观结构来说的，与宏观上的“大一统帝国”构成了很有趣的对照。如果硬要我想一个比喻，就好像把一万吨大米直接装进了一艘万吨巨轮的船仓里，是直接倒进去的，不用麻袋，也不用集装箱。如果让你直接去接收这批一丝不挂的米粒，你肯定会不知所措和比较茫然。
在古代世界其它地区，无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社会结构大体如此。为了方便起见，我下文中也管它叫“原子化社会”吧。这种原子化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它的经济主体太多，社会成碎片化，造成两个成本太高，一个成本是社会管理成本，另一个成本是经济交易成本。这个不用我论述和举例了吧，你们懂的。
社会管理成本太高，办法就是——不管理。具体操作上，一是自然形成的小国寡民，二是放权，通过分封，缩小管理规模。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缩小管理半径，成本也相应降低。三是“国权不下县”。在国家政权之下实行有限自治，西方是靠教会，中国是靠宗族。
经济交易成本太高，办法就是——不交易。通过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自种自吃，自织自穿，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给。
除了少量的商品需要向走街串户的货郎交易一下，其余东西都不用花钱。需要赶集去交易的，无非是铁制农具、盐、医药之类。其实，这些东西仍然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铁制农具，极为粗笨，只要不丢，注意防锈，上辈人可以传给下辈子的人。
盐，可以到盐碱地里刮白末末自己回家去熬，直到解放后许多地方农民还这么办。我妈曾经告诉我，根据她小时候的经验，墙根上风化出来的白末末，也可以刮来熬盐，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有试过。药品，可以自采，也可以不用，直到现在在许多农村，农民仍然奉行“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
我小时候常到农村小住，那个时候，一个节俭的农民家庭可以一个月时间不花一分钱。想吃西瓜自己又没种，可以拿麦子去换。总之，原子化的小农社会，经济交易是被最大限度压缩的，不是人们不想交易，而是社会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合理状态应该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从上面可以看出，传统的原子化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与近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在根本上相互冲突的。社会由传统进入近现代，势必要求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这是一道绕不开的问题。进入近代以后，西方也罢，中国也罢，都先后遇到了这个问题。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8 14:26
（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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