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大陆通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中华民国的 38 年和晚清一起列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封建”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论述过，虽然“因封而建”作为国家组织形式在隋唐以后基本不存在了，但从农村广泛存在的小农自然经济、县以下的族权统治等情况来看，“半封建”这个判断是基本说的过去的。至于“半殖民地”这个判断，我认为也说得过去。这个“半殖民地”不是指人口上的殖民，而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的。
国民党当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政党。一方面，孙中山以及民国政府强烈抨击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部分乃至全部废约，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软弱，民国临时政府又时时迁就列强。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正面军事斗争并不激烈，反而都在积极争取列强支持。为了避免列强联手干预来扼杀革命，临时政府一古脑承认了清朝与列强签定的各项不平等条约。
换句话说，晚清时期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到了民国依然适用。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5 01:26
（七十二）清末各项不平等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领土等方面，留给国人印象最深的当属香港、外东北、外伊犁等15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条款。但是我认为，这些条约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最深的，当属经济方面的那些内容，如门户开放自由通商、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内河自由航行等等内容。这些条款绝大部分被民国继承下来。
我记得小时候，课本上学过叶圣陶的文章，叫《多收了三五斗》。讲的是江南农村丰收但是谷贱伤农的故事。当时读来也不觉得怎样，现在结合一些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当前世界经济问题，越回想越觉得有味道。当农民得知米价已经从13 块跌到了“糙米五块谷三块”的低价时，丰收喜悦破灭：“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这时米店老板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不知道兄弟们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其实，这一句话一语道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并不引人注意？就是因为相对于赤裸裸的割地赔款而言，经济方面的内容要斯文得多。甚至看起来不算什么不平等，比如自由通商，今天的温总理出访到处提倡贸易自由呢。然而，这些内容杀机重重。在当时，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实力与列强相比，无论是经济规模、技术水平还是企业实力，都是相当于不会走路的儿童与成年人对比。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实力与西方直接对抗。
中国稚嫩的民族经济想要发展，必须依靠一定的保护性措施。
比如关税，比如汇率，比如国家金融信贷政策。
然而，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国市场没有保护地直接对外开放，而且关税还受到外国的控制。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的最后结局会是什么，是不难预见的，因为今天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以上国家已经落进了这个结局。当时中国人口九成在农村，我们就比方说农村经济吧。叶圣陶没有明讲洋米、洋面来自何方，我估计主要来自美国，也许还有日本和法国（及其殖民地）。美国的规模化农场种植加上政府补贴，使农产品价格远远低于中国小农生产。如果不以国家力量进行限制和对内扶持，那么中国农村商品性的粮食生产可能被撤底打垮。
打垮之后，跨国公司会通过投资，按照各地区域特点整合中国农业，比如江南地区可能会集中发展蚕桑，河南可能会集中发展棉花，产品通过协会和订单供应跨国公司。这样，原来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会逐步让位于单一生产。这就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单一经济”。
“单一经济”与我国现在提倡的突出地方优势、“一县一
品”可不是一回事。这种经济形态严重受制于跨国企业和
国际市场，因没有定价权而严重受损，而且被西方国家以
工业品或者其它农产品的输入进行二次搜刮。今天的非洲、拉美等地区许多国家依然没有摆脱单一经济的困境。在中国人看来，从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上来看，绝大部分非洲和拉美国家都很适合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然而实际情况是，多数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它们的土地全部种植咖啡、可可、剑麻、花生、长绒棉去了。
其实不独叶圣陶，许多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类似内容，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老在文章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真的可以不管吗？这是他留给当时人们的思考。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5 02:46
（七十三）以前的贴子里，我曾提到过清末中国茶叶出口被印度超越的事。民国时期的农业情况，实际上是清末形势的延续。因为社会化生产与小农生产的对立没有改变，经济主权不完整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农业是国计民生基础产业，这个地位放到什么时候都一样。凡是世界强国和大国，农业不行肯定吃不开。民国当时的情况很不乐观。
当今，虽然自由贸易是主流，但保护主义时时抬头。我认为离自由贸易最远的是农业。一些资料显示，美国对农业补贴的钱，如果直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买回来的农产品还要更多一些。日本对农民养一头奶牛的补贴一年达 3000 美元以上。（资料出处记不清了）。正是靠着补贴（当然也有技术和产业优势的因素），具有自然条件优势的美国、法国的农产品横扫国际市场，而日本、韩国这些自然条件不佳的国家，农业也凭借贸易壁垒和补贴得以自保。非洲本来陷入单一经济就够惨的了，单一的优势产品还被欧美的补贴产品挤垮。比如棉花。西非各国原来法国殖民者留下的棉花产业，本来具有自然条件和人力成品优势有国际竞争优势，（我估计，棉花采摘的人工投入很大，而且很难用机械替代，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棉花上比在粮食上更具相对优势的原因），但被政府高额补贴的美国棉花打得节节败退，最终任人宰割。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东北大豆种植业几乎是是全军覆没，这不是没有主权而是政策偏差造成的，有许多值得总结
的地方。
又扯远了。民国时期虽然农业很不乐观，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外国产品倾销和农民破产现象，但始终没有被人家整合成殖民地单一经济的状态，我想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中国是半殖民地而不纯殖民地，至少形式上是个独立国家，西方国家不可能为所欲为。二是中国内地农村的主流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低水平自给自足，农产品商品率很低，所以受外来影响相对小。英国纺织商人曾按照中国四亿人推测中国巨大的袜子市场，但实际情况是当时中国人八成不穿袜子，二成自缝袜子。
三是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形成。所以，外国人想在中国市场上打垮中国商品，如果一没市场二没商品，这事儿就很难办。
工业方面。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历史阶段是 1910 年代。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书上笼统地说“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没有列举从哪些方面放松的，我后来也没有看过更详细的资料。我个人猜，当时情况应该是，欧洲陷于战火，生产能力受创，有限的生产能力用于保障战争需要，所以销华产品减少，为中国民族工业留出了一些国内市场空间；同时欧美也可能会从中国进口一些产品以满足战争需要，使中国得到了一些的国际市场空间。我看过当时南通、无锡等地纱厂的老照片，规模很大设备也不落后。民国时期的著名民族实业家，多数是这个时期发迹的。但是民国三十多年间，民族工业在规模和实力上始终没有明显起色，不然抗日战争也不会打得那么吃力。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内因，一是客观上不停气的内战和外战，使民国政府工业发展方略比较混乱，不成体系。二是由于各地军阀割据，自立为王，经济政策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三是由于民国政府仍然是大一统集权体系的延续，缺乏外部监督，再加上新旧社会交替体制不全，很快形成严重腐败。官僚阶层利用政权大肆干预市场，打压竞争对手，甚至直接将资源据为己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描述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权力强行吞并民族资本家的产业（比如南洋兄弟烟草等），在战胜日本后对沦陷区的汉奸逆产清算中，许多接收大员鲸吞社会资产。庞大的利益集团始终控制着民国政府，雷打不动。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蒋经国在上海整顿经济秩序“打老虎”运动的失败。
外因，仍然是因为国家经济主权不完整，外国工业品强势入侵。不仅欧美产品在中国倾销，新兴的日本的大量工业品也倾销到中国来。所以中国多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些中国商人看到反正竞争不过人家，不如与国外合作，做跨国公司的中国大区销售代理。实际上，销售代理权也不是人人都能拿的到，多数都被外国人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大官僚家族的成员拿到了。
后来，人们把内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外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买办资产阶级。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5 03:50
（七十四）历史书上总结说，旧社会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前面几个贴子来看，三座大山用到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分析上，基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民国乱世之中，中国人始终在追寻强国之路。作为后进国家，我们取经的目光就在先进国家身上转悠。当时的世界范围之内，主要有两种思潮并存。我们把他们称为自由主义、集权主义。这两个思潮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两套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这里我们只讲经济方面。
自由主义我们在前面的贴子里曾经谈到过它。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对应着市场经济的模式。美国、英国、法国是典型代表。美国是市场经济的新代表和优等生。建国后 140 多年，美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终于在 1910 年前后（一战之前）在经济规模上超越英国，跃居世界经济首位。
这里随口插一句题外话：从美英易位的历史过程来看，美国在一战之前在经济上超英，但英国仍是世界老大。美国又等待了 30 年，中间出手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才在 1945 年完全取代英国成为半个世界的老大（另外半个是苏联的）。然后又苦斗 40 多年拖垮苏联才在 1992 年成为无人挑战的世界老大。
所以咱们中国人必须有长期心理准备，即使有一天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距离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还差得很远呢。集权主义在当时，则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一种模式。说他古老，是因为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前，西方和东方各个文明区内的国家，无论是王国或者帝国，实质上都是集权主义的体现。而说他年轻，是因为他以历史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强调国家权力强势干预经济运行，以推动经济发展达到国家事先设定的目标。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典型。苏联在建国后，在不断击退叛乱和外国干预的同时，在短时期内奇迹般地恢复了经济，建立起了强大的工农业，特别是军事性的重工业。苏联建国不到十几年，国力已远远超过了沙俄时期。
当时集权主义的经济模式还有另一个典型，就是纳粹德国。
德国在纳粹上台以后，用军事化手段管理国民经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成立了各种行业的经济管理局，扩大投资规模，用行政手段推动国家垄断企业和私人垄断企业做大做强，在1930 年代创下了国民经济五年翻一番的成绩，在一战的废墟上再次崛起为世界强国。许多人只记得希特勒今天闪击这个，明天闪击那个，其实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如果兜里没有马克，除了自己的腰他谁也闪不着。这段经济史在网上有许多资料，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研究一下。
当时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这两种经济发展思路的呢？我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过。我的判断是，集权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无疑更为吸引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集权主义属于“起效快”的那一种。苏联和德国，都是在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考虑到他们的工业基础和人民素质，中国实在比不上，那么我们慢一点，花三十年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总可以了吧。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日本步步紧逼、伪满独立、边疆不稳的严重威胁。当时的时代主题救亡图存，是解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没有工夫研究怎么活得好些。在短期内，即使发展不成世界强国，至少也得能跟日本比划比划才行。如果像美国那样用 100 多年慢牵牛式的发展才能成为世界强国，估计在肌肉发达之前已经被别人打死N 次了。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5 04:48
（七十五）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集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这个判断，至少还有三个方面可以佐证：一是孙中山晚年也对苏联模式很感兴趣，他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二是蒋介石曾经一度对苏联、德国发展非常推崇。南京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蒋经国等人曾留学苏联。三，也是最能证明这个倾向的，就是历史事实是，新中国建立后决定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如果从深层次来分析，这种选择有历史惯性和文化因素在里头。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帝国惯性，使中国的政治精英更加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目光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倾向于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让经济自己发展。更加倾向于构建经济格局而不是让经济在自我发展中逐步形成某种格局。特别是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想让政府仅仅去做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是不现实的。即使政府有此心，广大民众也很难接受。
如果从更深一步的层次来分析，这种选择则是一种保守心理和超越心理的神奇对接。十九世纪封建王朝没落之后，集权式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模式似乎已经宣告无路可走。但是，废旧立新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难最难的功课。不管是传统思维的惯性也罢，不管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也罢，反正变革阻力是很大的，阵痛是难免的。然而你想不落伍，你想活下去，就必须这样做。正在进退维谷之间，突然发现，原来集权模式同样可以打造世界强国，而且还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打造世界强国。这就像一个生性酷爱喝酒的人，正在为了健康原因被迫戒酒时，突然被告知，根据专家最新研究结果，喝酒不仅不用戒而且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不光是中国。上面的两个深层次分析也适用于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许多国家也选择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思路。比如印度，尼赫鲁提倡的所谓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欧美式的选举民主加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当然他的计划经济在实施中没有苏联那么绝对化）。埃及的纳赛尔也有一套经济政策，大同小异。
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拉克等等众多伊斯兰国家，在国家经济管理中也使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我了解的不多，其实在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这种国家很多）。
其实，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两种经济发展思路，如果合在一起构建一个模式，就是政府管理和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处在这个模型的左右两个端点上，实际上这两个极端情况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达到的。
大家的分歧所在，就是政府对市场如何干预、干预哪些、干预多少的问题。到 1990 年代以后，这个问题逐步清晰，人们去探讨是尺度问题，而不会再有人就两个端点孰优孰劣的问题开展争吵了。然而，在当年，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那辈人，在经过了民国乱世的长期求索之后最终做出决策时，恰逢冷战两大阵营对立，两种思路非此即彼，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或者说，历史选择了计划经济。
胡适是极力鼓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传播、翻介、阐发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个主义像一棵心爱的兰花草一样种在中国，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注定了在那个年代里，这个主义不可能真正被中国人理解和采纳。胡适也不得不发出了深深的喟叹：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 待
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5 04:58写着写着，天快亮了。写得高兴，倒也不觉累。由于自己学识有限，对于纷纭如麻的民国时期，我就这样几贴带过了，算是明智藏拙吧。
休息了！经济上的话题，总是历史越近越熟悉，可聊的东西越多。下周，让我们进入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吧！一起聊一聊中国现代经济的起步、挫折、突围、发力和崛起。
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6 01:18
（七十六）随着话题进入新中国经济，这个贴子也应该进入收官阶段了哈。但是不用急着说再见，因为这一部分内容可能会比较长。
由于经济涉及面广，所以也可能会掺加大量社会发展的非经济内容。仍然没有框架，我继续信马由缰地胡吹吧。
兄弟们知道澳大利亚去年人均 GDP 是多少吗？54000 美元。
高居世界第六，比老美还高了 7000 美元。澳大利亚国内市场狭小，由于国内工资太高造成产品国际竞争力也不算强，在欧美国家经济一片哀鸿之时，他凭什么一枝独秀？靠的就是中国采购，尤其是价格飞涨的矿石等原料类产品的采购合同。至于中国采购对澳大利亚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的具体数据，比重很大，我见过，没记住。哪个兄弟有兴趣自己查吧。
经济关系密切到这个地步，中国打个喷嚏，澳大利亚经济就会发高烧。按说，澳大利亚应该对中国好感多多。偏巧前两年陆克文上台，这哥们又能甩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于是许多中国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是个亲华的国家了。然而事实是残酷的。该国政府几次干预（或明的或暗的）搞黄了中国的跨国收购，这就不说了。维机解密还暴出了一篇陆克文与希拉里的早餐谈话，建议老美考虑在必要时对华动武。为了解除美国对于中澳经济关系密切的疑虑，陆克文又自称为 “无情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挣的是中国的钱，对中国没有任何感情，必要时还打算要中国的命。
其实这种现象是个普遍现象。我说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会有真正的朋友。算计中国的人倒是乌乌央央，一抓一大把。
今晚央视二套播了一个关于欧债的对话节目，嘉宾是意大利前总理。与欧美政客一样，这位仁兄对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避而不谈。身为欧猪五国之一员，他开篇先去指责希腊政府不诚实，隐瞒债务，听他那意思，就好像意大利自己没事似的。被观众直接问到下一个倒掉是不是意大利，他一口否定，还指出，中国应该出于经济或政治原因购买意大利国债。他还暗示，意大利如果出问题欧洲就不能幸免，欧洲出问题中国也难以完身。
至于欧洲将会用什么方式让中国受损，人家没说，让中国人自己去琢磨吧。我看欧洲政客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快跟二胖有得一比了。
中国与西方的隔阂是天然的。有一次跟几个兄弟去美国一家有名的油画馆去参观。里面的油画主要是反应西方文化内容，许多来自圣经之类。展馆很大，我感觉，那天我的主要收获是连续走路一个小时，脑门和后背都出汗了，比较到位地煅练了一下。由于旁边挂着些画，所以不像在跑步机上那么枯燥，我很希望有机会再去煅练。究其原因，不是那画不好，也不是本人没有文化，而是因为本人不是在西方社会出生和长大的，对这些油画的内容基本没概念（虽然我的西方社会文化知识量还略高于中国同胞的平均量）。
同理，我们假定在中国杨柳青的年画展馆。展品都是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常识性内容，比如三打白骨精、桃园三结义、武松打虎和包公刀铡陈世美之类。那么，中国文盲都会一眼便懂而且有滋有味，而美国大学教授来了，只要他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都会云里雾里——估计他也把主要精力放在煅炼上去了。
实际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已经五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区，各国之间虽然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义上有分歧，但大家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一样的。即使有差别，这个差别相比于东西方的差别，是很小的。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互信程度，要远远高于同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的国家的程度。陆克文跟希拉里吃早餐，那个感觉与跟中国人吃早餐是不一样的，不经意的一取刀、一放叉之间，那种默契就在里面了。
在聊当代中国经济之前，我之所以讲这么多话，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的困局。由于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所以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和认识层面，对于中国的不信任、误读、歪曲、歧视、打压是相当严重的。
这是一个“他视”的问题。而更麻烦的是“自视” 问题。由于中国是后发国家，所以我们一直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当然这是正确的和必须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在研究和理解自己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别人的话语来解释自己，用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审视既算不上主观，也算不上客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概括这么别扭的状态。
记得我以前读过几篇关于中国的资料，这些资料据说是清末官方文件，被英国人译成英语文件保存在海外。很久以后，中国国内的原文件已经不存，有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了这些英文文件，又把他们译回中文出版。由于这么译了两道，再加上两道的译者的理解水平有些偏差，这个资料虽然是中文的，但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极其的别扭。当代中国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西方眼睛去看中国经济问题，所造成的别扭感觉，比较像我看文件的那种感觉。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自视”真正问题能解决，“他视”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爱咋咋地就行了。我想，虽然自己的水平很低，但能不能自我要求一下，在这个胡乱聊天的贴子里，尽可能地去克服这种问题。
灵山虽远，心路更长。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6 16:33
（七十七）因工作的关系，我在二十来岁时，曾有几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关注经济问题上，所以感触颇多。中国现代经济以 1979 年为界分为两段，前三十年（1949 年至 1979 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79 年至今）。探讨当代经济，首先应深入探讨一下前三十年。
这三十年间，由于国家选择“政治挂帅”路线，中国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所以一般中国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主要是政治方面。而经济方面，主要就是几个粗浅概念的串珠，包括土改、公私合作、十年建设成就、苏联撤专家、大跃进、“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牛胰岛素、万吨水压机、三门峡电站、文革工宣队以及“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呵呵，然后改革号吹响了。
前三十年经济问题多多，争议很大，栽了不少跟头，比
如大跃进。但是所有人也都承认一个事实，就是 1979 年
的中国与 1949 年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这三十年间中国
的变化，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这里我不称
“进步” 而称“变化”。变化是一个中性客观的词汇，
无论是好的、坏的或者好坏兼有的变化都在其中。对前
三十年的评价和认识，在网上争议很大。有争议是很正
常的。但我认为，我们在争议时应该排除功利性，去探
求历史的客观真相，而不是强迫历史来给你端茶倒水。
对前三十年的经济，以前（特别是 2000 年以前）我们的批评是很多的。以前我在探讨文化问题时曾经分析过，经济方面其实也是一样一样的。我们的参照系，从远的讲，主要是参照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从近的讲，主要是参照四小龙这种身边国家。按照这个参照系，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内宣传侧重于揭露发达国家的阴暗面。我记得八十年代初中时政课本的彩页插图，是一个睡在地下废气出口铁盖儿上的美国穷人，背景是曼哈顿的楼群。
这个毛病，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改掉，但西方媒体现在似乎也得了这个毛病，而且病得更重一点。
参照系加上宣传因素，使国人对西方的主观认知与现实落差很大。有人真以为人家水深火热。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写信给国内，头一句话是“美国垃圾堆里真有冰箱！” 我上高中时，看过姜文演的《北京人在纽约》。主角是一个体制内的音乐家，辞职跟着夫人出国陪读，在美国刷盘子。时间真他妈快啊，转眼十七八年了。但姜文挤跑黑人从垃圾堆里抢到电视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总之，我认为，中国人对前三十年的认识不太全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头一次一样，是列强为争夺世界“狗咬狗” 开始的，但结果却根本不同，渐渐打成了一场世界解放战争。战后，中国、伊斯兰和印度三个被殖民被压迫的文化大区，国家独立浪潮势不可挡。后来甚至连处于部落社会的许多非洲国家也独立了。中、印、伊三个文化区，当时基本上处于同一历史起跑线上，大家面临的课题是一样的：既要摆脱西方又要学习西方，既要摆脱传统又要继承传统。合起来就是，既要战胜敌人又要战胜自己，难哪！如果，我们把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放在包括中西伊印四个文明区的大背景下来看，放在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背景下来看，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感触。
让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1949 年，站在历史起跑线上的中国经济，以及与经济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大体是个什么样子的。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6 17:45
（七十八）话头讲到这里，引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突出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大一统，前面已经探讨了，有几个兄弟今天还在探讨争论呢，我忙着往下写贴就不奉陪啦。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非宗教型社会。当代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原因。中国社会的这个特征，是我们解释和思考经济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所以我把这个非经济的问题留到这里来讲。
十几年前，我出差到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城。周边无所事事，搭三轮车跑到城边的一个古寺去闲逛。花五块钱进了门，边走边看。收费打卦、花钱进香、佛堂小吃、旅游纪念品，我都不感兴趣，就跑到钟楼上去看江景。楼上门楣上有副对联，下联记不住了，上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旁边又竖了块纸牌：“敲钟一次，收费两元！”我不禁哈哈大笑，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现在我还收藏着这张经典照片，有时候一边看着它，一边琢磨着中国人与宗教的暖昧关系。
在人类传统社会中，无论是西方、伊斯兰或者印度文化区，都可称之为宗教社会。我对宗教社会的界定是，要么政教合一；要么全民信教而且宗教组织对社会有强大支配能力（甚至高于政府）。西方世界曾长期陷于宗教社会，即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迫害了哥白尼，烧死了布鲁诺。直到后来，通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逐步摆脱了宗教控制，并通过磨合斗争，逐步实现了宗教与社会制度的结合与互补。
在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绝大多数国家今天仍然是宗教社会。
而且近几十年来，还多次出现了世俗政权向宗教政权的回归现象，如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和阿富汗的塔利班运动。
中国是世界古代史中独一无二的例外，不是宗教社会，而是以儒学为基础的伦理型社会。当然中国也有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但它们没有取得对中国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性地位。（藏区佛教除外）。
按说，宗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的东东。但是在中国，宗教的味道却不太对劲，基本靠走下三路来务实发展，让人感觉不到“形而上”的味道。如果兄弟们不好理解，我又想起个例子来。
十年前我去逛五台山。山下有一个庙，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庙里的主持是个高僧。我觉得这个高僧才是真正的搞宗教工作的人。当时，山上别的寺庙都收门票，唯独这个寺庙不收门票。
当时有些游客喜欢胡乱敲人家的钟，别的寺庙贴的告示是“乱敲法器，罚款五十”，而我在这个寺庙看到贴着纸条：“乱敲法器有过”。当时，我看到“有过”两个字，感到心头好像被重重地点击了一下。“有过”是自我认知的精神层面问题；而“罚款五十”是外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境界高下，判若云泥。
据我观察，这里虽不罚款，但游人老实的多，谁也不想在佛前“有过”。但是，能把宗教搞出这么点“形而上”味道的寺庙太少了。就在那次旅游中，我又转到了另一个更宏大的寺庙，发现大殿里佛祖面前供着几十个易拉罐的可乐和雪碧，明晃晃地垒成金字塔形。我正站在那里发呆，满脑子里胡琢磨着，要是如来佛享受供品，“啪”地拉开一罐，再“滋”地呷上一口，该有多酷啊。这时突然响起了“跑马溜溜的山上”，只见念经的师傅从迦沙里掏出个手机：“喂，你来了？工程的事基本定了。中午一起吃饭再聊。不不不，你不用管，我来安排，老地方。要不要派车接你啊？噢你有车啊，那十二点吧。”
郭德纲在相声里挖苦出家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烧香进来看看也是好的！”其实，中国许多寺庙还真是这样。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6 17:52 周边
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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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周未”，马虎，呜呜。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7 10:31
（七十九）在上一贴中，我举了几个亲历的小例子，是想说明，中国社会不是宗教社会，而且中国的宗教也没有“形而上”的味道。
我的看法是，这在中国、印度、伊斯兰和西方四大文化区的古代传统社会中，只有中国是独一无二的非宗教主导的伦理型社会。
这比较奇特。因为人类社会在那个低水平发展阶段上，是很容易被宗教力量控制的。而在中国，不是社会生活被宗教化了，而是宗教被社会生活化了。可能有的兄弟会提出这样一个质疑：我举的小例子都是当代的现象，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经过文革冲击以后才形成的，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古代社会的中国人，当然肯定比现代人对宗教虔诚得多，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古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仍然而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许多兄弟都或多或少地看过元代剧本和明清小说，这些文学作品里描述生活场景，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里面有许多关于人们搞宗教活动的描写，以及对宗教界人物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观察：一，从描写的内容来看，古代中国人虽然宗教活动颇多，但宗教并不能控制社会生活。比如小市民为了争地皮跟和尚打官司，比如道士和尚为了挣钱给人当媒人，比如道士祈雨不灵被村民暴打一顿后轰走。二，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当时的作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儒生、和尚、道士描写成为骗子、大盗、淫棍、狐狸精等等，这在当时的西方、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是很难想象的。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方面才开始放宽，比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被推下钟楼的邪恶的大主教。而在印度和印斯兰世界，宗教方面的文学创作禁忌至今仍然很多。
中国伦理型社会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步形成的。我认为，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源于周，成于汉，定于宋”。这九个字是我个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我没有去检索过，也不知道国家的学术界是怎么看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哈，真不是抄的。
下面，来具体探讨一下我这个看法。
一是“源于周”的问题。各个文明或者各个国家，肯定会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出现，有其历史根源。而这些历史根源的出现，则有很大的偶然性，可能是碰巧。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文化性格源于上古三代，即夏商周。我认为实际上是源于周。
周的文化性格决定和影响着后来三千年的中国社会。
夏朝目前还是一个传说时期，虽有诸如二里头之类的考古发现，但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个文明国家（而不仅仅是部落而部族）的真实存在。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留给我们的遗憾。关于这个耗资巨大的国字号文化工程，争议文章很多，骂的人也是一大片。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成果的。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很有趣的，有兴趣的兄弟们看看哈。证明不了伟大的夏朝，这不是专家的问题，而是目前考古证据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就更无从考察夏朝社会生活和宗教问题了。
商朝目前的考古证据比较多，《史记》所载的商王世系表也得到了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佐证。我们至少可以对商代后期（建都于殷的时期）的社会生活考察考察。出土文物表明，当时的殷商社会，是一个极重巫术的社会。原始巫术，其实是许多古代宗教特别是多神宗教的源头。商王凡事都要占卜，所以给咱们这些后代留下了一堆又一堆、一坑又一坑的工作记录。
我认为，如果中国按照商朝这个作风继续走下去，后来是极有可能发展成宗教社会的。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7 10:35 文明
国家（而不仅仅是部落而部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应
为部落或部族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7 11:59
（八十）商人为将中国弄成宗教社会而不懈努力，无数的大乌龟为此牺牲。然而，这个进程被牧野的战火给烧光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商周年表》，周武王与商纣王在新乡市附近决一死战的时间是公元前 1046 年。
商重巫，周重礼。周王不信巫术。他们在部落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宗法制度，即“周礼”。 它的特点，是通过繁琐至极的形式主义，来体现奴隶主阶层的社会等级秩序。周礼几乎涵盖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祭祀、结婚、出兵、盖房、种地、来客、出行、发丧都有严格礼数，办不到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果你去试试肯定会累死。总之，还不如像商朝那样直接算一卦省事。我也不知道周人是不是喜欢这些东西，反正孔子极其拥护，高呼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话还给中国小孩留下了两个很有意义的可选名字“郁文”和“从周”。我估计，中国乌龟会比孔子更拥护周礼。
周代是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期。商末，中国各地的部族应该是很多的，而且许多部族都很强大。例如巴人、庸人，从其活动范围来看，应当不比周人小。但历史偏偏选择了周。
周重礼法的特点，使中国向伦理型社会逐步发展。
东周春秋时孔子儒家思想的诞生，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产物。
有人认为，是儒学促成了中国伦理型社会。这个观点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早在孔子出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浓厚的伦理型社会（宗法社会）氛围。所以儒学能够产生于周，而决不会产生于商。这个伟大东方学说产生后，又反过来推动了伦理型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成于汉”，这个好解释。先秦诸子的学说之中，秦始皇虽然给一把火都给烧了，但他实际上接受了法家。而汉代初期尊崇黄老，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最终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这个国策，就是要建立一个伦理主导的社会。这是在各类学说的比较中做出的一个取舍决定。所以，周是自发的，而汉是自觉的。
但是，“成于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成而不立、立而不久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大的。东汉佛教传入了中国，洛阳白马寺建立；汉末时张陵又在四川鹤鸣山正在创立了道教（时称五斗米道）。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任何宗教发展成熟以后，就会本能地努力扩大信众规模，开拓发展空间。
张陵建立道教后没几年，他的孙子张鲁就在汉中建立了割据政权，政教合一，以教治民。他让每个人交上五斗米入教，遇到天灾可以得到一系列救助措施，我想，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以个人缴纳和政府统筹为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张鲁统治了三十多年，直到被曹操端了。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到鼎盛，许多分裂政权极度崇佛，“南朝四百八十寺”是也。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接近了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社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不算稳固的宗教社会。同时，由于佛教势力与世俗政权的利益冲突，以及佛教与儒学、道教的冲突，从汉代以后到北宋之前这段历史上，中国出现了北朝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时期周世宗共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这四次灭佛都是皇帝发动的政治运动，由国家政权力量直接推动，那是相当的惨烈。一经行动，全国寺庙几乎拆毁殆尽，如果留到现在能挣多少门票啊。我去山西佛光寺参观，其大殿是唐代建筑的正版货，绝无山寨。梁思成和林徽音发现它时轰动了海内外建筑界。那雄浑的挑檐，粗旷的斗拱，朴拙的房梁、以及让人眼花的隼接，真让我崇敬得五体投地。我在那个小山村呆了大半天，一直看到颈椎劳损，天快黑了才走，再不走就坐不到车了。然而，这个大殿其实不是正殿，它只是在唐武帝灭佛时残存下来的一
个配殿而已，可以想像当时的佛教有多么兴盛。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7 14:54
（八十一）汉代之后到宋代之前，大约是一千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次，中国社会走到了宗教社会边缘，但又掉头跑回来，就这样摆来摆去的。中国“大一统”帝国是到隋唐基本定型，而伦理型社会是一直拖到宋代才定型。所以我说“定于宋”。
——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大儒创立了程朱理学，将儒家学说推向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主流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同时，陆九渊也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思想在明代被王阳明继承，开创了另一个儒家巨派：陆王心学。朱熹编定的四书五经，成为此后千年间中国学校的标准教材和伦理型社会的坚实基础。宋真宗同志还亲自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国认真做好儒家经典的宣贯工作。他指出：“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他最后强调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佛教禅宗经过由汉至唐的“六祖”衣钵相传，唐代的第六祖惠能（就是吟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位师傅）将其推向极盛。晚唐时，禅宗占据了汉传佛教的主流，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宋代时，禅宗开枝散叶，形成什么五宗七派之类，阵容相当壮观。我没有逐一研读过，就不胡乱发挥了。
——张鲁降曹以后，道教虽然传播很广，但长期隐而不显。
道士们在山沟里搞了不少科研项目。仙丹吃死了不少名人，炼丹过程中还多次出现炉膛爆炸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后来认真总结教训，发现除了有一次是孙悟空的人为破坏，其余的事故都是配方问题，结果中国人意外发明了火药。终于挨到了唐朝，李皇帝与老子认了亲，道教迎来了发展机遇，涌现出陈抟老祖、吕洞宾等著名道士。你不要以为吕洞宾只是个四肢发达的海上漂流选手，他理论水平高得很，还有著作传世。宋代道教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茅山派兴起，极大地带动了后来的香港鬼片电影创作。到了宋末，王重阳创建了全真道，他的徒弟丘处机当上了成吉思汗的国师，百忙之中还抽空去教给郭靖武功。
总之，到了宋代，儒道佛经过千年碰撞，像三块尖石头碰成了三块鹅卵石，终于和睦相处了。其实质，是三教在长期博弈中，逐步找准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个自我定位又得到了社会认同，因此得以共同发展繁荣。儒学成为正统文化主流，但它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国家教育内容，儒生通过“读圣贤书、做帝王师”来影响政治。佛道两教则基本上放弃了以教干政甚至控制政权的想法，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和睦，不仅仅是在社会中和睦，更主要的是在中国人心中的和睦。宋代的许多文人名士都兼敬三教，比如东坡先生。
中国的文人把儒和道作为一进一退的两个思想根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混成个什么样都能想的通，都不至于去跳楼。再加上佛教的轮回观，使人们的心灵对未来有了永久不灭的寄托，摆脱了对自身灭失的恐惧。这样三教合流共同构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伦理型社会这个内容，是我们从新中国经济的话题上拐出来的，为了不偏题太远，我对伦理型社会形成的原因就不展开探讨了，点到为止吧。一，刚才有个兄弟回贴从“大一统”强势政权的角度做了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二，儒学的存在以及自身不断完善，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三，佛教和道教也有其自身问题，特别是在传教行为方面，相比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积极传播的态度，和尚们认为有缘跑不掉、无缘莫空忙；道士们则清静无为，对信众不去积极争取，还说什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因。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8 10:33
（八十二）综合前面四个贴子的结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但主体部分仍然处于传统之中的伦理型的农民社会。这就是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 “起点”。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国情。至于当时具体的经济社会数据，比如工农业产值、人均 GDP、平均寿命、城市化率、钢铁产量等，只是重要国情，而算不上根本国情。
其实从明代开始，中国儒教就越来越僵化，到清代后期时已经完全从思想方法沦为教条。佛教和道教也逐步没落，整个思想意识领域暮气沉沉。民国时期，虽然西风东渐，但新风气新思想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占人口九成的广大农村，除了剪掉头上的辫子，实质上改变不多。所以，当时中国是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而不再是历史上曾经的充满活力的伦理型社会。
我认为，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这个“起点”，既是相当棘手的，具有很顽固、很保守的一面；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国家相比，又具有相对通融灵活的一面。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
伦理社会的没落，突出表现在社会伦理的没落，而社会伦理的没落不是指伦理关系混乱，而是指伦理观念僵化、教条化。
我举个例子：孟子强调伦常，同时也强调权变。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孟子认为，如果有女孩落水你就该伸手去救，这就是权变。（我琢磨，如果她呛晕了，救上来后该不该再来点人工呼吸？这个孟先生没有谈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朱熹就不同了。朱先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宋代社会远没有他说的那么僵化，市井生活丰富开放，还发展出一段“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儿很真挚的爱情”。朱先生自己喊的挺凶，在实际执行中倒比较灵活。所以他的反对者们很乐意揭他的短，举例路边社新闻来证明对朱先生的评价：禽兽也。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权变能力越来越差。到了明清，儒家伦理格言越来越有约束力，对违反者越来越有杀伤力。有牌坊专家研究指出，中国明代之前的牌坊中，科名、军功、慈善、忠孝等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清代以后的牌坊，绝大部分都是贞节牌坊。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礼教吃人”。这些条条和框框，是严重约束中国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桎梏，农村尤甚。
佛教和道教也没落了。明代以后，禅宗基本上沦为念经打坐，能对宇宙天地和社会人生进行深度思辨的高僧少之又少。
更多的人把出家当和尚当成了谋生的职业和谋财的事业。
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仍能看到下班开车接孩子的和尚、“副处级和尚”之类的人物。
道教也是越来越“俗”。按说，道教宣扬的是宇宙中唯一的“大道”，把道视为超自然力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跟上帝七天创造世界有点神似。我个人觉得，按照这个思路，道教似乎应该发展成类似于基督教的一神教。然而它偏偏相信“神多力量大”，发展成了多神教。
我曾经专门查过资料，最后也没有搞清楚道教究竟有多少个神。
道教除了三清、四御、老君、关公之类的大神外，小神仙不计其数。山有山神，土有土地，河有河伯，海有龙王，星有星官，气候有风神雷公，灾害有火神瘟神之类。总之，道教众神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翻版。众神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条块分割，各管一摊。比如土地爷管农业用地，而城隍爷管非农业用地。老君、关公是中央干部，能管全国；而土地山神只管巴掌大的一隅。中国的古人，可以行走千里随处拜关庙，但一般不会随地去拜土地爷。除非你想在该土地爷的地皮上经营或者置业，才有必要去拜个码头，就像你想开家砖厂先得请书记乡长吃顿饭一样。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8 12:19（八十三）我认为，1949 年，在占人口九成的中国农村，虽然村村有庙，人人拜神，但实质上是有迷信而无宗教。
人们事神如事官，把三教众神当成了另外一套官僚体系
来敬奉。表面上是敬奉，实质上是奉而不敬。这个奉，
则是因为有求有畏而奉。
我姥姥一辈子都生活在北方农村，每年她都要把灶王爷贴在灶台边的墙上。按照民间信仰，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来的督查专员，来了解你一家的善恶，年底要上天去汇报，由玉帝决定奖罚，就是所谓的“上天言好事，下界送平安”。每到年底送灶王爷上天，我姥姥总要拿几颗水果糖上供。用她的话说，把灶王爷的嘴给抹成甜的，上天就光会说好话了。
呵呵，我们中国人把神仙也当成了干部。通过行贿基层干部来蒙上级领导，通过行贿基层神仙来蒙天上的神仙。玉皇大帝耗费了大量神力物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组织上亿名灶王爷深入基层，进家入户，建立了纵向到底的神仙工作体系，努力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监督关口前移。可怜这片苦心，被我姥姥用几颗水果糖就给轻松摆平了。难怪“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问题屡禁不止，病根子很深啊。
我姥姥是个慈祥善良的老太太，一辈子从没做过亏心事。
按说，她应该可以不行贿。可问题在于，一，这个做法在北方是一种民俗。人家都上供你不上供，灶王爷不高兴怎么办。二，你没有做坏事，但是嘴长在灶王爷身上，他上天胡说怎么办。
所以，还是上供吧。在我老姥姥眼里，灶王爷的道德水准其实跟本村生产队长差不多，都是比较可畏但不太可信的。
这只是一例，还有很多这种例子。所以我感到，当时的佛教、道教在中国农村，实质上已经沦为一种功利性的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人们采取功利态度，管你佛也罢、道也罢，基督耶酥也罢，见庙就磕头，礼多神不怪，反正磕头又不掉肉。
至于实质性的金钱付出，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的，只有遭了难生了病，才跑去“急来报佛脚”。中国人对神仙的许愿和还愿，和社会现实如出一辙。如果你许了愿，灵验了，不去还愿，或者没有按时足额去还愿，那么神仙可能会降灾。当神仙当到这个份儿上，也和黑社会差不多了：给你小子办了事你还想不掏钱，真反了你了，今天非断你一手一脚不可，坏了规矩老子以后怎么在道上混！
可能有宗教界的兄弟会反驳说：纯属污篾，任何宗教典籍上都找不到这类果报的书面依据。是的，这只是民间说法。
但我认为，宗教界人士要对这种说法承担主要责任。实际上，还愿带来的经济利益是许多寺庙道观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不还愿者，也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就只好宣扬一点果报，给他制造一点精神压力。这倒也无可厚非，但做得过了头会使宗教庸俗化，不利于健康发展。实际上，中国儒道佛三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都具有明显的迎合社会的倾向。比如关公很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所以儒道佛三教都把他拉去奉为神灵，活像一个知名学者名片上印着的一堆头街。我还听说近年来佛教也推出了自己的财神爷。虽然宗教有必要迎合社会，但它毕竟是一种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东西，应该在“引导社会”和“迎合社会” 之间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不能完全像企业那样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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