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强调过,探讨“大一统”里不能诞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宣扬国家分裂有理。如果从世界两千年历史来看,中国特有的“大一统”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我认为“大一统”最大的功绩,是集中天下之力,打赢了几场事关民族生存的恶仗,保卫了民族生存空间。其实我们的运气不是太好,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个的强悍游牧民族,都跟我们是邻居,院墙就是万里长城。先是匈奴,从战国打到东汉;再是突厥,从北朝打到唐末;然后是蒙古,从南宋打到清朝。其实还有一个强悍民族就是女真,后来叫满洲,从北宋打到明末,在清一代完全融合成了一家子,所以没有把他列进来。有人可能主观认为,游牧民族人口少,社会发展程度低,所以打赢他们不足为奇。错了。人类历史在进入近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最强悍的民族恰是游牧民族。如果在操场上双方列队,每 20 个汉人围住 1 个匈奴,围好以后吹哨开打,这就比较好办了。但实际战争不是这个打法。当两个国家进行对抗时,不是比拼双方的家里都有些什么家当,而是比拼双方的家当里面有哪些可以拿出来有效地参与对抗。换句话,就是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和经济动员能力。如果不能有效动员,人多是不顶用的。

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斗力远远高于步兵。而游牧民族恰恰是人人自幼精熟骑射,马又是整个国家(部落)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再加上游牧部落之间打打杀杀的煅练,整个民族就是一支部队。农耕民族就不一样。首先是缺马。也不是没有马,问题是数量少、质量差。农耕社会中,马的作用不如牛,牛不仅能拉车(就是慢点),还能犁田。所以要专门想办法弄马。为什么古代中国把云南四川砖茶列为战略物质?因为通过茶马交易可以搞到战马。其次是中国农民不善骑马。能不掉下来摔死就很不错了,更不要说边跑边射箭。等长大了参军再现学,比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敌人差得太远。

农耕社会一般比游牧社会拥有更多经济财富。但这些财富在打仗时用不上。比如军需物质供应。游牧民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训练了机动中的自给能力(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蒙古骑兵研究的文章)。而且他们一般是入侵者,可以在农耕区就地补给。

而农耕民族的士兵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当年诸葛亮发明木马流牛,军粮仍然供应不上。如果主动出击去到草原大漠,后勤就更困难。

骑兵和供给只是两个方面。国家动员能力包括动员的速度、动员的数量、动员的质量等多方面。绝大多数方面,农耕民族都不占优势。所以,不光中国人头痛,西方、伊斯兰和印度的农耕文明国家,在游牧民族面前都被动挨打。被汉朝击败的匈奴西迁到欧洲以后,盘踞在匈牙利一带,四出侵略,所向无敌,被称为“上帝之鞭”,打得罗马帝国最后崩溃。西突厥人征服了整个中亚和西亚,建立了塞尔柱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

这两个突厥帝国是世界史上相当重要的国家,留下了今天的伊斯兰文化区的众多突厥语系国家(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蒙古骑兵把世界四大文化区的主要国家打遍了,让全地球都知道了成吉思汗。

游牧民族当年给中国人造成的生存危胁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要远远大于近代的日本鬼子。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面对游牧民族的反击是卓有成效、可圈可点的,特别是相对于其它三个农耕文明而言,是相当出色的。

待续 (六十二)终日奔波苦,只为稻粮谋。真对不起兄弟们,更新太慢了,没有办法。建议对本贴有兴趣的兄弟每周看一次就可以了,呵呵。

面对强悍的游牧民族,世界四大文化区的农耕国家都相当头痛。相对而言,中国由于“大一统”,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更有优势,组织起来的反击的力度相对要更大。历史不是数学,不能用等式和不等式进行推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汉朝打跑了匈奴,一百多年以后匈奴又整垮了罗马帝国,就想当然地得出汉朝强于罗马帝国的结论。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时点和阶段不一样。就像我现在去把一个 95 岁的拳王打趴下,并不能证明我的拳术比他更高明。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历史战果是非常明显的。

必须指出,历史上几次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反击,比如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李广北伐匈奴,东汉时期窦固、窦宪北伐匈奴,唐代李靖等北伐突厥以及清代平定准噶尔,都是处在大一统王朝的鼎盛时期。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大一统局面,如果是小国林立的状态,以分散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是很难集中调动如此之大的物质力量组织反击战争的。

上面两段内容是我昨天写的。

今天,我本来想对大一统的优劣问题继续长篇论述,但看了前面的一些网友回复以后,决定就此打住。因为,有些网友意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思考,很多是对历史事件的感性认识,并没有进一步对自己的结论进行细致论证。例如,有一个回复提到,中国分裂时期,如春秋战国,几个诸侯国对外也有不错的战绩。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战绩列为决定性胜利,是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部落比较小。比如,比如春秋时期,秦国消灭许多游牧部落,“遂霸西戎”。但它吃掉那么多个小国以后的面积,也只有陕西大部和甘肃东南部这么大,你说那些小国还能有多大呢?其中,灭圭戎、冀戎后,以其地置圭县、冀县,这两个古县在天水市西部,县域可考,方圆大约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样子。如果再考虑到古代游牧民族(或者半农半牧民族)的人口密度很小,这个面积上承载的人口量肯定很少,我估计一个部落不会超过 1 万人的。春秋战国时期较大的少数民族,比如山戎、义渠、楼烦等,从《中国历史地理图集》来看,势力范围也不大。然而,汉代时匈奴人控制的范围,至少应在 300 万平方公里以上(汉代北伐时的几次重要战役相距数千公里)。我据此认为春秋战国那些游牧民族与匈奴不在一个级别上。不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些古代民族人口和兵力的相关数据,所以感到无法让大家信服。

经过思考,我决定不对大一统的优劣性进一步展开论述了。

只把我的看法提出来,留下空间供大家一起思考。我认为,一,“大一统”集中全国之力,打赢了几场决定民族命运的重要战争。二,“大一统”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促进了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发展。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曾经长期在世界上居于较为领先的位置,清代中期才开始明显落后。三、“大一统”使中国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国内保持了稳定和平的社会局面,对百姓有正面作用。

其主要弊端是,“大一统”皇权和官僚势力过于强大,极为缺乏制衡。国家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精英阶层(知识份子、工商业者、技术人员等)缺乏在不同国家之间选择和周展的空间,限制了思想自由和民权伸张,所以在明代以后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另外,由于“大一统”国家过于庞大和牢固,一旦出现崩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破坏性实在是太大。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31

(重发)

(六十三)其实前面十来个贴子我们绕了个弯,就是,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产生的原因时,同时也谈了在中国没有产生的原因,然后对大一统的现象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绕回来。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发展初期,它基本上属于无序自发状态。当时的英国资本家可不绅士,比山西黑砖窑的老板还黑。再加上市场规则不健全,暴露出许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后不久,另一种经济思想即计划经济思想也产生了。

从上面这个逻辑来讲,资本主义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封建经济反思,而计划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思。这么一反再一反,计划经济思想看上去倒跟封建经济在某些方面有点相似了,比如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占有,以及官僚阶层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和管理。

但实际上,至少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言,两者并不一样。

请允许我再重复一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后来有大量相互借鉴,正如小平所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为了分析问题方便,本贴中“计划经济” 和“市场经济”两词,指的是传统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以后混了血的东东。

市场经济的原理,基本的要点大概就是,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所以市场的供需情况,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传递给生产者知道。然后生产者再根据这个信息,来决定下一步生产多少。另一个重要原理就是靠市场竞争决出输赢,胜者通吃,负者去跳楼。而计划经济的原理,基本的要点大概就是,市场需求是可以通过统计调查和计算出来,然后,由政府计划部门下达生产指令和产品调备指令,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无浪费最有效的生产。由于近计划指令实行按需生产,所以理论上应该不存在过度生产问题,没有过度生产,自然也就没有市场竞争。

那么价格如何形成呢?一头斧子换两头羊嘛。

从思路上分析,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思路,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计划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思路,强调经济管理的自觉性。这两种经济模式在冷战时期对立多年。双方都认为自己很行,对方不球行。所以他们先从理论上分析然后举例说明,不断指出对方的弊端。抄一遍需要十个贴子,我不想去抄书,有兴趣的兄弟自己看,我只写自己的理解。

计划经济批评市场经济:“你不知道!”——一个生产者,并不知道别的生产者在干什么。所以看到牛奶涨价有钱挣,就去生产了,其实还有一百万个生产者都跟他一样想的,结果牛奶多了,倒到阴沟里去了。桔子多了,倒到大海里去了。

DVD 生产多了,朱总理也感到很无奈。用一句标准的话说,就是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再往深里挖,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 而市场经济反问计划经济:“你真的知道?”——理论上的按需生产,实际上出发点就是为了防止倒牛奶。但是,实际上社会需求千变万化,社会产品千种万类,计划委员会千头万绪,作出的决策千差万错,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多就是少,而且绝大多数是少。

(待续)

(六十四)昨天,在经济上已经病得随时可能驾崩的欧盟,指望着中国去购其债救其币,但仍然是瘦驴拉硬屎,坚决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控制太多。这就意味着许多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会继续存在下去。恐怕这几天,中国和欧盟的专家们为了“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又得开始新一轮论战。

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前贴谈到,标志其实就是一句话,以市场决定产品价格、以竞争决定企业生死。但是具体细抠起来,值得扯皮的地方就太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有不少人推崇纯粹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但实际上,这个纯粹是不存在的。只要有政府在那里,他必然有相应的管理,只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那么政府到底要干预多少、如何干预、何时干预,才算合理干预,从而不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性质呢?大家扯吧。

有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政府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帐,主张无政府主义。许多中国人可能会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像李逵一样目无官府,拎斧上街打砸抢,这是个误解。其实无政府主义还算是一套挺有思想和内涵的政治理论体系。它提倡社会成员完全自由和平等,在自愿互助基础上,通过协商进行社会自我管理。早年曾有人为了践行这个主义,搭帮结伙跑到荒山上去建立社区。这个主义虽然在国家层面上不具可行性,但对西方社会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比如居民自治、非政府机构等。前两年成龙随口说过一句“感到中国人还是要有人管”,结果在网上被骂个半死。实际上这句话虽不全对,但还是反应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中国人的自我管理意识确实不如西方,比如看到小区里垃圾成堆,美国居民可能会自己约在一起开个会商讨商讨,中国居民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来管一管啊?”这个差别,可能就是源于中国长期的强势政府局面,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思潮。

扯远了。在资本主义早期,许多资本家和小业主由于受够了封建贵族的恶气,现在他们掌权了。当时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个人要先于国家,特别强调社会成员的财产和自由,主张政府在经济上要“无为”而治,尽可能让权于市场和个人。所以早期的市场经济比较“纯”,不会像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夯几万亿美元去救市。不管是经济方面,在思想、宗教、社会管理等方面,他们也是这么个态度。这种思潮被称为自由主义。刚才提到了无政府主义,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极端形式。自由主义者警告政府少管为妙,无政府主义者极端到连政府都给踹飞了。

在那个时代,市场规则不健全,坑蒙拐骗问题严重(有人出售科莱登大学文凭),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美国西部铁路“每根枕木下都有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体”),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完善(失学的小女孩去卖火柴)。市场供求刺激出来的过度生产,最终酿成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社保不健全有人饿饭的情况下,经济萧条引发了工人起义。但是,那边人家都起义了,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徒们仍然坚信,一切问题可以通过市场自我调节和社会自我调节来解决,政府不用出手。终于有人绷不住了,觉得这些事儿政府多少还是得去管管吧?要不收那么多税干什么。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积极主张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

待续

(六十五)传统计划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气魄宏大的制度设计。通过计划生产,目标是避免以往经济模式的社会资源浪费,真正实现按需生产,从按劳分配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一个怀有 “经世济民”报负的政治理论家,基于种种社会不公进行深入思考时,很有可能会想到这一步。

但不幸的是,这种旨在使“物资极大丰富”的制度设计一经实行,不管这个社会原来有多么富庶,最多几年时间就会变得什么东西都缺。从前苏联、中国(改革开放前)、古巴、越南到朝鲜,光辉理想,惨淡现实,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计划经济中,生产是依照计划来定的,而计划则是依照对于社会需求的统计和计算而来的。从理论上讲,很容易讲通。但是实行起来就很难办。因为我们对于各类社会产品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需求掌握得不是很准,或者说很是不准。古巴、东德之类的小国还好办一些,特别是中国、苏联这类超大型国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就更不好统计。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论文,是对建国初期福建一些县接到的统计上报任务的研究。比如全县已怀孕的母猪数量,这个还好办;而接下来要全县明年可能会怀孕的母猪数量,这个很难办了。这种强制要求各种数据的作法,在当时十分盛行,而今天仍然有所遗存。官场潜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县政府办公室,接到一个加急文件,要求上报一个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可能怀孕的母猪数量),或者在给定的时限内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今天下班前上报全县前五年所有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年度销售额)。这时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如果你很有担当,可以根据以往经验,或者没有经验直接拍脑袋,编个数据报上去。二,如果你经验更老辣,你可以如法炮制一个紧急通知,发给各乡镇政府,命令他们上报数据,由你来汇总。你别忘了,一定要在通知上注明,要求各乡镇安排专人,认真负责,确保统计准确不遗漏,由主要负责人签发,加盖公章上报。这样以后即使出了事儿,起码你自己会比汰渍加酶洗过的都干净。

因为经济形势和社会需求是随时变化的,即使我们用完全准确的数据去搞预测,都很难搞准,何况数据还大有问题。

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决策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苏联笑话,说是当年红场阅兵,拿出了最最可怕的先进武器炫示一下,前面是坦克,然后是火箭炮,再后面跟着原子弹,队伍的最后却走着几个戴眼镜夹皮包的人。据介绍这几个是计委的。看来,计委的破坏力比原子弹都厉害。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32

(重发)

(六十六)兄弟们在学校肯定都学过,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是“生产盲目扩大与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而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按老师的要求背下来,倒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突然回想起来,不觉笑出声来:这意思不就是他们东西多的卖不出去,我们东西少得买不着嘛!也真难为理论家们,把大家都知道的问题,讲得大家都感到高深费解。

眼下,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制造能力大得吓人,不知道课本上这个“主要矛盾”的提法与时俱进了没?上学时,我光从计划经济操作层面分析,脑袋里当时冒出一个疑问。如果说这种体制靠经济计划组织生产,而计划又面临着信息不全(不可能全)的问题,所以计划肯定不能与实际需要吻合,那么在理论上,生产多了与生产少了的概率是一样的,所以,社会应该是有的产品太多,有的产品太少。可实际情况却是,计划经济几乎是全面的短缺经济,所以江湖人称排队经济,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引出了计划经济另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就是社会激励问题。如果说生产计划的科学性问题还有改进的余地,那么社会激励问题则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很难解决。

我也不列提纲了,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吧,计划经济的激励问题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表现是收入问题。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喜欢吃炖排骨,奶奶经常拉着我去买排骨。我记得当时,猪肉店是国营的,好像叫什么副食品公司第几商店。

这个商店在京杭运河边的小街上,门口有棵大槐树。他们 8 点上班,7 点半以后窗口就会有人排起队来。要到 8 点过,才见售票员小董骑着自行车叼着烟卷慢慢悠悠而来,锁好车踱进后台,然后很久才换好行头,然后又要很久才把今天的肉解开,一点都没有疱丁解牛的效率哈。由于我奶奶认识那个小董,所以我总能吃到挂肉比较多的排骨。肉店的邻居是一家理发店,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同样有几个慢悠悠的同志守着,他们总在报怨没有肉店的国营身份职工待遇好,所以积极性更差,所以总有人在坐在长椅上排队。当时有的笑话说,理发刚一半到下班时间了,叫顾客明天再来。这个情况我倒没有亲见过,我只亲见过理发师看快要下班了,一个头肯定理不完了,直接拒绝服务叫你明天再来吧。

……三十年后,我生活在南方都市里。由于工作太忙,经常加班到深夜一点才回家。我总喜欢在宿舍楼下的烧烤摊上吃几串,然后喝瓶啤酒。烧烤摊烟气腾腾的,反正只要有人吃,他绝不走。由于像我这样的顾客太多,所以他们一般要靠到三四点,所以这种小摊被我们称为“夜不收”。我吃着烧烤,看着夜色如水,看着旁边的水果店里的水果西施。这个美女老板一般会在晚上一点开始收拾关门,她一边收拾还一边东张西望,希望发现一个半夜一觉睡醒突然想吃西瓜的主。

恍然三十年啊,中国社会变化还是挺大滴,以前场景都让人觉得不真实了。待续(六十七)上个贴子,我沉浸在小市民的回忆中。总之就是那么个意思吧,收入不能与绩效直接挂钩,员工身份又相对稳定(铁饭碗),基本相当于终身雇佣。这种情况下,从企业法人和职工个人,都没有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效率普遍低下,财富创造能力不能发挥出来,这是造成产品短缺最重要的原因。

很快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改革。不仅中国有,

其余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或多或少地搞了改革。其实,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许多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其

国有部门和企业这方面问题也很突出,例如撒切尔夫人就

对英国铁路等国有部门的这种作风深恶痛绝,大举改革,

甚至一卖了之。这说明这是个经济体制问题,跟民族宗教

以及是否实行了普选民主等关系不大。

实际上,从工资入手进行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到上世纪90 年代初,我已经上中学了,工资改革也很搞了几轮,国有和集体企业仍然是那个老样子。我妈妈当时在国营工厂工作,我每天放学经过厂门。工人们在下班前半小时,就聚集在厂门口等着走了,由于厂长发话不许早退,厂门口地上有条白线,几百人就站在白线以内聊天,像一群准备比赛的马拉松选手。

有些企业勇敢地破除平均工资,反而惹了大祸,引发了更大的矛盾。我观察,情况是这样的,工资与绩效挂钩当然是对的,但是,绩效如何评定?如果对产品数量或者单位盈利进行考核,就比较好办;而单位内部的管理绩效就很不好评定了。

比如,副厂长是该比工人多拿钱,前提是他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让人信服的副厂长。可实际情况是,当时许多干部是靠裙带或者走后门上去的。副厂长是经委主任的小舅子,无德也无能,还经常要揩公家的油。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工资再猛涨成工人的十倍,那更会激起众怒,所以客观地说,这种情况下维持大锅饭倒是比较公平的。不合理的政策应用于不合理的现实,反而得到了一个基本合理的结果。总之,计划经济形成国有企业体系,想要搞活,绝不是仅仅是工资与绩效挂钩那么简单的。

这些内容,等写到中国改革时再细聊吧。

刚才聊了收入原因。计划经济之所以造成短缺,第二个原因是物价原因。当时,物价是算出来的,就是根据原材料、能源消耗、运费和人工,由政府来确定一个物价,然后长期执行。改革前,黑龙江和海南岛的酱油都是一个价。这种计划定价,可能高也可能低,但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低工资情况,定价偏低的可能性更大。在正常情况下,随着社会发展,物价应该会逐年有所上升。但是,国家很难及时去调整,有时甚至十几二十几年不调整,这样物价会进一步偏低。所以世界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一旦进行经济转轨,必然是物价飞涨,还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物价飞跌的。

即使没有读过经济类教科书的兄弟也清醒,物价可以调节生产和需求。在纯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按指令生产,所以物价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不大,但对需求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如果物价偏低,则需求相应会大大增加,本来就短缺,这样会显得更加不够。

更为麻烦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许多产品是直接配给的,或者说是没有价的,比如住房。那么根据经济学家的解释,消费者会抡圆了去消费那些免费商品,直到消费行为的边际收益为零。我每次去坐飞机,捆好安全带,赶紧跟旁边坐的兄弟交待一句:“不管空姐发什么我可都要啊!”兄弟点头:“好的,我替你收着!”我才歪头安然地睡去。飞机上的食品、小吃、饮料或者其他东西,其实已经强制性地包含在机票的票价当中了。对于已经付了机票款的我而言,再去消费这些东西相当于免费的,所以我当然要来者不拒,吃不了兜着走。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配给的产品和服务是比较多的,人们对这种免费的东西的需求自然极大。这也是促成短缺的重要原因。

待续(六十八)我小时候读过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反映极左思想对孩子的毒害。内容大概是,老师在课堂上出了一个谜底是猫的谜语:“大大的脑袋,长长的胡子,长长的尾巴,是什么?”一个孩子说:“是我爷爷!”“呵呵,你爷爷有尾巴吗?”“有哇!他们都说有!”结果引出了一个往事,老农在自己院里种几根黄瓜到集上卖了,就被反复揪斗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篇小说产生于文革结束不久,创作思路和创作水平都不见得很高明,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曾经的无奈现实。

前面两个贴子谈到了计划经济造成供应短缺的两个主要原

因。除此之外,国家对私人经营的人为限制、国家投资“重生产、轻生活”的取向,也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

但是,计划经济毕竟是人们曾经崇信并大规模实施的一个经济模式。如果它一无是处,肯定不会达到这个影响。计划经济也是有其所长的。刚才有兄弟批评这几个贴子太平淡了,没办法,我感到这个问题关联着我后面的许多观点,绕不过去。

我们简单探讨一下计划经济的优势。

—— “团长,我们被敌人包围在山头上了!”“马上电告师部请求增援!哦对了,赶紧把全团每个人身上的弹药、水和粮食收集起来,交给政委负责统一管理分配,尽可能坚守待援!”这是我们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场面。实际上,对有限资源进行统一的计划和分配,是一个团队在紧急情况下的最佳和最有效的选择。国家也一样。许多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体制的,在战时往往采取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办法,以最为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因为这个关头,所有社会资源的首要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转运和国家的生存,社会的目标不再多元化,社会成员的多样化需求也被压缩服从于国家目标的需要。

除了对付战时和应急状态以外,计划经济的第二个优越性是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创建和追赶阶段。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建立初期,这个制度是显示了极为神勇的作用的。人类不是傻子,如果没有这么个巨大成果显在那里,五十年代以后根本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去追随这个制度。

我这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大家知道,工业化体系包括了轻工业和重工业,创造税收和吸纳就业主要在轻工业,而比拼国家实力则主要在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和军事工业。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考察,如果不是人为地去计划和构建,而是让通过市场自发去形成,那么一个成熟的工业化体系的逐步形成需要极长过程。英国大概是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才从纺织等轻工业发韧,逐步通过产业关联拉动,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迈进,逐步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先发国家可以从容地用两个世纪,通过市场来完善自己的工业体系。后来国家则不行。俄国是资本国家体系中比较落后的国家,用列宁的话说,“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中国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苏联、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而言,不可能从轻工业起步去逐步发展重工业,主观上等不及,客观上条件也不允许,通过人为计划对经济结构进行直接构建,就成了必然选择。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33

(重发)

(六十九)我用这样一个比喻,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好比是一块森林,大树呀,小草呀,蔓藤呀,地衣苔藓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而后发国家呢,好比就是一块空地,现在也需要形成一个生态体系。如果不去人为干预,也许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这块空地上也会自然形成自己的一套生态态统。

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被其它地块上的生态态统直接蔓延过来给占据了。现在我们采用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人们已有的关于生态系统的知识,根据地块特点和气候条件,来设计这个地块上应当有什么乔木、什么灌木、什么地衣厥类植物,设计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去配套种植。

就像现代化楼盘的绿地一样,工人能在一夜之间,把一

块空地搞得树草婆娑,参差错落,甚有野趣。

当然,这个比喻也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计划经济的问题,就是人为设计的植物种类和数量,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需要。

在人为设计构建完成以后,还需要灵活的后期管理。即给予植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成长和相互适应,然后因势利导地进行调整,补种或者淘汰。如果在后续管理上太过于机械的话,那么这个速成的生态系统肯定是有毛病的,甚至可能无法长期生存下去。

人们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没有国家覆亡的直接压力的情况下,许多普通百姓更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这是轻工业和商贸的范畴。而在国家层面上,则更关心尽快建立起国家的实力,这主要体现在重工业体系。这个矛盾的解决,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路径。现在回头看来,不同的路径都各有走通的实例,也各有走不通实例,因为主客观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很难直接断言哪个路径绝对正确。中国、苏联选择了国家主导、提高社会积累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子。不同的是,中国由于农民比例极高(建国时农村人口占 80% 以上),所以还采取了通过工农业产品定价的“剪刀差”,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路子。在以后的贴子中,我们还将详细探讨。

1959 年,美苏领导人共同参加一个工业品展览。在橱房用品展台前,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了辨论。他俩鼻子对鼻子,一边辨论,一边用手指又捅又点对方的胸口,这个录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新闻。我觉得把他们的话抄下来,比我说多少话都更能体现两种经济体制的设计差异。

赫鲁晓夫说:你以为这种设备能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所有新建的苏联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想要住这种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

而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了!尼克松回敬说:对我们来说,多样化和选择权更为重要。我们有成千上百不同的营造商,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政府官员在最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辩论时,两个还年轻,对自己的信仰满怀坚定。1971 年,已经下台的赫鲁晓夫郁闷而终,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已经是毛病多多。1994 年退休的尼克松被宣布死于中风,此时苏联和计划经济已成为历史,赫鲁晓夫的女儿已移民美国。名人已矣,言行犹存。就用这两个名人的拌嘴来结束我们对于计划经济的探讨吧,好多兄弟都看得犯困了,呵呵,我们现在就

来聊聊中国经济!

待续

(七十)

1911 年,百病缠身的大清帝国终于一命呜呼。此后中华正朔传到了中华民国的手里,历时 38 年,直到 1949 年南京政府逃台和新中国成立。

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比较意外。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他发起了许多起义都没有搞成功。

有的时候,他纠集百把人、搞到几百支手枪就敢直接宣布起义了(比如镇南关起义)。真是敢想敢干,难怪江湖人称孙大炮。

由于起义失败,中山先生当时跑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筹款去了。

结果这时候辛亥革命成功,大家急得到处找他。革命后两个多月他才赶回到中国。

由于中国“大一统”的传统皇权和官僚势力极为强大,如果不是先在经济上山穷水尽,是不会轻易死掉的。我认为,满清覆亡,政治、外交、军事等原因固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它在经济上已彻底无路可走了。晚清时期,为了挽救危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盛宣怀、胡雪岩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我们曾经在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中提到过。实际上,这个运动的主观目的,既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政治的,甚至不完全是经济的,而是停留在如何才能打赢列强以自保的军事技术层面上。造船厂和军械厂就不用说了,一些民用的项目比如煤矿和铁厂,也是为了军事项目配套服务的。

所有制性质上,全部是官办官营。其实,官办官营企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年,比如故宫弄坏的那件瓷器的生产企业哥窑,就是宋代的一家官窑。所以,洋务运动中产生的企业,在本质上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办工厂没有区别,只是技术来源于国外而已。单凭这些企业不可能全面振兴中国经济。随着甲午战败以及四大名臣相继辞世,许多企业人亡政息。

清朝末年,中国又经历了 1894 年和 1900 年的两次惨败。

马关条约的 2.3 亿两赔款(外加赎辽银 3000 万两)和辛丑条约的 4.5 亿两赔款(由于实行 39 年按揭,所以本息接近了 10亿两)。和这两次赔款比起来,当年南京条约的 1600 万两赔款简直是毛毛雨啦。这些巨额赔款使国家财政基本破产,主要财政来源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被列强控制殆尽。

不吃不喝,也要十几二十年的财政收入才能支付赔款。可这时,清朝却不能不吃不喝。客观地说,为了防止白吃一族无限膨胀压垮社会经济,清朝吸收了明朝教训,在皇族规模控制上做得比较好,爵位只能享受两世,再往下的子孙还想封爵,那需要自己去努力混才行。皇帝亲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只有当年入关打江山的那么几个而已。这方面清朝做得比前面王朝都好。但是,大一统无挑战的绝对权力蕴育了绝对腐败,像历朝历代一样,清末各级官僚机构和超编附属人员膨胀得厉害,再加上八旗军这些世袭“铁杆庄稼”,丧失战争力彻底沦为白吃一族,清朝末期基本又重现了前朝 “十羊九牧”的局面。由于清朝距今历史不长,文献极为丰富,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大家如果图轻松不想看论文,就看看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中对清朝官僚体系的分析研究。

庞大的官僚体系,巨额的对外赔款,促使各级政府加倍地搜刮社会。通过归国华侨和开明仕绅推动,中国近代私营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发萌,被始终被官僚阶层盘剥搜刮,再加上关税控制在外国之手,外国工业品长驱直入,强势打压,所以清末中国私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发展壮大。这种情况使政府税源萎缩不前,只有进一步加强搜刮力度,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正如侯宝林在一段相声中对于“宣统”的解释: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叫“悬捅”,本来它就很悬,你再一捅,它掉下来了。

中国经济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之中,进入了民国时代。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41 呵呵,真累得我够呛。

云开日出,心情一片大好。感谢兄弟们,感谢版主哈。

今天工作都排满了,什么世道呢周未都要工作,一直要忙到晚餐以后很晚才回来。为了庆祝一下,我写个通宵吧,呵呵。

核平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42 呵呵,

真累得我够呛。

云开日出,心情一片大好。感谢兄弟们,感谢版主哈。

今天工作都排满了,什么世道呢周未都要工作,一直要忙到晚餐以后很晚才回来。为了庆祝一下,我写个通宵吧,呵呵。

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5 00:18

(七十一)今晚饮酒过度,回家多次呕吐。酒醒已近午夜时,两杯浓茶下肚。呵呵,秋夜里让思绪自由而凌乱地飞扬。

现在许多导演和编剧最喜欢拍的就是民国戏。因为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风格界乎于古装戏与现代戏之间。在一个戏里面可以同时有议会和县衙、西装和马褂、飞机与长矛、大师与文盲、自由同居和包办婚姻。比如《让子弹飞》。在经济领域也是这样的,自然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并存,乡村自足与股市外贸同在,很复杂。我对民国经济本来就涉猎不多,讲起来感到困难。有多少聊多少,欢迎有研究的兄弟大力补充哈。

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情况,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先是袁世凯主政和称帝,袁倒台以后是旧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打倒旧军阀,然后是新军阀混战,同时中共创建根据地,然后是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乎没有过任何消停过。各类历史书上都是政治和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最多给上一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好像经济问题就没有人认真搞过似的。

民国经济建设的思路方面,我所见过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实业计划》,稿子不长,可能有十万字左右,是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三部曲里面的经济部分。对于中国修铁路、建港口、开矿山、开运河、移民开发边疆以及发展各种工业提出了设想规划。现在许多文章把三峡工程的构想追溯到毛主席五十年代“高峡出平湖”,其实这个构想在《实业计划》里已经提出了。由于当时正值美国铁路建设牛气冲天的时代,估计孙中山先生受到美国影响,所以书中对于铁路建设规划的部分比重极大。这部书读起来很鼓劲,也比较理想化。条件所限,很多建设项目都是他直接在地图勾画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研究。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

规划固然重要。但是单纯的技术性的规划,无论是让世界哪个国家来规划,看起来大体是差不多的。关键是去落实这些规划,如何融资,用什么样的所有制,再用什么样的

体制去管理运营,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毛爷爷在 49 年高调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根据这句话来推论,49 年以前的中国人民应该是趴着或者蹲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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