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江南，特别是江苏省的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江宁，纺织业相当的发达，许多织场的雇工量达到数百人，明代据估计苏州地区有数十万以纺织为业的工人。无论从工商业城市的规模上，还是从产业工人队伍的规模上，中国都优于或者至少不差于当时的英法。
明史上还计载过许多类似于工潮的斗争情况，现代也有许多历史学者专门研究这些课题，发表了许多论文。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金融业在明清两代也比较发达。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集中在山西平遥、祁县一带。据《平遥票号史》等文献记载，平遥票号在清代就出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及“银股”“身股”等做法。这些做法放在今天的中国，也是相当先进有价值的。因为有钱人不一定会经营，老爸会经营儿子不一定会经营，所以在平遥，票号的股东（通常是三个人），叫做财东或者东家，通常找一个极善经营的“大掌柜”（即职业经理人），许以巨薪。按照当时的规矩，大掌柜具有完全独立的经营权，除了年底报账，东家在平时不能随意过问生意，有的甚至不能进入票号。
后来，以了防止“大掌柜”不负责任或者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山西票号又出现了给予大掌柜干股的作法，谓之“身股”，后来，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身股”又应用于工作多年的熟练伙计们。东家的“银股”和伙伴的“身股”，实质上就是现代企业的以资金入股和以人力资源入股。“银股”可以转让和继承。“身股”不能转让，人在股在，人走股消。两种股同样分红。“身股”由大掌柜扩大到伙计，实际上是通过员工持股来稳定员工队伍的产权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清代中后期）是相当先进的。我涉猎的西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企业微观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不多，所以没发现同时代西方企业出现过这种产权安排。如果有知道的兄弟欢迎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当时，中国金融体系方面还没有落后于西方。到 1990 年代，我国国企改革从承包租赁阶段转入股权改革阶段以后，并涌现出许多股权改革创新的典型，包括了争议很大的经营层持股和全员持股等作法，其实这些创新两百年前就已经在汾河岸边大行其道了。
如果继续举下去，例子还很多。比如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种植园经济和自耕农经济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美国和法国。
我举这些例子都是想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根本差异。
再回到上一贴那句话：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和支配权的过程。再联系上贴我讲到的爱迪生小话剧，我认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根本的差异，并不在于分配份额或者分配形式之类的东东，而是在于社会财富制造者保卫自己财富的能力不同。换句话说，封建经济中，社会财富制造者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制造的财富，也无力抵制皇权、贵族和官僚等阶层规模以及胃口的无限膨胀，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其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待续
（四十八）
上贴的最后一段，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封与资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社会财富制造者保卫自己财富的能力不同。
刚才有位兄弟回贴说，“经济与政治制度、体制的优越性与否，要体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财产的合理分配上”。
这句话说的很对，但是我认为，我的表述可能更到位，因为我强调不是体制，而是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能力是原因，体制是结果。只有社会成员拥有这种能力，才能形成相互制衡；只有真正的制衡，才能形成非暴力博弈和平等协商；平等协商最终相互妥协的结果，就是合理的制度和
体制。
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这个能力，就无法形成制衡和平等协商，强势一方单方面出台的制度，势必有损弱势一方利益。即使从国外引进合理的制度和体制，由于社会成员没有能力制衡，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制度会很容易走形。
我举个例子：股市。
全世界都承认，股市是人类的伟大发明。股市出现以后，使社会分散资金有效集中起来，投入拉动社会发展的项目上，使人类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排山倒海的力量。比如，十九世纪下半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铁道股票是美国股市最抢手、最稳定的龙头股。全美方方面面的钱，通过铁路股票投到铁路建设上，高峰期每年建成铁路 1 万公里以上。我记得以前曾看过一个资料，说美国最多时候拥有铁路 30 多万公里，一些铁路修了又没有运量，所以后来又拆掉 10 万公里，形成了今天 20多万公里的规模。要知道，咱们中国苦心发展了这么多年，到今天铁路还不到 10 万公里呢。可见股市集中社会资金的威力。
股市应该有资格算是一种“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了吧？但是，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足够的维护自己财富的能力，没有办法对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的制衡，那么股市制度就可能走形沦为圈钱的工具。这样就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圈来的钱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而受损失的投资者无可奈何；二是公众可能不再相信股市，以后“入市需谨慎”，或者干脆不入市。这样，这个先进制度就不能完全发挥出先进作用来了。
如果再进一步说，有价证券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投资渠道。
如果有价证券公信力降低，社会资金不敢大胆进入，势必引起储蓄率居高，而且可能迫使社会资金转入其它领域，如转入房市推高房价。而银行储蓄、房地产又是以保值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方向，不可能像股市那样直接把钱引到扩大社会再生产的项目上。这种情况就是社会资金浪费了、有钱没放对地方。这些问题，以后我在探讨中国经济 30 年发展时还会比较详细地涉及到。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财富生产者的自保能力，我认为还有还必要进一步讨探一下。（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20
（重发）（四十九）在明代，藩禄问题，即藩王俸禄的问题，是一个特大号的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明代根本上讲不是亡于李闯王或者八旗兵，而是被藩禄压垮的。当然了这只是一家之言。通过藩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财富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和工商业者）没有制衡能力，不劳而获者是如何疯狂扩张最终把繁荣的经济彻底压垮的。我们来具体说一说。
明朝的时候，皇帝的儿子如果不幸没竞争上皇帝，就要封为藩王。我在前面贴子里说过，隋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大一统专制帝国，内部的王国基本是不存在的，是“封而不建”。
明代也是如此。由于第三任皇帝朱棣自己是从燕王打升级打上来的，所以生怕再被别人偷菜。对藩王管得更严。首先，藩王没有就业机会，国家强制养起来，不许从事“仕农工商兵”五业。其次，没有自由。如果被封到哪个府，那么他就要常年住在王府里面。最多到街上转转，无故不能出城，出城就算造反了。要知道，古代城墙以里的面积只有巴掌大。省城一般有几十、十几平方公里，府城一般只有几平方公里，州县城墙以内一般只有几百亩地。总之，很小很小。例如“江北大都会”运河名城东昌府（今聊城），城里只有 1 平方公里大。广西永宁州古城，城里只有一百来亩，还没个中学大呢，有兴趣的兄弟自己看看去，离桂林不远。
你想想，古人没电视，又不能打网游，又不许就业，又不许出城，大活人成天呆在巴掌大的地方，总得干点什么吧？碰巧藩王都有一大堆妻妾。于是，这些哥们真没白姓朱，生孩子生得飞匝匝地快。有的藩王不到 50 岁竟有二三十个孩子。数初的几十个藩王，到明灭亡时连同府丁家眷，需要社会供养的人口竟达数百万人！具体数字不好估计，反正很多。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发表的关于“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的论文，他估计明初建立的山西三大藩王府，到明末广义人口近一百万。如果是真的就太吓人了。山西省财政养不起他们（就是今天的山西省也够呛），所以宗藩要钱，省政府不给，双方找皇帝打了不少笔墨官司，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宗藩只是一个方面。明代的皇室、官府的膨胀也相当厉害。而生产物资财富的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却无可奈何，又不能像欧洲那样用脚投票迁走。所以，但凡有点想法的人，都是让儿子苦读四书五经，争取跻身白吃一族。山西平遥古城精英的院落，来自晋商的经商收入；福建的宏伟土楼，据专家考证建设经费可能来自当地烤烟收入（光靠闽西那点梯田那能盖起这种大楼）。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些古建筑的楹联门楣上，看到的都是有关读书进仕的话，却看不见一句关于经商挣钱的话。这种现象，可以隐隐看出当年工、农、商这些创造社会财富行业的精英们尽可能从被搜刮的地位上逃离的心态。
白吃的人缺乏自控能力，被吃的人又没有制衡能力，结果历朝历代到最后，都是官多民少，十羊九牧，平时还可以，一遇到了灾荒，收成剧减，但是白吃的人的需求是刚性的，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天下大乱，中国经济推倒重来。
待续
（五十）由于外来因素打破，清朝没有像前朝那样亡于农民起义。
但是从清代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如果让其自行发展，它也将很难逃出历史的治乱循环。有必要对清朝多说几句。
国家人口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清朝人口问题比较奇怪。
中国这片土地上，历朝历代，人口总是在大致一个水平上波动，就是在全盛期人口在 5000 万至 1 亿之间，战乱期降至5000 万左右甚至更少。有学者认为明代人口可能突破了 1 亿。
姑且认为他有道理，那也不会比 1 亿再多出许多了。但是清朝就不一样，1640 年清兵入关时（也不知道这个时间记得对不对），全国人口应在 1 亿以下，四川损失尤其严重。而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口达到了惊人的 4 亿，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我们真是芸芸众生哈，很适合打群架。
同一时期，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但这是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生产力和医学技术明显提高的产物，很好解释。而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工具较前朝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人口增长呢？中外专家提出了诸多论点，比如清朝有近 200 年的国内和平（不含边疆地区），比如对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比如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比如气候周期的影响。我更倾向于认为，人口增长的主因是由于明代后期玉米和红薯的引进。
这两种作物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刘备、李世民、苏东坡和朱元璋却不认识它们。它们原产南美洲，是印第安人培养出来的。西班牙殖民南美，获得了它们。碰巧菲律宾也是西班牙殖民地，它们就被带到了吕宋岛。然后，大约明代万历前后吧，华侨们把它们带到了老家。黄河流域原来主打小米，产量低死人，到今天也没弄上去。南方主打稻米。后来从西亚又传入小麦。这三样东西产量不是很高对生活条件的要求倒是挺高，山地、丘地、坡地、沙地种不好，而中国偏偏山多平地少。玉米、红薯就不同了，产量高，到处种，病害少，明代一推广，清代席卷全国一发而不可收。这两样东西在历次灾荒时救了不少人命。我的同学里面，就有好几个兄弟是吃玉米红薯长大的，这辈子吃伤了，一看见红薯就胃酸直冒。
不管怎么样，清代中西方人口增长不同点在于，一，中国基数大，欧洲基数小，所以虽然都增长快，但中国绝对数很吓人。二，欧洲人通过政府行为，往北美、南美、澳洲、南非和新西兰不断移民，化解人口压力；中国虽然有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主要是国内消化，出国比例微乎其微，而且除了“填四川”都是民间行为。三，欧洲人口增长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口增长则没有相应社会财富增长，是以降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为代价的低水平增长。
（51）从乾隆时期开始，中国人口几乎饱和，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普遍城乡贫困化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人口资源矛盾的加剧，中国人的社会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因小事而搏斗，因口角而杀人或者自杀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在清代人笔记中有反映，但在外国传教士和旅游者出版的书中反映的更为明晰。前面我推荐过两本明恩溥的书，其实还有很多，今年来都翻译出版了，大家可以去搜搜。
同光时期，一个外国传教士考察华北农民后评价说，一个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绝对比不上一个欧洲的乞丐。我还在一则外国人回忆录中见过这样的记载：清代后期北京城全城没有下水道，垃圾污水倒在当街上，臭不可闻。北京胡同没有公厕，许多人在胡同口当众大便，来往街坊与蹲者打招呼，不以为怪。这则记载让我惊讶，文化古都竟是这个样子，实在不可思议。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是在什么资料看到的了。所以无法复查，但内容我记得很清。如果兄弟们谁知道，欢迎实证，或者实伪也行。
写了这么多我是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与西方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在清代中期就开始严重出现了，而不是有些人主观上认为的清末、民国甚至文革期间。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体现。被官僚和贵族严重盘剥的中国工商业，技术进步乏力，始终无法发展为社会化大生产，更谈不上吸收农村劳动力。人多地少的农村，沉在贫困落后中无法自拔。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人均经济产量以及竞争力被西方越甩越远。大约在清代后期洋务运动时期吧（记忆），英属印度在茶叶产量和出口量全面超越中国，朝野震动。茶叶原产中国，是传统优势出口产品。18 世纪英国人将茶种带往印度，19 世纪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几十年时间就轻松超越，大吉岭红茶逐步开始享誉世界。清代后期，陶瓷、丝绸等产品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欧洲陶瓷、纺织工业已经全面发展起来。
据一些历史论文考证，当时的清政府也研究了一些对策，但是无力回天，因为这个超越，近代规模农业和大机器工业对传统自然农业和作坊式工业的超越。要想与之竞争，必须有待中国日后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22
（重发）
（五十二）前贴写到，中国社会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问题，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后期就已经拉开了。
如果我把这个时间暂时确定在 1770 年（乾隆三十五年），那么我个人认为，此后 200 年间，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一直在扩大，直到 1979 年改革开放。清末和民国时期，这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慢，同时内外战乱频仍，对社会破坏严重；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但与西方差异仍然在扩大，主要原因是生产力虽然发展但偏重于重工业，计划经济下社会积累率过高，同
时人口相对增长过快。
记得 1990 年代时候，我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则关于苏联解体以后人民生活悲惨的新闻。一个莫斯科老妇哭着对记者说到，她的小孙子已经两周没有喝到新鲜牛奶了。我当时就骂奶奶的，这算什么生活困难，本人三岁以前都没有见过麦乳精！
话头接着往前说。
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欧洲一如概往地四分五裂，纷争不已。地理大发现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演。这个半岛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你可以称它为二牙子半岛。1490 年代里，西班牙的哥伦布和葡萄牙的达伽马分别桴海远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和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商业航线，大航海时代，或者称殖民时代开始了。
分析欧洲历史进程你可以发现，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是商人阶层相对自由（用脚投票），二是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二者的背后，则是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强烈的逐利发财之渴望。当时，二牙子在海上争得不亦乐乎，都想当老大，谁搞一船香料回来，或者谁在海外发现个新岛，都会把别人刺激得八个晚上睡不着觉。
当时，他们对东方的认识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此书与本贴子倒有些神似之处，基本属于回忆加呼悠的类型。该书把东方讲得遍地黄金珠宝，好像只要到了东方最大的风险就是被天下掉下来的金块砸死似的。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挖呢，所以东方贸易被阿拉伯商人垄断牢牢的，他们跟欧洲做生意的派头像中石油。二牙子就玩命寻找通向印度的航线。
达伽马终于发现，向南、向南、再向东北使劲绕，就可以绕过去。哥伦布不幸走错了路，意外地跑到美洲去了。他打死都不认错，坚决认定老子发现的就是印度。结果谬种流传，直到今天中美洲的群岛仍然被叫作西印度群岛，美洲原住民仍然被叫作印第安人。
印度有欧洲人喜欢的珠宝、香料、丝织品等。据网上资料说，达伽马船队每次印度之行的利益，是成本的 50 倍。考虑到马克思所讲的“有 10%的利润时资本就会蠢蠢欲动”，这个利润率如果是真的，那足以让整个欧洲的疯掉。我们必须看到，欧洲伟大的航海先驱，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类。估计当时欧洲能混得好点的体面人也不去冒那个险。哥伦布残忍劫掠和屠杀印第安人，达伽马为了控制印度商业利益，甚至袭击阿拉伯商船屠杀平民，他们的实际行为与海盗无异。仅管行径可鄙，但是客观上，这些人成为近代经济崛起的先驱者。正是由于欧洲小国的相互竞争压力，人的逐利冲动得以释放，为了发财，一波又一波的人身赴怒海。相对于清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重土安迁、死守故园的懦弱保守心态，这种勇于冒险的生命传奇更为可贵。
当年的航海和通信技术都不比今天，一去几年没有音讯，海上遇到什么危险只能自己克服，踏上异国还有许多风险和疾病。
无数的商人和水手永远没有回来，而他们的妻子儿女，却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望在海边，等待那艘能够给他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归帆。正如电影哥伦布主题曲《sailing》那种沙哑苍凉：
CanyouhearmeCanyouhearme
Through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dying
Forever crying
To be with you
Who can say如果再套用中国一句古诗——可怜天涯海底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所以大家不要在天涯里继续潜水了哈。
待续
（五十三）主观上是贪婪，客观上是勇敢，总之，欧洲
人对未知之地的开拓得到了历史的慷慨回报。南美、北
美、澳洲三大殖民地再加上沙俄哥萨克骑兵对西伯利亚
的开拓，共有近 6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无数宝藏成为
现代西方人新的生存空间。而郑和船队的巨大帆影，在
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前五十年，就已经消逝在印度洋的落
日余晖里。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带领一支船队，纠集一帮已经穷到不怕死的好兄弟，远涉重洋去上演中国人的生命传奇，在自己大把搂钱的同时也为子孙后代开疆拓土。
那样今天的世界地图上，也许不仅仅有新西兰、新约克、新奥尔良、新南威尔士，还会标上新苏州、新重庆、新长沙、新五台山。但是历史不能玩穿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早已尘埃落定。
我发贴子就这么两句话，就让资本主义经济从四分五裂的封建小国的缝隙里冒出来了。其实，从十五世界末的地理大发现，到十七世界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就用了二百多年。这还算快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封建皇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总之，历史是漫长的，道路是曲折的，利益是现实的，斗争是必然的，旧势力是不打就不死的，你打了他他是要反扑的，流血是难免的，开倒车是正常的，现在回头看是很清的，当时向前看是很蒙的。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逐步崛起。欧洲人踮着脚尖向东一瞧，呀嗬，东方三大文明由近而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中国大明（清）帝国在北半球上一字排开，那是何其的壮观。如果论国家规模，欧洲国家与三大帝国相比，真是蚂蚁对大象。欧洲国家，面积，小国几万平方公里，大国几十万，人口，小国几百万，大国一千来万。而东方国家就大了去了。中国自己不用说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疆域跨越三大洲，面积达 600万平方公里，人口几千万。莫卧尔帝国虽然只统治了印度次大陆北部地区，但人口密集，有学者估计最高时人口达 1
亿以上，不亚当时的大明帝国。
但是，从贸易到交手，西方小国逐步得手，以蛇吞象。十八世纪中叶，莫卧尔王朝沦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附庸。此后英国通过战争中击败法国，开始独占印度，逐一征服印度次大陆各小国，还向东吞并了中国的附属国缅甸。鸦片战争以后，（时间记不清了），英国废掉了莫卧尔傀儡皇帝，英国女王自称印度皇帝。
在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由于保守势力的绝对控制，阻碍进步，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巨大技术优势被欧洲逐步超过，与中国清代的情况如出一辙。到了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被称为“欧亚病夫”。终于，在 1910 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错了队（当时中国站对了），成了战败国，惨遭英法肢解瓜分。这个立国六百年基业，历史上曾经吞并拜占庭、围攻维也纳、火烧莫斯科、全歼欧洲联军的超级大国，被分割成十几块殖民地和小国家，就是今天的北非、西亚、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前身。要不是凯未尔领导群众闹革命，按照欧洲战胜国当时的协议，土耳其现在的这点儿国土都保不住。
由于中国离欧洲最远，所以是最后一个才被打到。具体情况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23
（五十四）大家可能发现，这两天我发贴挺多，因为大前天时我已经返回炎热的神嘎炮共和国了。手头工作太多，金秋业务最忙的时段已经开始了，只忙到十月底，所以只有利用周末多写一点了。平时如果更新慢了，兄弟们不要骂哈。
经济问题千头万绪。虽然朋友凑在一起喝啤酒时，聊得唾沫星横飞，但提笔来写，真是老虎吃天，没地儿下嘴。继续信马由缰吧。我在前面挂一漏万地聊了经济概念，以及古代经济发展的脉络。再往后呢，我们聊一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形态的形成、演变、优缺点与最终合流，最后再细细地聊中国经济崛起。
但是，从古代转入现代之间，我想再插入几个贴子，进一步探讨一下，我们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在自然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一统专制帝国，这种形式又有哪些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我前面已经有至少两次提到过，我认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而不建的帝国，是中国有别于世界的最突出的两个特征之一。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和其它社会问题。这不是纯经济范畴的问题，我本想在前面文化部分里讲，但它也不是纯文化问题，与经济的联系倒更直观一点，所以就放在这儿算了。
我说过，中国的封建帝国是封而不建，有贵族封王封侯，但没有在帝国内部建立王侯国家，帝国内部是采用了行政区划制度。先是郡县制，后来是州郡县制，再后来是道州县制，再后来是路州县制，再后来是省府县制，到现在是省市县乡制。
同时，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世界延续时间最长、体系最完善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即科举制。前面有个兄弟的跟贴，已经论到了这一点。
流官制和科举制这两个制度加起来，再配上儒家有关家国天下的伦理体系，使中央政府得以任期制的委任流官来统治庞大的面积和人口。皇权通过委任状，委托给流官来行使。儒家的精英思想在古中国造就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执政集团，在宋明时代，实际上是仕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元清时代，虽然天子相对强大，文官集团在执行中实际上仍有相当大自由裁量权。
民国以前，中国的基层政权是县。“皇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乡民自治形式，在微观层面上规范社会日常行为，族权的下面是一个个家庭。皇权、族权、家权一脉相承，在运行基本原则上完全一致，只是块头的大小不一样而已。
这就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实质：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强势家长领导下的超大号家庭。
待续
（五十五）君临天下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是人人想要的。只要有条件能够独揽大权，我相信西方、伊斯兰、印度的皇帝苏丹们绝不会摆出高风亮节。可是，在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下，为什么只有中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当上了实权实职的家长；而其余文明的大帝国内部仍然是邦国林立，皇帝和苏丹只能当个指导和联系各家各户的居委会干部呢？这个问题其实困惑着许多学者。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的论文很多，有的论文长到够出一本书了。由于本贴不准备拿到学术期刊去发表，我就不按格式撰写国内外文献综述了。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搜着研究吧。我同意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或多或少沾边。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民族结构上。古代的中国，主体民族在人数上长期占据绝对优势。这一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帝国中独一无二。
大家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先是无数的分散的小部落。后来发展成部落联盟，以便于联合起来开展内部婚介和对外群殴工作。后来，部落联盟内部混熟了，就可以称为部族，中国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现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内部，基本上仍处在部族这个发展阶段上。
（以后如果谈到中国经济和非洲的关系时再详细探讨吧）。部族再向前发展融合，就形成了民族。两者之本质差异，在于部族是基于血缘的一致性，而民族是基于语言文化的一致性。所以一般来说，民族比部族的人口数量要多得多。
在全球范围内，古代曾经出现过的民族数量相当多，虽然这方面的考证论文读起来好玩，偶很稀饭，但是去专门研究古民族是一个掉光头发的工作，建议兄弟们非万不得已不要去从事。一方面，古民族通过打仗或者通婚，不断融合壮大，另一方面，有的民族由于分散迁移，各部渐行渐远，分化出许多民族，后来相互完全都不认识了。所以古代民族发展不是滚雪球，不是一定会越变越大。
汉族的发展非常特别。突出的特别之处，就是人口特别多。
我们同胞所到之处，那是黑压压一片，出国旅游不论人论车。
欧美的街道本来就窄，中国游客一下车直接给站满，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扯远了。在古代中国，大体也是这么个情况。秦汉时代形成这个民族以后，就一直占据着绝对数量优势，即使五胡乱华时期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优势越来越明显。唐代时，吐蕃还是一个外国（元代以后成为中国一部分），当时吐蕃人口大约在 1000 万左右。而唐帝国境内人口最多时候大约 5000 至 6000 万。双方人口比率是 6 比 1。考虑到游牧民族的社会征兵和机动能力远远高于农耕民族，所以吐蕃在军事上完全不落下风，几次把大唐打得大败，晚唐时还直接占领了长安。然而今天汉藏人口比例大致变成了 230 比 1 的样子。
按道理说，平原地区的民族容易交流，所以融合较快；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民族不容易交流，所以难以融合。所以，世界性的大民族恰好形成于四大文化区的中国东部、印度北部、欧洲大部以及中东北非地区。而世界民族呈现“小而多” 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深山区，比如外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内高加索地区，比如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地区。
但是，这个地理决定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通汉族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平原面积虽然不算小，但是比欧洲（东欧、中欧、西欧）、印度，相对要小得多。在欧洲和印度，平原上彼此相连的不同民族很多，如法国德国俄国。又如印度北部大平原地区没有任何交流障碍的印第人、旁遮普人、锡克人、拉贾斯坦人、比哈尔人、孟加拉人、奥里萨人等。他们生活在与中国东部差不多的地理条件上，共同信仰印度教（后来旁孟两族有部分人改信伊斯兰），但他们并没有融合发展成一个民族。到今天，印度最大民族印第人只占人口总数的 40%，所以印度国语印第语无法在全国通用，只好在全国通用英语。
一个原发型（而非美洲那种移民型）的世界级大文化区，被迫使用西方的英语，从几十年或一百年的短期来看，也许有利于开放和国际对接，但是从更长远眼光来看，其负面影响是深远和难以估量的。
直接亮出的我的观点吧：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形成，在于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而汉族形成的秘密，在于目前世界所有大语种中唯一的非拼音化的表意文字——汉字。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探讨。
待续
（五十六）着重声明一点，我这个贴子不是想宣扬文化优越论，世界各民族都有精彩的历史文化，各有千秋。现在探讨一个具体问题：汉字。又从经济问题跑偏到文化上去了，真没办法，讲完就回去。
因为我不是语言专家，所以这个问题我讲起来，优点是不会很艰涩，缺点是不会很正确。兄弟们姑妄听之吧。
民族的发展壮大的途径，不外乎使用生化武器。呵呵，大家先不要害怕，生，就是出生，化，就是同化。一生二化，发展壮大。但这个不是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全地球人都知道。
历史上，有一些民族经常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推行同化政策。
古代中国虽然也发生过征服战争，但是相对来说，历代的民族政策都是比较温和的。在“生”上没有突出优势，在 “化”上又没有强硬手段，却发展出一个拥有十几亿成员而且自我认同感极强的民族，这个真有点不可思议。
大家知道，现在主流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拼音文字，一种是表意文字。大家一看便知，不用我来解释定义吧。拼音文字也叫表音文字，就是你先创造一套字母系统，然后通过声母和韵母的拼合，来拼出你语言的读音。（以下用英文做代表）。
表意文字则是从远古象形字演化而来的，一般来说，他的字音字义都需要有个老师来教你，从字面上不能直接拼写读音。
当然这种分类法也不是完全绝对化的。拼音文字的构词法里也有表意的成份，比如英语的词根和词缀。表意文字的构词法里也有表音的成份，比如占汉字总数 80%的形声字的声部偏旁。但是从主流来看，汉字仍是表意字，所以你不懂就查字典，一般不要乱猜，比如去盛赞哪个兄弟“风流周党”。
由于象形文字是人类上古时代普遍采用过的古文字，它在古印度、古埃及、古两河、古中国都出现过，但后来中国以外地区的象形文字让位于拼音文字了。所以西方现代文字理论普遍认为，表意文字是低级发展阶段，而拼音文字是高级发展阶段。民国时期，许多学者有感于农村扫盲之难，纷纷把中国落后的罪魁归结到方块字上，当时冒出了许多的改造方案。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中，也出现过很多汉字拉丁化方案，并在一些地区搞了试点，还出现了拼音报纸。拉丁化的路子最终没有走通，结果有一种拉丁化方案演变成了现在的汉语拼音，意外地变成了初级汉语教育和电脑输入的解决方案。
新中国最终为汉字选择的发展路径是简化。五十年代，中国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简化字改革在中国争议很大，我认为虽然有个别的字简化不当，但第一批简化字总体来讲是非常成功的。繁体字确实让人很头痛，书写笔划太多。第一批简化字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遵循了文字发展因便就简、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批字生造出来的很少，大部分字都是人们生活中已有的简便的非正式写法，有的字是行草书法中的简化写法，在唐宋字贴中已经都有了。而且这批字中形声字，绝大多数仍然遵循了形声字构字法。简化字一经公布，就在新中国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时识字人口不足两亿，今天中国的识字人口高达 12 亿以上，堪称巨大文化成就，简化字功不可没。
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出台了第二批简化字（50 年代推出的几批简化字统称第一批）。但由于过度简化，破坏了汉字的形体美和构字法，遭到多方批评，没有完全推开，80 年代全面废除。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过这样一批汉字。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张“二简”地图，回头一查资料才知道有这个事。例如青藏高原四个字，地图上是这样印的：青字下面的“月”变成了瓜子，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专字多了一横；藏字草头下面变成“上”字；高字的口不见了；原字的写法是“厂”加“元”。简单倒是真简单，但看上去比较怪异。幸亏把它们废掉了。
又扯远了。我们来探讨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吧。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27
（五十七）
在世界文字海洋中，汉字形孤影单。
世界使用人口在前 20 位的文字中，只有汉字是表意文字。
如果一定要找个同类，日文算是半个表意文字。日文中夹杂在汉字中间的大量勾勾和圈圈，就是日本拼音“片假名”。
一个日本人，如果写文章使用许多汉字，证明他比较有文化功底。但如果他不想用汉字，也完全可以只使用“片假名” 来完成文章。以前使用汉字的韩国越南，十九世纪未以后都转向拼音文字了。我个人估计汉字可能会在日本逐步消失，最终让位于“片假名”。
如果只从扫盲和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拼音文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英国文盲，只要他花几周时间，学会了 26 个字母和英文构词的基本语法，就至少可以结结巴
巴地拼出报纸上的话。而他本身是会说英语的，所以只
要把话音给拼出来，他就基本搞懂是什么意思了。当然
他要想当作家那得再学 N 年。而汉字就很难学了。小学
三年级学生，想看懂中文报纸是比较困难的。我这个大
学毕业生经常是错字连篇。
有人甚至认为，想达到同样的阅写能力，中国人要比英国人多学习两到三年。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急功近利的扫盲需求，拉通千年历史来看，两种文字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比较。我仍然以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打比方。
实际上，由于拼音文字和读音完全结合在一起，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是一件好事。政府搞教育，可以把推广文字和推广官话这两件工作一并给办了。在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里，一般不会出现像毛主席那样文字功夫极高但说话让人听不懂的领袖。
直到现在，不会讲普通话的中国作家也不少。但是，在国家陷入分裂以后（或者根本没有统一过的情况下），事情就很麻烦了。
打比方说：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那三百年，只有西晋短暂统一了几十年，其余时间都在分裂。这也是秦始皇以后最长的一个分裂时期。假如中国不是方块字而是拼音字，那么，当国家分裂时，除了地盘正好在陕西的那个割据政权会继续使用长安官话，其余国家则很有可能（或者说必然会）使用其首都所在地的方言做为本国官话。
大家知道，中国各地的方言差异是极大的，尤其是在南方地区。所以，原来以长安话为标准的拼音文字单词，肯定不适用于这些国家的官话。分裂时间一长，这些国家会理所当然地用字母去拼读本国官话，逐步形成以长沙话、成都话、扬州话、太原话、南京话、福州话、广州话等为标准音的一套拼音文字。
这些拼音文字通过长期的教育在人口中达到一定普及率以后，当国家再度统一时，会发现文字无法统一了。因为各地人使用的拼音文字，正好符合他们自己的说话发音，很有亲和力和适用性。你如果废掉，强令他改用拼音去拼写一种他几乎听不懂的读音，那会遇到空前阻力，甚至可能引发反叛。
面对这种局面，聪明的统治者一般会保留各地文字，让各地自行其是，只要指定一种做为官方语文就行了。实际上欧洲、印度、伊斯兰地区的帝国就是这么做的。长此以往，拼音文字将各地方言的读音进一步固化，这样不同语言、不同文字的地区渐行渐远，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只要去过欧洲的朋友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语等拉丁语言之间，英国、德国等日耳曼语言之间，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斯拉夫语言之间，其实上差异是不大的。他们之间差异要比山东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差异小多了。然而，汉族成为一个跨越北、湘、闽、吴、赣、浙、粤、客八大方言的统一民族，欧洲人却分道扬标形成了这么多个民族。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做法只可能出现在使用方块字的中国。
因为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没有因各地语言差异带来的改革阻力，最多只有各地人书写习惯带来的阻力，这个阻力很小的。
中国人可以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奇迹 ——在长达三百年大分裂以后，重新统一的隋唐帝国，在全国竟然没有遇到任何分裂留下的文化障碍，反而迅速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大唐诗坛。
待续
（五十八）有人认为儒学是促成中国大一统的根本原因。但是西方、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内的诸国拥有约束力更强的共同宗教，它们不但没有统一，教派战争倒是打得不亦乐乎。总结前两贴内容，我认为，汉字这种比儒学潜伏在更深层的文化秘码，才是中国大一统集权帝国和主体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
表意文字的汉字，使方言巨大差异的中国各地居民共同获得了一种与读音不挂钩的文字。汉字构成的正式文体，碰巧又是与全国各地的口语都不挂钩的文言文。所以，在大一统时期，中国官话几经演变。从宋代的开封官话，到明代的南京官话，清代的北京官话。如果是拼音文字极可能随之出现大的变动，而汉字纹丝不动。在分裂时期，各国官话差异很大，比关陇和岭南的割据王朝的官话几乎不通，如果是拼音文字极可能演化为不同文字，而汉字通行天下，继续纹丝不动。难怪古人记载说，当年仓颉造字，成功之时，“天雨粟，鬼夜哭”。说明这个新生事物是相当厉害啊！从 1910 至 1950 年代的半个世纪中，汉字差点就被误判了个死刑，直到中央确定了简化字的方向，才算告免。从目前形势来看，以后中国人再给汉字判死刑的可能性是不会有了。但是，在世界语言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这个硕果仅存的表意文字会不会落败呢？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汉字直接面临着又一个生存危机。当时信息化浪潮兴起，电脑的广泛应用成为时代方向。
英文只有 26 个字母，其他语言的字母也多不到哪里去，所以用键盘敲单词很方便。而汉字的常用字有四千多，字型太复杂。
汉字与计算机不能兼容，势必在信息时代撤底出局。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文化英雄“二王”。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中国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划时代的革命。王选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毕升”。前年他去世，开追悼会，胡总率领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到八宝山去给他三鞠躬，可见他对中国贡献之大。另一个英雄是王永民。我正用这个老兄发明的五笔字型写这个贴子呢。
我认为“二王”的共同点，就是从汉字的构成即汉字笔划入手解决问题，用汉字笔划特征与计算机信息挂钩。举个例子，拼音输入法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输入法，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字直接输入问题。它的工作原理的实质，是先在人脑里把汉字转成拼音文字，把拼音文字通过键盘输进去，在电脑字库中调出这个读音的汉字，由于重音字太多，就会冒出一个菜单来让你选，你一选，又把拼音文字在电脑里转回汉字了。由于这么转了两道，输入速度受到影响，我上学时的打字比赛，拼音选手总被五笔选手干掉。也不知现在情况扭转了没有。
这个例子是一个反例，我懒得从正面论述“二王”是怎样使汉字与计算机妙巧联姻的了，有兴趣的兄弟自己搜着看吧。
探讨汉字的贴子越写越长，太长了，我们再用一个贴子结束它，胡乱展望一下汉字的未来。待续（五十九）有一段时间，我狂热喜欢上了古代地理学。我发现，由于中国古地名的专用名是单字，加上音调问题，直接译成英文以后重名多得一塌糊涂。比如，河北有一个冀州，英文可直接译为“Jizhou”。但距它不远就还有一个蓟州（现在叫蓟县），东边邻省山东还有一个济州（现在叫济宁），南边邻省河南还有一个汲州（现在叫汲县），南方的江西还有一个吉州（现在叫吉安），译成英文完全一样！如果再找找发音基本相拟的地方，那就更多，比如辽宁锦州、辽宁金州、河北晋州、河北景州、湖北荆州、湖南靖州……真让外国汉学家晕死。
上面这个例子，生动说明了英文与中文的差别。有的网友总想把两者比较一下。中文有三四千个常用汉字。如果把汉字与 26 个字母比，汉字就太多了，如果把汉字与几十万（一说几百万）英文单词比，汉字又太少了。实际上，由于这两个文字体系完全不同，这两种比法都不是太有可比性。一定要比，就把汉语词汇与英文词汇比，还算基本对等。考虑到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汉语单音节，所以如果非得要在英文中找一个和汉字对等的东西，大概就是英文的单音节。比如英文单词“black”就是由 b、la、ck 三个单音节构成的。与之相对应的中文词汇“黑色”是由黑、色两个单音节构成的。我是外行，不知道构成英文单词的单音节总量是多少，有研究的兄弟赐教一下哈。
前几年，网上已经有一个热贴指出过，表达相同含义时，一般情况下中文使用的音节比英文使用的音节要少。也就是说，中文更简洁。
我仔细对照了一下，这个现象倒是客观存在。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英文没有四个声调的问题。你用四个声调去跟人家喊“hello”，都是那个意思，最多是别人批评你发音不标准，怀疑是从伦敦郊区来的。可是汉语不一样，“包子”发平声，声调一改成了“豹子”，意思就全变了，就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的问题了。由于中文有四个声调，英语一个声音在汉语里当四个用，所以汉语相比简短，英语则必需增加几个音节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就好比 200 这个数目，用二进制写出来是一长串，要比用十进制写出来长得多。
例如，汉语中的牛肉、羊肉、猪肉，是在牛、羊、猪加个肉字就行了。英文单词叫 Beef、mutton、pork，但这些单词与英文中的牛、羊、猪（cattle、sheep、pig）没有字面上的直观联系，增加了学习和背记的难度。其实，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知道怎么造词方便。比如麻雀肉，英文也叫 SparrowMeat，和中文一样。英文在牛肉、羊肉、猪肉上那样去另造新词，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简短。因为这三个词比麻雀肉可要常用的多，如果整天说 cattlemeat、sheepmeat、 pigmeat，实在是太冗长。所以，在这个方面，中文由于拥有四个声调和几千个常用汉字，组词时会比较沾光；而英文似乎在“好记”和“好读”两个目标上不易兼顾。在信息量和知识量爆炸的今天，词汇量也在爆炸式增长，这个困难可能会越发明显。
上面，我简单把以前见过的网上观点叙述了一下。我认为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感觉，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证明汉字一定会比英文优越。其实汉字也同样存在一些劣势。
比如四个发音的存在，对语言使用者的发音要求会更高，出现误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呵呵。最后，我对汉字的评价和展望是：在古代，汉字对国家和民族凝聚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汉字已经彻底解决了与信息化时代兼容的问题。
汉字本身与世界其他主要文字相比并没有根本的优劣之分，它是人类文字大家族中既与众不同、又与众不异的平等一员。在未来，汉字的世界地位取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如果说以前汉字成就了中国，未来则有待于中国去成就汉字。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09:29
(重发)
（六十）这个贴子不住前走。回头聊几个网友提到的问题。因为可能是我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才引起争论的，所以我有责任再说几句，呵呵。
一，关于明代藩府人口的问题。
关于明代藩府人口，网友们有争议，所举的数字相差百倍。
更有网友把我随口提到的一篇论文的原文和作者都找出来了，厉害啊，网上有高人啊。其实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可以讨论，没有必要拿到定论。以前，中国有些学人总想把自己的论文写成历史事件的追悼会主持词，起到盖棺定论之效，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但有一点我个人坚信，就是明代后期，需要农民和工商
业者（财富生产者）供养的白吃阶层的数量是很大的。
这个阶层既包括皇室和藩府人口，也包括庞大的官僚阶
层，以及依附于官府的编外人员。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坐
而享受，可以讨论研究。但是，“十羊九牧”是明末的
基本历史事实。其实，类似的问题今天在一些部门、一些地区仍然是存在的。
二，关于汉字的拼音输入法的问题。
我分析了拼音、五笔两种输入法的工作思路的差异，我并没有判断两种方法谁好、谁不好，所以拼音党的兄弟不用生气。
由于拼音输入法不需要专门学习和练习，所以使用者要多于五笔。这几年，拼音输入法的改进速度要快得多，比如联想式的词组输入，我试过，很好用。其实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输入法的改进的空间，同样都很大。拼音输入法改进更快，主要原因可能是它的使用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以前我上学时，打字和开车之类的东东，都属于专业技术，所以还有人组织比赛。
现在这些技术都是社会生存必备的技能了，也没有人再有兴趣搞比赛了，所以我在前面贴子里也加了一句，不知道两种输入法如果现在比赛一下结果会如何。
三，关于“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是否含有沙文主义的问题。
有兄弟认为，同化、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本身有沙文主义。
我思考了一下。同化这个词呢，本身倒没有什么方向性的特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现象都是存在的。
但这个词用到探讨汉族形成的文章里，就暗含了同化的方向性，所以我接受这个批评，以后改用“融合”这种更中性的词，看这样好不好？至于五胡乱华，我认为这个词应该没有什么沙文主义。虽然历史上没有国际法，众林法则盛行，打打杀杀常见，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历史事件上，总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曲直的。
比如五胡乱华，是指南北朝时期，生活在长城以北、陇原以西的游牧民族，大举侵入中原农耕区，对汉族进行掠夺和屠杀。
虽然汉族在后来反击中，也曾出现过攻击移民中的平民的现象，但总的来说，这段历史是谁侵犯谁，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五胡乱华这个说法应该没有问题。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女真人也是中国古民族之一，就否定岳飞抗金的正义性，就认为《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也是沙文主义的。
另外，在字面上五胡乱华里这个“胡”字是不是存在歧视？我认为也不存在。因为北胡、西羌这种一类的词，是古代对域外民族的泛指，比较中性。胡乐、胡服骑射、胡萝卜、胡椒，看不出贬意。今天中国仍有一个民族叫羌族。建国以后政府改掉了许多可能含有歧视的民族称谓，如果这种称呼有歧视早就会改了。
不一定正确，胡乱探讨哈。下面，我们总结一下中国特有的大一统现象的历史功过。
待续
（六十一）
以前的贴子里，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原因，与其文化区内四分五裂的小国林立局面有关，而东方则存在对外无竞争、对内控制力强的大型帝国。我又认为，在东方，中国古代帝国又与伊斯兰和印度的帝国不同，隋唐以后基本上是封而不建，帝国之下以郡县制实行一元化统治。我又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存在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而形成主体民族的根本原因是汉字。现在我认为，这个问题基本说得差不多啦，该全面总结一下，来结束对“大一统”的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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