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节:春秋第一相(2)子产只是低级贵族,而且,子产的父亲就是丧生于郑国前一次改革之中,但他不怕。无论到谁那里,他都趾高气扬,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来过。就这样,愣是获得了各方认同,被共推为上卿,即内阁总理。
唯一的解释是,子产在处理各方势力关系时,极具艺术性,他让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郑国强盛,无论谁胜出,郑国强盛总归对自己有利。何况,斗归斗,郑国各门各派没有一个具有绝对优势,大家也都希望有一个人出来统领全局,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是胜利者。
换句话说,没准自己就是倒下的那个,这事摊到谁头上,都不值得庆幸。 于是,子产胜出。 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子产后来的施政,如果子产少年得志,他可能会拿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案,也许会骤行废立,甚至可能会跟他父亲一样。人们往往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挽狂澜于即倒的伟人,一定会雷厉风行,一扫阴霾。
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在当代古装电视剧里。 子产当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改革,而是优抚豪门望族,维持旧势力统治地位 ,手段是封官许愿,赐金赏银,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你要说子产站在豪门立场上,确实不能反驳,但是,要是上来就一通暴风骤雨,是把豪门打压了,子产也该下台了。 豪门望族,确实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者,也是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势力才很强大,强大到上卿乃至国君都无能为力的地步。子产一个人,对抗强大的旧势力,要想谋得发展,群殴也不是不可以。条件是带一群人殴一个,要是一个人殴一群,改革就没啥指望了,这个道理和流氓街头群殴的道理是一样的。
初登相位,子产需要望族做帮手,于是他对望族恭敬至极;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没有赶尽杀绝。 恭敬,是很好的。过于恭敬,必然有过于恭敬的理由,比如望族首领伯石。子产对伯石三日一小拜,五日一大拜,最后,甚至把郑国的城市封赏给了伯石。这确实过分了,连子产的支持者都觉得他做得有点出格,可是,封赏他城池又能如何,今日既然可以予,明日就必然可以夺。
对政敌仁慈,有时也未必是坏事。 大夫丰卷阴谋叛乱,事败后子产依然迎他回国,并保留了他的田宅。子产确实可以直接杀掉丰卷,可这类人都曾有很强的势力,如果赶尽杀绝,他所代表的势力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一定会跟子产死磕。一个,两个可能没什么,如果形成一种潮流,就算不能干掉子产,却能保证子产的命令很难执行。
摆平了反对的贵族,初露峥嵘,子产本非善男信女。 春秋时代,中国正处于奴隶社会末期,城池之外的地方叫做“野”,而西周井田制在“野”是无法实行的。子产的期望,就是把城池之内也变成“野”,彻底推行封建制度。
因为,春秋时代但凡能拿得上台面的大国,都是因为建制封建才获得了超强国力。子产之前,郑国也有人(子驷)试图推行封建制,结果身死门灭。是啊,国家富强是好的,可在国家富强之前端掉守旧者的饭碗,人家岂能不反抗。
与子驷不同,子产在推行改革之前已经把国内守旧势力收拾妥当。虽然很多人照样反对 ,但已经被他挑拨得互不信任,大家开始做的就是游说子产不要这么做,后来,也就只能发发牢骚了:“孰杀子产,吾其与之!”第 17 节:春秋第一相(3) 不过,即使对待牢骚,子产仍旧是认真的。 在郑国各个城池,有些地方叫做“乡校”,大概功能类似于今天的高级娱乐会所。鉴于子产搞得会员很快就要没饭吃了,于是没落贵族就经常聚在一起痛骂。 子产必然有所耳闻,但子产并没有简单地关掉乡校,而是放开让人们去骂。他知道,任何一个政策,无论是利国利民还是祸国殃民,都必然有利有弊,即使废井田这样的大政,必然也有瑕疵,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只代表一类势力,不可能照顾全局。
就是在“乡校”的议论中,子产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其实,子产的改革并没有直接剥夺贵族土地,也没有直接赋予平民自由。春秋时代的农业生产模式其实更类似于农奴制,而不是劳动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奴隶主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他们的田地里有水渠(洫),农奴离开这些地方无法耕种。
子产拿出的招数,比较新鲜(缺德)。他借助国家力量重整了郑国农田水利设施,替城外的“野”也修挖了灌溉设施,贵族土地不再具有吸引力。 我确实没有禁绝你蓄奴,是他们自己要走的,与我何干? 而且,子产把赋税和地域面积联系了起来,一块地域如果开垦得好,居住者税负就会相对轻很多,“野”的农民逐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就是守旧贵族势力越来越衰败。 逐渐,子产总结出来了一套改革策略,并且,他把这些刻在了铁鼎之上。很多人反对,据说给出的理由是庶民知道了法律,就会专凭法律行事,目无长上。而这个,恰恰是子产想要的东西,法律既能约束黎民,当然能约束贵族,行政不再是任意妄为。
遗憾的是,由于地理的原因,郑国发展的空间其实很小,让它去吞并晋国、楚国,那显然是嫌自己命长。虽然商业发达,农耕时代最重要的财富却不是商业,而是人口,只有人多 ,才能抵抗外敌,才能维持自身统治。
子产之后,郑国再无人能在列国之间纵横捭阖,公元前 375 年,郑国历 400 余年,20余君,亡。
第 18 节: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其实,春秋时期秦国混得非常不怎么样。在中原诸国眼中,秦国不过是一个西方小国,是一个地地道道未开化的地方,属于戎狄杂居的地方,开始的时候连参与列国盟会的机会都没有。
秦孝公变法以后,秦国日渐强盛,善辩的苏秦没能真正合纵六国,秦国军队开始席卷六国。“秦尚黑,崇水德”,秦德昭昭、秦威烈烈,遥想秦孝公以后 150 余年中原那遮天蔽日的黑色军旗,凝固了六国将士的鲜血,终于统一了中国。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嬴政灭齐,六国最后一个绊脚石也被踢开。自此,战国的狼烟渐次散去,秦最终统一六国,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国家。此后 2000多年,无论豪强割据还是外族入侵,中国总是能归于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从此开始了封建历史。
嬴政则自称“始皇帝”,国王改称皇帝。“国王”与“皇帝”听起来都是最高职务,实际上含义截然不同。国王始终有约束,而皇帝是天子,只要他愿意就没有任何约束。“始皇帝”也是一个更牛的称谓,希冀自己的子孙永远统治这个国家。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琅琊石刻(秦相李斯)
当然,是做梦。 统一六国,嬴政宣布: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之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只有黄金和秦国“秦半两”是货币(重 12 铢,约8~10克),其他的全不算数。那个时代没有“和谐号”列车、高速公路,商品交换的范围还不是很广,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对繁荣贸易并没有多少好处。
嬴政应该知道:只有统一货币才可能形成真正强势的中央权威,才有可能真正集中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经济和军事),才有可能真正统一中国。不过,对嬴政来说,屁股还没在帝位上坐热,就统一货币,基本上只能靠想。
六国我都可以消灭,还消灭不了钱币? 确实消灭不了,货币源自不同地区的经济演进,而现在的军事力量对前世风俗根本就无能为力。货币统一本是拓展商业必经之路,若将世俗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未必就有好的效果。
很多人认为,嬴政统一货币“压制了商人私欲,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 这么说的人,在经济学造诣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白痴水平。压制商人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联系吗?
答案是,有,不过正好相反。 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票证年代。 事实上,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货币的意图从未执行,现代考古发现,秦半两和六国货币同时出土,世俗权力想断绝原有货币关系,嬴政和他当时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嬴胡亥(秦二世)继位后两次颁布“复行钱”,意思是说“这个命令必须执行”,分明在说“行钱”命令没有执行,当然他的再次强调也不会管用。
原因如下: 首先,当时六国货币经过数百年流通,在当地显然比秦半两更有信誉,秦半两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其次,更重要的是,胡亥任皇帝后三年,陈胜、吴广扯旗造反,公元前 207年嬴胡亥灭国亡身,统一的秦朝仅仅存在了 14 年。
六国货币并未随着秦国兵甲消失,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但不能消灭本就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的货币,更不能消灭思想。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要改变货币制度,必须改变当地经济结构,甚至改变当地风俗,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
人们往往指责嬴政重农抑商,似乎这个政策在后来数千年中限制了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太小看嬴政了。秦始皇真的限制商业,黄金就不可能成为货币,指望小农把铜钱换为黄金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确实将“上农除末”作为基本政策,征发商人及其子孙做苦役,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抑制了商人。
不过,商人前面还要加个“小”字,即抑制了“小商人”。 在《战国策》中我们看到的秦国的黄金支付,动辄以百斤计算,绝少在一斤以下;云梦秦简中不仅提到“复行钱”,而且规定了物资价格,尤其是战争物资和享用物资,不过物价按车计算,民间交易不可能用“车”去批发。这些交易的背后则是秦国的大商人,他们与范蠡不同,往往是官、农、商三栖明星,比如最会发财的吕不韦。
秦代以黄金和铜同时作为主要币材,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方式,货材随着经济进程中交易总量的变化而演进,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币材价值由低到高,正常的顺序应该是:铜、银、金。为皇权统治者服务的商业,与为平民的交换迥然相异,从一开始需要币材的价值就很高 ,金、铜并行的背后却是黄金已经从贸易媒介改头换面成统治者的享乐工具,成为官商之间的媒介。
在云梦秦简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演进模式:与其说金、铜并行并非中国货币本位递进 ,毋宁说这是为世俗权力构建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压抑了经济自然演进,因为自然经济是无法挑战具备绝对优势的世俗权力的。
统一货币、“重农抑商”与焚书坑儒并无区别,只不过后者更为残酷,更加血腥。这一切 ,都是试图建立唯我独尊的皇权权威,可惜这条路还很长,嬴政、嬴胡亥都没有做到。当然,嬴政和嬴胡亥也不可能真正统一货币,更不可能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排除异己。
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
▲ 第 19 节:钱到底值多少钱(1) 钱到底值多少钱 货币一旦与皇权结合,便必然会表达皇权的需要。无论是秦始皇统一货币,还是汉初频繁更替的货币制度,莫不如是。由此,货币不再单纯是史籍中的币制更替、形制转换,而是专制君权与经济竞争实力之间的此消彼长。
《史记》上说,某天刘邦斩杀了一条白蛇,忽然东南方向起了大风(所谓斩白蛟而赋大风),刘邦据此断言自己有帝王之份,便拉杆子造反,最后创立了汉朝,史称西汉。 这肯定是胡掰,刘邦没那么神奇。他不过是秦朝的一个派出所所长(里长),由于未能按时把犯人押送到指定地点,论罪当死。 刘邦当然没死,而是带着押送的犯人去革秦朝的命,顺便革掉了他的前辈——项羽。楚汉争霸,不过是刘邦把项羽顶到与秦作战的前线,自己从近道摸进咸阳城。 刘邦是不遵守规则的典范。 好了,现在可以从西汉说起了。 建立西汉后,刘邦似乎觉得“秦半两”太重,将重量由 12 铢减为 3 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更令民铸钱)。不过,很快秦半两和六国铸币就变成了不足半铢的“荚钱”,荚本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的含义相近。市面物价飞涨,于是“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允许私人铸币,并非由于刘邦比较大度,不想垄断铸币权力,说秦半两太重更不是理由 。依靠货币作为斗争工具,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刘邦的登基大典连四匹纯色的白马都凑不齐,其穷困可见一斑。实际上,刘邦只对 15 郡有治理权,其他 30 郡均在豪强手中。就是刘邦不让他们铸钱,估计这些人也不会听。汉初,刘邦还要剪除韩信这些功臣,对自己的嫡系部队“丰沛功臣”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祖八年,大概刘邦对私铸货币已经忍无可忍,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实力。刘邦手下没有中央银行,不能提高准备金率;刘邦的方式是颁布《盗钱铸令》。 结果令刘邦失望,就是在他统治的 15 郡内这个法令也未能执行,何况在诸侯的地盘,4年后刘邦在平定叛乱中,中流矢死掉了,《盗钱铸令》始终是一纸空文。 到汉惠帝在位,同姓王终于替代了异姓王,朝廷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由此演变为汉室宗亲窝里反。 货币正式成为重要工具。 斗争一方的主角是吕后,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持朝政的女性(其余两位重量级女强人要等到唐朝和清末才会出场),当政 15 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不过,她却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异姓王没有了,本家人照样跟她争夺权力,吕后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 年),吕后下令禁止“铸伪钱”;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铸,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吕后禁铸私钱,甚至不是为了提高皇权权威,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击异 己。
第 20 节:钱到底值多少钱(2) 诸侯要以货币向朝廷纳贡,理论上应该铸八铢钱,这样朝廷的收入比较实惠。可是,朝 廷收到的却是荚钱,摆明是忽悠吕后。最可气的是,朝廷八铢钱经常被重铸,然后再拿荚钱来忽悠吕后。诸位皇族,似乎混得也不比皇帝差,比如,吴王刘濞就声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有当赐者,寡人且往遗之”。
问题是,这个时候,诸侯在国内连军队都可以操练,不准私铸货币?说给自己听听好了 。你颁你的令,我铸我的钱。又四年,吕后不得不自己铸“荚钱”,承认了现实。 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即位,但他不是当时唯一的候选人。刘恒想昔日重来,规定任何人(含诸侯)私铸三铢钱都要受罚,全国统一由他铸四铢钱。吕后也禁铸私钱,但吕后比诸侯更有实力,吕后如此之猛,诸位王子尚且阳奉阴违,刘恒的命令只能激起反抗,大家刚把你捧上去,你就想玩阴的,门都没有。
诸侯照样铸币,刘恒照样没法。 公元前 157 年,刘恒驾崩,其子刘启(汉景帝)即位,刘启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他想继续老爹的遗志,加强中央政权。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 154 年),晁错上书《削藩策》,建议景帝用军队讨伐私铸货币的诸王。
普通人有钱之后,可能会去买两根油条,吃一根,扔一根。皇族有钱之后,通常会提高自己的理想境界,比如,可以去造反…… 第一个提升自己理想境界的人就是自称很有钱的刘濞,刘濞不但不想被清,而且提出了清君侧(晁错)的口号,当然,他实际想清掉的是皇位上的刘启。 果然,刘启杀了晁错后,刘濞不但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且公然宣称“朕已称孤”。诸王当然都想分一杯羹,于是,开始跟着刘濞去清君侧(叛乱)。斗争终于超出了铸币之争,也就是所谓的“七王之乱”。七王之乱持续了三个月,这是一场没有正义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负最终都会向皇权集中演进,斗争双方从争夺铸币权到兵戎相见,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手中的权力,使权力不受掣肘。每个人都想:我的地盘,我做主。
不过,这里要提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汉朝币值更替对民间交易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还是八铢,民间交易始终按货币实际重量交易,无论面值、无论谁铸的,先拿来称。私铸与否,损益最终都体现在皇室。
平定七王之乱后,又一个猛人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刘彻,俗称汉武大帝(公元前 157—公元前 87 年 )。
刘彻登基后废除了郡国,再也没有势力可以直接挑战皇权权威,刘彻从此开始幸福的皇帝生活。很多史籍中汉武帝被描述成一个英雄,刘彻确实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过,他确实太猛了,连年征伐,花销很大,登基后 4 年不但花光了文、景朝以来 40 多年的皇室积蓄(藏钱经耗,赋税既竭),而且让一半中国人到战场上把命送掉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皇帝眼中,人的性命当然不如他的疆土和皇位重要。
没钱,刘彻又开始在货币上动脑筋了。 首先,刘彻宣布,凡是铜都收归他所有,各地异钱和铜材一律运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上收铜,勿令布)。如果谁敢再私铸,办法也很简单,直接砍头(盗铸金钱,罪皆死),实行肉体消灭。虽然可以私藏铜材,虽然可以偷偷铸币,但风险实在很大,私铸货币确实减少了许多。
第 21 节:钱到底值多少钱(3)然后,他把荚钱定为法定货币,推行三铢钱,把铸币的好处全都搂到自己腰包里了。三铢钱本来就是一种不值钱的“钱”,但刘彻的行为充分说明,没有最不值钱的钱,只有更不值钱的钱。
他又发明了更不值钱的钱——“白金币”。 白金是银锡合金,按实物估算白金币币面值是实际价值的 9 倍。皮币就更离谱了,所谓皮币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值 40 万钱。 胡乱指定币值,不对;但是,统一货币,并没有错误。 无论有多先进的武器,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除了超人,想要活下去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一群人,想要在世界上活下去,先别说人类内耗,就是每个人各自为战,恐怕大家也是活不长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要靠集体,靠信任。统一铸币,就更是要靠信任,谁更值得信任呢?虽然封建帝王也常当强盗,但朝廷比一般商铺长命,因此只有铸币权统一于国家 ,信用才能稳定。
随着经济发达,统一货币的要求会不断增强,中国汉代富户还可以自己造两个铜钱,当代,就是比尔?盖茨的欠条在美国也不如美金好使。统一货币的实质,是以国家信用替代商业信用,世俗权力才能集中力量对抗自然、对抗异族。
可是,如何统一,汉武帝说了不算。 可以规定交换比例,甚至可以杀掉不服从的人。 然而,若天下人都不服从,莫非要杀光天下人?既然不能杀光天下人,就是秦皇汉武,也要服从货币天道。” 由此,富豪盗铸白金币成风,至少刘彻只是没收铜,没有没收银。因为,铜在百姓而银在官家。刘彻来自铸币的收入迅速减少,虽然刑罚很严厉(坐死者数万人),但 900%的利润率确实太高,大家仍旧前仆后继。
终于,刘彻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办法行不通,在货币面前,伟大的汉武帝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铸行“五铢钱”。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突破,皇权在货币规律与剥夺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加之刘彻已经垄断了铜的生产及存量,基本上五铢钱在刘彻当政后期能够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
※第 22 节:第一代官营垄断企业 第一代官营垄断企业 自战国起,盐铁生产就是赚钱的买卖,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不可能自己从地里弄点盐、铁出来,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买的(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比卯于市)。嬴政统一中国后,将盐、铁商人弄到咸阳附近,好歹算是给了个京城户口,并且没禁止私营。
这一切到了刘彻手里就走样了。 西汉有很多富人,比如齐地的刀间。齐地有个不好的风俗,就是鄙夷奴仆,刀间没有这个习惯,一律收于门下,利用他们制造和贩卖生活必需品——盐。显然刀间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史记》记载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盐商只是先富起来,但铁商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铁商既然可以铸铁质农具,当然也可以铸钱,而且还可以铸刀枪,像邓通,他居然富裕到“邓通钱亦尽天下”。
刘彻始终觉得自己很穷,主要是他比较猛,摆平匈奴后又出使西域,虽然留下很多传说 ,但钱确实不够花。 刘彻终于想到盐铁生意,他做生意的方法比较特殊:我做,就不准你再做。 刘彻首先宣布,山海是天地赐给皇帝我的(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盐铁生意只有皇帝才能做。对刘彻来说,铁比盐更重要,因此刘彻允许民间生产盐,但一律卖给他的下属企业,铁则由他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最初被刘彻看上的还有酿酒业,后被废止)。刘彻派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主持盐铁专营,提出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实在是没找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刀间、邓通这类盐铁商从此在史书中消失了,换之出现了一批盐铁官,据说刘彻有 50 个铁官,36 个盐官。
盐铁专营,刘彻并没有关心国计民生的意思,他很直白地表示,这是为了缓解自己的财务困境(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盐铁专营残酷打击了工商业,失去了高利润龙头行业,汉代工商业从此走向没落。
可以说刘彻缔造了第一批垄断型皇帝所有制的企业,当然这些地方的生产效率很低,生产出来的很多铁器甚至不能使用,连割草都嫌钝(割草不痛),于是就硬性配给,强迫购买(或颇赋于民),盐铁官不再是生意,而是一个衙门。盐铁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却要转移到全国使用,由此,桑弘羊又主持了“均输平准”,说白了就是由皇帝指派人倒腾盐铁。
不过,刘彻还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希望依靠“均输平准”流通天下货物。但是,他所谓的流通不是商业流通,照样是为了“专奉兵师”。
总之,钱是他自己用,财是他一个人发。 如果说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那“算缗”和“告缗”就是赤裸裸地抢劫了。所谓“算缗”就是传说中的“车匪路霸”,平民车上路要交钱,商人、手工业者做生意要交钱,交钱也无所谓,关键是税额太高,大家不缴不好意思,缴的话生意也不用做了。“告缗”就更缺德,大概意思是揭发不缴纳“算缗”者,奖励罚没收入的一半。算缗、告缗的结果是刘彻通过“罚没”手段集中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商贾遭到了洗劫。
诸子百家归儒家 先秦君主,包括秦始皇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君位。然而,刘邦不是,刘邦的汉朝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结果。现在天下统一了,他的子孙开始为自己成为汉代第一家庭找理论依据 。
这个事儿,也从猛人刘彻开始。 刘彻需要佐证自己的汉家坐天下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打击商贾也是正确的,消灭竞争也是正确的。总之,皇帝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世界上只有他是正确的 ,大家都要听皇帝的。所谓圣谕煌煌,皇帝的话不是人话,是圣旨,大家要跪地接旨,当然,货币或者流通,也要听皇帝的。
刘彻需要的,不但要这样做,这样做还要有道理,大家必须把谎言重复成真理。儒家由此进入了视线,不过,刘彻所谓的儒家不再是孔丘、孟轲、荀况,也不再是百家中的翘楚,而是按照刘彻要求改造过的学说。被刘彻看中的人叫董仲舒,董仲舒所创的儒家叫做今文经学,以前的儒家叫做朴学。
董仲舒(公元前 179—公元前 104 年)被誉为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不过我觉得,董仲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类和叛逆。董氏所以能成为儒学新代表,并非是他造诣很牛,不过是他的思想符合刘彻需要。
刘彻当政时期,汉家天下的思想还是比较活跃,或者说混乱的(师异道,人异伦)。这显然与刘彻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他首先要说明自己最牛,要大家统一听他的,要是大家没有思想,这样就不混乱了。
刘彻认为董仲舒是个好同志,因为他说“王者受命于天”。既然这样,汉家就没必要从祖宗那里继承基业,皇位是上天赐给刘家的。没有天,哪有人,当然就更没货币,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货币都要服从天的旨意。总之,听刘彻一个人的就可以了,别的都不对,是违反天意的,“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为实现这一目标,董仲舒从儒家伦常关系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妻作为三纲。董仲舒大概觉得自己地位还不够,于是自称直接继承了孔子学说。
董仲舒太谦虚了。 说谦虚,是因为他并不是继承孔子,而是这些理论的原创。 秦朝焚书坑儒,嬴政要求大家把竹简都献给皇帝,为逃避这一无理要求很多人就把竹简藏到墙壁、地下。儒生之间靠口头背诵传承著作,很多儒生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注解儒家著作,等到汉朝儒生把藏起来的竹简刨出来,一看流传的董仲舒学说跟原著已经迥然相异。刨出来的竹简叫做“古文经学”,而董仲舒的那一套叫做“今文经学”。
“三纲五常”基本上是汉朝为帝王服务的东西,孔子讲究“述而不著”,在《论语》里只能看到对长辈、对王室的尊敬,哪里有什么纲常?难怪 2000 年后康有为在《今学伪经考》里指责董仲舒篡改儒家经典,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先秦文化演进至此,被董仲舒篡改了。 早期儒家提倡礼仪,是把外在的“天”内化为自觉的“仁”,直指道德本心,把外在天命威慑转为内在道德律令,好歹还是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董氏却把“天”直接归于世俗权力,实际上把上天的权力赋予了人,朴学从此成为经学。
为了彻底推行董仲舒的学说,刘彻想到了一个很缺德的法子,规定只有符合董氏“今文经学”的“士”才有资格入朝做官。这就不太厚道了,“士”的晋身阶梯是“学成好武艺,卖给帝王家”,那时候除了刘彻又不能卖给别人,那样就是造反了,只有跟着董仲舒搞今文经学。
交相辉映的是,在货币流通层面,铜质五铢钱统一了货币,再没有先秦的货币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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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节:王莽古钱的奥秘
王莽古钱的奥秘 王莽,大家耳熟能详。 史书对他的评价确实不怎么高,看看京剧里的大白脸,就是历史对他的评价了。他是篡位得天下的皇帝,后世对乱臣贼子的痛斥往往就是:
“某某,莫非你还想学王莽不成?” 不过,按照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王莽似乎不应该是逆臣贼子,既然你祖宗刘邦可以代秦以汉,老子当然可以代汉以新。
王莽幼年时比较贫困(莽独孤贫),但聪敏好学,在当地名声也很好,后来通过姑母(皇后)裙带关系进入朝廷中枢。掌握实权后,鸩杀汉平帝刘衎,之后接受哀帝刘子婴禅位,国号新。
王莽期间,对朝廷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刘氏豪强,《史记》记载当时刘氏宗族已经“赊贷郡国,人莫敢负”。 王莽篡位得到皇位,但篡位的皇帝也是皇帝,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于是便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抑制地方豪强。最有特色的是土地政策,王莽把全国土地收归己有 ,不准买卖。如果这个政策能推行下去,当然王莽就是全国最牛的人,可以牛到没人敢跟他叫板。可是,全国土地都是你的,灭了刘氏宗族,那全国的人民也都彻底没指望了。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就是说,这严重破坏了资源流动,经济必然会陷于萧条。
当然,经济没有陷入萧条。 因为,王莽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权力不可能真正控制资源流动,也许会在一定程度限制资源流动,但绝不可能改变经济进程。 王莽只好假手货币了,他推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货币政策。王莽太有才了,居然同时搞出了 28 种货币,大家可以自己按排列组合算一算,这需要多少种换算才能回答“钱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如果把新朝王莽期间的货币换算完,大概需要几页纸才能说清楚,因此对此粗略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王莽发明了很多种货币就可以了。
不过,王莽为什么要这样呢?莫非古书看多了,成了书呆子。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莽绝对不是书呆子,书呆子没有篡位称帝的本事。 28 种货币说穿了也简单,以不足值货币代替五铢钱,洗劫财富,除了花样太多,跟刘彻造三铢钱的意图没啥两样。虽然史书讲王莽托古改制,将龟壳、珠宝当钱用,而且每次总用古书作为依据,但币改目的却只有一个:强化政权,打击对皇权的挑战(输御府受值 ,齐众庶)。
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五铢还是八铢,大部分钱仍然在刘氏宗族手里,只有废掉他们手里的货币,才能集中财富,才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刘氏宗族的根基。 推行新币,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可惜,王莽生错了时候。 文景之治之后的西汉消灭了同性诸侯,中央政府正处于权威巅峰,匈奴与汉朝征战历来已久,外患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即使如此,刘彻也不得不废止三铢、四铢钱,取而代之使用五铢钱。
王莽篡汉之前,汉元帝刘奭仁弱、汉成帝刘骜昏聩,朝廷处于弱势,王莽接掌的本就是一个弱势皇权,刘氏集团肯定不会顺从他的新朝。 再者,王莽的 28 种货币实在太离谱了,指望任何人记住 28 种货币互相换算,不是不可能,是很不实用。 实际上,无论刘邦、刘彻还是王莽更替币制,目的只有一个:巩固自身权力,消灭挑战。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不能允许与自己竞争的势力存在,正是为此,货币演进一次次被皇权的争斗打断。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第 24 节:铜臭的由来
铜臭的由来 汉室终于灭掉了王莽,刘秀当上了皇帝。
与常识相反,刘秀登基后并没有颁行五铢钱。道理比较简单,刘秀当皇帝也要垄断权力,王莽时的大泉、小泉虽然十分繁复,却是一个搂钱的好办法。好办法当然不能废弃,先凑合着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找到史书中刘秀之后几代帝王的铸币记录,大概王莽的“古钱”实在是好用。 中平三年(186 年),这个时候已经轮到汉灵帝刘宏当家了。 刘宏是个生意人,就是买卖比较特殊:倒卖官位。 要说刘宏祖上就曾干过卖官的营生,不过那时也就是小打小闹,卖个把爵位,最多与官吏平起平坐,混个脸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刘宏却发展到卖司徒,也就是宰相。
他曾把司徒的职位以 500 万钱卖给晋州望族崔烈,收钱交货的时候却后悔了。在册封典礼上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我怎么半价就卖给你了。崔烈的儿子没有领会父亲大人做官的深意,却赋予老爹官职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 “铜臭”! 卖来卖去,刘宏的天下被搞得很不太平。 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张角的人爆发了,与一般农民起义领袖相比,张角开了一个先河,因为他不仅是军事统帅,还是精神领袖。陈胜、吴广拉杆子造反,目的很直接:你富我穷,用暴力平均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张角就不同了,因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声称自己可以去祸消灾,为造反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等到信徒过几十万的时候,张角在京城散发传单——“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意思其实很简单,跟董仲舒也差不多,不过更直白些:现在该老子做皇帝了。 我们不评论张角起义的先进性和他到底代表谁,张角创立太平道确实开了一个先河:将神与现世融为一体,以神的力量号召民众,神的意思是只求当世,不问来生。不知道张角是否真见过太乙神仙,估计没见过,否则也不能以神自居。至于张角是否能替代神灵向人类赐福,那还得看你的造化:如果你死掉了,证明你就是魔鬼,活该;如果侥幸活了下来 ,当然是大仙法术高强。
向神性求得生之欢,人性会替代神性,如果神性便是人性,那神又有什么意义?
第 25 节:汉朝借贷 汉朝借贷 汉代最早的信贷记录是开国皇帝刘邦留下的,严格说起来那时还是秦末。当年刘邦混得很不怎么样,常常在当地酒馆赊账,至于最后是不是还了,实在没人能说清楚,这也算是一种商业信贷吧。
第二次信贷记录,刘邦的角色同样不光彩。 高祖十一年秋(公元前 196 年),刘邦率军征讨黥布叛乱,留下萧何看家,突然有一天刘邦嘀咕,“萧何不会把我取而代之吧”(彼可取而代之),于是派人回汉中看看萧何在干什么。
萧何见到来使,立时明白了刘邦的用意。于是他在汉中故意赊买土地,说白了就是不给钱抢人家土地,很霸道。萧何大概是第一个以贪财向君王说明没有异志的人,虽然后来很多人用着不是很灵光。
是啊,有异志的话就不用贪财了,直接把天下贪了。 在刘邦赊酒,萧何赊土地这两件事里,我们看到汉初应该就有商业信用存在了。这里不想歌颂王侯将相,总拿帝王将相做例子,实在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都是王侯将相,“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没错的,可史籍记载下来的都是狗熊。
对了,民间信贷记也有记载,不过是高利贷,而且是皇帝去借高利贷。 汉代高利贷的规模应该已经很大,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爆发了七王之乱。动刀动枪需要钱啊,可景帝当时很穷。 随行的贵族和将领只有向长安高利贷资本借款,高利贷者当时被称为“子钱家”,本金被叫做“子钱”。扯旗造反的吴王号称“金钱在天下者”,你却要借钱打仗,胜败未分,子钱家不肯借钱出来。
本来嘛,你要是输了不仅要损失本金,搞不好还要把命搭进去。 此时,长安无盐氏显示了自己的魄力,向出征军队借出千金。七王之乱平定后,无盐氏获得了十倍利息(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从此发家(用此富爵关中)。 皇帝本人也有信贷记录,也就是官方借贷。 中国皇帝得在小民受灾时施恩,以表示自己眷顾民生,方法就是向小民借款,汉朝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记录,但语焉不详。《汉书》的记载就比较明确了,《汉书》中“赈(振)”和“赈贷”是两个意思,“赈”是指直接赈济,“赈贷”则指放贷款。这也难怪,子民都受灾死了 ,皇帝想抢劫也没地方了,其实死掉倒不怕,就怕不死拉杆子造反,这才是最糟糕的。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山东(今华山以东)发生水灾,水灾之后恢复地力需要几年时间,长时间赈济成本很高,于是刘彻把 70 万灾民迁徙到会稽,衣食由朝廷供给,迁徙后生产工具由朝廷赊贷。
这是汉代文字记载的最大规模借贷。
※ 第 26 节:启蒙的幻灭(1) 启蒙的幻灭 汉帝国终于在黄巾军旗中湮没了,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汉朝不足区区 500年,却终结了一个时代。 在货币层面(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整意义的金融),先秦时代是生产与交换的完美结合,世俗权力既然没有达到统一,便不可能以权力约束货币流通。齐刀、楚贝、秦布交相辉映的背后是中华先民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这种追求虽然会公然诉诸于武力,然而并不可耻,因为春秋五霸的征伐,锋利箭镞的背后同样是双方经济进程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世俗权力和居民都存在公平性,当权者为了获得经济实力必须减轻掠夺,因为居民也可以选择迁徙来逃避。
那个时代不可能指望有文明的战争,何况战争本身就不怎么文明,走出茹毛饮血时代,将战俘作为奴隶总比直接杀掉祭司鬼神更好。征伐中,可耻的是以世俗权力牟取财富,孔子云“君子耻言利”即指此。
嬴政征服了六国,建立了没有竞争的世俗权力,并试图以皇权意志取代自由流通的货币。由此,货币变为权力牟取财富的手段,货币争辉的图景也变为毫无生气的方孔圆钱。如果说孔子的祖先崇拜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在汉朝就转换为人对人的恐惧。
在这里,没有竞争。 你有能力,我就收买你。 你不听话,我就囚禁你。 你不服从,我就杀掉你。 无论是秦半两、三铢还是大小泉,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铸币聚揽财,杜绝与皇权竞争。当货币寄托了皇权的妄想,便无法承载经济进程,货币的经济作用最终也将在皇权统治下幻灭。
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秦汉时代,皇权开始主宰经济进程,自此,中国历史开始缺乏竞争制约,也必然使世俗权力从创造转换为掠夺。当掠夺超过极限,小农接近灭亡,就会演化成为暴力反抗。暴力反抗以破坏为手段,摧残世俗权力,同时也摧残经济进程,而每一次暴力反抗中最先遭殃的就是货币。
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周而复始的怪环。 无字小钱=无钱 京剧中,董卓的脸谱也是一个大白脸。 很多时候靠京剧脸谱评价历史人物很不靠谱,因为京剧十有八九是君君臣臣。但董卓确实是坏人,是坏人中的坏人,虽然未必坏到绝后,却绝对称得上空前。 《汉书》记载了汉末的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是诅咒董卓死掉。 史书中的民谣未必真曾流传,却是历史对董卓的基本评价。 但凡能在史籍上留下只言片语的都是牛人,都有特殊才能,起码现在每年的十大杰出人物有 99.9999%(小数位趋于无穷)不可能在千年后的史书上流传。 牛人,未必是好人。 能留下名字的人,说得文明点,无论好人坏人,都有理想;说通俗点,无论伟人俗人,都有念想。大家图名、图利,总有个追求,都有个想法。但董卓这个人,以我的智力,想了很多年也没明白,他究竟想干什么。
董卓出身于陇西士族,年轻的时候勾结诸羌酋长组织叛乱,后来,不知哪位地方官如此没脑子,竟然任命他出任兵马攒(州军首领),他就反过来打击羌族。而且,董卓实在没什么军事才能,面对一群农夫出身的黄巾军,竟然屡次战败,要知道,他手下的士兵可是职业军人,黄巾军,则是一群农民。
灵帝薨,董卓借外戚、宦官同时衰微之机另立汉献帝,就此掌控了朝廷中枢。
第 27 节:启蒙的幻灭(2) 不论董卓掌控朝政的合法性,反正皇帝是“地主阶级总头子”,他们祖宗取得皇位的历史一般都不怎么光彩。
问题是统治者个人杀伐决断会影响整个帝国,一个好的当权者或许能把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就是坏的当权者,抢劫也总会有个限度,起码不会明抢。 一般来说,当权者打击异己,或者敛财,总会有个章程。强势者总会设计一种制度 ,或者说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被剥夺者有苦难言。虽然制度设计存在很强的剥削性,但总有制可循,被剥夺者可以在能力范围之内适应、改变这个框架,可以阳奉阴违,甚至拒不执行。
比如,汉朝币制:无论三铢、五铢、八铢还是新朝王莽古钱,其实都很不厚道,属于背地里阴人,本质都是为皇权打击异己。即使如此,社会说到底还是有规范的,居民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董卓是个实在人,实在人不在背地里阴人。 董卓拿出来的办法,是明抢。 在都城洛阳就直接纵兵“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这就比较离谱了,就是说,坐在家里,也会进来一群官兵,直接抢劫,而且保证你无法报警。 明抢,当然会犯众怒。 刘岱、张邈、鲍信、袁术、曹操、孙坚、王匡……你知道的、不知道的,纷纷起兵,共推袁绍为盟主,组织联军讨伐董卓。 董卓应对的方式,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他下令把洛阳城方圆二百里内所有的宫殿、衙门、民居等,一律烧尽,尽掘汉代诸帝坟墓,取出殉葬品,然后屠戮居民,然后跑到了长安…… 跑到长安,董卓总算吸取了点教训,不再直接纵兵劫掠都城。于是,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币值更迭——无字小钱。 初平元年六月(190年),到长安后仅4个月,董卓就下令融毁五铢钱、洛阳铜器,还有秦始皇收天下金铜铸造的铜人(12个被毁了9个),改铸小钱,即臭名昭著的无字小钱。
所谓小钱,到底有多轻,史籍没有记载,从现在出土文物来看,必定轻于2铢钱,不足1克,没有纹章、没有钱缘轮廓,简直就是破烂。 小钱问世,搞得长安一石米要3万至4万钱,实在是有点夸张。虽然三铢、四铢钱也是掠夺财富,但好歹还是钱币,而且朝廷要靠自身信誉推行。董卓小钱完全靠武力推行,这已经不是铸钱,是赤裸裸的抢劫。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生存极限,就会转而掠夺自己的同伙,很快董卓以小钱支付军款。貌似强大的统治者,真正失去民心时,军队会放下屠刀,甚至会掉转刀口,因为军队和他的支持者本身也是被掠夺者。
董卓的下场当然是罪有应得,最终,曾经支持他的手下(吕布、李肃)干掉了他,“吕布戏貂蝉”就是在这段历史上演绎出来的。 很难明白,董卓为什么如此裁度国家政事,喜欢用明抢的方式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如果董卓只是一个土财主,他最多也就为害一方;如果他是一方诸侯,最多也就祸害一个地区;很遗憾,董卓是当权者,要祸害全国。
◇第 28 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拜《三国演义》所赐,京剧把曹操也塑造为一个大白脸,还有,看《三国演义》的人远比看《资治通鉴》的多,所以人们一提到曹操,总的感觉是这个人不怎么样。
不过,罗贯中太高看曹操了,无论前期的吕布、刘表、袁绍,还是后期的刘备、孙权,基本上没有人听曹操指挥。从历史事实来看,曹操也没有称帝,最多只是魏王,反而是《三国演义》倍加称颂的刘备率先自立为帝。
毕竟,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不一样。 小说,对与错,善与恶,泾渭分明。因为,小说可以虚构,可以美化。 历史,不行。因为,历史是真实的。因为真实,所以残酷。所有人物,无论忠奸,都是集功罪于一身。无罪者,同样也不会有功。
曹操才出道的时候,正赶上董卓当政,也不容易。当时,黄河流域基本已经变成了屠宰场,不同的是,被屠杀的是苍苍蒸民。
186 年,曹操为避免被董卓杀掉,“散家财,合义兵”,聚众五千人起家,10 年经营 ,建安元年(196 年)迎汉献帝。这之后的历史,尤其是曹操曾说过一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至今仍被当做口实,被骂了两千年。
实际情况是,董卓死后黄河流域经历了近几十年混战,终于曹操统一了北方,居民可以修养生息了。
曹操本是下层士族,靠武功起家,虽然迎汉献帝,却不可能拱手让权。主政之后,他起用了大批寒门子弟,甚至“不拘微贱”,士族开始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是啊,要是都用汉室旧臣,要不了多久曹操就得被人拉出去剁了。
曹操是否废立汉献帝,其实与士族个人理想并无多大关系,但和他们的饭碗却有很大关系。虽然士族没有胆子跟曹操死磕,但是,他们同样希望靠近皇权中心,与其说士人拥戴汉室,毋宁说希望以此向曹操交换。当然,个把人表现有点过头,被曹操拉出去砍了,也不是没有。
小时候听袁阔成讲《三国演义》,经常听到诸葛丞相屯田,实际上,屯田最成功的是曹丞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曹丞相在屯田过程中禁止士族兼并土地最为彻底。
屯田,是因为有流民。流民,即流离失所的人民。没有任何牵挂,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过明天,一旦活不下去,就会成为乱民,也称,农民起义。
汉末军阀混战之后,留下了大量荒地,而士族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耕种土地,他们同样没有足够的农民。兵戈熄灭后,流民也希望安定下来,如果没有一个强势者给流民分配土地,荒地就会集中于士族之手,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这往往又是乱世之源。
曹操不希望这样,屯田,有两种方式,或招募流民耕种土地,或直接分给军队耕种 ,至于士族,一边站。
在某种程度上,骂曹操的话应该反过来说,他才是真正的汉室功臣。 蜀、吴两国也实行屯田政策,但是很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禁止豪强兼并的土地 。
《三国演义》常常描写百姓跟着皇叔刘备逃走,现在看,恐怕跟着皇叔逃命的不是百姓,是豪强。百姓不可能自备干粮陪皇叔一路逃到蜀汉,那得吃多少粮食啊,皇叔家也没余粮啊。
三国鼎立之后,曹操以及后来的魏国并未铸币,一直使用五铢钱。
这倒不是因为他忙着出去砍刘备和孙权,主要是战乱中人们都快饿死了,哪有剩余用于交换,既然有五铢钱就先凑合着用吧(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三国期间,很多地方已经退化为自然经济,但在曹魏统治地域,除了偶尔对付诸葛亮,还算太平,农耕恢复、货物再次流通,甚至“通胡市”。
▲第 29 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2)倒是备受称赞的刘备,在蜀汉搞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无字小钱、半两钱、五铢钱、货泉、直百五铢(“直”字通“值”)……其中“直百五铢”是一种虚值货币,当一百枚五铢钱用,重量当然比一百枚五铢钱轻很多,以此作为搜刮手段,因此蜀地“物价翔涌”。
与曹操相比,诸葛亮也不是《三国演义》中那么神机妙算,现实中,他甚至有祸国殃民之嫌。魏、蜀、吴三国鼎力,蜀国最弱,从地势上看也应该采取守势,诸葛亮却五次北伐(并非《三国演义》中所谓的“六出祈山”,五次北伐只有两次出了祈山),耗尽了国力,本人也死于征途五丈原。
220 年,曹操去世。 总结前辈经验,其子曹丕终于在施政过程中承认了士族特权,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即按照士族地位分配官位,并在经济上予以优待。曾经拥戴汉室的士族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曹丕顺利成为皇帝。
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265 年,曹操的曾孙曹奂被司马炎逼迫退位,当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就这么对付汉献帝,如果曹操地下有知,没准能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无论怎样评价,265 年,司马氏晋王朝终于建立起来了,史称西晋。
晋朝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因为,自己没有铸币。没有铸币也没关系,理论上,可以像魏国一样使用汉代旧钱,或者使用东吴、蜀汉旧钱。虽然没有货币,但司马炎经济意识很强,照样很能搂钱。
司马炎主持编纂的《晋律》规定,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判什么刑,不仅因为你犯什么罪,还要看你出多少钱,司马炎大概是第一个明文规定可以用钱赎罪的中国皇帝。当时,鲁褒作《钱神论》讥讽世风,“钱之为体,有乾有坤,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至于手上的官位,当然也是司马炎牟利的重要方式。 一次,司马炎问国子祭酒刘毅: “你觉得汉朝哪个皇帝能跟我比?” 司马炎满心希望答案是汉武帝或者汉光武帝,但刘毅的回答让司马炎很失望,曰:“桓帝,灵帝。”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把皇帝比作“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刘毅还不过瘾,又强调了一下:“还不如他们,桓帝卖官,收入归国库;你卖官,收入归自己(桓、灵卖官钱入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不对。
司马炎爱钱,但还没到董卓的份上,否则也不能开国称帝。司马炎不是糊涂蛋,卖官搂钱,另有深意。 汉末、曹魏时代,长期的割据征战耗尽了秦汉以来的皇权势力,富豪重新获得了地方的统治权,随着“九品中正制”确立了士族地位,西晋时代表地方豪门的士族已成气候,农民依附士族就可以不缴税。就连司马懿本人都自称“诸生家”,而且娶士族高门之女杨氏,以提高自身门弟。以司马炎的实力,灭三国尚且费了牛劲,直接屠戮士族根本不可能,皇权还需要依靠士族势力维持自身统治。但司马炎也不可能看着士族势力挑战皇权权威,他拿出的办法就是削弱士族经济实力。
一定要打击士族。 汉朝七王之乱历历在目,显然封同姓为王对皇权的挑战也是很强的。不过,这个时候司马炎还顾不上这些,他要靠同宗同族打击士族。于是,司马炎一反秦汉以来的皇族虚封制,恢复封建,封皇族近亲为国王,希望培养皇族对抗士族。同时,在中央政权,重赏皇族压制士族高门。
第 30 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 士族不全是白痴,看着自己的利益一步步被蚕食,当然要抗争。 斗争在司马炎帝位继承权问题上爆发了。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一个绝顶的白痴,快饿死的时候“何不食肉糜”,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伪命题,就是司马衷提出来的,而且绝对原创。 司马炎想废掉司马衷,皇后杨氏坚决反对,理由是必须立嫡立长。 杨氏根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所以要立司马衷,是因为他太蠢,即位后她可以由皇后升格为太后,当家做主人。再次重申,杨氏,是司马炎为了提高门阀从士族高第中娶回来的。
司马炎VS杨皇后=皇族VS士族。 司马炎临死诏司马亮辅政,不过杨氏将遗诏改为杨骏(杨氏之父)辅政。第一回合,士族胜。 白痴司马衷终于登上了帝位。士族当政时代开始了,世界变得一团糟。 司马炎分封的皇族终于显现出力量,汝南王司马亮在新皇后(贾后)支持下杀掉了杨骏,并重掌朝政。在政治舞台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盟友,昔日同盟今天可以兵戎相见。灭掉杨氏之后贾后和司马亮开始了新的斗争,皇族不甘心自己在朝廷失势,元康元年(291年)司马亮发动了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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