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战争史，所以没有记载八王之乱的征伐，大家只要知道士族和皇族的势力同时被兵锋涤荡，晋朝的实力在战乱中衰败、衰败、再衰败，直到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 ，终于酿成黄河流域的五胡乱华、异族十六国混战。317 年，司马家族被赶到江南，司马睿在江南称帝，史称东晋。
在上述图景中，根本看不到商品流通、经济演进，曹魏以来仅存的一点建设成果被挥霍殆尽，中原大地曾经叱咤风云的秦汉帝国，到了西晋竟然连货币都混没了。 第二回合，皇族、士族全部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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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节：南宋两场货币辩论赛
南宋两场货币辩论赛 东晋、南朝（317—589 年）中国南方先后出现 5 次政权交替，除了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的侯景之乱，基本都是取代者具备绝对优势，南方没有因为统治者更迭出现大规模械斗，因此南朝的经济和商业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即使如此，仍然以谷帛实物交易为主，到那里做生意都得背一堆粮食、布匹。没法子啊，兵荒马乱的，没实在东西没人信你。
无论现代学者怎样斥责当时的统治者穷兵黩武、掠夺农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商人或者团体比统治者更有信用，虽然统治者本身确实不怎么有信用。鉴于统治者还有信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终于开始再次铸币（四铢钱），统治者虽然也是强盗，但这个强盗实力相对强一些，信用实在是比大家好，用四铢钱总比背着粮食布匹来回乱跑好。
刘义隆比较厚道，说铸四铢钱，就是四铢，一点没偷工减料。不过，除了四铢钱以外，当时使用的还有前朝所铸五铢钱。
四铢钱与五铢钱哪个更贵？针对这个问题刘宋王朝开展了两场辩论。 辩题：一枚五铢应该当两枚四铢用吗 正方辩手：刘义恭，职务：王爷；沈演之，职务：京都卫戍区司令员（中领军）。反方辩手：何尚之，职务：内阁副总理（尚书令）。 现在由正方辩友陈词。 刘义恭：东晋以来，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现在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扩大货币发行量，如果五铢钱值两枚四铢钱，那中央政府既不用费铜 ，又可以扩大货币发行，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结论：一枚五铢钱应该等于两枚四铢钱。 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何尚之大概是中国第一代货币数量论者，他在辩论中提出：一国货币数量并不改变商品多少，货币数量仅仅改变商品价格。如果一枚五铢钱当两枚四铢钱用，现在民智未开，你弄两种货币出来，群众分辨不清，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会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举例说明，王莽的 28 种货币就很离谱，最后因此亡国。
结论：一枚五铢钱不应该等于两枚四铢钱。 辩论会结束后，主持人刘义隆宣布：正方辩友胜出，在他的地盘上一枚五铢钱可以当两枚四铢钱使用。
平心而论，刘义隆没有铸不足值货币，因为五铢钱也不是他铸的，所谓五铢钱是前朝发行的铸币，他没有从中捞到好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五铢钱多在富户手中，当然富户以刘义隆为代表。突然宣布改变币值，拥有五铢钱的人的财富立刻增加了一倍。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 年），这时候坐皇位的是刘骏。此时，经历了刘义隆创造的“元嘉之治”，南朝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货币流通更为普遍。
第二场辩论赛发生了。 辩题：货币可以私铸吗 正方辩手：沈庆之，职务：高级军官（始兴郡公），学历比较离谱，他是文盲。反方辩手：颜峻，职务：省长（丹阳尹）；刘义恭，职务：王爷。
正方辩友沈庆之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沈庆之大概是第一个原市场教旨主义的文盲经济学家，居然在辩论中提出有指导的自由铸造劣币，就是说：铸造不足值铸币，应该在官府指导下铸造，官府要收 30％，原来流通的五铢钱、四铢钱统统由官府存放。如果放开了私人铸币，铸币发行量会猛增，也不用愁没铜了，市场一定会更加繁荣。鉴于以上理由，可以有指导性地私铸货币，比如二铢币。
结论：货币可以私铸。 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正方辩友的观点是错误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关键是截流，比如皇帝刘骏的选美问题就不能搞，要增加铜的供应，首先应该考虑没收民间铜器，不是铸造不足值的铜钱。至于自由铸造二铢币，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馊主意，断不可行（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
结论：货币不能私铸。 很遗憾，虽然刘骏没有相信沈庆之，这个馊主意后来还是被宋废帝刘昱采纳了。刘昱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并非不靠铸币搂钱。刘昱宣布，铸钱是可以的，只要先交给他 30％的抽头。这等于宣布可以把四铢钱贬为 2.8 铢钱，而且私铸者为挣钱还可以继续再贬，二铢钱（又称“鹅眼钱”）堂而皇之问世了，搞得“斗米一万，商或不行”。
第 32 节：黄金与土同价(1)
黄金与土同价萧道成（427—482 年）废掉了宋顺帝刘准，建立了南齐王朝。南齐立国虽然只有 23年（479—502 年），但开国君主萧道成却是一个雄才大略的英主，曾发下宏愿——“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黄金与土同价，有两种解释，先说第一种解释：黄金非常便宜，人民非常富足。 萧道成看到了前朝南宋币制的弊端，“重钱患难用，轻钱患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从他的施政过程来看，他对货币是有一些设想的，也曾设泉府，买铜、炭，准备铸币。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得病死掉了。
要成为有作为的开国之君，首先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仅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搞不好半拉国家的人都要死掉，比如司马炎；之后，还得干掉同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毕竟这帮家伙握刀把子出身，很不靠谱，比如刘邦；还要收拾前任王朝留下的烂摊子，让人们休养生息；最后，才有可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萧道成来说，做完了所有的事情，就剩下大展宏图，却死掉了。 只能说，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齐武帝萧赜继承了皇位，萧赜对铸币没有什么兴趣，只铸过一次币——南齐五铢，也是南齐唯一的一次铸币。萧赜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而为之，永明初年（483—485年）一石米只值几十钱，一匹绢仅值 300 钱，“钱贵货贱”，也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萧赜这么干，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的宏愿，“当使黄金与土同价”。不过 ，钱贵货贱，倒霉的照旧是百姓。
南宋永初年间（420—422年），一匹布市价600钱，税500钱，到了齐武帝一匹布市价只有100钱，税仍是500钱，平白无故要多缴4匹布，这个数字实在是有点离谱了。如果用钱缴税，朝廷只收圆钱和大钱，民间流通的钱大多经过剪凿，剪凿的钱只能以二当一，应缴1000钱，最后基本要缴到1700钱。
鉴于实在太黑了，永明四年萧赜下诏规定“钱帛相半，以为永制”。 去留，尽是民脂民膏。 再说第二种解释，黄金与土同价，也可以解释为：土块非常昂贵，与黄金一个价格 ，即传说中的通货膨胀。这种解释，可以用来描述南齐的继承者，南梁。 南梁梁武帝萧衍主要简历和评价如下：南齐地方、中央官吏，后创立南梁王朝；南朝最长寿的皇帝（历代帝王的重要理想之一）；著名文学家，而且并非因帝位而被恭维，称帝之前就和沈约、任蚄等齐名。
综上所述，萧衍的文采和长寿秘诀远比政绩更为出色，这也是他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原因。萧衍称帝后，始终以崇信佛教著称，据说本人曾经四次出家为僧。按佛教的说法，万事，有因，才有果。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论大、小朝代更替，开国之君一般都靠武力起家，唯独萧衍比较特殊，虽然他也有武力支撑，但更重要的手段是挑拨南齐皇室骨肉相残，终于毁掉了南齐柱石，他趁机称帝。由于军事实力很弱，萧衍始终借助士族对抗萧齐皇室，实际上，南梁是南朝士族势力最强盛的一个朝代。
信佛，是因为心里有鬼啊。 萧衍很不厚道，与他的皇帝前辈一样，称帝后他同样致力于打击士族。何况萧衍和士族实在称不上袍泽或战友，他们在一起的主要工作是阴谋、诡计以及谋杀，从来不露面，背后捅刀子。
鉴于曾经目睹南齐皇族内乱，萧衍一反南朝虚封制，他的子孙几乎掌控了全国所有军事重镇。萧衍希望借此凝聚皇族势力对抗强大的士族，同样为了这个目的，他对皇族几乎不加约束，即使谋逆这样的罪名，也只是训斥而没有惩罚。
另外一拨被萧衍拉起来的，是寒门子弟。 皇族人丁毕竟单薄，他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生育能力再强，也不可能超越高门士族。寒门子弟终于找到了出仕途径，进入五经馆，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国家行政学院”，如果考试合格，就可以被授予官职。虽然依旧不能身登高位，但总归是有进仕途径了。
▲第 33 节：黄金与土同价(2) 对中国历史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虽然此时还不成熟。短时间内，寒门子弟还不足以支撑萧衍对皇权独霸天下的欲望，培养寒门实力需要时间。 不需要时间的，是铸币。 士族有势力是因为有钱，有粮，有地盘。 皇族、寒门要有势力，同样要有钱，有粮，有地盘。 没钱，可以自己铸。换句话说更贴切，没钱，可以自己造。
南齐主要使用前朝古钱，毕竟自己没多少古钱，所以，南梁萧衍当政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铸钱。目的，是发给自己人花。 只是萧衍铸钱，比较特殊，因为他虽然也铸铜钱，但更主要的材料，是铁。萧衍在位期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朝廷大规模铸铁钱。 但是，铁钱还是铁，广大南梁人民都知道，那玩意儿比铜便宜。便宜的钱，就是皇族拿去花，照样不好使。而且，铁钱币材易得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皇族易得；另一方面，士族也易得。皇族可以自己铸，士族同样可以自己私铸，难不成还把我们都砍了？ 公私铁钱由此充斥市坊，终至“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大同年间（535—546年），这种铁钱已经无法使用，倒是士族，往往用这些玩意来缴税，去忽悠萧衍。
萧衍在位 48 年，重皇族、轻刑罚、发铁钱。 这些，他在位的时候确实没问题，因为他对子孙具有绝对权威。他快死的时候，事情就难说了，这群被娇宠惯了的皇族确实是皇权的依靠，但大家如果都想成为天下第一人，事情就麻烦了，毕竟皇位只有一个，大家都去争，结果就只有战争。
萧衍想培育皇族势力，结果，对皇位的垂涎引发了皇族叛乱，南梁中央彻底丧失了权威。萧衍的子孙也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皇族最下贱、最卑劣的一幕：皇族子孙纷纷对内称帝 ，却对外称臣，引异族势力打到国内，终于引致了侯景之乱。萧衍本人也在叛乱中饿死，信奉佛教的他以一种痛苦的方式奔赴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银钱放贷中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有很多传说，据说周穆王时就有神佛“化人”东来，也有传说言孔子知西方有佛；张骞通西域、霍去病攻打匈奴，都有可能把佛教带入中土。 以上说法，皆无据可考。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已经颇为兴盛。 人生在世，无论平民还是皇族，无论强者还是弱者，都会遇到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可能皇族、强者遇到的麻烦比平民、弱者更多，即使控制资源，即使他们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南宋皇室自刘裕称帝后共有158个男丁出生，其中114人最终死于非命：子杀父者1，臣杀君者4，骨肉相残者103，被人杀者6，看来皇室的大部分男丁都被自己兄弟、叔侄甚至是儿子给杀掉了。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 某人在战乱中死掉了，亲人很悲惨，于是痛恨这个世界。连皇帝都经常被干掉，那就比较可怕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乱世。 如果你信佛教的话，佛祖会告诉你，虽然你死掉了，但精神不灭，被干掉是因为上辈子没积德（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虽死，神当其殃，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精神还会轮回。
◇ 第 34 节：黄金与土同价(3)
下辈子混得怎样，就要看这辈子是不是积德。
综上所述，佛教告诉人们，你要积德。之所以在“要积德”前加“你”字，并非泛指，而是特指非佛教徒，佛教徒就可以考虑不积德。
南北朝佛教流行“净土宗”，根据教义必须大修功德才能取悦佛祖，所谓积德就是为佛教搞基本建设，建大佛像、大寺庙，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弘扬佛法，才有利于修行。
至于建设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搞建设必须有钱，无论如何“食气辟谷”人体都要摄入淀粉和蛋白质，佛祖不会真的下凡赐信徒金莲花，即使是最虔诚的也要吃饭。
于是，佛教徒必须化斋，《西游记》里的唐僧就经常差孙悟空去化斋。 “悟空，去化些斋饭来”，等于说“悟空，去要些饭来”。 任何时代的僧侣都不可能指望化斋吃饱，尤其是南北朝。因为佛寺太多，仅南齐都城（邺）就有 2800 多座寺庙，供养僧尼 8.2 万多人，靠施舍肯定养不活这些僧侣。毋庸置疑，南北朝僧人的法力不如齐天大圣；无可否认，他们却绝对更有面子。
佛教徒的主要工作，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念经，超度众生。 南朝佛教徒的主要工作，他们认为，应该是享受，被超度。 南北朝，戒行高洁的僧人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蒙事的俗人。因为我们看到 ，史籍经常记载南北朝寺庙不但设酒坊酿酒，还“沽于市”，而且设屈室淫乱。当然，虽然僧侣很多，更多的还是低级僧侣，大概相当于以前的奴隶。或者，比奴隶更惨，奴隶主最多只能在肉体上剥削奴隶，低级僧侣却要在精神上服从，因为他们可能反抗的是神佛。
可惜，他们拜的不是佛，而是本和他们一样的凡人。 即使如此，在南北朝出家，也绝对是一份非常有前途的职业，“入者则尊，归依则贵，居必方城，白璧朱门”，比现在的 CEO 拉风多了。僧尼拥有役徒、婢女，出则必车，归则必浴，据《南史》记载，南朝“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虽然有夸张之嫌，但名僧、高僧占有很多土地，却必定是事实。
如果混到寺庙住持，甚至是朝廷僧官，即使不奔赴西方极乐世界，在人间就可以提前享受到成佛的乐趣了。
最牛的，还不是提前当神仙，而是经营房地产。 北魏都城三分之一的房地产是寺庙，比现在什么××地产、黑中介都雷人。寺庙信奉佛祖，专营房地产似乎很不体面。于是，僧人想到了周济他人，这项业务名称叫做“僧邸粟”，用途是“至于俭岁，赈济灾民”。“僧邸粟”的定位超越了贫民，上至王侯 、下至商贾，都可以来寺庙借贷。
行了，直说吧。 “僧邸粟”就是高利贷，利息很高，高得离谱。 北魏年间，宣武帝元恪下诏，诏书为寺庙贷款规定了基准利率，利息合计不得超过本金的 100％（收利过本，毋复征责），利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那年头没有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所以南北朝寺院同样面临不良贷款，不过僧侣们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倒不是他们法力高强，而是替他们收债的往往是官府。不敬佛祖暂时还问题不大，因为要等来生才能报应。不听官府的话，问题就大了，马上就会有报应。
平民没有偿还能力，必须以土地甚至个人抵债，“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弃子伤生”、“自缢而亡”。
第 35 节：黄金与土同价(4)王侯借贷不还，看情况而定，如果是当红政坛人物，半借半送，如果是二线干部就弄点地产冲销坏账。连皇帝都跑到寺庙里出家了，想回去也得拿钱来赎，赎金少了都不行（据说有亿万钱，还不还价），还怕个把二线干部。
本来，佛家视金、银、奴婢、牛、羊、仓廪、贩卖、耕种、田园为八不净。从南北朝的僧侣来看，把八不净反过来说，似乎还差不多。 高利贷问题的伦理分析 高利贷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无法考证，不过，世界各地都有高利贷，当代有 ，古代也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利贷的名字是“出债”、“出举”，或者“举”，放债形式有质押和抵押。南朝初期有一笔高利贷记录，借贷双方级别非产高：放款人是镇守东晋历阳的左府参军刁逵，担保人是东晋顾命大臣王谧，而借款人更牛，是南宋王朝创始人刘裕，不过借款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混混。
刘裕是奴仆出身，年轻时还很穷，估计是抱着今人中彩票头奖的梦想，经常去赌坊厮混，不巧一次赊刁逵三万钱却输掉了。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刁逵的三万钱借款，是高利贷 。
刘裕没有钱，被刁逵绑在马桩上狠打，幸亏王谧替他还了账，否则中国就没南宋这个朝代了。这笔钱，刘裕当时肯定没还给王谧，不过王谧并不亏，因为刘裕称帝后没杀这个故国大臣，还对他照顾有加。至于刁逵就不怎么幸运了，在刘裕发迹之初就把他杀掉了。
看来放高利贷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至于高利贷利率，确实很黑。《宋书》记载，宋文帝期间，富户春荒时借100钱，秋收借款户要还1000钱，名义利率1000％，期限半年。借钱是短线，还钱是长线，短线、长线不是股票术语，而是指穿钱的绳子，短线绳子比较短，大约比正常短30％；长线比较长，大约比正常长20％。
如果没钱还，也容易，债主会卖掉债务人的妻女。看到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联想杨白劳，就算债主都是色鬼，抵债的妻女却未必都是美女。比被当侍妾更倒霉的是沦为奴婢，命运也更悲惨。南北朝时期，债务导致的奴婢问题很严重，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公布律令（529年），要求废除他管辖地面上的所有公私债务（诸有公私债负，悉皆禁断，不得征）。
元子攸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不用问，不行。 南朝也有官吏看到小农为债务所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方法是诈骗。《宋书》记载，南宋吴郡太守顾觊之的儿子顾绰很富裕，乡里的人都欠他钱（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债），顾觊之对此很担心，深思熟虑后跟儿子说： “你现在放债能顺利收回来，是因为我是地方官，我不当官了，你收债就难了，不如你把债务合同给我，我来替你收。” 顾绰大概没想过父亲会忽悠他，就把所有借条都给了父亲。顾觊之并没有替儿子收债，而是把借条全部烧掉了，而且还当众宣布，所有欠顾绰的债务，一律不需要还了。 顾觊之这么干，至少在历史上博得清名，至今有人以此教育当代官僚，不能贪财啊 ，看看人家顾觊之。 然而，无论是皇帝元子攸还是地方官顾觊之，他们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改变负债者的生存状况。从东方到西方，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到一般平民，对高利贷深恶痛绝之，认为高利贷是一种压榨，凭什么收这么多利息？可是当生命受到威胁，虽然知道借债之后结局会很惨，但为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借债人有其他选择吗？当然，好心的顾觊之可以一把火烧掉借据，能指望所有债主都烧掉债务凭据吗？高利贷虽然很黑，但毕竟是一种信用，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
不能单靠诏令和同情取消高利贷，因为既然是资本，就一定会寻找最高的回报，虽然这种回报会毁掉人类尊严。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以良知抵抗资本的诱惑。这些，都是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除了追求利益，还要追求大同理想。
此时，人类生存能力还很有限，高利贷常常逼人为奴，甚至逼人致死。债务人很可怜，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恐怖到极点，真正可怕的是没有挑战的皇权，那时，遭殃的就不仅仅是个把债务人了。
◇ 第 36 节：逝去的贵族(1) 逝去的贵族 “士”本是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人，没事能游历列国，当然有钱，有钱才能成为当权者的统治基础。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富户看几本儒学典籍，再把自己的心得教给子孙就可以混成士族了，单纯习儒的富户，在中国史籍上另有专有名词，即“素族”。由“素”一字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政坛上，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群体。
士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祖先曾经是当朝显贵，主要包括军功世家、官僚世家，只有“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才是门阀士族。士族靠分权而存在，适合于春秋战国，秦汉以降他们开始成为皇权集中的绊脚石，因为皇权的欲望是无限的，历代帝王都致力于消灭来自士族的挑战。
秦立朝不过十几年，士族依然很兴盛；西汉朴立，“士”已经成为地方豪强的代表；东汉以后，中国政权频繁更迭，皇权根本没有充分的时间形成集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士族才形成了气候。
而且，皇权再猛也不可能骤然割断近千年的传承，况且，隋朝以前的皇权还不能找到一个完整的体制替代士族。不是皇权不想废掉士族，是不能废掉士族。 废掉了士族，皇帝的命令大概只能说给自己听听。 一个人，想创立一个王朝，必须成为一个猛人。其实，一个人猛一次并不难，甚至猛一生也很容易做到。 一个猛人也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仅仅军事上的强盛只能消灭对手，却不能必然保证可以建立一个帝国，猛人还必须有控制帝国的能力。 真正的猛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有效统治。 只靠武力统治的，不是皇帝，是土匪。 中国历代帝王，确实都靠军功起家，然而，军事上打倒敌人还远远不够，他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进而形成自己的权威。只有存在一个完整的体制，军事优势才能巩固，进而推行自己的治国意图，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另外的强者挑战。
在找到这个制度之前，皇权维护自己统治的方法，只有依靠现有最强的势力。 东晋之前，这个势力，就是士族；于是，士族有了自己的空间。 士族靠祖荫进仕，皇权对他们没有绝对约束力。既然权力来源于祖德，何必要尽心尽力侍奉皇帝，没有人天生适合被奴役，从优越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士族，更是这种心态。 皇权需要的，不仅仅是支持，还有服从。 然而，在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中，皇权基本上没有这个本事。要是有这个实力，鬼才会跟你废话，早把你拿下了。
第 37 节：逝去的贵族(2)虽然，西晋司马炎培育皇族势力，但杨氏当权后，士族再次取得阶段性胜利。东晋末年，在皇室不停的更迭中，士族终于取得了世俗权力。随之而来，魏晋南北朝演化为具有鲜明分权色彩的士族体制。
虽然时间很短，却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幕。 正是因为出仕源于祖德，也腐蚀了士族的进取心，东晋以降，士族开始鄙薄武事，虽然不排除个把人有军事天赋，但大部分人仍相当不靠谱。这倒不是说士族子弟一无是处，门第传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标，号称读圣贤之书，让他们去干具体工作实在是为难了。士族更适合于清谈玄学，优美的南北骈文就出自这帮无聊文人的手笔。
然而，治国方略不是文人笔下的浪荡情怀，能写出千古传唱的《别赋》，未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唐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李白，虽然混到醉卧长安皇城，也终究没在仕途上闯出名堂。就是今天，谁敢在公务员《申论》考试中写散文，哪怕你是鲁迅、胡适，保证你也被斩于马下。
恰恰是这种文人情怀强化了士族的衰落，每天想着诗词歌赋、吟风弄月的人，怎么会有心思按领导意图写好公文。士族子弟从心底看不上“俗务”，对公文照例署名，最离谱的人甚至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知道。
啸父出身会稽虞氏，属于南土高门，晋时曾任侍中，即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次宴饮 ，晋孝武帝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所献替邪？” “献替”其实是一个术语，意思是下面人提出的方略是否有备选方案，啸父竟然以为皇帝跟他要海鲜，因为他家乡近海。 估计，晋孝武帝当场就晕菜了，有这样一个办公厅主任，夫复何求？ 尽管如此，士族仍旧可以限制皇权，而皇权只能对士族有打有拉，这些人再愚蠢，毕竟是地方豪门望族，除了他们还真没有别人去贯彻皇帝的政令。 但是，士族体制却存在致命的缺陷。 门阀确实可以给士族出仕第一步，身登高位，却依然要取得帝王的信任，才能真正获得权力。而皇权的信任半径，其实非常狭小，狭小到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 于是，为了接近皇权，士族开始了无休止内耗，侨姓与吴姓之间，荆州和扬州之间 ，相权和相权之间，高门和庶族之间，高门和皇族之间……每一个高门士族似乎都面对着无穷无尽的仇杀。
他们的命运，其实也是激流中的浮萍，得失急骤、生死无常。 这种斗争，极具残酷性，士族不是西方城堡中的领主，他们在地方的经济实力，来源只是地租。即使在东晋鼎盛时代，无论士族在地方有多少土地，始终都没有取得领地行政权。
地租和行政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地租只是钞票，而行政权却是印钞机。行政权可以剥夺地租，反之，则绝对不成立。 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士族同样无法在地方上立足，他们将一无所有。虽然门阀给了他们一个很高的起点，但这个起点需要不断维护，方式则是靠近皇权。 因此，这种斗争，有去无回、有你无我，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士族其实也没有退路。在狭小的半径里，最终能胜出的毕竟是少数。 曹魏以降，皇权就不断禁绝士族高门兼并土地，南朝帝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起用寒门子弟执掌机要。虽然他们官阶很低，但士族独霸朝纲的局面已经开始动摇，梁武帝之后的侯景之乱更是涤荡了南方士族仅存的一点实力。陈朝亡国后，南方士族变为亡国之民，只能依靠联姻攀附新权贵，才能苟延残喘。
虽然士族跟皇族的角逐在唐朝才能揭晓最终答案，这并非由于皇权软弱，而是还没有出现合适的体制替代士族。 士族被皇权扫荡后，皇权拿出来的就是科举制度，说好听点，是兴办教育；说难听点，是凭皇帝一人杀伐决断。虽然寒门子弟靠科举进仕，但科举不可能挑战皇权。官吏所有的能力都来自皇权，甚至他们自身生杀予夺也掌握在皇权手中，挑战皇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另外一个皇权。
这种替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朝着士族分权的方式演进。 五代十国，中国曾经在集权与分权之间犹疑，如果士族战胜皇族，中国演进体制中可能就会出现多元化格局，从而整个制度演进路径将完全改变。然而，即使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士族天然的分权性使它无法形成一块铁板，即使夺权成为帝王，却又必然向皇权转化。
南朝以后，士族渐渐消失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贵族。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封建官吏，他们比士族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从这一点上讲，这个时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
究竟怎样评价这种制度演进，我们无法回答。
第 38 节：汉、隋五铢，谁更值钱(1) 汉、隋五铢，谁更值钱 581 年，杨坚灭宇文氏，建立隋王朝。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分裂，终于再次统一。 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对时间来说，这些人是帝王将相或是草根平民区别实在不大 ，结局无一不是随百草埋没。现在，知道刘义恭当过皇帝的人，并不比去知道自己祖宗事迹的人更多。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 能被人记住的，都是牛人。不过，牛人还是人。 没有牛人，历史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历史失去一个牛人，会改变表现形式，但内涵仍会沿着原有轨迹，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岁岁如斯。人们会记得牛人的名字，牛人也许会有传奇，只是，传奇都是不断重复的故事。千百年后，铅华洗尽，人们才会蓦然发现，牛人之所以牛，不过是比较二百五，比如，在战场上砍人的时候比较猛，只有豁出去，才有机会成为牛人。
牛人当然有能力，但更多的，是运气。 因为，牛人一生都在适应社会、诠释现有制度，从来都没有能力改变世界。历史，姓李还是姓赵，实在只是一个代号。 比如，唐宗和宋祖，李世民和赵匡胤当然都是牛人。 唐宗宋祖都靠砍人起家，但无论怎么砍，砍完之后都在原有封建制度制下喘息，不敢越雷池半步，最终唐宋盛世还是没有逃脱败亡的窠臼。 历史没有牛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牛人只能改变了历史的表现形式。一个王朝，姓赵还是姓孙，对今天来说，其实没有任何分别。 因为，牛人一定会出现，虽然我们可能会等地稍微长点。 能改变历史的人，才是神人。历史失去一个神人，就会改变内涵，之后的演进路径会完全改变，所有牛人都要在这个框架下生存，直到出现另一个神人。 神人，都是偶然。 而且，神人不一定活的很长，甚至不一定是皇帝，但是神人都会影响历史几千年。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人，是神。 比如，董仲舒。没有董仲舒，没准孔子和墨子一样，至今儒家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流派；有了董仲舒，汉文化才有异化后的独尊儒术。
→第 39 节：汉、隋五铢，谁更值钱(2) 杨坚，属于神人。 因为，没有杨坚，中国后来封建社会的制度路径可能完全改变。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0 多年，就是这 30 多年，真正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基础。杨坚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这些想法在他当政几十年中被付诸于实践，却影响了其后的整个中国历史。
我们还是从货币制度说起。 杨坚称帝后，重铸五铢钱，史称“隋五铢”。 隋五铢问世的时候，历代旧钱仍在市面上流通。杨坚很不满意，他想到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用旧钱者，尽没于官”，也就是传说中的罚没。 比如，直接派兵到商铺里搜（抢）；比如，到路口检查，非隋五铢钱一律没收；比如，地方官员推行隋五铢不利，免职…… 杨坚确实没让隋五铢减值，因为，隋五铢比汉五铢轻很多，汉五铢为 4 克，隋五铢却只有 2.42 克。 杨坚推行隋五铢，自有杨坚的道理。 自隋朝起，中国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其疆域要远比秦汉帝国辽阔 。要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靠前朝留下的那点五铢钱，肯定是不行。因为，旧钱主要在士族手中，广大隋朝士族还没死绝，指望这些人听从杨坚命令，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任凭旧钱流通，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士族又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觉悟，杨坚如何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威？
没有权威，如何号令天下？ 不能号令天下，岂不是又“不知几人称孤、几人称王”？ 杨坚自己被拉出去剁了倒是小事，没有统一的权威就等于大家都相当权威，还不知道有多少生灵要在无谓的战场涂炭。
只有统一货币才能消除士族势力，才能形成一个真正有权威的中央集权，而一个真正有权威的中央集权，又恰恰增强了货币的信誉。“隋五铢”替代前朝旧币，也就弱化了士族挑战，就算士族很牛，有本事逃避罚没，手里的硬通货也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也正是靠着隋五铢，杨坚才一步步真正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杨坚和秦始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想统一货币。 两者相同的做法是：不听话，我就杀掉你！不同的做法是，嬴政虽然建立了郡县制 ，但却没有真正创立封建制度，地方官本身就是士绅，指望他们执行命令，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县官本来就是地主，只要影响自己利益，比如会或明或暗对抗。
杨坚就不同了，因为，除了颁行隋五铢，他还起用了一批颁行隋五铢的人，这批人叫做“寒门子弟”，反正自己本来就没钱，真去砍人，也肯定不是穷哥们。正是启用寒门的制度，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科举，进而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轨迹。自此，皇权找到了一种既可以替代士族，又可以形成集权的制度。
只有到了隋朝，“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才真正成为读书人的梦想，读书，可以登科、跳龙门、点状元。
点状元，可以当大官。 完善的科举考试≈高考（秀才）+ 考研（举人）+ 考博（进士）+公务员考试（中央直属机关）+领导职位公开竞聘（副处级以上）。
公式说明：仅限于国内文科最著名的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现在的大学实在是太多，科举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做官，而且别无分号。就算你有胆子做假学历，也没胆子到朝廷领官职。
科举考试难度，不言而喻。 如果使用社会学语言，科举建立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机制，给社会下层民众一条晋升出路。而且，科举制度确实很严格，难得作弊，风险实在太大！偶有作弊成功者，并不影响科举本身公平性。
从历代科举来看，但凡舞弊者都会牵出后面的大人物。 不过，杨坚并没有如此高尚。公共经济学认为，官僚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科举制度。魏晋南北朝，士族进仕凭祖宗荫功，靠的是门阀出身，权力来源是祖德，官员未必对皇帝负责。科举制官员权力来源于皇帝，官员必须对皇帝负责。
祖上有荫德，没错，可是要考，属于差额录取。 杨坚创立了一个完全服从于他的官僚体制，就此，士族失去门阀进仕途径，官员位置不再世袭，权力、官职来源于皇权，士族就此彻底没落。
科举，或许不是一种好制度，但确确实实是一种公平的制度，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
么方法能够替代。 不过至此，皇权也失去了唯一的挑战者。因此，杨坚，才是神人。 权力高度统一，对明智而又有韬略的帝王，是好事。 这种帝王，只是偶然；所以，杨坚是偶然。
第 40 节：尽道隋亡为此河(1) 尽道隋亡为此河 杨坚之后的皇帝，叫做杨广，也就是传说中的隋炀帝。 杨广，背了很多骂名，尤其在野史中，他从来都是被攻击的对象：修运河、征伐高丽、迁都洛阳等。总之，他是一个桀纣之君，没干一件好事。 刚才说了，杨坚是偶然；杨广，是必然。 虽然杨广确实可能弑父，至于淫母，实在是谈不上，就算他和老爹的两个贵妃不清不白，这在古代皇室似乎也算不上什么绯闻。 从古至今，正史对杨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说杨广“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不过，也有人说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怎么评价，要看谁说。 关于杨广的负面报道，最早出于《隋书》和《贞观政要》，这两本书，广大唐朝人民都知道，是李世民“编”的。按照儒家精神，或者说今文经学，篡位是不对的，杀先帝更是罪大恶极。即使皇帝昏聩也要愚忠，拉杆子把杨广弄下台是不可以的。
必须把杨广树立成一个弑父淫母的逆子，一个儒家道德的叛逆，一个暴戾无常的帝王，才有理论根据打倒他，唐朝才有理由取而代之。 没有隋炀帝暴虐无道，哪有唐朝帝王的圣哲。 不过，《隋书》还是记载了一些杨广的正面史料的，李世民应该确乎知道没有杨广，自己也不可能顺利统治整个帝国。 比较离谱的是，宋代《资治通鉴》。 出于政治失意的原因，司马光借古讽今把《隋书》和《北史》中的正面资料几乎全部删除，仅诏令一项，至少被删掉 15 处以上，而司马光给杨广留下的版面不过就那么一点点。
但凡历史人物，功罪是不能分开看的，无论如何分开，不过就是个数字，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如果有依据，就直接精确到二点三七五、七点六三五了，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数学式评价才是不严肃的。
有时候，功就是罪； 有时候，罪才是功。 南北朝士族衰败，确切地说，应该是南陈士族衰败。因为南陈是汉族正统帝王，所以往往当代史学会忽略北朝。与南朝不同，杨坚建立的是一个统一的汉族帝国，面对的是全国士族力量，虽然他创立科举之制，大规模起用寒门子弟，但是北方士族乃至南方士族残余势力仍旧存在，或者说很强。
第 41 节：尽道隋亡为此河(2)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隋五铢确实削弱了士族实力，杨广面对的仍旧是难以驾驭的士族，他必然会继承杨坚的志向，在加强皇权的路径上一步步走下去。
从杨广开始，科举才真正扩大到寒门庶族，寒门子弟取代北方士族成为中央官员。
为了尽早达到这个目的，杨广彻底废弃了九品中正制，改设九品官制，每品保留“正、从”两级。被他废掉的官职不是撮尔小吏，更主要的是“上柱国”、“三师”、“都督”（类似于今天的内阁成员），杨广创立的这种官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自此，寒门子弟开始真正进入国家中枢，正式试图取代士族高门。
只是，杨广的这些措施不可能立马见效，毕竟寒门子弟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唐朝原原本本继承了隋朝科举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制度，唐朝中期武则天才能在对士族的决战中取得胜利。
既然科举不能立刻见效，杨广就想到了立竿见影的方法。 你猜对了，铸钱。 只不过，比隋五铢更轻、更破。 靠着铸钱收益和前朝罚没积累，杨广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开疆拓土开始了。
隋炀帝当政期间，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一个东起大海、西至西域（东西四千多公里），南抵云南、北接大漠（南北七千多公里）的帝国，后世中华民族的疆域就是这个时候奠定的 ，不但强于秦汉，也大于唐宋。
杨广确实几次征伐高丽，而且以失败而告终，可是他同样征伐突厥，征伐南岭，从来没有人指责，因为，青海就是那时纳入版图的，指责杨广征伐高丽是以成败论英雄。
还有人指责杨坚修运河，不过也有人赞美京杭大运河，只是无人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修筑运河并非在地图上凭空挖出一条河道，很多地方用天然河，杨广真正只挖了全河道的 30％。沿着这条运河看一看，就会明白，这条运河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唐代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条运河。
运河终于修通了，杨广征伐高丽也失败了，他在位期间过度使用民力，最终民怨沸腾。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杨广仍旧没有放弃，而非终日沉湎于宫室之中。隋末，天下大乱，士族私铸货币蔚然成风，即使在国力衰弱至此的情况下，杨广仍然试图推行“曲笔五铢钱”整理货币，重振隋朝曾经的辉煌。
可惜，曲笔五铢虽然是一种精美的足值货币，却不适合于乱世，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曲笔五铢几乎都被士族高门弄去重铸了，以至于至今现存文物相当少，成为现代一种价值不菲的收藏品。
其实，开疆拓土、修渠挖井都会极度耗费民力，如果杨广只完成其中一项，他必定是名垂千古的帝王。
无论怎么评价，隋朝仅传两代就在杨广手中灭亡了，而且他广造行宫、秽乱宫廷也确都是事实。他想做的太多，在权力统一前提下，没有人能质疑他这种不切实际的雄才大略 ，这个图景在后来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也不止一次给中国人留下伤痛。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教多。
第 42 节：开元通宝(1) 开元通宝 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世界各地华人至今仍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可磨灭。这个时代，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唐朝鼎盛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是4524市斤，一直到1978年这个数字仍未被超越。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那就看一看现代相关数据：清中叶，也就是所谓康乾盛世，这个数字为2262市斤；1949年，这个数字只有1150市斤，1978年也只有2214市斤。现在美国不过占世界GDP不足1/4就找不到北了，而盛唐时占世界GDP却足足超过了50％。
626 年，李世民导演了玄武门之变，他是唐朝最优秀的皇帝，职务座右铭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身，犹割股以啖腹”（《贞观政要?君 道 篇 》）。 与杨坚一样，李世民同样是偶然。 不仅李世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明君和清官都是偶然的，因为偶然，所以才值得纪念。只要没有人能制约弗远无界的皇权，这种偶然和必然将永远存在。在权力集中的制度下，必须靠近权力中心，手段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制约的权力又怎么会产生明君和清官？仅靠个人修养和儒家思想，又能有多少偶然？ 李世民之所以能这么想、这么做，是因为他少年并不得志，因为不得志才了解民间疾苦，因为了解民间疾苦才知道自己不能胡来，个案不能推广。 现在，让我们看看唐初的货币吧。 “开元通宝”是唐初货币，往往被认为是贞观盛世的代表。实际上，“开元通宝”是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所铸，属于非计重货币，10枚为1两、1两等于10钱的衡制即源于此。这种货币终结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中国货币由计重钱转为非计重钱。
开元通宝用于小额支付，说白了就是零钱，使用者主要是自耕农。 但是，开元通宝并没有满足小农需要。原因很简单，官府铸钱没什么收入，铸一贯钱（1000 钱）大体费用在 900 钱左右，稍有不善就会赔本。赔本生意，官老爷们是不会有兴趣的。此时，私铸货币又有了新的理由，官府铸钱不够用，就得自己铸。出土货币证实，唐初流通中的钱，很大一部分是私铸的货币，恐怕当时私铸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本来，私铸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价上涨，可唐初物价却平稳得出奇。
原因在于李世民挑动农民自发脱离士族，成为自耕农，自耕农多了，钱就不够用了 ，物价也不会涨了。 有人说，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是地主和豪强。 这个话，最好反过来说。 纵观中国历史，能拉杆子造反成功的，除了一个朱元璋，其余都是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反而是农民。 好人，谁去造反啊。 强势封建集权必然对应松散的根基，因为一个强势的中央、一批硬朗的地方，放在一起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
与士族豪门相比，自耕农不能形成统一的势力，皇权才可能统一事权；寒门子弟没有门阀利益，出仕执行诏令也不至于推三阻四。 不过，李世民登基时全国只有 200 多万户小农，到不是战乱把人杀绝了，而是自耕农托籍于士族门下，不接受统计。李世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子，“狭乡迁宽乡”，去狭乡的人，都白送土地。作为代价，自耕农要向朝廷纳税服役，这叫租庸调。
授田、租庸调，缔造了唐朝统治基础——自耕农，自耕农又维持了盛唐国家的绝对权威。有了这个绝对权威，开元通宝才可能由计重钱变为非计重钱，此时，交易者此时已经信任国家。
这是一个良性自我循环“……→国家信用→货币稳定→生产力发展→……”，理论上这个循环是可以自我维持的，所以我们有了唐初盛世。 盛唐之治，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的辉煌，也是中国古代货币的辉煌。 雾锁凌烟阁 李世民曾把他的功臣画像挂在凌烟阁上，长孙无忌排名第一。
→第 43 节：开元通宝(2) 凌烟阁功臣，其实都是士族。虽然五代以来士族不断遭到打击，但隋朝科举只实行了不到 30 年，士族还没有完全衰败，李渊、李世民称帝时，朝臣仍以士族为主。 李世民是对的，权力刚刚稳固，士族同样是他的中坚力量，他只能釜底抽薪，慢慢来，先忽悠走士族门下农民，却不敢骤然以货币改制剥夺士族财富。虽然发行开元通宝，却不敢禁止私铸。没有他们，李世民不可能在玄武门之变中胜出。他们是玄武门腥风血雨中历练出来的干才，不是五代时期的白痴。
正因为如此，皇权确立，他们成了皇权的绊脚石。 皇族和士族的矛盾，终于在武则天和长孙无忌的斗争中爆发了。 长孙家族出身关陇门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士族利益。不过，长孙无忌确实没有胆子直接挑战李世民的权威。李世民活着的时候，皇族与士族的对抗比较隐蔽。 事情起因是太子承乾被废后的立储问题。 长孙无忌必然希望拥立一位容易控制的皇帝，而不是又一个不断打击士族的“李世民”。 在李世民授意下，皇子李泰几乎被立为太子。这种事情上，皇帝支持也未必能办成 ，因为“几乎”也不是“已经”。 承乾经营多年，士族高官都在他门下。李泰虽然也有才干，但只有没出路的寒门子弟才去帮衬李泰。李世民最初确实希望立李泰为太子，然而，他也明白，李泰登位必然会骤然放弃士族，当时，寒门官僚气候未成。
皇帝称呼自己“寡人”，实际上皇帝决不能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一天也不行。政令必须靠人去推行，必须有人替你控制军队。即使皇帝可以在一道诏书之内把所有的高官都换成寒门子弟，难道还能把所有官员都换成寒门子弟不成？如果换不了，莫非真想凭一纸命令让寒门子弟赴任？ 没一起共事过，没给过下属任何好处，人家凭什么要听你的？总之，听话是可以的 ，不过要先给个理由。李世民不能这么选择，授田可以让士族渐渐失去基础，但骤然对士族高官动手，大唐安在？最终，名不见经传的李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是长孙无忌的希望。与李泰相比，李治未经历练，很容易掌控，更重要的是李治不会对他们这帮关陇门阀下手。然而，当皇位真正传承到李治手中时，长孙无忌却遇到了他一生中真正的对手： 武则天。 武则天原名武曌，“则天”是后世对她的尊称，取义于“效法于天帝法则”，用于尊称这位既是皇后又当过皇帝的非凡女性。武则天出生于利州，与士族高官实在没什么瓜葛。
李治登基不久，武则天就从李世民的妃子晋升为李治的皇后，皇帝仁弱，武则天也希望控制他，而且武则天已经具备了这个基础。 武则天如何登基，这里不讲，这里只明确她的力量来源。 李世民不但继承了隋朝科举制，而且将进仕范围扩大到寒门子弟，当武则天成为皇后时，科举制度已经执行了近 100 年，武氏登基，寒门势力已成气候。有人认为，武则天代表科举出身的“山东集团”。其实，并非武则天代表他们，武则天也不可能按某个利益集团意志行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集团不可能授予新兴寒门官位，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积压下，武则天才和他们走到了一起，寒门官僚不过是统一皇权的工具，虽然他们是一群有抱负的中下层官员。
可惜，皇权对官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封建官僚不可能如同士族一样对抗皇权。武则天在政途中表现了非凡的残忍，杀死亲女、逼皇后退位；杀死儿子、打压皇室宗族；重用酷吏、虐杀官员。总之，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自此皇权独大，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力量可以挑战皇权。
即使没有武则天，士族与皇族迟早会有最后一战，本来胜负没有悬念。只不过历史选择了一个女性与其决斗，从而赋予历史更加丰富的含义，毕竟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长孙无忌终于丧身于与皇权的斗争中，自此，中国历史上再无力量可以挑战皇权。凌烟阁功臣会思索，辅佐明君、开创一代盛世、培育强势皇权，自己最终却被灭族。 有错误吗？ 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人回答。 因为，没有答案。
第 44 节：宰相是怎样炼成的(1) 宰相是怎样炼成的 李世民之外，唐朝还有一位皇帝在当代电视剧中出镜率很高，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原因之一，他有一个妃子叫杨玉环，中国历史四大美女之一，“回眸一笑百媚生”说的就是她。
这里谈李隆基，不是因为杨玉环。 大唐官钱奇缺，民间铸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私铸者最初是士族，以后就是皇族和地方权贵。最终，皇族和地方官员手中的财富太多了。据记载，李隆基在位期间 ，后族家庭收入甚至已超过了太府寺。
这是李隆基绝对无法忍受的，就算都是皇族，也有亲疏远近。过于有钱会有很多想法，比如，造反…… 717 年、718 年，李隆基两次下诏，私铸当死。负责这件事的人，是当时的宰相宋璟。有人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在政治上什么都需要理由，比如选择宋璟。 管理学认为，即使职位很低，权力却不一定小，比如领导秘书、子女，比如唐朝宦官。这些人靠近皇帝，虽然在皇帝面前必须毕恭毕敬，但举手投足间也可以传递某种信息，即使不说坏话，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皇帝。李隆基之前，没有一个太子顺利即位，宦官和皇子公主的影响不可小觑。
李隆基当然想改变这一切，即使没有士族掣肘，皇权仍然需要绝对权力。然而，毕竟这些人也属于皇族，靠他们整治自己似乎不太可能，都是自己的骨肉至亲，没什么恶行（造反）就办了，也说不过去。靠中下级官僚好像也很难，毕竟敢跟皇子皇孙对着干的人是少数 。
李隆基之前，朝廷有很多宰相，尚书省左右朴射、中书令、门下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总之，宰相很多，最多的时候有 16 位。 李隆基改变了这一切，创立了相权，以此对抗皇族中的反对势力。 开元年间，李隆基废尚书省左右朴射，仅留门下侍中、中书令，这两个职务也不允许同时在职，实际上仅有一名宰相。 相权集中于一人，才有可能对抗强大的皇族，对抗接近皇帝的宦官，此时宰相才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相权仍旧不能与皇权抗衡，因为相权出自皇权，不过是皇权延伸，不具备挑战皇权的终极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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