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有云：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发现自家的吉利变成了沃尔沃，世界的最不幸的事就是发现自家的沃尔沃变成了吉利。
在深圳，连辆自行车都没有造过的王传福突然断言，比亚迪公司会成为世界汽车业老大！别人问其故。他的逻辑是：A，电动汽车是未来汽车业的老大。B，比亚迪公司是世界电池业老大。综合 A 和 B 可以得出结论 C：比亚迪将是世界汽车业老大。靠，这算什么逻辑？但王传福真的跑去陕西，收购了秦川汽车厂，就是生产福莱尔的那个厂。结果第二天，比亚迪公司香港股票狂跌 21%，后面几天接着狂跌。但一年以后，这个疯子真比亚迪 F3 给造出来了！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8 23:25 这个
疯子真比亚迪 F3
—————————— 真后面掉了一个“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00:01
晚上睡不着，自己慢慢写，会很晚的，兄弟不用等啦！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03:02
（第 166）福兮祸兮社会行业，三百六十行，我没有能力一个一个说。即使说，兄弟们也没有兴趣一个一个听。所以只举几个典型，说明一下中国的发展历程。酒类，是典型的完全竞争行业。汽车，是一个有强烈行政干预的竞争性行业。
简单评价几句汽车。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
这些年来，发展成绩值得肯定。不管外资也好、民营也好，毕竟在中国国内形成了这么大生产能力。也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生产能力。税收、就业以及上游配套，都在中国。中国汽车社会正在加速形成，拉动了相关产业，促进了经济繁荣。汽车正全面塑造着新一代中国人。比如我，有一天我的汽车被朋友因急事借走了，他走的急，我的手机忘了从车上取下来。一下子少了这两样东西，我什么事都干不了，茫茫然，无所适从。其实，我 1999 年才有的手机，2007 年才有的汽车，真不知以前都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的看法是，这个行业发展不理想，这些年有较大的缺憾，主要体现在外资品牌市场比重过高，民族自主品牌发展不理想，出口量太少。造成这些问题有客观原因，也有骨干企业自身原因，但是，汽车行业政策是主要原因。若政策更合理一些，自由汽车品牌应该能够发展得更好一些。
自主品牌很重要。墨西哥也是世界汽车产量大国，但缺乏自主品牌，现在几个人知道墨西哥汽车呢？假如告诉你，一辆进口的福特车是墨西哥产的，那么，如果这辆车相当好，在你心目中得到提升的，仍然是美国国家形象，而不是墨西哥国家形象。中国这么大，确实需要自己的品牌。
让我们共同祝福中国的自主汽车品牌吧：奇瑞、吉利、比亚迪、红旗、东风、长安、哈飞、长丰、长城、东南、江淮、海马、华普、力帆等等。祝愿他们好运！
我还提到石油、航空、电力、铁路、银行等垄断行业 30 年
来这些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要一分为二看。
一方面，这些行业确实是垄断行业。欧美也是巨头垄断的。
中国既然拥有自己的行业大公司，扶持它发展是应有之意。这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人民利益。放开市场，全国的加油站都让美孚、壳牌给控制完，更不是好事情。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企业需要加强监管。现在社会舆论那么强烈，主要是监管不力造成的。比如，这些公司挣钱时，靠红头文件，靠行政垄断，跟收税差不多；发钱时，又要和市场接轨，与国际接轨，大搞上千万的年薪，这样公众不可能不骂娘。指望政府部门监管很难，他们都是一家子，逢年过节时公司都要登门孝敬，他们根本监管不住。我觉得，鼓励媒体监督是个有效办法，从长远来看，鼓励公众通过网络监督最为有效的办法。
关于这方面，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思考。就是福兮祸兮，有时候还是要辨证看。中国的崛起，本身是一次世界利益格局大调整。我说过，从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崛起过程来看，要走到中国这一步，早就不知打了多少仗了。而中国改革三十年，目前仍然是和平崛起，而且在崛起过程中还跟大多数邻居解决了边境问题，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水平高。
这些原因都不错。但是，我觉得，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应该是，中国崛起能给绝大多数国家带来利益。若对一个具体国家而言，就是中国崛起给它带来的利益要大于损失。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和平环境。若中国崛起在经济上把别的国家逼得无路可走，那摩擦就是再所难
免的。
三十年来，我认为汽车产业、大飞机产业是很不理想的。
但是，当中美关系出现矛盾和紧张时，跑到政府和国会为中国游说的美国人，恰恰是这些行业的老板和董事。因为中美关系最牵扯他们的利益。那些中国获得了成功，把美国打得抬不起头的产业，往往就是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让跨国公司享受中国部分市场，使中美利益绑定，也许符合中国崛起的整体战略利益。这些游说者从中国市场赚了钱，他们再帮助中国挫败几个对华反倾销之类的提案，中国又从美国市场赚回一笔。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把本国行业搞垮有理，更不是认为某些行业的政策失误实为高层妙手的“大棋”。都不是。
我们必须努力在每个行业、每个政策争取做到最好。我的意思是认为，在地球村里，中国虽然主观努力，但客观上也不可能在任何领域和行业都成为第一。孙子说，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就是说，哪怕你仗打赢了，也要给对手留一条生路，不要逼得他非得跟你死拼到底。
三十年来，世界大型跨国公司基本都到中国开展业务。他们来，不是扶贫开发的，也不是帮助中国崛起的，而是来挣钱的。小平也说过，不怕人家挣钱，不挣钱谁来？三十年了，我们是不是该总结一下，这么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中国收益几何？付出几何？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更长远的、更全面的战略考量。我觉得我们现在缺乏这种考量，对于眼前事情的处理就容易短期化和情绪化。
坦率说，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个问题，我没有结论。兄弟们一起思考吧。我觉得，中国应该做到这样一种境界：跨国公司们贪婪地坐在中国的手心里数着钞票，中国贪婪地数着手心里的跨国公司们。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13:01 自己
顶一下，继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14:00
（第 167）善假于物以前爱听广播评书，记得书中讲到：某武林高手去打擂，只见那擂台高九丈，他一跃而起离地三丈，然后右脚尖一踩左脚面，又起三丈，然后左脚尖一踩右脚面，再起三丈，就蹦上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么三级跳真是太麻烦了，揪着头发自己把自己提上去岂不更省事一些？呵呵，说个笑话。前面有几个兄弟顶“中国贪婪地数着手心里的跨国公司”这句。关于这句，有必要补充几句。很显然，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技术处于落后的国家，要发展，要前进，不借助环境、不借助外力是不行的。荀子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中国曾经努力成为前面那种武林高手，后来发现行不通，转而在苦修内力的同时，广泛借力于国际，做一个“善假于物”的君子。
我认为，改革之初，中国高层是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的。
所以提出“改革开放”四个字，做为“两个基本点”之一。这四个字本身包含玄机，就是它突出强调了开放的重要性。什么是开放呢？开放不外乎就是去改革以前那些不够开放的法规和政策，去改革以前那些保守观念。所以，开放也是改革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改革两个字应该已经涵盖了开放。既然如此，仍要把“开放”特别地提出来，与改革并列，充分体现了中国高层对利用国际环境的战略性的重视。
中国开始借到的力，只是一些小力，以港台华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比如地砖厂、服装鞋帽厂。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由于经验不足，有一些政策存在某些偏差，比如上汽与大众合作，几乎是救了大众一命。而我们开的价码，现在看来过高了。在行政保护下，一辆普桑当时在国内卖将近三十万，按实际购买力折算成现在，估计超过一百万了，实在有点变态。仅管如此，九十年代中国借力范围大大拓展，从港台日韩扩展到了欧美经济体。2001 年加入世贸，使中国真正能够借力全世界，全面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来发展自己。因为中国崛起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不是一般性的借力。
许多跨国公司依靠智囊公司，整体谋划，到中国收购企业，整合产业链，牛逼不已。一个专家就提到过，跨国公司在整合中国产业，而中国在整合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上看你”，呵呵，视角不同，风景也会不同。当然，这三十年中，面对经验丰富、比猴都精的跨国公司，中国的学费也交的相当不少，有些学费交了，还没学到东西，或者只学到过时的东西。但总体而言，开放是开对了、开赚了！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模糊认识，就是对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的认识。外向型经济，也叫出口替代战略，就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出口战略。出口势必会拉动进口。进出口一上去，贸易强国就形成了。内向型经济，也叫进口替代战略。就是尽可能通过国内生产来替代进口，发展自己的制造能力。由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使许多中国人，甚至一些地区领导几乎形成一个固定看法：外向型经济一定是天经地义的优越，而且是唯一可行之路。其实这个观点是很片面的。
由于这种片面观点（至少是大部分原因吧），形成了中国今天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中国外贸依存度现在大约 50% 左右，是美国比例的一倍，而更重要的内需则被长期忽视了。就好像前面那个武林高手，没有外部支撑点，肯定蹦不起来，但如果自己内功不行，给你支撑点，你也蹦不上去。近几年中央不断调整政策，启动内需，就是在纠正这种倾向。不过，中国太大，内需的启动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创造更多条件才行。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无论是英、法、德等欧洲列强，还是美、苏两霸，还是二战以前的日本，在国家战略上都极为强调进口替代。当时还没有世贸规则，所以各国都可以通过高关税、低配额之类办法，尽可能打击进口货，保护本国企业成长壮大。各国都搞自我保护，那么想要扩大出口，怎么办呢？当时的办法，一是到自己的殖民地去倾销，这个最方便了。
二是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用武力相危胁甚至发动一场战争，迫使弱国同意开放市场和降低关税。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个典型。
没有这些措施，列强们谁也成长不起来的。按照古典西方经济学的说教，搞自由市场，按比较优势实现全球分工，那纯属扯蛋。
相反，像二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这样，通过来料加工、成品出口、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倒是历史发展的特例，少见。它们的成功，与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形成有关，也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远东这些前线国家的支持有关。有许多不可复制的因素。所以放眼全世界，在七十年代以后，艳羡和学习亚洲小四龙的国家很多，但真的靠这种模式取得最后成功的，目前还一个也没有。中国在学习四小龙实现了沿海加工制造业的起飞后，也必须寻找自己的路子。
像拉美各国尤其是悲惨的阿根廷同学那样，美苏德当年依靠进口替代战略崛起时，他们大搞自由贸易，失败；四小龙当年依靠出口贸易崛起时，他们转而关门大搞进口替代，又失败。
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战略，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没有绝对好坏之分，要看内外形势而定。诚如孙子兵法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15:15
（第 168）话说城市前面聊了工业化、市场化问题。下面聊聊城市化问题。这又是一个影响巨大的领域哈。
城市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楼里有的兄弟主张适度城市化，也有许多专家主张发展小城镇，我充分尊重这些意见。但是，我本人是一个坚定的城市化主义者，而且还是大城市主义者。呵呵，我会在下面几个贴子谈我的观点，欢迎探讨。
住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正好把城市问题思考思考。我对新加坡的认识，始于一部电视剧叫做《调色板》。在二十多年前吧。为可能是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加坡电视连续剧了。
我通过这个电视剧，才吃惊地发现，原来新加坡跟香港一样住的都是华人啊。我还发现，原来男女学生没毕业没结婚就可以睡在一起。主题歌至今还记得几句。开头一句是：“城市生活中你曾失去什么，拥有是什么？”是啊，面对风起云涌的城市化浪潮，咱们中国人失去了什么，有拥有了什么呢？虽然中国人现在能够正视城市化问题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如果倒退十几年，中国的决策层对城市化的许多看法都是不明确、有分歧的。改革开放30 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接近 30 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一个百分点。2010 年 11 月，全国城镇人口比率接近 50%。
古老的农业中国，正站在进入城市化社会的临界点上，这真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啊。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让我们一起回顾回顾吧！
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农民大国，在社会居住形态上，以村庄型的居民聚落为主。但是，各朝各代的城市化率是不一样，不是有些人主观想像中那种一直向上稳步提高。一般观点认为，宋代城市化水平最高，大约在 20%至 30%之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南宋时期城市化率达到过 50%。而清代中国城市化水平最低，大体在 6%至 8%之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引进，使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量暴增，再加上咱们中国人对于生活条件的要求不高，所以清代前期到中期，中国出现了一次人口大爆炸。中国秦汉以后历代绝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在5000 万至 1.5 亿之间，而清代从 1 亿多人起步，就这么生啊养啊，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时，全国人口已经有 4 亿多了，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那还打输了，真没面子啊。）
我们如果按照宋代人口 1 亿，城市化率 30%，清代人口 4亿，城市化率 8%，这么一算下来，我发现，这两个朝代的城市人口规模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啊，都有 3000 万左右，只是底下的分母变化了而已。
我个人总结，中国古代城市体系有三个很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稳定性。这个特点前面刚提到，两千年间，城市化率最高的时候和城市化率最低的时候，实际的城市人口总量差不多。我觉得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秦汉以后，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很稳定社会格局，就是“大一统帝国——原子阶级小农”的格局。
这种格局之下，一方面，国家所需要城市发挥的职能，也就是那么多。国家对城市没有更多的发展需求。比如秦汉时期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到现在还是两千多个县，当然这中间的沿革是很乱腾的，但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县” 这种基层政权职能的社会需求量决定的。
另一方面，城里的兄弟们不稼不穑，吃粮要靠农民。原子化小农生产，所能提供的商品粮是有限的。大家不要以为，清朝四亿农民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错。在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国土面积也没有大的扩张的情况下，能支援给城市的粮食是一定的。农民太少当然不行，但农民超过了一定数量，那么人越多，提供的商品粮就越少，因为他也要吃啊。
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城市人口总规模是历代基本稳定。
直到近代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引入。
待续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15:23 原子
阶级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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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原子化小农”，对不起，打字太粗心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16:23
（第 169）巨型古城冷如兄高见哈！如果本人身居高位，就不用再思考这些问题了，那时我认真思考一下家里的钱怎么码好才能不绊脚就行了，呵呵。
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中心城市的规模巨大。汉唐长安、宋代开封、南宋杭州、元代大都、明清北京，都是世界最大城市。中国城市人口过百万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三万、四万人口而已。
这个现象的原因也好解释。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古人喜欢大城市，也不是因为汉唐政府制定了“全力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之类的发展目标。原因在于：社会需要。
前贴论证过，古代中国，不同与西方、伊斯兰和印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大一统帝国。这种帝国是封而不建的一元化帝国，通过行政区划体系和文官制度进行统治，而不是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通过下面的封建小国进行统治。这样，庞大帝国的权力集中于首都和大行政区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客观上需要发挥这种统治职能，就必须有足够的机构、设施、人口来配套。
而在世界其它地区，帝国的许多职能和权力，都是分流到各级封建领土头上的，因此，他们的国家和地区中心城市，承担职能不如中国这样庞大。客观上没有城市发展的需要。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和近代工商业社会崛起以后，情况就更当别论了。
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第三个特点是，城市类型基本上都属于政治型城市。我没有说这是“突出特点”，因为古代世界其它地区的城市多数是这个类型，但是，中国这个特点更明鲜。
而且这个问题还一直遗留到了今天。对于我们看待今天中国城市的发展繁荣，很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
城市的类型挺多的，而且现代大城市的功能都是综合型的。
我个人看问题，习惯于把城市划分成政治型城市和经济型城市，这么两个大类。1、政治型城市，就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兴的，城市里一切都围绕政治统治转。我这里的政治是宽泛的政治，下面细分还可以包括行政型城市（比如堪培拉、巴西利亚）、宗教型城市（麦加、舟山市普陀区）、军事型城市（镇南关、关岛）等等。2、非政治型城市，就是那些不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兴的城市。当然，城市的管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城市在兴起以后建立市政府和行政机构，那是肯定必要的。但这个城市的本身，是经济原因或其它原因而兴起的。
由于现代的城市都有行政机构，没政府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看上去有点乱，我们如何区分一个城市是政治型城市还是非政治型城市呢？很简单！给兄弟们举一个例子。在宁夏自治区的北部，以前有一个陶乐县。这个小县是 1941 年时设立的，2003 年被撤销了，土地划给了银川市和平罗县。这个县在历史上共存在了六十多年。我对行政区划变动对城市的影响很感兴趣，所以这几年盯着这个案例，收集撤县以后的各类信息，包括新闻和网上贴子。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行政区划被取消时，因它而建的政治型城市（县城）的命运，以及这个城镇中的经济实体和从业者的命运。
其实，中国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以前云南省有个地级市叫东川，后来铜矿采得差不多了，直接撤市改区，变成县级单位了。今年，安徽省的巢湖市也被撤了，变成县级单位了，这下合肥最乐了，但县级小巢湖市的城市发展前景肯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哪个兄弟对这种课题感兴趣，建议你研究研究东川和巢湖的城市发展，可以写出许多城市经济学和社会学论文哈！
扯远了，我们回到陶乐县吧。
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16:34 习惯
于把城市划分成政治型城市和经济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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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城市”改为“非政治型城市”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19:17 哈哈，
兄弟们，咱们一起研究问题不研究人嘛！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琢磨人花的时间太多，琢磨事花的时间太少，呵呵！继
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19:52
（第 170）边城兴衰从旧版地图上看，陶乐县的版图狭长，像是一根擀面杖。
在这儿，黄河流过青铜峡，滚滚北上，直奔河套。宁夏和内蒙古以黄河划界。河东是内蒙古，是美丽的鄂尔多斯高原。河西是宁夏，是盛产大米和枸杞的“塞上江南”银川平原。但是，陶乐县偏偏很奇怪地位于黄河以东，紧贴着黄河，切出了南北狭长的一条。这个县的形成很有趣。原因是，黄河不是一条老实的河，河道喜欢滚来滚去。有一年（我没去考证是哪年），黄河向西一改道不要紧，把河西原来属于宁夏的一片河滩地甩到河东去了。
为了抢这块地，1929 年宁夏省设置了陶乐设治局。“设治局”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建县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河东方面当时叫绥远省，表示严重的不同意，双方就争起来了。
绥远即使也设置了沃野设治局。沃野是汉武帝在这里设的古县名，后为北魏六镇之一。绥远这是引经据典、志在必得啊。两省请南京政府裁决。当时各省军阀都有军队，经常没事找事打一仗，两个省能这么有修养真不容易。估计是想到，那片河滩收的公粮还不够炮弹钱，而且没准哪天黄河再滚一下，所以双方决定整一把文明的。南京裁定：宁夏赢。
1941 年，正式设立陶乐县。
长话短说，这个县吧，先天不足，后天没补上。面积太小，九百平方公里，宁夏倒数第一。人口太少，解放后扶贫开发时，又从西海固移民过来些人，加起来总人口也只有 3 万，相当于外地一个乡镇。而县财政的供养人口高达 2300 人。所以撤县有必要。当然争议很大。如果我是 2300 人之一，我也举双手双脚反对撤县。不去争论这事了，看看对县城的影响吧。摘录《新京报》当年的一段文章——陶乐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从政便成为最主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群体成为当地主要消费群和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买东西的是干部，吃饭的是干部，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购买者绝大多数也是党政干部。干部的调离推倒了县城经济的多米诺骨牌。县城最大百货商店老板追忆撤县之前的好日子：“那时每月营业额有七八万元，现在不到两三万。”当地最大的酒楼也因客源的消失而生意萧条。县重点开发的商住楼区如今成了一座座空楼。
这个县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型城市。当行政区划撤销后，城市完全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建国以后，河南、山东等省进行过并县。撤县之后县城，虽然都是千年历史的城市，但因失去资源而迅速衰落。现在，都只是小镇而已，倘若不是将乡镇政府设立于此，这种城镇规模都难以维持。
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川省化林县。这个县在清代设立，县城位于川藏路上，地当要冲，繁盛一时。民国时，并入泸定县，城市迅速衰落。1939 年地理学家任乃强考察此地，发现城里仍有大量古迹和寺庙。他在《泸定考察记》中写道：“余为化林行将死灭，故特搜罗其碑铭，考订其故事，记叙其景物，绘制图谱，以备他日志史者用之。”任先生的看法完全正确，这个城镇确实“行将死灭”。建国后乡政府也被撤销。
最近，重走长征路的记者沿深山小道来到这里，已是几十人的小山村，除了一块石碑，昔日古迹荡然无存。
总之，中国古代虽然也曾出现过佛山、盛泽、景德镇等纯工商业城镇，但 99%以上的城市是政治型城市。当其政治使命终结，随即无奈地衰落。
直到清末的二十世纪初，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入，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出现，一种新型城市才在中国崛起，即非政治型城市。比如上海，在清代以前，上海县的县城是个行政型城市。
但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工商业的中心。
非行政型的城市越来越多，比如原属于河北正定县的石家庄，原属于河北临榆县的秦皇岛，原属于辽宁金县的大连，原属于山东即墨县的青岛，原属于山东福山县的烟台，原属于江苏东海县的连云港，原属于河北滦县和丰润县的唐山，原属于湖南湘潭县的株洲等等。
这种非政治型城市，多数是崛起在前、设置行政机构在后。
从而颠覆了历史一贯的先设立行政区划、然后选址筑城的模式。
这些城市，即使行政区划调整和撤销，以其交通地位和工商业基础，仍然能够继续繁荣发展。
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20:00 累了，
今晚收工休息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01:44
（第 171）三种命运谢谢看得起我，前面有几个兄弟提出
问题，希望交流。下面应该会涉及，出于行文考虑，我还是继续往下写吧，写到再聊。可能是祖国历史太有趣，
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又写回历史去了，真是“拣取花枝
屡回顾”啊！好，我们从历史上走出来，聊聊当代中国
的城市化。
胡总教导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
所以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明确，“城市化”这个概念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人转的。人的城市化是什么意思？内涵有三。一是从业方式城市化。二是生活方式城市化。三是思维方式城市化。总之，城市化是在历史前进过程中，社会人主观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对不起，这话拗口，看哲学书给害的）。
前两年有一个新闻。说山东有个富翁，在北京搞房地产挣了钱，想给老家村子办点好事。他出手大方，掏了两三千万元，把村里的老房子一推，为每户乡亲盖了一栋小洋楼。全免费哈！老子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没有摊上个这样的老乡啊？有趣的是，搬进小洋楼的乡亲们意见不小。比如，猪没有地方养。如果养在老院子，又离得太远，被偷了怎么办。又比如，农用小推车、粪叉子之类，在小洋楼里找不到地方撂。总之，不习惯啊。
这个事情还好办，有意见嘀咕一下，不致于闹事。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比如某大型水库移民。这些移民，本来住在鸟不拉屎的穷山沟，年年吃救济粮。后来政府修坝，淹了他们家，把人都搬迁到富得流油的城郊，房子修好，一家分几亩田（能调济出来真他妈不容易），每家还给安排一个非农就业岗位。在外人看来，他们真是祖坟上冒绿烟了，生产生活任何方面都比原来强百倍。但是，他们隔三差五上访闹事。理由五花八门。比如夏天太热。比如不能上山去挖草药。
比如一个孩子犯罪了。这跟搬迁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大有关系，孩子在山沟里没那么多诱惑，就不会犯法，所以此事必须政府负责。
我举一堆例子是想说，城市化这个东西，虽然肯定需要环境和外力去推动，但从根本上讲，是人的主观选择和自我改造、自我适应。我们许多政策没有把“人”做为城市化的核心，弄出不少问题。一方面，从八十年代就转向工业岗位的农民工，早已完成了从业方式的城市化，但二元结构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许多征地农民、工程移民又“被城市化”，户口农转非了，长期找不到稳定工作，形成“城中村”。
如果回顾一下国外的城市化发展史，各国情况不一样，千差万别。我想，大概可以有这么两种有代表性的农民进城命运。
一是好的城市化。美国、日本等国家，这种例子就比较多。
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企业员工。由于文化水平，肯定工资不高。政府在廉租住房、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帮助。他的家庭进入城市，住在廉租社区里。房子很小，全家人挤在一起，生活水平不高，但享受到了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孩子，能在城市学校中接受教育。穷人孩子懂事早，成绩优秀。在政府助学金、奖学金帮助下，考入名校，毕业后成为白领，步入中产阶级。这时，孩子购买新房，全家搬出廉租区。
经过一代人的艰苦，从第二代开始这家人融入城市。
二是坏的城市化。在拉美印度这种例子比较多。第一代农民，由于农村破产，携家进城打工。政府没有廉租住房，全家住贫民窟，基础设施、教育卫生都很差。对低收入家庭子弟又没有资助。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中学没毕业就跟着一帮坏小子四处晃荡，一直没固定工作。第一代农民退休以后，拿着微薄退休金，继续住在贫民窟。还要为孩子的事情烦心不已。而更多的农民还正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挤进城市。
然而，中国出现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第三种命运：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由于学校划片招生按户口，他的孩子无法到城市上学。中国城市廉租房是近几年才有的。此前二十多年农民工都住集体宿舍。工资很低，没有钱租房。有的警察巡夜，在公园长椅上抓到卖淫的，抓回去一问是两口子。打工都住集体宿舍，实在没办法。中国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不能随父母去享受城市教育。农村教育质量不高，学业无成。等第一代农民工老了，由于没有住房和社保，不能融入城市，只有回农村度晚年。此时，他的儿子——第二代农民工又打工去了。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09:34
（172）政经合一前贴提到，中国出现这种独特的城市化现象，不同于国外“好的城市化”和“坏的城市化”。这个现象，是 1949 年以来中国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决定的。1949 年到 1979 年这段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因为篇幅所限，具体过程不再细说，我只做几点概括。然后谈几点思考。
这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特征是三个：
1，通过计划投资和项目拉动，有一部分城市发展比较迅速，比如东北的工矿业城市群。同时还新建了一批工矿业城市，比如甘肃的金昌、黑龙江的大庆、新疆的克拉玛依、四川的攀枝花等等，这此城市都是以前没有的。
2，由于计划经济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城市社会活力不足，引发了两次逆城市化的运动，即“精简下放”和“上山下乡”，涉及到的人口高达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
3，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总
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比较
严重，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由于公有制和传统计划经济，
使城市发展的经济型因素被完全纳入了政治的范畴，这
段时期的城市，可以看成是纯之又纯的政治型城市。这
既不同于前，也不同于后。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以前。
前面有一个兄弟（作者：myduk）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经济型城市并非政治型城市。呵呵，观点不同是正常的。
我的看法是，一个城市，特别是类似于长安、洛阳之类的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它的发展形成，肯定兼有政治和经济因素。但主要原因，或者说决定其性质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
以唐代为例。唐代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显然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城市。但是，唐代人当时又有另一个说法，叫做“扬一益二”，把扬州和成都推为天下伯仲。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长安和洛阳是为政治为主。如武则天大兴土木，兴建东都，相当于依靠政府投资，以大项目促大发展，带动相关产业，拉动洛阳的 GDP。而扬州和成都，则是南方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手工业生产繁荣，并拉动了消费增长，成为全国旅游购物目的地。所以人们向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李白还说“洛阳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当时“南京”在成都！）所以，我认为，古代城市发展，兼有政治经济因素，有的城市在某个阶段，经济因素还比较突出。
但是，我同时认为，纵观中国城市史，在 1979 年之前，政治型城市仍然是主流，政治因素仍然是主因。
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当某城市失去政治地位后，即会迅速衰落。例如洛阳和开封，今天仍然没有重新达到历史上曾经的规模。再以山东为例。山东在清末有十二个“地级单位”，包括十府和两个直隶州。这十二个城市在清亡以后，六个继续保留了地级单位，另外六个则降为县级单位。前六个是：济南、泰安、聊城（东昌府）、菏泽（曹州府）、临沂（沂州府）、济宁。后六个是：莱州、青州、兖州、蓬莱（登州府）、惠民（武定府）、临清。到今天一看便知，他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有人仍认为，这些城市的衰落不是政治降级的原因，而是现代交通和工业等经济原因，比如莱州的衰落是青岛崛起造成的，那么我们再举一例。明清时，川北有两个府：顺庆府和保宁府，府城分别在南充和阆中。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条件几乎完全一样，都是亚热带丘陵农业区的行政中心，都是食品和丝绸工业中心，都是文化古城，在 1997 年达成铁路开通前都只有嘉陵江航运和公路交通。但是，从民国至今，南充一直是地级单位，而阆中是县级单位，现在两城规模是天壤之别。这说明，决定他们发展的主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
若有兄弟还不信，那么还有现成的例子，安徽省巢湖市今年刚由地级调整为县级，你去跟踪研究吧。
1949 年至 1979 年间，中国的政治型城市走上了一个极端，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含量不多的经济因素也给消灭了。
原因是，纯公有制的建立和计划投资体制的建立，使私人和社会力量无力推动城市建设。而工业和建设项目的投资行为，也由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基本上是行政意志决定和左右的。
这造成中国城市发展迟滞，缺乏活力，就业不足，前面已说了。同时，还造成一系列问题。比如，政治力量喜欢把经济资源集中到政治中心来，造成城市产业布局不合理。北京、太原、济南，原来都是文化教育名城，建国后把首钢、太钢、济钢等重工业企业直接楚在了城边上。这使城市的定位出现了混乱。在北京的行政力量干预下，中国北方原第一大城市天津的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很快被北京超过。而北京建设了太多工厂，又使文化古都显得不伦不类。这种政治主导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造成沈大、济青、成渝等“对头城市”的深层次原因。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11:50
（第 173）城市误区
城市化这个事儿，按说没什么可争议的。偏偏在中国争
议很多。咱们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在城
市化问题上，经常可以看到反例。
记得九十年代初，有篇报道，幸灾乐祸，说泰国曼谷堵车成灾，民不聊生！再配几张图，比如抱着方向盘睡着的司机，以证明盲目发展大城市的无比危害。直到后来北京上海也堵上了，我们才发现当年咱们不堵车，并不是因为比人家先进，而是因为没人家先进。但是，有些人又滚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
有位名人老兄，多次含着深情的泪为北京堵车而振臂欢呼：“中国终于发达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其实不堵车的发达国家多了，新加坡交通就挺顺溜，你怎么不学学人家好的方面呢？中国城市发展的思路，八十年代体现为：严格限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城市，积极大力发展小城镇。这写进了《规划法》。
这个思路毛病比较大，下面要谈。九十年代以来政策有调整，体现在三方面：1、出现了发展城市带、发展城镇体系的提法。
体现了认识水平明显提高，不再把城市看成一个一个孤立的点了。2、对大城市限制有所放松，改为合理发展大中城市。这是对的，但配套法规的跟进不是太理想。
3、仍然坚持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点，始终没跳出八十年代的那个框框。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几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误区。虽然有些观点仍然被写在法规和文件里。第一个问题是，城市浪费土地和资源。
城市扩张，吞噬周边农田，这是事实。许多砖家认为，中国人均能源、矿产、土地、淡水，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七成或者更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对资源的需求必然超过承受能力。
这个观点，心理很阴暗。它有一个没好意思明说的前提，就是：让几亿农村人继续过原始简单生活。唯有如此，农村人均资源消耗才会低于城市。如果住在农村的人都达到城市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准，那人均资源消耗反而高于城市，城市才是节约的。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极低。有的农村甚至没通电。农业生产靠人力、畜力。有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乡镇。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环保，很绿色，很低碳。那个说好，自己搬家去。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也是基本人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上千万农村青年，宁可在城市漂着，当无业游民，也不愿回去，就说明了这一点。
放眼世界，美国消耗了世界大部分资源，却横加指责中国“消耗资源”，就是这种混帐心态。而我们内部，绝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美好生活，让另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继续过原始而简单的生活，这种政策注定不得人心。
至于土地，城市承载量也远远大于乡镇和农村。每平方公里居民量，特大城市为 2 万以上，中小城市为 1 万以上，而农村建设用地，人口承载量约为 2000 至 3000 人。（这算高的）。
换句话说，城市单位面积的居民承载量是农村的四到六倍。如果在农村人口进城后，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土地整理和村庄归并，可以节省大量土地。
第二个问题是，城市污染环境。
与上个问题一样，农村低污染，是以简单原始生活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制造的环境污染将远远大于城市，因为城市是点源污染，而农村是面源污染，污水垃圾的收集处理难度远远大于城市，处理成本将远远高于城市。
以生活污水为例。一座 50 万人的城市，面积约为 40 平方公里，只要建设完善的地下管网，污水收集率很容易达到 90%以上，再建设两座中型污水处理厂即可以解决。如果这 50 万人在农村，情况会怎样？在平原地区，他们将分布在 1000 平方公里上的 500 个村庄（1000 人/村）；在丘陵和山区，他们将分布在3000平方公里上的1000个村庄（500人/村）。对这些分散村庄产生的污水，有效收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达到 50%收集率，也将付出惊人成本，政府财力难以承担。
事实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村污水放任自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也已经是社会难题，“垃圾围村”现象比比皆是。我的观点是：在现代化生活的大背景下，环境压力客观上要求加快城市化。如果继续让 7亿人口分散在农村走向现代化生活，才真是一场环境灾难。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17:42
（第 174）小城镇“小城镇”一直是我国城市化的热点词。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城市化政策中对大城市的观点有转变，但对小城镇一直痴情不改，逢会必讲，完全不顾现实中，小城镇建设有多么的荒唐。
我曾参观过一个冷冷清清的“示范小城镇”。这个城镇的自然环境很好，但没人来经营和居住。政府因举债搞示范建设，整天被债主围堵，镇长看见建筑包工头，就像老鼠看见猫，能躲就躲，实在没有钱给他。
我问当地居民：“这里为什么没有人气？”他们回答得很直接：“因为没的钱赚嘛。”这个小镇之所以存在，经济支柱有两个：第一个支柱是商业，它是周边十几个村庄的物资集散地，农民每月有几天来此赶集，出售农产品，因此聚集了一些商户。第二个支柱是乡政府驻地，有一批公务人员和公务消费，也带动了一些商户。仅此而已。它没有更多的发展支撑条件了。
可见，小城镇的繁荣是有条件的。一个孤立存在的小城镇，在交通、通讯、环保、物流、信息等各方面的成本肯定高于大城市，不具备与大城市进行投资竞争的能力，当然不可能提供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不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政府投资新建的街区和市场，不可能吸引更多的商户和居民，“示范”只是一厢情愿。
八十年代，中国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结果以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全面倒闭、农民工大潮兴起而告终。但是，有趣的是，乡镇企业破产了，小城镇建设却没有破产。每年，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花巨资大搞示范乡镇。结果小城镇建设举债累累，一些城镇建好的新街上，冷冷清清，人迹皆无，到处都是荒草。
如果一言说破，这个思维定势，实际上根子就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造成的城市就业困难，摧生了两次规模空间的逆城市化，使政府在骨子里有了这个一个基因：城市人口太多了，一旦就业出了问题，那家伙，很不好办。小城镇建设看上去似乎很美。看上去，它是一个进则可攻、退则可守的策略。人们离土不离乡，到离十里的小镇上去打工和生活，万一哪天闹个经济危机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就近回家，再去种地就是了。也用不着再费劲组织什么“上山下乡”了。岂不美哉！于是，有人宣扬，小城镇能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能解决大城市拥堵，也不存在污染的问题，可以在阳台上看星星，却无视小城镇到底靠什么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当今中国，不仅孤立的小城镇不好生存，就是孤立的小城市，都不好生存。西部许多县城，至少一半，都属于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几万人的城市内，住着几千个公务员和事
业单位人员。这些人靠财政（转移支付）来发工资。然后，某个公务员早上出门，掏出财政发的工资，花 5 块钱吃了
一碗面条，花 5 块钱理了个发。当天，买面条的人又花 5块钱理了个发，理发匠又花 5 块钱吃了碗面条。这就是所谓的消费的乘数效应，呵呵。就这样，凭着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消费，一个城市在维持着运转。若不幸撤县，那么
这个城市非完不可。
有一个兄弟跟我说，他们县城的经济总结起来就是：重工业——砸石头！轻工业——弹棉花！高科技——压粉条！我对他说，你们县要是真能在这三大产业上取得优势，那也算是不错的啦！总之，我认为，在现代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孤立的小城镇，甚至孤立的小城市，虽然土地便宜一些，劳动力工资可能也低一些，但综合来说，因为缺乏凝集效应，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没有商业竞争力。那么，一些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的小城镇何以繁荣呢？大城市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我们来探讨一下。
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17:48 摧生
了两次规模空间的逆城市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摧应为“催” 间应为
“前”
报歉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17:49 买面
条的人又花 5 块钱理了个发
———————————————————— 买应为
“卖”
喝多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18:37
（第 175）聚集效应关于大城市，误区也很多。比如上海。在三十年代，上海曾号称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当时国内的富商、买办、冒险家；欧美的贸易商；日本浪人和艺伎；十月革命以后逃亡的白俄；躲避纳粹的犹太商人；出来混生活的红头阿三等等，云集大上海十里洋场。当时上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国际化程度甚至高于东京和大阪。
时光到了八十年代，当我们抡圆了去积极发展小城镇，严格限制大城市发展时，中国这些被限制发展的所谓大城市，撂到世界来看，实际上已经不算很大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就更不算大了。当时的国际排名，我不知道，反正发展了30 年之后，今天上海在世界上仍然只能排在第七位左右，次于东京、大纽约、大德里、圣保罗、墨西哥城、孟买等城市，北京、广州的规模则排在十名之外。
当然不是说，人口排在前面的城市一定就好。德里和孟买的城市化，毛病太多，值得吸取教训。看待大城市，往往会提到“大城市病”，我的观点是，要厘清这么两个认识：A，这些问题是城市规模本身造成的，只要达到某个规模，某种问题就不可避免；B，这些问题不是城市规模所必然的造成的，而是规划失误、管理失误和产业发展失误造成的，是可以纠正和弥补的。我个人更倾向于B。
那么，什么是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呢？我们以第三产业为例，举一个例子。比如：档次极高的高级婚纱影楼。由于他的档次很高、收费很贵，所以一般经济条件的人不会来光顾。这种婚纱影楼每年至少需要有 200 对新人来光顾，才可能维持下去。
平均每 1 万居民当中，每年才会有一对顾客。若我们假定它的消费者仅限于本市居民范围。那么可以推知，在人口规模低于200 万人的城市，这种影楼是不可能维持经营下去的，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若同样还是这么 200 万人，他们不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城市，而是平均分散，住在 10 个 20 万人的小城市。那么，虽然每个小城市每年仍然会有 20 对新人，有经济支付能力，希望享受到这种高档服务，但城市无法满足他们。大城市可以提供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服务，原因即在于此。如果城市规模很大，比如上海这种拥有 2000 万人口的城市，那么这里的市场规模至少可以容纳 10 家这种高档影楼，这样就会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竞争机制，服务质量会进一步提高。所以，那些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时代潮人，总是从县城开车，不远千里跑到北京、上海去买东西。
我们进一步来说，假定这种影楼需要雇佣 30 人。那就，只有规模在 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可能通过聚集效应，创造这 30 个就业岗位。而低于这个规模的城市，则根本无法创造这么 30 个就业岗位。这 30 个人挣到钱，也将在城市里消费，比如理个发吃碗面条什么的，所以他们的消费通过乘数效应，又可以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城市就业机会那么多。
我到上海，看到小街转角处的墙凹进去一块，有不到 2平米的面积，就有夫妻两人开了一家小店，出售热香肠和饮料。
由于往来人流如织，生意兴隆。这种单位面积上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在小城市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聚集效应。
我以前看外国资料时，曾注意到一位专家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城市要发展到 50 万人口规模才达到规模经济；至于城市发展到多大才会出现规模不经济，我们至今还没看到。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18:38 靠，自己坐沙发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19:32
（第 176）城镇体系
今天，某些砖家和某些领导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了，人口正在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转移，中国可不能再走人家的老路啦！所以，在实践中被撞得鼻青脸肿的小城镇建设工作，又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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