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文化狂热者，可以在一处残墙断碑前站一天。我痛恨破坏文化的人。一听到别人指着说，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古迹，可惜毁于抗日战争，我就扼腕。又听到别人说，原来有一屋子什么藏书，文革时给烧了，我又顿足。一直到三十岁出头的时候，我都是这个德行，属于文化愤青一类。当时我的心因为热爱文化而受的伤，好像比文化自己受的伤还要多。
人渐渐的长大，心态就开始平和。要感谢中国的崛起，使我们的整体文化心态更有自信，能客观地看待许多问题。从1949 到 1979 年的 30 年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剧烈演进期。
可能有兄弟不同意我说“演进”，他们认为如果不说“演退”，最多也就是个“演变”。但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文化始终在演进，虽然我们道路坎坷，栽过跟头，虽然我们想要减负前进。
却丢掉了一些不该丢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以后，按照“取其精华、易其糟粕”的思路，逐步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张国荣电影《霸王别姬》，穷形入微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京剧名家的困惑冲突和进退失据。
（当然这部史诗电影的主旨不止于此）。郭德纲相声《中国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也有对那个时代的解读，把十年泪水付之一笑。在那个时代里，众多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文化被限制和摧残。这个认识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文革结束后中央已有结论，就是“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这个角度看到的历史，兄弟们都是很熟悉的，我不再多说了。但是，从文化演进角度全面观察，1949 年以来这段历史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扫除文盲、妇女权益、婚姻自由、废除农奴、废除土司、打击会道门、宗教改革、汉字改革等等。历史就是这个样子，错误的、正确的、出发点正确但矫枉过正的、出发点错误但歪打正着的，各种各
样的作用力，共同塑造了今天中国的现实。
就说说妇女权益吧。
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四个大文化区里，只有西方欧美国家，妇女地位相对较高。中国、伊斯兰、印度三个文明仍处在传统社会，妇女地位相当低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社会存在。1950 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明令废除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子女权益等基本原则。
今天的中国青年，可能不会感受到这部法律以及此后一系列政府努力的影响。但是，对照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一夫多妻仍然存在，妇女教育、妇女就业仍然是广有争议的大问题。今天的印度，妇女地位仍然低下，相当一部分女童仍然难以上学，包办婚姻仍然盛行，甚至有的印度留学生要从欧美回国去奉命成婚。有人说，中国当然要比他们强，跟这些国家对比太没有出息。
其实不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07:29
第 39 节 新中国文化 2
1950 年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并不比印度、伊斯兰两个文化区的国家更有优势。我们的人均 GDP 低于印度和多数阿拉伯国家，我们的文盲率跟他们不相上下。我们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家底，比印度要差得远。这可能是印度人看不起中国而冒然发动边境战争的原因。1950 年中国的现实是，妇女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城乡的富人甚至小康之家纳妾现象普遍，包办婚姻是社会主流，父母作主的思想根深地固。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鲁迅说的“移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 的保守国家。
我们的改革难度，一点不比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小。
应该说，当时这部《婚姻法》，相对于社会现实，是相当激进、相当生猛、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这个法律在一般国家很难执行，甚至根本无法出台。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刚刚革命成功、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强势激进政权，敢于直接挑战中国的社会传统现实。请不要拍砖，我不否认这种挑战精神也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现在我是在就事论事地讲婚姻改革这个问题。
婚姻改革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我认为中国农村改革是人类社会最难的问题之一。一些外国观察家的著作曾这样描述旧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是稳定的一谭死水，任何国家政治变动和试图影响农村的努力，都像风一样掠过水面，水下依然平
静。
——即使改朝换代造成上百万、上千万人的死亡，以中国农村的隐忍和麻木，几十年后社会就会自我修复成原来的样子。
当年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如今麦浪滚滚，看不出任何改变。
——中国社会是一个正立方体，被推翻后，它会用完全相同的另一面着地，看上去跟没有推翻过一样。
这些话都不是作者原话了，也不是一本书上的，我是凭记忆说个大概意思。我还记得小时候看李劼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死水微澜》，主题歌唱道：“川西坝子小中华，千年死水一盘散沙，一条辫子蛇缠颈，三寸金莲脚戴枷。”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村。从本质上讲，除了偶然引进几种新的农作物以外，中国农村从秦汉以来就没有本质性地改变过。
面对这种农村，党和政府有决心改革，但有没有能力改革呢？碰巧有。当时中共在农村建立了一套完整组织。由于战争洗礼和土改锻练，这个组织的工作相当有效率。我说“碰巧有”，而因为当时任何其他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此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也不具备这个条件。随着国家机器的无情运转，《婚姻法》的宣传工作与土改运动一起，暴风骤雨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
第40节新中国文化3新加坡这个“东西交汇的窗口”真是不假。刚才下楼去吃早餐，老子一边滋滋喝着稀饭，一边好奇地观摩对座那个哥们，用刀和叉熟练地吃了两个煮鸡旦。人和人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捏？我要出差了，所以这两天少睡觉，抓紧时间多写几个贴子。
立国伊始那些年，中国政府信心爆棚，敢想敢干，还曾经试图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幸亏没有成功。应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状态。正常情况下不敢想的事，中国都想去试试。由于当时党政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极强，结果真把一些不可想象的难事给干成了。当然也干砸了很多事。那些干成的事，也多多少少留了一些后遗症，或者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事是给干成了。
前面讲到了婚姻改革，在极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阻力并不明显。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这个群体，虽然执固保守，但在千百年生存斗争中积累了不少知识，比如识时务地顺应强权。如果干涉女儿恋爱可能会被拉去批斗，那……那就由你去吧，以后日子过不好可不要赖我和你娘！电影《刘巧儿》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思想性很进步，艺术性也很赞。有个网友建议我去大学干两年，如果真有机会去讲社会学，我会建议学生看看这个电影，它可以视作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之一。
网络时代的中国青年人不会知道，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代，电影曾经多么强烈地反映时代风貌、影响时代进程。你可以想像，偏远保守的山村，露天播放电影时万人空巷。对于祖祖辈辈羞于言情甚至耻于言情的农民来说，一个女孩子在银幕上火辣辣地一句接一句地高唱：“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前几天劳模会我爱上了人一个”，“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但盼这个年轻的人哪他也把我爱呀”，这在当时是多么惊世骇俗，对农村年轻人有多么强烈的思想震撼和观念冲击。
在海外，有人说，如果你碰到一个华人女士，讲三句话就猜到她来自大陆还是台湾。因为人的精神面貌和说话口气完全不一样。大陆人的声音要高要硬一些，台湾人则要柔软得多。
有人批评说，这就是大陆抛弃传统文化的恶果，把贤妻良母变得男不男女不女。我不这样认为。由于建国后在妇女权益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中国妇女地位不仅完全远远超过了伊斯兰和印度地区，在许多方面也超过了日本、韩国和台湾。中国妇女的精神面貌是自立和自信的产物。有人总想把她们与女红卫兵联系起来，这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虽然婚姻法的落实也不是一步到位，比如一夫一妻容易马上落实，男女平等就不太容易马上落实，所以至今仍有不少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妇女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成绩。
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人的解放和发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07:30 第 41
节 新中国文化 4回顾人类历史，虽然中国文化有充分理由自我肯定，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中国文化只是世界一员，别人比我们也差不到哪里去。在西方奴役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时代基本结束时，即二战以后，这三个文明大致是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我看不出当时中国有什么明显优势，能够决定我们会理所应当地跑到人家前头去。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地取得了某种发展上的领先，那是自己干出来的，决不是命中注定的。
我们都干了什么？干对了什么又干错了什么？由于人的生物反应特点，对不舒适的感觉反应更甚，所以我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干错了什么，而把干对的当成理所应当。这是正常的，冯巩说过，不拉车不知拉车的苦，不坐车不知坐车的甜嘛。
但是，这种忽略也使我们可能错过总结经验的机会，甚至可能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当成废品丢掉。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这个必要冒着被拍砖的风险说这么一堆话。
前贴中所提到的中国建国后扫除文盲、废除农奴、废除土司、打击会道门、宗教改革、汉字简化等，知识所限，我就不再一一论述了。大家共同思考吧。我继续逮着电影和戏曲瞎摆活。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曲艺进入了空前发展期。建国前，虽然少数几个剧种已被主流社会接受，有几个顶尖艺人比较有钱，还能给抗美援朝捐架飞机，但就总体来说，中国戏曲仍然处在街头卖艺的发展阶段，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建国后，政府大力扶持曲艺的原因，一方面是阶级感情，中共队伍多数是草根阶层来的；另一方面是现实需要，中国人多数是农民，农民多数是文盲，你上网发贴再好他也不跟贴，要宣传，就必须寻找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曲艺宣传的工作模式，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形成了。
许多民间曲艺因此得以登堂入室，一些草根出身的艺人开始构筑属于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成为一门艺术的开山鼻祖。
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惊人天赋，令今天的艺人们望尘莫及，这也许就是人被“解放”伊始的某种形式的潜质爆发。
今天的中国人拥有 600 多种地方戏，绝大部分来自于建国以后从民间的发掘、整理和再创造。其他曲艺形式，我手头还没有确切的数字。虽然中国曲艺命运多舛，建国初期是宣传工作导向的束缚，文革期间是肉体迫害，改革初期是经济效益的诱惑和困窘，然后又是欧美港台日韩文化的惨烈挤压——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可爱的文化财富沿续至今，而且正在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成为各地的文化名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它们正在被白先勇、魏明伦、郭德纲、赵本山、李玉刚、周立波等艺人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虽然咱们有权巨喜欢他们或者巨恶心他们。第42节新中国文化5
新凤霞是苏州人，童年时被人贩子贩到天津去，学习当时流传于冀东的唐山落子。建国之前她已小有名气（22 岁），但主要还是在建国以后，新凤霞和评剧一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她创作和演出了许多经典剧目和电影，开创了行云流水嘎崩脆的“新派唱腔”，当上了国家评剧院的艺委会主任，还找了一个大作家当老公。然而十年动乱中，她被禁止登台，惨遭迫害，家庭离散难团圆。当政治风暴终于结束的时候，她已经无法离开轮椅。此后二十多年间，她笔耕不缀，出版了很多书，其中有篇《傻二哥》选进了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
1998 年，71 岁，这个戏曲天才与世长辞。
为什么老逮住一个人猛说？因为我认为，每个人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最鲜活、最生动的微缩社会发展史。张艺谋的《活着》虽然讲的是最卑微的中国小人物，却被视为史诗电影（一半功劳要归余华）。许多抡圆了夯大钱的献礼巨片，虽然调了几个师开着装甲车来当群众演员，却没有人认为它是史诗电影。原因就是在后者中，我们看不见“人”。所以，我充分吸取了献礼片的教训，呵呵！通过看人物命运来看历史，这样比几个数字、几个文件更生动、更直观，更有助于理解，更能启发思考。比如，我们对建国以后的文化历程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甚至会激烈互拍，但难道你不认为当事者比你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吗？新凤霞的回忆著作，时间贯穿了解放前后，我也没看全，但我认为有必要听一听当事人对历史怎么看、怎么想。如果哪个兄弟非说别人都被整怕了，根本不敢说真的，天底下只有他自己才说真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喜欢用看历史书的眼光，去欣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作品。比如建国初期各个文艺领域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开创性人物。比如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比如崔健的几张专辑和最近的几首网络歌曲。比如把陈佩斯与赵本山的小品比较着看一下。比如张晓刚和岳敏君之类的风格怪异的画（其复印品在新加坡地摊上竟然有卖的）。
从新凤霞的人生来看，我对新中国文化的个人看法是：也有巨大的发展，也有巨大的破坏，但最后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东西。我就是这个看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呵呵不要骂啊。鉴于新凤霞对本贴的帮助，如果你想去缅怀她一下，可以去搜搜《花为媒》里的那段《这才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也叫《闯洞房》，去领略一下她在巅峰状态下那种行云流水、余音绕梁的风采吧。
很惭愧，我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认识水平了——从一个个体看历史，然后再通过其他的两个、三个……个体去证实或者证伪自己的看法。从其他的文化人甚至文化圈以外的人士身上，我也大致是这种判断。（就是“也有巨大的发展，也有巨大的破坏，但最后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我没有手段、更没有能力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如果有兄弟觉得我搞取样化验纯属投机取巧，我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文化对照。技止此耳。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当时出国的人，估计没有哪个不郁闷地回来。他们私下里说：“差距太大了，中国还有希望吗？”开放造成这么大的震撼，盖其原因有四：一是中国本来就比西方落后太多，就是正常发展的话，当时也撵不上；二是何况还没有正常发展；三是改革前太封闭，缺乏民间交流和了解；四是又关起门来把自己吹得太高，把欧美贬得水深火热。总之，本来现实落差就够大的了，人为造成的心理落差比现实落差还大，出国前又缺乏心理准备，出去一看不要紧，民族自信心从高空坠落，摔成了饼状物。（所以现在朝鲜不敢搞改革开放啊。）虽然中国人最后终于挺住了，但当时那个情况，还真没有人敢保证“绝对不抽”。当时，虽然没有出国机会的中国农民刚刚大包干，一片喜气洋洋，但知识文化界在经历了平反摘帽的短暂喜悦之后，立马陷入了痛苦、思索、彷徨。为什么崔健的《一无所有》可以代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因为中国人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在种精神状态之下，当时冒出一部名字有关于黄河的纪录片，就不难理解了。中国人的自我要求很高，很有出息，一直拿自己跟西方文化对照（美国的、苏联的）。但必须指出，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如果能把自己同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放在一起凑桌麻将，以最近一百年的世界历史的尺度去系统地、全面地比较一下，也许会得出一个相对更客观的自我认识，或许可以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少犯一些错误。
直到大概 1998 年左右，余秋雨出版了一本书叫《千年一叹》。这本书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因为它是余教授继推出《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大精品之后，转而致力于生产文化泡沫、文化快餐和文化垃圾的第一部开山力作。从转轨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很有收藏和研究价值。虽然该书许多章节类似于中学生暑假日记，但最后几篇《我拒绝为你喝彩》等章节，水平明显在中学生之上，值得一读。这几篇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印度文化面临的困境——这是一种不能发展的文化困境，与中国发展之中的文化困境截然不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07:31 第 43
节 新中国文化 6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拿自己去跟美国或者苏联去比较比较。但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非常自觉地把自己当个干部。国家领导人比较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民间人士则是逮着什么比什么。总的来说，比出来结果非常不给力。当时连小平都说了，再不发展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了。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前二十年，我们在文化领域的发展演进，一言难尽，万言也难尽。因为前文说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全面认识自己，甚至有的人认为是“一无所有”，所以，政策也罢，政府行为也罢，民间行为也罢，个人行为也罢，显得没有章法，甚至一片茫然。在经济领域，大家摸着石头过河，还算好办，因为经济发展问题，可以比较准确和直观地用增长数据和效益数据来说话、来评价。对于文化这种形而上的东西，人类搞不出一个计算评价体系来，无法确定去年我国文化发展率是 8%还是 10%。
结果就是，发展得比较乱套。对外，该引进的也引进了，不该引进的也引进了，该排斥的也排斥了，不该排斥的也排斥了。对内，该坚持的也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也坚持了，该抛弃的也抛弃了，不抛弃的也抛弃了。如果不具体到哪个特定领域，我们简直很难系统地、全面地写一个工作总结。
有个诗人总结道，八十年代，中国诗坛把西方一百年来诗坛流变又重新演绎了一次。听他这个话的意思，相当于慈禧吃满汉全席，一道菜夹了一筷子。
现实可没有这么爽。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前期，各种文化方面的争论很热闹。人们觉得这一个问题相当重要，也许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但没有多久，这个争论就成了历史，人们又围着另外的问题争论去了。就这样争论来，争论去，很多年以后大家才发现，当年争论的任何问题都他妈的不重要，只有争论本身才最重要，因为社会的发展前进，正是需要活跃的思想、流畅的信息和广泛的交流。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环境优于改革前的主要原因。
所以，虽然比较乱套，我还是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在很乱套地前进，而不是倒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文革的文化反思问题。因为这次革命的对象，点名道姓就是针对文化。中国文化如果无动于衷，不作任何反思，那么这个文化也未免太没心没肺了。
七十年代末出来一个“伤痕文学”。时间太久了，可能网友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没有读过。由于我人不老心老，所以去读了几篇，没有什么感觉。据说，当时的人们可都读得跟泪人似的。伤痕文学总的来说比较浅白，虽然作家们也想要深入反思（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秉性），但当时历史还没有得到充分沉淀，他们的反思显得力所不逮。这些小说，相当于一个人捂着血葫芦似的脑袋报告大家：我被人砍了。至于为什么会被砍、以后怎样才能不被砍、怎样才能让凶手不能砍不敢砍和不想砍，这些问题则统统没有得到解决。
第 44 节 文化反思对文革反思不够，也不能全怪到文化人头上。这里也有个政治导向问题。
十年浩劫结束后，有些人希望清算一下历史问题。这个要求应该说是正当的，而且从理论上讲，搞清楚历史问题，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但是，小平的脑袋很不糊涂，他非常清醒而且准确地判断出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于文革给中国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太多的恩怨，再加上中国人在历次运动中培养形成的斗争意识，搞反思搞清算，估计十年也扯不完，等于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文革。那中国还他妈
的要不要发展啦？各位可能看出来了，我对老邓相当的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左和右是一个辨证关系，两个极端是最远的，同时又是最近的。比如，大家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者去投敌是很符合逻辑的，而不理解为什么极左路级的张国焘跑到蒋委员长那去了。其实这很好理解。比如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如果你开得又正又稳，即使刮到护栏也是小擦挂。但如果你向左猛打盘子，就会狠狠地撞到左护栏上。你向左冲得越猛，碰壁后的反作用力就越大，你就越容易掉头再向右边猛冲，结果又撞到右边护栏上去了。
这就是两极相通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讲，精英和愤愤并不遥远。
小平的英明在于，中国这辆大车在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向左边撞了一下以后，他作为司机，能一边把车向右扳到中间来，一边又克服反作用力，让大车不要偏到右边去。这不仅需要政治眼光，更需要政治手段和驾驭大局的能力。考虑到他本人和家庭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这就更难能可贵，还需要有一个政治胸怀。我经常想，如果当时不是他在执政，中国可能会整成一个什么样子。
当时的中国文化，更包括政治和经济，主要的问题是向前走，快点向前发展，而不是回头去扯问题。所以，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决定了中国的方向。对于实在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公开发给了全国和全世界。这相当于拿筷子在碗口上一划，把找麻烦的面条搞断了。有人还在提意见，说还有些问题没说清楚！小平又说了一句名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于是大伙就这么办了。
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领导犯错误的时候都不说话，不反对，甚至还在帮腔。等领导倒台了该清算的时候，他一把鼻子一把泪地控诉，成了受害者。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人有机会就宽衣解带，把身上和心上伤痕亮给人看，谁敢比我惨哪！大家全都成了受害者，全中国只有四个坏人。巴金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晚年的《随想录》中，坦率地告诉国人：我受了害，但我也害过人，我对那个时代的错误有责任，我后悔啊！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值得咱们每一个同胞学习。
百岁巴金已于 2005 年离开了我们。岷山苍苍，蜀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巴金曾经建议建一个文革博物馆。这事没有得到高层支持。
这个事情在文化界有不少讨论。从上面我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其实双方都没有错，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是大局。一直到南巡讲话，小平都在反复强调“不争论”。把一个大博物馆楚在那里，很容易
引起争论。
但不建博物馆不等于忽视历史。实际上，官方和民间都在收集和保存文革的各种资料。历史教训是一笔用血换来的财富，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把它留给子孙后代。
2000 年以后，随着国力发展，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越来越平和，越来越自信。我们对兄弟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平等务实。
记得九十年代，我去吃个宴会，席间有两个哥们，一聊发现都去过法国，就聊起年份葡萄酒的问题。那个自我感觉，那个文化品位，太球高雅了。两个家伙聊得满脸上跑眉毛，把我这个喝红酒兑雪碧的老帽窥得如同无物。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兄弟，已经没有这种文化仰视心态了。我们学会了在尊重别人的同时坚持自我，喝咖啡就大蒜，秋水共长天一色。
近三十年来，中国主要目标就是向前赶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很少回头去全面研究建国以来的文化史。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文化自信的建立，我们渐渐有条件、有能力去回首研究那些尘封已久的问题。这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相信，这个研究应该放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如果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于国无益的。
我以前呆过的那个单位，当时的一把手推行过一次市场业绩考核，搞得鸡飞狗跳，最后失败走人。他一走不要紧，大家都成了受害者，争着向新领导展示伤痕。开会时，我没有控制住，就发了个言。我指出，问题虽然主要出在决策上，但大家都参加了，当时还有人极力推动过呢。当时刚踢完世界杯，我就引用了一句时髦话：“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此言一出，单位上下一致认定，前任一把手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少可以确定是两个人。额滴神啊！老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记得看过一本纪实书，写的是 1959 年的故事。某地开大会批判彭张黄周。两个农民一边振臂高呼，一边相互打听：彭德怀是哪个村的啊，怎么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啊！他爹怎么没有管住他？我想，也许这两个农民很快就要面临粮食问题了。彭德怀比较抽象，但厨房非常现实。其实中国的许多历史问题，在偶然中存在着某种历史夙命。许多历史悲剧，最根本的病因，不在风云变幻的国家上层，也不在穷凶极恶的美帝苏修，而恰恰隐藏十三亿中国人——你、我、他中间。
中国文化正在拥有自信，但是它还不够多，不够强，不够正，有时还有些盲目。一个民族的强大，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之制度种种，说到底是制度背后的文化力量的强大。
最强大的文化力量的表现，是勇于面对一切现实，亲手去剖开自己的灵魂。巴金勇于自我解剖，把良知放在名利之上。但这种人还太少，“谁敢比我惨”的家伙还太多。
我尊敬巴金，我更崇拜鲁迅。
鲁迅这位爷真的牛。由于官方夸得太多，有些年轻兄弟夸出逆反心理，转而去崇拜梁实秋之流了。同时代的文人中，也许除了胡适，没有哪个人曾经企及鲁迅的文化高度和思想深度，甚至不能望其项背。由于一骑绝尘，所以鲁迅看起来很孤僻，不讨人喜欢。但，他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我认为鲁迅文章最好的有两种。一种是让你感到看懂了，很多年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懂。另一种是讳涩到让你永远看不懂，但能在心灵上感受他的思想。《墓志铭》就属于后者。我都看了两万多遍了，都还没看懂呐，但却分明地感觉到，先生正在顶贴讨论同一个问题。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贴子写到这里，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07:32 第 45
节 文化自信 1兄弟们好！出差中，事情忙，偶尔上网，发现这贴子竟然还没有沉呢，呵呵，谢谢。把贴子往回看了一下，不好意思。
写东西讲究自圆其说。阿 Q 把圆圈画成瓜子型，至少也是个闭合回路。而我的贴子，很多地方逻辑上没合上缝，相当于跟头镖一扔出去不知道转到哪去了，没看见回来。补救也难。反正是胡聊，大家胡乱看看就行了。别跟我细抠啊，我抠不过你啊。
出差前突击狂写了一天一夜，把文化写完了。其实仔细一看，还漏了不少东西。请允许我继续就文化问题再多发几个贴子。
都是纯粹个人看法，在旅途中边走、边想、边写、边发。时间太紧张了，很难像以前那样一天八贴十贴地狂发。
前面贴子里，我写了一些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由于随手写的，所以观点很散漫，不集中，为了使大家看起来更方便，我总结如下：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很自我地发展，直到 1840 年以后被西方揍醒，然后在 1900 年前后经由日本“介绍” 与西方文化认识。此后，民国时期、1949 年至 1979 年、改革开放的这三个阶段中，虽然历史迭宕起伏，但是中国文化总体而言在不断向前演进。2000 年以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可能有兄弟持反对意见。比如：有人不赞同 1949 年至1979 年间中国文化有所发展；有人不赞同建国前后的中国文化发展具有延续性，认为前后存在断层。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断层不是出现在建国前后，而是出现在十年文革。这些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观点存在是正常的，争鸣的社会价值，不是为了统一异见，而是为了相互完善和相互启发。
在我的眼中，中国文化一直在不断向前演进。虽然中间出现过停滞和曲折，但仍然不断顽强向前，而且成果斐然。我前面提到，在扫除文盲、移风易俗、妇女解放、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等方面，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手段，取得了非常之功。做成了外国无法办到、今天的我们也无法办到的事情。
同时，在一些领域也遭到了重大挫折，付出了非常代价。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充足的自信心。我们不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在向前演进，而是自认为处于歧路或者倒退状态。我们并没有将中国文化放到四大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自我审视，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认识比较到位，而对取得的进展和相对优势认识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解除了文化上的自我封闭之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似乎有太多的理由感到自卑。
有一次，一个兄弟从日本回来，对我感慨说：他在日本看到了和服，这就是中国唐代服装的变种。中国的许多唐文化元素保留在日本，而中国本土倒把这些东西丢得一干二净，真是太不应该了。这个朋友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我在许多书刊和网络上读到过类似观点。有的作者还是著名专家和学者。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贵州，有许多屯堡。所谓屯堡，实际上是明代屯兵营演化成的村寨。明初平定西南以后，从南京附近各府县大量移民，随军屯驻苗疆，后来就形成了屯堡式的村寨。今天这些屯堡成了旅游点。屯堡中的女村民的青布衣裤和头钸，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明初江
南汉族服装的特色。
同样是中国古文化在服装方面的民间遗存，为什么中国人到了日本就感到自惭形秽，自认为是丢了传统文化，到了贵州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自责，自认为是丢了传统文化呢？一句话说白了，不就是因为日本人的手里有钱嘛！文化的演进规律，有一条就是旋涡型理论，这个名字是我起的，也不知道学名是怎么表述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文化的覆盖区域，分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像旋涡一样，中心转得快，边缘转得慢。中心地区的文化成果，会逐步向边缘地区传播和扩散。中心地区的文化演进速度，要远远快于边缘地区。
这样，就出现了中心地区业已消失的一些历史文化元素在边缘地区继续保留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存在。
虽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通过向西方学习，取得了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优势，但日本人自己都承认，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千年历史中，日本文化一直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自古都处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保留一部分中国古文化的元素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被认为是宋代宫廷音乐的民间遗存。比如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后，四川偏远山区的村庄，青年人还流行穿绿色军装。
有人说，唐在日本汉在韩，明清在台湾。其实这种看法的所谓依据，不过是某种古文化元素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民间遗存。
我不认为一些文化元素就可以代表整个文化的全部，就可以据此认为唐文化在日本，这是极其荒唐的。我们有理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才是汉唐文化的真正继承人。如果中国今天的文化与汉唐大相径庭，是因为无论汉唐文化也好，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也好，都是发展中变化中的活文化，而不是文化标本。中国文化在各个历史演进阶段中一脉相承，千古不绝，而且还将与时俱进，继续发展变化。
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许多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文化现象。
比如，新加坡华人葬俗仍然延续了许多中国传统葬俗的特点。
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华优良传统的延续，是大陆的失败之处。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边缘地区所残存的历史文化元素。中国土葬制度延续数千年，有极为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群众基础。建国以后，中国政府推行了极为激进的殡葬制度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至今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不少抵触和斗争。专家学者对殡葬制度改革利弊的争议很多，火葬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这种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讲，当年的殡葬改革还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几十年来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不能说周边地区保留土葬习俗就一定更先进、更科学。第 46节 文化自信 2
看到日本的和装，中国人就自惭形秽，看到新加坡保留了一些华人生活习俗，又有一些文化精英在那里大发醒世恒言。这些现象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我们存在深深的文化自卑感。
一次，我的房子要装修了，我就去家装市场选购建材。我发现橱卫用品、瓷砖之类的品牌，有八成都是洋名。一问，发现没有哪一家是外国投资的，都是广东福建的产品，最多也就是有点港资背景而已。我进一步了解，发现此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大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起步的乡镇企业。当时中国产品很流行起洋名，好像一个产品起个洋名就会有大好销路。但是，中国人起的洋名又显得很幼稚。比如瓷砖的牌子，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比较出名的好像有罗马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等等。你设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家乡镇企业老板，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又很想给产品起个洋名，那么，上述这些洋名，基本上就是他脑子里的所有的外国名词了。
这只是一个例子。如果兄弟们留心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演变，可以从许多有趣的社会现象来看。
我并不否认日本、新加坡的文化具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如果他们所保留的中国古代文化元素真的有价值，我不反对把这些文化元素再取回来。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平和的文化心态，才能冷静地审视他们，客观地
评价他们，大大方方地学习他们。如果文化自卑心理太重，
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弄不好就把狗屎当宝贝拣了回来。
前面的贴子里我已经聊到，中国人在开放之初，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一直在这种纠结中与外国人打交道。直到 2000 年以后，文化心态才逐步平和自信，但目前仍然不够。一方面是还不够平和自信，另一方面是少数人又纠枉过正，变得盲目自大起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聊完中国文化“自视”，再聊聊“他视”问题，即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总体来说，随着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西方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但，依然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举个例子。许多美国杂志一提到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经常会把我们与吃狗肉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如果提到“吃狗肉者”，基本就是指的中国人或韩国人。
关于狗肉问题，我倒是考察过。山东有句谚语：要吃飞禽，鸽子鹌鹑；要吃走兽，驴肉狗肉。可见这四样东西比较好吃。
贵州人则说：花江狗肉滚三滚，庙里菩萨坐不稳。狗肉之香连菩萨都动心。虽然民间有此一说，但据我了解，实际上真正吃过狗肉的中国人是很少的，吃过的人，多年就是吃个一两次。
真正爱吃狗肉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吃狗肉确有其事，也犯不着在文化上上纲上线。但美国人坚决以自己为中心。在他们的眼里，狗与猫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天底下竟然还有吃狗肉的人，这实在太不可理喻了，还有人性吗？其实，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印度文化里，牛是神灵，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牛在印度可以幸福地活到死。美国人酷爱吃牛排。他们天天大嚼大啖着印度人的神灵，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却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竟会吃掉他们的朋友。
美国人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庞大芜杂的文化用一个符号进行简化。比如中国人吃狗肉——冷酷没有爱心的家伙；新加坡人使用鞭刑——东方式的专制主义；日本人的相扑——新奇而怪异的异族风情，这么小的国家偏偏要搞巨人运动，也许日本人的心理正像相扑运动员的身体一样变态；印度的玩蛇艺人——小笛子竟然可以让眼镜蛇跳舞，不可理解的东方神秘主义，还颇有一点原始的危险刺激。
综合上述，虽然中西方文化已经相互“认识”多年，但由于西强中弱，造成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许多仰视所带来的偏差，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则有许多俯视所带来的偏差。
在某些中国人眼里，西方什么都好，特别是八十年代有句
说法，叫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在西方人看来，除了中餐味道不错（但不符合健康标准），其余的中国东西似乎
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中国人是潜意识的文化主义者，特别
希望别人崇尚中国文化，但是，你不要以为西方人对中国
感兴趣就证明他崇尚中国文化了。我楼下小店里租的影碟，
反映南美洲食人族的片子被借得最多，这并不代表中国人
崇尚南美野人文化。人类对异质文化充满了猎奇心理，但
猎奇不等于喜爱，喜爱也不等于崇尚。
由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再加上实质的利益冲突，我们中国人做什么事情，在西方看来都不对，都要批评。美国华人林良多最近发表的诗作《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有一定代表性。这哥们很冒火地质问：“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 原诗很长，大家有兴趣去搜。诗里涉及的不全是文化问题，但根源在文化上。
在被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损害多年之后，2008 年 4 月，中国新一代青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世界各地走上街头，事后还出现了四月青年（反 CNN）网站。这是件大好事。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势心理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我们很难通过几年的努力转化其偏见。我们不必过于愤怒，你气死也没有用，每天把自己手头的一份工作干好，让中国一步步继续强大起来才是王道。
近年来，中国崛起已势不可挡，许多西方人从实利角度出发，开始重视中国。我打过交道的几个西欧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或者经济界人士，他们的子女里都有学习中文的孩子。他们真心的认为中国是西方之外最重要的国家，下一代人如果学习中文的话，职业道路一定会宽阔一倍。但是遗憾的是，西方从文化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偏见似乎有增无减，而且中国崛起以后，这种文化偏见甚至进而变成了文化敌视，至少一部分西方人眼里是这样的。
例如诺贝尔奖就是一个典型。除了西方人士之外，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年的非自然科学类奖项都授给了那些货色。基本上都是西方看着不顺眼的国家的反对派人士。我给兄弟们介绍一个得诺贝尔奖的窍门，你要是得了，就把奖金分给我一半。
那就是，你写文章抡圆了大骂中国政府。不管中国干什么，你都上纲上线地写文章论证其谬误，对坏事，你就论证必然性，对好事，你就论证这是政治工程，是损害多数人利益的，是损害环境的。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骂下去，如果运气好，你很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你不幸是一个文盲或者像楼主一样懒隋，不会或者不想写文章，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坐飞机到欧美各国去，下了飞机到处走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坐在地上脱了鞋破口大骂中国。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骂下去，如果运气好，你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两年，某个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穷国，出了一个所谓穷人银行家，给农村妇女放了几笔贷款，就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仔细调阅了资料，我认为，他这个弄法基本上是流于面子，对于改变当地农村几乎令人绝望的贫困现实，作用是九牛一毛。
相当于一个人痛得要死了，你去给他按按肚子，再说几句安慰的话。要说对农村的贡献，中国的农村改革才是惊天动地、触及根本的改革，中国这三十年的农民脱贫致富才是全世界扶贫最大的成绩。然而，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奖，在那些评委的意识形态的眼里，中国的成绩永远一文不值。
我常想，中国不需要这些奖项。我们的发展成绩，不需要用这种已沦为无厘头的奖项来证明或者评定。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07:33 第 47
节 文化自信 3我不是现有制度和文化秩序的维护者。我只是想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进行自己的思考和解释。有兄弟指出我回避中国的社会问题，那倒不是。有关社会的负面问题，我的贴子里已涉及到，今后谈论经济问题时会涉及更多，有的观点会很尖锐。
中国问题是有的，成绩也是有的。我们不能否认发展成绩。中国崛起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福祉，这一点，身在海外的人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至于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客观地分析。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兄弟们，我的思想曾经相当偏激。因为工作原因，我对中国负面的东西看得太多，比一般人要多要深。我就是下岗职工的儿子。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关系，多次现场目睹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闹事。我专题调查过患职业病的农民工群体。我在吃不起饭的城市贫民家里听他们哭诉，和他们一起哭。我近距离了解过一些腐败案。我在农村的亲友因为没有病保，临死都在计算着医药花费。
所以，在 2006 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思想相当悲观。
例如，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问题上，章家敦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我比他还偏激，我当时认为不是“即将”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失败。直到 2006 年以后，特别是2008 年以后，我的思想才开始逐步转变，开始更平和、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原因有很多的，一言难尽。我认为，全面客观的看问题，不是向社会丑恶现象妥协，而是为了更有力的批判和解决。
也正是由于这个心路历程，我能够理解不同观点，对于本楼中回贴骂人的哥们也可以理解。我有个朋友，堪称精英中的精英，那是逢中必批，认为只有用西方先进思想撤底改造中国人，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俩很容易争论，就索性见面只谈论天气和相互推荐馆子。但是大家仍然维持朋友关系。
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承认他是一个有公德心、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公民。至少他不随地吐痰和经常献血，这令我很汗颜。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文革的问题。文革对于打破中国农村千年一贯的一潭死水、一盘散沙式的局面，应该说有一定作用。
但是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没有为它翻案的意思。这个问题中央已有历史结论，这个结论基本符合事实。
我认为文革是中国的一个悲剧。什么叫悲剧呢？我念大学时突然对文艺产生了兴趣，就突击研究了一顿，还整了篇论文，结果论文被校刊编辑很英明地枪毙了。记得在这篇论文里，我给悲喜剧下过一个定义：“好人办了坏事，就是悲剧。坏人办了好事，就是喜剧。至于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坏事，无论结果多么好或者多么坏，都算不上喜剧或者悲剧，都只能算是正剧。”文革就是这样一场悲剧。从上到下，绝大部分人出发点是好的，但最后办了一件大坏事。究其原因，他们是想破旧立新。但是，他们认为的“新”实际上根本不算新，或者说没有什么可立性，立不起来。结果就是，大家用封建的方式去反封建，用孔子的思维去反思孔子，用孔子的语言去批判孔子，旧的东西打得稀烂，而新立起来的东西基本上属于老黄瓜刷绿漆，最后造成了短时期的文化困境。
第 48 节 文化延续性 1
既然说到文革，顺便聊聊文化的延续性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断裂的问题，有许多评论和文章。
有论者认为建国前后出现了文化断裂，有论者认为文革前后出现了文化断裂。
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没有那么容易就断裂。
从中国文化两千年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它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一路走来，历史上比文革更大的风雨有的是，如果真的那么容易断裂，早就断裂一百回了。无论是建国也罢，文革也罢，对中国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面或负面），但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大的原发性文化之一，它深植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是你想灭就能灭的。只要 13 亿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定会生生不息，顽强地适应环境，向前演进。
具体来说，我还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举个例子吧。文物古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古迹兴废，从一个侧面看看文化发展脉络。
许多人指责，文革破坏了大量古迹和文物，这个指责不错。
事实的确是这样。但是，把中国古迹损失全都算在文革头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喜欢收集网上老照片。从老照片来看，清末时中国各地的古迹已经破败不堪了，一些古迹已经完全毁掉。我再结合一些历史材料分析，总的判断是：中国古迹在明末清初战争中遭到严重损毁，在康、雍、乾三朝得到大量恢复和新建，达到了鼎盛。清道光年间是清朝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文物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从 1840 年至 1911 年，经六十多年的内战外战的破坏，再加上政府和社会无力维护，到民国初年，中国古迹文物已经是破烂不堪。接下来，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日本入侵，进一步加剧了文物古迹的破坏。例如，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中”（鲁迅），最后倒掉了。又例如，梁思成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古迹照片，从中可以生动地看到当年的破败情况。有兴趣的兄弟可以读读梁思成写的《中国建筑史》，专业性不算强，很容易懂，有趣。
同时，中国文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大量外流，现在欧美博物馆里汗牛充栋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那个时期流失的。我一参观就感到郁闷。比如唐太宗墓前的浮雕“昭陵六骏”，我巨喜欢，拿它当电脑桌面。可惜其中有两组浮雕在民国初年被盗卖给美国人了，现在在美国宾州博物馆藏着。有台湾人说，大陆政府把古迹破坏光了，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是有责任，当年的中华民国责任也不小。
总体来说，中国古迹文物的全面灾难期是 1840 年至 1949年的一百年间。建国以后，国内古迹特别是著名古迹得到了保护和修复。文物珍品一百多年的大量外流的局面得到了有力扼制。中间也出现了反复：一是建国以后的城市建设中，由于重视不够，一部分古迹被拆除，例如北京城墙和北京街道牌坊。
二是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破坏了大量文物古迹，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总体来说，建国以后中国的文物古迹逐步向好，特别是 1979 年之后局面的改变带有根本性。
我有个朋友在某县当副县长。前年一起吃饭时，他提到，他们县有一个名胜古迹。可惜在文革中毁掉了。一些人大代表提议，希望原址重建。但是，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制造“假古迹”是劳民伤财。他为此比较纠结。
我给他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一是假古迹的问题，二是劳民伤财的问题。
关于“假古迹”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现存的大量古迹，大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古迹的一个特点是，乱世毁坏，盛世重建。比如，现存的许多古迹都是明末毁于战乱、清代康乾盛世时期重建的，我们因而得以拥有这些古迹，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大规模修复文化古迹，是中国历朝历代进入盛世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假古迹”问题。你现在修好了是新的，留给子孙，再过几代就是古迹了。康乾年间复建的许多古迹当时都是新的，油漆味比较重，看上去是个“假古迹”，但今天它们已经成了所在城市的无价之宝和文化遗产。但我建议他多咨询专家意见，慎重一些，把古迹修好，别整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商业建筑。
二是劳民伤财问题。我认为，从文化角度来讲，修复古迹是有必要的，也是我们对文革错误的弥补，让子孙幸福地拥有这些名胜古迹。但是目前中国还不富裕，倒是有必要统筹考虑，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如果县上的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缺钱，不防先把这些钱用到老百姓身上要紧，等宽裕了再重建古迹不迟。我打趣地对他说：把钱用来重修古迹是一个中策——不如用到教育医疗上更好，但也比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吃了喝了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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