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大一统的帝国制度，是古代中国区别于世界的最为鲜明的两个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非宗教型社会，我将在以后的有关贴子中介绍。
这个大一统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背景。今天的中国，虽然帝制已被推翻一百年，但千年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这个现实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政党的主观决定那么简单就可以解释的。这个现实，也是理解中国当前的成就与失误、优势和劣势、力量和困难、以及中国崛起中诸多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连续用这么长的几个贴子加以阐明。
中秋月明夜未央，室友鼻息已雷鸣。写到这里吧，累死我也！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14:49 第 55
节 资本萌芽 1中国人编写的世界革命史，有一个著名论断，意思是说，新生事物往往会在旧势力最薄弱的地区（“链条中最薄弱一环”）率先取得胜利。这个观点，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仍然是成立的。
按照前贴中的观点，在人类四个主要文明（或者文化）中，封建帝国的统治势力的强弱顺序，应该是中国大一统的帝国最强；印度和伊斯兰的帝国（内部存在诸多封建王国、土邦和酋长国）次强；只有名义帝国（罗马教皇）、实际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最弱。在封建帝国和王国内部，封建势力对于工商业的控制，培养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反过来不断巩固自身利益，进一步加强控制，最后把工商业者搜刮得无以为继，官逼民反。造反的梁山好汉里面，就有不少人，原来是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的。比如从事餐饮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家孙二娘。从她的所作所为看，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创业精神和经营能力的好公民。按说，她原本应该凭借自己超强的公关能力，开拓市场，增加投入，扩大就业，评星级、搞连锁，上市筹资，最后打造成国际著名品牌“十字坡”，和希尔顿、喜来登等巨头去角逐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治昏暗和官匪横行，使她无法正常经营，最后逼上了黑道，先杀人越货，卖人肉包子，然后拉杆子上了梁山。中国的治乱周期，基本上就是这么给弄出来的。
总之，在中国这样大一统帝国的内部，工商业者想要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维护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难度是极大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工商业，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塔楼一样，随着王朝更替，毁而复兴，兴而复毁，始终无法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阶段。关于中国封建帝国经济从繁荣到崩溃的周期现象及其根源，著名学者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本书说得又生动又深透，多次让我拍案叫绝。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欧洲人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韦伯。欧洲有两个马克思，拥有同样的学术盛名。
除了我们中国人崇拜的大胡子马克思以外，另外一个就是
马克思韦伯。为了方便好记，易于区别，我们叫他“围脖”
吧。围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基督教
伦理的角度，论述了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
他指出，基督教伦理才是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
围脖还对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抑制进行了分析。这本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得一塌糊涂。如果你去读当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市场经济价值理念方面的论文，就会
发现围脖的话被反复引用。
我不同意围脖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西方能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不能，主要原因不在于基督教和儒教的差别，而在于“马赛克”式的林立小国和大一统帝国的差别。
下面我先来反驳围脖的看法。是不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分析是个大活儿，可以写几本书。为了偷懒起见，我继续举例说明。这里插一句闲话，“举例”这个做法，发贴子闲聊可以，真搞论文不行。在前面的许多贴子里，我也是不断“举例”的。这种做法，看上去，有举重若轻之势；想起来，有藏拙取巧之嫌；实际上，有以偏盖全之失；而我的本意，是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呵呵，兄弟们一起思考吧！
例如：契约精神。
契约就是合同。合同这个东西，在现代经济和社会领域是黑重要黑重要的。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名著之一，就叫《社会契约论》嘛。围脖先生认为，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石。基督教新教伦理中有“人神契约”等思想和内容。这些教义，植根于西方社会意识深处，使基督教的社会公众比东方人更具有契约精神。
这个说法，乍一听起来比较靠谱。起码就目前而言，西方人的契约精神的确远远高于中国人。我们现在整天评比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原因就是不重合同、不守信用的单位实在太多了。被评上的单位也不一定真的守信用，比如三鹿奶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抓了许多年，坑蒙拐骗现象倒是花样翻新，连吃的喝的东西都不放心了。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会发现，现代契约精神的产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源头。伊斯兰教对于人的诚实、信用和忠诚，也有一大堆的教义和行为规范。真正虔诚的穆斯林是相当有道德定力的，你向他买东西不必担心缺斤少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也包含了社会诚信观念。君子一诺千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语）。总之，我看不出基督教教义中关于契约诚信精神的“种子”比其他文化更多或者更强。另一方面，围脖认为伊斯兰、儒家等教义和伦理精神有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成份，其实在基督教中同样也有。儒家社会的确存在重耕战、抑工商的顽固倾向，但是儒教文化下的中国人丝毫不缺少经商意识和能力。
中国有晋商、徽商等著名商帮，国外还有华侨商人在世界各地积极创业。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实力曾比欧洲商人强大得多。所以，东方文明并不缺乏重商传统。
而且，如果考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没有契约精神的坑蒙拐骗现象，在包括基督教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上都曾经出现过。这是一个不好避免的阶段性问题，各国只是在严重程度有所差异，与客观历史条件和政府治理水平有关。当各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现象又无一例外地逐步下降。
契约精神只是一例。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去思考和论证。总之，我感觉仅仅凭基督教新教伦理，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西方首先兴起的问题。
再多说一句，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我总是觉得把他们把基督教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说到一块儿，客观上有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味道。仅管围脖先生的主观出发点不是这样的。在近代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优越感无比强烈。再加上有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而广之到社会领域，形成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加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产增长而引发战争，多打死几个人以后，大伙儿日子过得就宽松了。这样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出来以后，西方国家疯狂瓜分世界，想不打两次世界大战都难。
扯远了。我们继续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在四分五裂的小国中破土萌发的。
第 56 节 资本萌芽 2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要强于世界其它地区，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其中原因，有诸多解释。围脖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我试图从欧洲四分五裂的国家格局中寻求解释。把伟大的马克思韦伯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呵呵！
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国多如牛毛。虽然上面有一个罗马教皇，教皇相当于战国周天子，实际政权都在各国国王手上。
英国、法国、西班牙算是泱泱大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以及巴尔干半岛，有数不清的小邦和小国。德意两国要等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完成统一。由于国家太多，分合错综，看欧洲历史是一件累死人的事情，我草草看了一遍，就束之高阁了。
小国之间经常打仗。为了土地，为了继承权，反正为了什么名目。由于通婚关系复杂，各国王室间多少都沾亲带故，所以打起仗来还有人帮忙，容易发展成一场群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王们为了打仗，就要筹款。当然，为了建王宫、办婚礼、建城堡、修教堂、搞面子工程等事项，也需要筹款。
在中国，筹款比较简单，下诏加税加捐就是了。中国老百姓说，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就是这个意思。实在不行，官府还可以强行征收富户财产充公，或者纵兵抢劫以充实军饷。元末明末的官军都是这么干的。当年国民党也这么干过，所以河南省主席汤恩伯将军光荣地与水、旱、蝗虫一起，被河南人民誉为“四害”。
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正面或侧面历史资料来看，欧洲国王也没少干这种破事，但是他们要比中国皇帝自我克制得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更有良心，而是因为形势不一样。欧洲四分五裂，小国林立，许多相邻小国仅有百里之遥，而且同文同种，居民沾亲带故，所以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可以比较容易挪个窝。
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幼年时期，封建王权专制是各国的普遍特征。但是，国王手里有权，商人肚子底下有腿。如果国王搜刮过狠，无异于杀鸡取卵，工商业者会跑掉，甚至跑到敌对国家去创造税收和就业。各国之间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使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有所顾忌。相反，他们对于那些依赖于土地、迁移难度较大的农民，搜刮就要狠得多，结果经常把农民逼得破产饿死，引发不少暴动。
缺钱用，又不好明抢，怎么办？一些国王和贵族的办法，是向商人们借钱。这一条，中国皇帝恐怕从来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一些商人也主动向国王和贵族提供支持，以换取更大经营权。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借了钱总要对债主好一点。总之，欧洲工商业者的处境要好于其它地区。
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商人阶层，甚至通过和平赎买形式，从封建王国那里搞到了城市自治“特许状”，使许多城市享有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这些城市里，居民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办法和自治办法，结果是五花八门怎么干的都有，现代许多政治经济制度，都能从当年那些自治城市里找到一些渊源。这些自治城市后来虽然消亡了，但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管理学上有一个“鲇鱼效应”，大体意思是说，沙丁鱼不爱运动，长途运输时会缺氧而死。解决的办法，是在沙丁鱼群中放进一条爱动的鲇鱼，扰得大家上窜下跳，这样就不会缺氧死掉了。当年欧洲小国林立，促成了资本主义兴起。一个原因是工商业者通过“用脚投票”获得相对宽松的环境。另一个原因是小国林立使一些发展快的国家成为“鲇鱼”，刺激了各国的竞争和追赶。
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肯定比封建自然经济更能促进国家富强。但是，这样需要牺牲国王和贵族的政治权力，他们肯定不会愿意。在中国这样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内部，很难有什么客观因素能迫使皇帝、贵族和官僚自动放权让利。而在欧洲，则具备这样一个客观因素，就是国际竞争。
欧洲有那么多的小国，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总有某种例外发生。比如，一个小国有某种客观历史原因，或者出现了政治观点新锐的政治家，或者商人阶层通过偶然的机遇获得了执政的机会，等等，就可能为新制度的发展打开一扇天窗。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极强能力，一旦获得发展机会，就会很快促进社会财富积累和国力增强，使这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国家就成了一条鲇鱼，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压力：你要么改革图强，要么在竞争中被干掉。
从十五世纪开始，大航海时代打开了欧洲人追逐财富的大门。葡萄牙一马当先，荷兰、西班牙、英国一个接一个地崛起，真是欧洲后浪推前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这些国家的兴起有诸多原因，央视七集纪录片《大国崛起》都分析了。但我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是促进其国内革命的重要外因。如果当时整个欧洲是一个皇帝统治下的大帝国，那么这些进步就很难实现。
反观中国，在分裂时期，也有国家竞争的生动例子。比如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国纷纷求贤图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诞生了影响中国的先秦诸子。而后来大一统帝国时期，这种思想自由的时代气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究其根本原因，是知识分子处境不同。
前者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让你后悔死；后者是此处不留爷，明天爷饿死，不得不去为五斗米折腰。人才如此，小民亦然。孟子对梁王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意思是，不能用国界来限制人民。换句话说，你这个国王当得不好，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跑到别的国家里去申请绿卡，你派兵守着国界也拦不住的。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有个割据国家叫南汉，国土是今天的两广。这个小国继承了唐代广州的外贸传统，控制了中国南海贸易，使广州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大港，因而富得流油。可惜南汉皇帝不争气，光吃喝玩乐，最后被北宋灭掉了。如果五代十国能够延续更长时间，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南汉（也可能是吴越等其它国家）的某个君主，可能会善待外商，发展贸易，将税金用于军备，从而取得武力上的相对优势。而那些被打得鼻血长流的邻国，可能会开一个会，总结教训，然后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好多收点税招兵买马去报仇。这种国家竞争，可能使工商业者取得更大权力，逐步刺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由于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中国工商业者从来没有像欧洲人那样获得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他们虽然富裕，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而且随时可能被宰割，就像曹雨村笔下葫芦案里的小财主冯渊一样。中国民谚“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关系。直到今天，民营企业家们有时仍然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中国古代城市，除了极少数纯工商业城市（如佛山、汉口、景德镇），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因行政而兴，如果行政单位一撤销，城市就会迅速衰落，甚至不留一砖一瓦，因为他没有独立于行政资源之外的经济活力。建国后，山东、河南一些古老的县被撤并，今天这些失去了行政资源支撑的老县城，基本都沦为普通乡镇，有的甚至沦为村落。
顺便说一句，上述分析，只是想探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世纪产生。绝不是宣扬中国分裂有理的意思。
在以后贴子中，我还将专门分析大一统制度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14:50 第 57
节 资本萌芽 3人类社会经济，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呢？如果我们通盘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能创造更繁荣经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创造财富与拥有财富两者相关程度更高的社会。
换一句话说，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权和支配权的过程。
在奴隶制经济中，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强制劳动，除了获得一点保证不冻死不饿死的衣食外，创造的所有财富都归别人。干活任务全是他的，分钱分粮时他倒变成了打酱油的。
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们没有任何生产热情，也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热情。如果有创造，也是怎么去偷懒，比如巧妙而不露痕迹地破坏生产工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这么一个情况，难怪奴隶社会的一个王朝延续五百年也看不出明显进步。
到了封建社会和大一统帝国时代，农民虽然依附于土地，但毕竟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农产品除了交租纳赋，剩余归己。无论是“三十税一”、“十五税一”的比例租金制，还是一亩五十斤的固定租金制，农民只要多生产，做大了基数，自己所得的份额肯定会增加。这个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除了纳税以外其余的收入能够自己支配。相对于奴隶制，劳动者对自己制造的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大大增加了，因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在中国的几个帝国的黄金时期，出现了租谷山积、库币绳腐的兴旺景象。
但封建社会的问题在哪里？我在上学时，曾经自己编写了一部小话剧，叫做《爱迪生在中国》。爱迪生疯狂发明的年代，正是中国清末洋务运动的年代。假如天公真的听从了中国人的劝说，来一个“重抖擞”，给清朝不拘一格地降下了这么一个人才，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某省某府某县，爱迪生发明了他的第一项发明：自动收报机。他赶快去官府请求专利。发明家尤其是一文不名的草根发明家，必须依靠专利费才能生活和继续工作。但县令收下了他的申请书，请他回家等着审批。因为没有人情关系，也没有送礼，这个专利等了两年才批下来。而他准备出售专利时，竟然没有人买——因为市场上已经有这种产品了。他一调查，发现生产者竟是县令的侄子！他去状告这种侵权行为，结果县令与法官是老同学，案子一审两年毫无结果。他终于忍不住到省城拦轿告状，巡抚大人热情接待了他，真诚表示同情和义愤，请他回家等着依法办理，但状纸很快又转回到县里。几经折腾，爱迪生负债累累，孩子失学，老婆也跟人跑了。他发疯一样抽着自己耳光，痛哭流涕地说：“让你发明！让你发明！”经过一番痛苦的心路历程，他虔诚地捧起了四书五经。
……十年之后，一个年轻的发明者把专利申请书递到了爱迪生县令的案头。爱县令漫不经心地问：“这个人有关系吗？没有？那先放两年再说吧。”这个小话剧其实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就是封建经济的问题在哪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先进性在哪里。如果合并成一个问题，那就是两者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在许多兄弟眼里，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用政治课的生产关系角度分析，两者似乎就像一个苹果和一头牛的差别一样大。
比如：前者是土地封建所有制，后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前者是分散小农的自然经济，后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前者劳动力依附于土地，后者劳动者获得人身自由，但只有被这个或那个资本家剥削的选择权，却没有不被剥削的自由，等等等等。
我认为上面这些都不是两者最根本的差异。如果深入研
究一下中国明清两代的社会经济，再研究一下英法当时
的社会经济，你会发现，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走得
相当快。如果把明清中国界定于封建经济，把英法界定
于资本主义经济，仅从表面上，似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
别。
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江南，特别是江苏省的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纺织业相当发达，许多织场的雇工量达到数百人。明代苏州地区有数十万以纺织为业的工人。
无论从工商业城市的规模上，还是从产业工人队伍的规模上，中国都优于或者至少不差于当时的英法。明史上，还记载过许多类似于工潮的斗争。现代也有许多历史学者专门研究这些课题，发表了许多论文。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金融业在明清两代也比较发达。最早的银行——票号，集中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一带。据《平遥票号史》记载，平遥票号在清代就出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经营体制，以及“银股”“身股”等制度。这些作法放在今天的中国，也是相当先进有价值的。因为有钱人不一定会经营，老爸会经营儿子也不一定会经营，所以在当时的平遥，票号的股东（通常是三个人），叫做财东或者东家，通常找一个善于经营的“大掌柜”（即职业经理人），许以巨薪。按照当时规矩，大掌柜具有完全独立的经营权，除了年底向东家报账，东家在平时不能随意过问生意的事，有的票号甚至规定，东家无故不能进入票号。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够意思吧！
后来，以了防止“大掌柜”不负责任或者被竞争对手挖走，山西票号又出现了给予大掌柜干股的作法，谓之“身股”。
后来，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身股”又推广到工作多年的熟练伙计。东家的“银股”和大掌柜的“身股”，实质上就是现代企业的以资金入股和以人力资源入股。“银股”可以转让和继承。“身股”不能转让，人在股在，人走股消。两种股同样分红。“身股”由大掌柜扩大到伙计们，实际上是通过员工持股来稳定队伍的产权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的世界（清代中后期）是相当先进的。
我所涉猎的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企业微观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不多，至少我没发现同时代西方出现过这种产权安排。如果有知道的兄弟，欢迎探讨。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当时，中国金融体系方面没有落后于西方。到 1990 年代，我国国企搞产权改革，涌现出许多产权改革创新的典型，其中包括争议很大的经营层持股和全员持股，其实这些所谓“创新”，两百年前就已经在山西大行其道了。
如果继续举下去，例子还很多。这些例子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根本差异。
再回到上一节那句话：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权和支配权的过程。再联系爱迪生那个小话剧，我认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根本差异，并不在于分配份额或者分配形式之类的东东，而是在于财富创造者保卫和支配自己财富的能力不同。换句话说，封建经济中，社会财富创造者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创造的财富，无力对封建权力进行有效制衡，无力抵制皇权、贵族和官僚等阶层胃口的无限膨胀。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其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实行分权制衡，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位兄弟回贴说：“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财产的合理分配上”。这句话说的很对，但是我认为，我的表述可能更到位，因为我强调不是体制，而是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能力是原因，体制是结果。只有社会成员拥有这种能力，才能形成相互制衡；只有真正的制衡，才能形成非暴力博弈和平等协商；平等协商最终相互妥协的结果，就是合理的制度和体制。
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这个能力，就无法形成制衡和平等协商，强势一方单方面出台的制度，势必有损弱势一方利益。即使从国外引进先进制度和先进体制，由于社会成员没有能力制衡，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制度也会走形。
举个例子：股市。
全世界都承认，股市是人类的伟大发明。股市出现以后，使社会分散资金有效集中起来，投入到拉动社会发展的项目上，使人类社会表现出排山倒海的力量。比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铁道股票是美国股市最抢手、最稳定的龙头股。全美国方方面面的钱，通过铁路股票投到铁路建设上，高峰期每年建成铁路 1 万公里以上。美国最多时候，拥有铁路 30 多万公里，一些铁路修了又没有运输量，所以后来又拆掉 10 万公里，形成了今天 20 多万公里的规模。要知道，咱们中国苦心发展这么多年，到今天铁路还不到 10 万公里呢，还没老美拆掉的多。可见股市集中资金办大事的强大威力。
股市应该有资格算是一种“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了吧？但是，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足够的维护自己财富的能力，没有办法对利益集团进行有效制衡，那么股市就可能走形，沦为圈钱工具。这样就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圈来的钱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而受损失的投资者无可奈何；二是公众可能不再相信股市，“入市需谨慎”，或者干脆不入市。这样，这个先进制度就不能发挥先进作用了。
再进一步说，有价证券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投资渠道。如果权力腐败导致有价证券的公信力降低，社会资金不敢进入，势必引起储蓄率居高，而且可能迫使社会资金转入其他领域。
比如转入房市，推高房价。而银行储蓄、房地产又是以保值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方向，不可能像股市那样直接把钱引到扩大社会再生产的项目上去。这种情况就是社会资金浪费、有钱没放对地方。这些问题，以后我在探讨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时还会涉及到。
第 58 节 帝国困境 1对于中国封建社会财富生产者的自保能力，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我仍然是举例子，一个例子接一个例子，呵呵。例如：明代藩禄问题。
藩禄，即藩王的俸禄，是明代一个特大号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明代根本上讲，不是亡于李闯王或者八旗兵，而是被藩禄压垮的。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通过藩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财富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和工商业者）没有制衡能力，不劳而获的白吃一族，是如何疯狂扩张，最终把繁荣的经济彻底压垮的。
我们来具体说一说。明朝的时候，皇帝的儿子如果不幸没有竞争当上皇帝，就封为藩王。我在前面贴子里说过，隋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大一统专制帝国，封而不建，有王无国。明代也是如此。由于第三任皇帝朱棣自己是从燕王打升级打上来的，生怕再被别人偷菜，对藩王管得更严厉。
明代，首先是藩王没有就业机会，被国家强制养起来，不许从事“仕、农、工、商、兵”这五业。其次，他们没有自由。
如果被封到哪儿，比如封到了湖广地襄阳城，那么他就要常年住在城墙里面。最多到街上转转，无故不能出城，出城就算造反。要知道，古代城墙以里的面积只有巴掌大。省城一般有几十、十几平方公里，府城一般只有几平方公里，州县城墙以内一般只有几百亩。总之，很小很小。例如明清时代的“江北一大都会”东昌府，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古城面积只有 1 平方公里。广西永宁州，城墙之内只有一百多亩，还没个中学大，有兴趣的兄弟自己看看去，这个古城离桂林不远。
你想想，古人没电视，又不能打网游，又不许就业，又不许出城，大活人成天呆在巴掌大的地方，总得干点什么吧？碰巧了，藩王都有一大群妻妾。于是，这些哥们真没有白姓朱，生孩子生得飞匝匝。有的藩王不到 50 岁，竟有三十多个孩子。
数初的几十个藩王，到明朝灭亡时连同府丁家眷，需要社会供养的人口竟达几百万人。具体数字不好估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发表的关于“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的论文，他估计，明初建立的山西三个藩王府，到明末，广义人口近一百万。如果是真的，就太吓人了。山西省财政养不起他们（今天山西省也够呛），宗藩要钱，省政府不给，双方找皇帝打了不少官司，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宗藩只是一个方面。明代的皇室、官府的膨胀也相当厉害，这帮人都不创造财富，却锦衣玉食。而创造财富的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却无可奈何，又不能像欧洲人那样用脚投票迁走。
所以，但凡有点想法的人，都是让儿子苦读四书五经，争取早日跻身白吃一族。山西平遥古城精美的院落，来自晋商经商收入；福建汀州宏伟的土楼，据专家考证，建设经费可能来自当地烤烟收入（光靠闽西那点梯田哪能盖起这种大楼）。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些古建筑的楹联门楣上，看到的都是有关读书进仕的话，却看不见一句关于经商挣钱的话。这种现象，可以隐隐看出当年工、农、商这些创造社会财富行业的精英们尽可能从被搜刮的地位上逃离的心态。
白吃的人缺乏自控能力，被吃的人又没有制衡能力，结果历朝历代到最后，都是官多民少，十羊九牧，平时还可以，一遇到灾荒，收成剧减，但白吃的人的需求是刚性的，结果必然官逼民反，天下大乱，中国经济推倒重来。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14:51 第 59
节 帝国困境 2由于外来因素打破，清朝没有像前朝那样亡于农民起义。
但从清代经济发展轨迹看，如果让其自然发展，也很难逃出治乱循环。有必要对清朝多说几句。
国家人口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清朝人口问题比较奇怪。
中国这片土地上，历朝历代，人口总是在大致一个水平上波动，就是在全盛期人口在 5000 万至 1 亿之间，战乱期降至5000 万左右甚至更少。有学者认为，明代人口可能突破 1 亿。
姑且认为他有道理，那也不会比 1 亿再多出许多了。但是清朝就不一样。1644 年清兵入关时，全国人口应在 1 亿以下，四川损失尤其严重。而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口达到 4 亿，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真是芸芸众生，很适合打群架。
同一时期，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这是近代社会生产力和医学技术提高的产物，很好解释。而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工具较前朝没有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超常的人口增长呢？专家们提出了诸多论点，比如清朝有近 200 年的国内和平（不含边疆地区），比如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比如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比如气候周期的影响。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人口增长的主因是明代后期玉米和红薯的引进。
中国黄河流域原来主打小米，产量低死人，到今天也没弄上去。南方主打稻米。后来从西亚又传入小麦。这三样东西产量不是很高，对生长条件的要求倒挺高，山地、丘地、坡地、沙地种不好，而中国偏偏山多平地少。这种农业生产条件，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上限，就是 1 亿多。再多，就该进入治乱循环了。
玉米和红薯就不同了。这两种作物大家都很熟悉，但刘备、李世民、苏东坡和朱元璋却不认识它们。它们原产南美洲，是印第安人培养出来的。西班牙殖民南美，获得了它们。碰巧菲律宾也是西班牙殖民地，就被带到吕宋岛。然后，大约万历年间前后，华侨们把它们带回了中国老家。由于产量高，到处种，病害少，明代一推广，清代席卷全国，一发而不可收，促成了中国人口在低生活水平上的剧增。这两样作物在灾荒中救了不少人命。我的同学里面有好几个是吃玉米红薯长大的，这辈子吃伤了，一看见红薯就胃酸直冒。
清代中西方人口增长不同点，一，中国基数大，欧洲基数小，所以虽然都增长快，但中国绝对数字吓人。二，欧洲人通过政府行为，往北美、南美、澳洲、南非、新西兰不断移民，化解人口压力；中国虽然有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但主要还是国内消化，出国比例微乎其微，而且，除了“填四川”外，都是民间行为。三，欧洲人口增长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口增长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的低水平增长。
从乾隆时期开始，中国人口几乎饱和，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普遍贫困化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与国外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人口资源矛盾的加剧，中国人的社会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因小事而搏斗，因口角而杀人或者自杀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在清代人笔记中有反映，在外国传教士和旅游者出版的书中反映的更为明晰。
晚清同光时期，一个外国传教士考察华北农民后评价说，一个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绝对比不上一个欧洲乞丐。我还在一则外国人回忆录中见过这样的记载：清代后期北京城全城没有下水道，垃圾污水倒在当街，臭不可闻。北京胡同没有公厕，许多人在胡同口当众大便，来往街坊与蹲者打招呼，不以为怪。这则记载让我惊讶，文化古都竟是这个样子，实在不可思议。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是在什么资料看到的了。所以无法复查，但内容我记得很清。如果兄弟们谁知道，欢迎实证。
写了这么多，我是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与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在清代中期就开始严重出现，而不是有些人主观上认为的清末、民国甚至文革期间。
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被官僚和贵族严重盘剥的中国工商业，技术进步乏力，始终无法发展为社会化大生产，更谈不上吸收农村劳动力。人多地少的农村，在贫困落后中无法自拔。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人均产量以及竞争力被西方越甩越远。大约在清代后期洋务运动时期吧（记忆），英属印度的茶叶出口量超越中国，朝野震动。茶叶原产中国，是传统优势出口产品。十八世纪英国人将茶种带往印度，十九世纪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几十年时间就轻松超越，大吉岭红茶开始享誉世界。清代后期，陶瓷、丝绸等产品也面临同样窘境，欧洲陶瓷、纺织工业已经全面发展起来。
据一些历史论文考证，当时的清政府也研究了一些对策，但是无力回天。因为这个超越，是近代规模化种植业对传统自然农业的超越，是大机器工业对作坊式手工业的超越。中国要想与之竞争，必须有待日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第 60 节小国远航 1前面写到，中国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在康乾盛世后期就已经拉开了。
如果我把这个时间暂时确定在 1770 年（乾隆三十五年），那么我个人认为，此后二百年间，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一直在扩大，直到 1979 年改革开放。清末和民国时期，这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慢，同时内外战乱频繁，对社会破坏严重。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但与西方差异仍然在扩大，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发展偏重于重工业，计划经济下社会积累率过高，同时人口相对增长过快。
记得 1990 年代时候，我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则关于苏联解体以后人民生活悲惨的新闻。一个莫斯科老妇人哭着对记者说，她的小孙子已经两周没有喝到新鲜的牛奶了。我当时就骂，奶奶的，这算什么困难，本人三岁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麦乳精！
话头接着往前说。
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欧洲一如既往地四分五裂，纷争不已。地理大发现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演。这个半岛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可以称它为二牙子半岛。1490 年代，西班牙的哥伦布和葡萄牙的达伽马分别桴海远航，发现了美洲大陆和好望角航线。大航海时代，或者称殖民时代，开始了。分析欧洲历史进程你可以发现，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是商人阶层相对自由（用脚投票），二是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二者的背后，则是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强烈的逐利发财之渴望。当时，二牙子在海上争得不亦乐乎，都想当老大，谁搞一船香料回来，或者谁在海外发现个新岛，都会把别人刺激得八个晚上睡不着觉。
当时，他们对东方的认识，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
此书与本贴倒有些神似之处，基本上属于回忆加呼悠的类型。
该书把东方讲得遍地黄金珠宝，好像你只要到了东方，最大的风险就是被天下掉下来的金块砸死似的。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挖，东方贸易被土耳其和阿拉伯商人垄断得牢牢的，他们跟欧洲人做生意的派头像中石油。二牙子就玩命寻找通向印度的航线。达伽马终于发现，向南、向南、再向东北使劲绕，就可以绕过去。哥伦布不幸走错了路，意外地跑到美洲去了。他打死都不认错，坚决认定老子发现的就是印度。结果谬种流传，直到今天，中美洲群岛仍然被叫作西印度群岛，美洲原住民仍然被叫作印第安人。
印度有欧洲人喜欢的珠宝、香料、丝织品等。据网上资料说，达伽马船队每次印度之行的利益，是成本的 50 倍。考虑到马克思所讲的“有 10%的利润时资本就会蠢蠢欲动”，这个50 倍利润率如果是真的，那足以让整个欧洲疯掉。我们必须看到，欧洲伟大的航海先驱，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类。估计当时欧洲能混得好点的体面人也不去冒那个险。哥伦布残忍劫掠和屠杀印第安人，达伽马为了控制印度商业利益，甚至袭击阿拉伯商船，屠杀平民，他们的行为与海盗无异。
仅管行径可鄙，但客观上，这些人成为近代经济崛起的先驱。正是由于欧洲小国的相互竞争压力，人的逐利冲动得以释放。为了发财，一波又一波的人身赴怒海。相对于清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重土安迁、死守故园的懦弱心态，这种勇于冒险的生命传奇更为可贵。当年的航海和通信技术都不比今天，也没有手机和电邮，一去几年，没有音讯，海上遇到什么危险只能自己扛，到了异国还有许多风险和疾病。无数的商人和水手永远没有再回来，而他们的妻子儿女，却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望在海边，等待那艘能够给他们带来幸富生活的归帆。
正如电影《哥伦布》主题曲《sailing》那种沙哑苍凉：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ugh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dying
Forever crying
To be with you
Who can say 如果再套用中国一句古诗——可怜天涯海
底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第 61 节 小国远航 2主观上是贪婪，客观上是勇敢，总之，欧洲人对未知之地的开拓。得到了历史的慷慨回报。南美、北美、澳洲三大殖民地再加上沙俄哥萨克骑兵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共有近 6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无数宝藏，成为现代西方人新的生存空间。
而郑和船队的巨大帆影，在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前五十年，已经消逝在印度洋的落日余晖里。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多么希望能够带领一支船队，纠集一帮已经穷到不怕死的兄弟，远涉重洋，去上演中国人的生命传奇，在自己大把搂钱的同时，也为子孙后代开疆拓土。那样今天的世界地图上，也许不仅仅有新西兰、新约克、新奥尔良、新南威尔士，还会标上新苏州、新重庆、新长沙、新五台山。
但是，历史不能玩穿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早已尘埃落定。
我发贴子就这么两句话，就让资本主义经济从四分五裂的封建小国的缝隙里冒出来了。其实，从十五世界末的地理大发现，到十七世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就用了二百多年。这还算快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封建皇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总之，历史是漫长的，道路是曲折的，利益是现实的，斗争是必然的，旧势力是不打就不死的，你打了他他是要反扑的，流血是难免的，开倒车是正常的，现在回头看是很清的，当时向前看是很蒙的。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逐步崛起。欧洲人踮着脚尖向东一瞧，呀嗬，东方三大文明由近而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中国明清帝国在北半球一字排开，那是何其壮观。如果论国家规模，欧洲国家与三大帝国相比，真是蚂蚁对大象。欧洲国家，面积，小国几万平方公里，大国几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小国几百万，大国一千万。而东方国家就大了去了。中国自己不用说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疆域横跨三洲，面积达 6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几千万。莫卧尔帝国虽然只统治了印度大陆北部，但恒河两岸人口密集，有学者估计最高时人口 1 亿以上，不亚于大明帝国。
但是，从贸易到战争，西方小国逐步得手，以蛇吞象。十八世纪中叶，莫卧尔王朝沦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附庸。此后，英国通过战争击败法国，独占印度大陆，逐一征服各小国，还向东吞并了中国附属国缅甸。鸦片战争以后，时间记不清了，英国废掉莫卧尔傀儡皇帝，英国女王自称印度皇帝。
在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由于保守势力的控制，阻碍进步，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巨大技术优势被欧洲逐步超过，与中国清代的情况如出一辙。到了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被称为“欧亚病夫”。终于，在 1910 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错了队（中国站队正确），成了战败国，惨遭英法肢解瓜分。这个立国六百年基业，历史上曾经吞并拜占庭、围攻维也纳、火烧莫斯科、全歼欧洲联军的超级大国，被卸成了十几块，就是今天北非、西亚、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前身。要不是凯未尔领导群众闹革命，按照欧洲战胜国当时的协议，土耳其现在的这点国土都保不住了。
中国离欧洲最远，所以最后一个才被打到。具体情况大家知道，就不多说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14:52 第 62
节 大一统之迷经济问题千头万绪。虽然朋友凑在一起喝啤酒时，聊得唾沫星横飞，但提笔来写，真是老虎吃天，没地下嘴。继续信马由缰吧。前面挂一漏万地聊了经济概念，以及古代经济发展脉络。再往后呢，聊一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形态的形成、演变、优缺点与最终合流，最后聊中国崛起。
从古代转入现代之前，我想再插入几个贴子，进一步探讨一下，我们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在自然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一统专制帝国，这种形式又有哪些历史功绩和局限性。
前面已经有至少两次提到，我认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而不建的帝国，是中国有别于世界的最突出的两个特征之一。
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这不是纯经济范畴的问题，我本想在前面文化部分里讲，但它也不是纯文化问题，与经济联系倒更直观一点，所以就放在这儿算了。
我说过，中国的封建帝国是封而不建，有贵族封王封侯，但没有在帝国内部建立王侯国家，帝国内部是采用了行政区划制度。先是郡县制，后来是州郡县制，再后来是道州县制，再后来是路州县制，再后来是省府县制，到现在是省市县乡制，这些行政区划，都由中央委任流官进行管理，而不是世袭管理。
同时，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世界延续时间最长、体系最完善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即科举制。
流官制和科举制加起来，再配上儒家有关家国天下的伦理体系，使中央政府得以统治庞大的面积和人口。皇权通过委任状，委托给流官来行使。儒家思想在古中国造就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官执政集团。在宋明时代，实际上是仕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元清时代，虽然天子相对强大，文官集团在执行中实际仍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民国以前，中国的基层政权是县。“皇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乡民自治形式，在微观层面上规范着社会日常行为，族权的下面是一个个家庭。皇权、族权、家权一脉相承，在运行基本原则上完全一致，只是块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这就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实质：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强势家
长领导下的超大号家庭。
君临天下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是人人想要的。只要有条件能够独揽大权，我相信西方、伊斯兰、印度的皇帝苏丹们绝不会摆出高风亮节。可是，在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下，为什么只有中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当上了实权实职的家长，而其它文明的帝国内部仍然是邦国林立，皇帝和苏丹只能当一个指导和联系各家各户的居委会干部呢？这个问题困惑着许多学者。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的论文很多，有的论文长到够出一本书。由于本贴不准备拿到学术期刊去发表，我就不按格式撰写国内国际文献综述了。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搜着研究吧。我同意，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或多或少沾边。
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民族结构上。古代的中国，主体民族在人数上长期占据绝对优势。这一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帝国中独一无二。
大家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先是无数的分散的小部落。后来发展成部落联盟，以便联合起来开展内部婚介和对外群殴工作。后来，部落联盟内部混熟了，就可以称为部族，中国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现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内部，基本上仍处在部族这个发展阶段上。
部族再向前发展融合，就形成了民族。两者之本质差异，在于部族是基于血缘的一致性，而民族是基于语言文化的一致性。
所以一般来说，民族比部族的人口规模更大。
全球范围内，古代曾经出现过的民族数量相当多。虽然这方面的考证论文读起来好玩，偶很稀饭，但专门研究古民族是一个掉光头发的工作，建议兄弟们非万不得已不要去从事。一方面，古民族通过打仗或者通婚，不断融合壮大，另一方面，有的民族由于分散迁移，各部渐行渐远，分化出许多民族，后来相互都不认识了。所以民族发展不是滚雪球，不一定会越变越大。
汉族的发展非常特别。突出的特别之处就是人口特多。我们同胞所到之处，黑压压一片，出国旅游不论人，论车。欧美街道本来就窄，中国游客一下车直接站满，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古代，大体也是这么个情况。秦汉时代形成这个民族以后，就一直在国内和国际都占据着绝对数量优势。即使五胡乱华时期，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而且随着历史发展，优势越来越明显。唐代时吐蕃还是外国（元代以后成为中国一部分），当时吐蕃人口大约 800 万至 1000 万左右。而唐帝国境内人口最多时大约5000万至6000万。双方人口比率是6比1。
考虑到游牧民族的征兵和机动能力远高于农耕民族，所以吐蕃在军事上完全不落下风，多次把大唐打得大败。晚唐时吐蕃人还直接占领了长安城。然而今天，中国境内的汉藏人口比例大致变成了230比1的样子。
按道理说，平原地区的民族容易交流，所以融合较快；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民族不容易交流，所以难以融合。所以，世界性的大民族，恰好形成于中国东部、印度北部、欧洲大部以及中东北非地区。而世界民族呈现“小而多”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深山区，比如外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内高加
索地区，比如中国横断山区。
但是，这个地理决定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汉族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平原面积虽然不算小，但是比欧洲（东欧、中欧、西欧）、印度，相对要小得多。在欧洲和印度，平原上彼此相连的不同民族很多，如法国、德国和俄国连在一起。又如印度北部恒河平原上，没有任何交流障碍的印地人、旁遮普人、锡克人、拉贾斯坦人、比哈尔人、孟加拉人、奥里萨人等等。他们生活在与中国东部差不多的地理条件上，共同信仰印度教（后来旁孟两族有一部分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并没有融合发展成一个民族。到今天，印度最大民族印地人只占人口总数的40%，所以印地语无法在全国通用，只好通用英语。一个原发型（而非美洲那种移民型）的世界级大文化区，被迫使用西方英语，从几十年或一百年的短期来看，也许有利于发展和国际对接，但是从更长远眼光来看，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和难以估量的。
直接亮出的我的观点吧：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形成，在于存在一个占据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而汉族形成的秘密，在于目前世界所有大语种中唯一的非拼音化的表意文字— —汉字。
第 63 节 关于汉字 1着重声明一点，这个贴子不是宣扬文化优越论，世界各民族都有精彩的历史文化。现在探讨一个具体问题：汉字。我又从经济问题跑偏到文化上去了，真没办法，讲完就回去。因为我不是语言专家，所以这个问题我讲起来，优点是不会很艰涩，缺点是不会很正确。兄弟们姑妄听之吧。
民族发展壮大的途径，不外乎使用生化武器。呵呵，大家先不要害怕，生，就是出生，化，就是同化融合。一生二化，发展壮大。但这个不是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全地球人都知道。
历史上，有一些民族经常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推行同化政策。
古代中国虽然也发生过征服战争，但是相对来说，历代民族政策都是比较温和的，主要是绥靖四方，怀柔远人。在“生”上没有突出优势，在“化”上又没有强硬手段，却发展出一个拥有十几亿成员而且认同感极强的民族，真有点不可思议。
大家知道，现在主流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拼音文字，一种是表意文字。大家一看便知，不用我来解释定义吧。拼音文字也叫表音文字，就是你先创造一套字母系统，然后通过声母和韵母的拼合，来拼出你语言的读音。（以下用英文做代表）。
表意文字则是从远古象形字演化而来的，一般来说，他的字音字义都需要有个老师来教你，从字面上不能直接拼写读音。
当然，这种分类法也不是绝对化的。拼音文字的构词法里，也有表意的成份，比如英语的词根和词缀。表意文字的构词法里，也有表音的成份，比如占汉字总数 80%的形声字的声部偏旁。但是从主流来看，汉字仍是表意字，所以你不懂就查字典，不要乱猜，比如，不要去胡乱恭维人家“风流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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