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文字是人类上古时代普遍采用的古文字，在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都出现过，但后来中国以外的象形文字都让位于拼音文字了。所以西方现代文字理论普遍认为，表意文字是低级发展阶段，而拼音文字是高级发展阶段。民国时期，许多学者有感于农村扫盲之难，纷纷把中国落后的罪魁归结到方块字上，当时冒出了许多的改造方案。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中，也出现过很多汉字拉丁化方案，并在一些地区搞了试点，还出现了拼音报纸。拉丁化的路子最终没有走通，有一种拉丁化方案演变成了现在的汉语拼音，意外地变成了汉语辅助教育和电脑输入的解决方案。
新中国最终为汉字选择的发展路径是简化。五十年代，中国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简化字改革在中国争议很大，我认为，虽然有个别的字简化不当，但第一批简化字总体来讲是成功的。
繁体字确实让人头痛，笔划太多。第一批简化字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遵循了文字发展因便就简、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批字，生造出来的很少，大部分都是人们生活中已经有的非正式简写，有的字是行草书法中的写法，在唐宋字贴中已经都有了。而且，这批简化字中形声字，绝大多数仍然遵循了形声构字原则。简化字一经公布，就在新中国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时识字人口不足两亿，今天中国识字人口高达 12 亿以上，堪称巨大文化成就，其中简化字功不可没。
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出台了第二批简化字（五十年代推出的几批简化字统称第一批）。由于过度简化，破坏了汉字的形体美和构字法，遭到多方批评，没有推开，八十年代废除。
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过这样一批汉字。后来我偶然看到一张“二简”地图，才知道有这档事。例如，青藏高原四个字，地图上是这样印的：青字下面的“月”变成了瓜子，实际上就是专字多了一横；藏字草头下面变成“上” 字，实际上就是芷字少了一竖；高字下面的口不见了；原字的写法是“厂”加“元”。简单倒是简单，但看上去比较怪异。幸亏把它们废掉了。
扯远了。我们来探讨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吧。
在世界文字海洋中，汉字形孤影单。世界使用人口在前20 位的文字中，只有汉字是表意文字。如果一定要找个同伴，日文算是半个表意文字。日文中，夹杂在汉字中间的大量勾勾和圈圈，就是日本拼音“片假名”。一个日本人，如果写文章使用许多汉字，证明他比较有文化功底。但如果他不想用汉字，也完全可以只使用“片假名”来完成文章。以前使用汉字的韩国、越南，十九世纪未都转向拼音文字了。我个人估计，汉字会在日本逐步消失，最终让位于“片假名”。
如果只从扫盲和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拼音文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英国文盲，只要他花几周时间，学会 26 个字母和英文构词的基本语法，至少就可以结结巴巴地拼出报纸上的话。而他本身是会说英语的，所以只要把话音给拼出来，他就基本搞懂是什么意思了。当然他要想当作家那得再学 N 年。
汉字就很难学了。小学三年级学生，想看懂中文报纸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这个大学毕业生经常错字连篇。有人认为，达到同样读写能力，中国人要比英国人多学两到三年。
如果我们跳出急功近利的扫盲需求，拉通了千年历史来看，两种文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比较。我仍然以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打比方，假如古代中国是一个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由于拼音文字和读音完全结合在一起，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是一件好事。政府搞教育，可以把推广文字和推广官话这两件工作一并办了。在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一般不会出现像毛主席那种文字功夫极高但不会讲普通话的人。但是在国家陷入分裂以后，事情就麻烦了。比方三国两晋南北朝那三百年，只有西晋短暂统一了几十年，其余时间都在分裂。这也是秦始皇以后中国最长的分裂期。假如中国不是方块字而是拼音字，那么，当东汉末年以后国家陷入分裂，除了地盘正好在河南的那个割据政权会继续使用洛阳官话，其它国家则很可能会（或者说必然会）使用其首都所在地的方言做为本国官话。
大家知道，中国各地的方言差异极大，尤其是南方地区。
所以，原来以洛阳话为标准的拼音文字单词，肯定不适用于这些国家的官话。分裂时间一长，这些国家会理所当然地用字母去拼读本国官话，逐步形成以长沙话、成都话、扬州话、太原话、南京话、福州话、广州话等为标准音的另一套拼音文字。
这些拼音文字通过长期教育，在人口中达到一定普及率以后，当国家再度统一时，会发现文字无法统一了。因为各地人使用的拼音文字，正好符合他们自己的说话发音，很有亲和力和适用性。你如果废掉，强令他改用拼音去拼写一种他几乎听不懂的读音，会遇到很大阻力，甚至可能引发叛乱。
面对这种局面，聪明的统治者一般会保留各地文字，让各地自行其是，只要指定其中一种做为官方语文就行了。实际上欧洲、印度、伊斯兰地区的帝国就是这么做的。长此以往，拼音文字将各地方言的读音进一步固化，这样，不同语言、不同文字的地区渐行渐远，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只要去过欧洲的朋友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语等拉丁语言之间，英国、德国等日耳曼语言之间，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斯拉夫语言之间，其实上差异是不大的。
他们之间差异要比山东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差异小多了。然而，汉族成为一个跨越北、湘、闽、吴、赣、浙、粤、客八大方言的统一民族，欧洲人却分道扬镳，形成了这么多民族。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做法,只可能出现在使用方块字的中国。
因为中国字不跟方言发言挂钩，没有因各地语言差异带来的改革阻力，最多只有各地人书写习惯带来的阻力，这个阻力很小。
我们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奇迹—— 在长达三百年大分裂以后，重新统一的隋唐帝国，竟然没有遇到分裂留下的任何文化障碍，反而迅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盛唐诗坛。
第 64 节 关于汉字 2
有人认为儒学是促成中国大一统的根本原因。但西方、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内的诸国，拥有约束力更强的共同宗教，不但没有统一，教派战争倒是打得不亦乐乎。总结前两贴内容，我认为，汉字这种比儒学潜伏在更深层次的文化秘码，才是中国大一统集权帝国和主体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
表意文字的汉字，使方言巨大差异的中国各地居民，获得了一种与读音不挂钩的文字。中国采用的正式文体，碰巧又是与各地口头语不挂钩的文言文。大一统时期，中国官话几经演变。从宋代的开封官话，到明代的南京官话，清代的北京官话。
如果是拼音文字，极可能随之出现大的变动，而汉字纹丝不动。
分裂时期，各国官话差异很大，比关陇和岭南的割据王朝，官话几乎不通，如果是拼音文字极可能演化为不同文字，而汉字通行于天下，继续纹丝不动。难怪古人记载说，当年仓颉造字成功之时，“天雨粟，鬼夜哭”。这说明这个新生事物是相当的厉害啊！从 1910 至 1950 年代的半个世纪中，汉字差点就被误判死刑，直到中央确定简化字的方向，才算告免。从目前形势看，以后中国人再给汉字判死刑的可能性是不会有了。但是，在世界语言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这个硕果仅存的表意文字会不会落败呢？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汉字直接面临着又一个生存危机。当时信息化浪潮兴起，电脑的广泛应用成为时代方向。
英文只有 26 个字母，其他语言的字母也多不到哪里去，用键盘敲单词很方便。而汉字常用字有四千多，字型太复杂。汉字与计算机不能兼容，势必在信息时代淘汰出局。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文化英雄“二王”。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中国印刷业和出版业划时代的革命。王选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毕升”。前年他去世时，开追悼会，胡总率领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到八宝山去给他三鞠躬，可见他对中国贡献之大。另一个英雄是王永民。我正用这个老兄发明的五笔字型写这个贴子呢。
“二王”的共同点，就是从汉字的构成即汉字笔划入手解决问题，用汉字笔划特征与计算机信息挂钩。举个例子，拼音输入法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输入法，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字直接输入的问题。它的工作原理的实质，是先在人脑里把汉字转成拼音文字，把拼音文字通过键盘输进去，在电脑字库中调出这个读音的汉字，由于重音字太多，一般会冒出一个菜单来让你选，你一选，又把拼音文字在电脑里转回汉字了。由于这么转了两道，输入速度受到影响，我上学时的打字比赛，拼音选手总被五笔选手干掉。
这个例子是个反例，我懒得从正面论述“二王”是怎样使汉字与计算机妙巧联姻的了，有兴趣的兄弟自己搜着看吧。
探讨汉字的内容越写越长，我要赶快结束它，胡乱展望一下汉字的未来吧。
有一段时间，我狂热喜欢上了古代地理学。我发现，由于中国古地名的专用名是单字，加上音调问题，直接译成英文以后，重名多得一塌糊涂。比如，河北有一个冀州，英文可直接译为“Jizhou”。但距它不远就还有一个蓟州（现在叫蓟县），东边邻省山东还有一个济州（现在叫济宁），南边邻省河南还有一个汲州（现在叫汲县），南方的江西还有一个吉州（现在叫吉安），译成英文完全一样！如果再找找发音基本相似的地方，那就更多了，比如辽宁锦州和金州、河北晋州和景州、湖北荆州、湖南靖州……真让外国汉学家晕死。
上面这个例子，生动说明了英文与中文的差别。有的网友总想把两者比较一下。中文有三四千个常用汉字。如果把汉字与 26 个字母比，汉字就太多了，如果把汉字与几十万（一说几百万）英文单词比，汉字又太少了。实际上，由于这两个文字体系完全不同，这两种比法都不是太有可比性。一定要比，就把汉语词汇与英文词汇比，还算基本对等。考虑到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汉语单音节，所以如果非得要在英文中找一个和汉字对等的东西，大概就是英文的单音节。比如英文单词“black”就是由 b、la、ck 三个单音节构成的。与之相对应的中文词汇“黑色”是由黑、色两个单音节构成的。我是外行，不知道构成英文单词的单音节总量是多少，有研究的兄弟赐教一下哈。
前几年，网上已经有一个热贴指出过，表达相同含义时，一般情况下中文使用的音节比英文使用的音节要少。也就是说，中文更简洁。
我仔细对照了一下，这个现象倒是客观存在。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英文没有四个声调的问题。你用四个声调去跟人家喊“hello”，都是那个意思，最多是别人批评你发音不标准，怀疑是从伦敦郊区来的。可是汉语不一样，“包子”发平声，声调一改成了“豹子”，意思就全变了，就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的问题了。声调再转转，还可以变成“刨子”、“孢子”、“雹子”等等。由于中文有四个声调，英语一个声音在汉语里当四个用，所以汉语相对简短，英语则必需增加几个音节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就好比 200 这个数目，用二进制写出来是一长串，要比用十进制写出来长得多。
例如，汉语中的牛肉、羊肉、猪肉，是在牛、羊、猪加个肉字就行了。英文单词叫 Beef、mutton、pork，但这些单词与英文中的牛、羊、猪（cattle、sheep、pig）没有字面上的直观联系，增加了学习和背记的难度。其实，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知道怎么造词方便。比如麻雀肉，英文也叫 SparrowMeat，和中文一样。英文在牛肉、羊肉、猪肉上那样去另造新词，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简短。因为这三个词比麻雀肉可要常用的多，如果整天说 cattlemeat、sheepmeat、 pigmeat，实在是太冗长。所以，在这个方面，中文由于拥有四个声调和几千个常用汉字，组词时会比较沾光；而英文似乎在“好记”和“好读”两个目标上不易兼顾。在信息量和知识量爆炸的今天，词汇量也在爆炸式增长，这个困难可能会越发明显。
上面，我简单把以前见过的网上观点叙述了一下。我认为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感觉，仅凭这些还远远不足以证明汉字会比英文优越。其实汉字也同样存在一些劣势。
比如四个发音的存在，对语言使用者的发音要求会更高，出现误会的可能性会增加。
最后，我对汉字的评价和展望是：汉字与世界其他主要文字相比，并没有根本上的优劣之分，它是人类文字大家族中既与众不同、又与众不异的平等一员。在古代，汉字对国家和民族凝聚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汉字已经彻底解决了与信息化时代兼容的问题。在未来，汉字的世界地位取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如果说以前汉字成就了中国，未来则有待于中国去成就汉字。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14:53 第 65
节 几点回复 1这一节不往前聊，回头聊几个网友提到的问题。因为可能是我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才引起争论的，所以有责任再说几句。
第一个是关于明代藩府人口问题。关于明代藩府人口，网友们有争议，所举的数字相差百倍。更有网友把我随口提到的一篇论文的原文和作者都找出来了，厉害啊，网上有高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没有必要非要拿到定论。以前，中国有些学人总想把论文写成历史事件的追悼会主持词，起到盖棺定论之效，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有一点我坚信，就是明代后期，需要农民和工商业者（财富生产者）供养的白吃阶层的数量是很大的。这个阶层既包括皇室和藩府人口，也包括庞大的官僚阶层，以及依附于官府的编外人员。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坐而享受，可以讨论，但“十羊九牧”是明末的基本历史事实。
第二个是关于汉字的拼音输入法的问题。我分析了拼音、五笔两种输入法的工作思路差异，我并没有判断谁好、谁不好，所以拼音党不用生气。由于拼音输入法不需要专门学习和练习，使用者要多于五笔。这几年，拼音输入法的改进速度要快得多，比如联想式的词组输入，我试过，很好用。其实从理论上讲，两种输入法的改进空间同样都很大。拼音输入法改进更快，主要原因可能是它的使用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以前我上学时，打字和开车之类的东东，都属于专业技术，所以还有人组织比赛。现在这些技术都是社会生存必备技能了，也没有人再有兴趣搞比赛了，所以不知道两种输入法如果再比赛一下结果会如何。
三是关于“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是否含有民族沙文主义的问题。有兄弟认为，同化、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本身有沙文主义。
我思考了一下。同化这个词呢，本身倒没有什么方向性的特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现象都存在。但这个词用到探讨汉族形成的文章里，就暗含了同化的方向性，所以我接受这个批评，以后改用“融合”这种更中性的词，看这样好不好？至于五胡乱华，我认为这个词应该没有什么沙文主义。虽然历史上没有联合国和国际公约，丛林法则盛行，打打杀杀常见，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事件上，总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曲直。比如五胡乱华，是指南北朝时期，生活在长城以北、陇原以西的游牧民族，大举侵入中原农耕区，对汉族进行掠夺屠杀。
虽然汉族在后来反击中，也曾出现过攻击平民的现象，但总的来说，这段历史是谁侵犯谁，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五胡乱华这个说法应该没有问题。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女真人也是中国古民族之一，就否定岳飞抗金的正义性，就认为《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也是沙文主义。
另外，在字面上五胡乱华里这个“胡”字是不是存在歧视？我认为不存在。因为北胡、西羌这种一类的词，是古代对域外民族的泛指，比较中性。胡乐、胡服骑射、胡萝卜、胡椒，看不出贬意。今天中国仍有一个民族叫羌族。建国以后政府改掉了许多可能含有歧视的民族称谓，如果这种称呼有歧视，早就会改了。
第 66 节 大一统总结
前面的几节中，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原因，与四分五裂的小国林立局面有关，而东方则存在对外无竞争、对内控制力强的大型帝国。我又认为，在东方，中国古代帝国又与伊斯兰和印度的帝国不同，隋唐以后基本是封而不建，帝国之下以郡县制实行一元化统治。我又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存在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而形成主体民族的根本原因是汉字。现在我又认为，这个问题基本说得差不多啦，该全面总结一下，结束对“大一统”的探讨了。
前面强调过，探讨“大一统”里不能诞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宣扬分裂有理。如果从世界两千年历史来看，中国特有的“大一统”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我认为“大一统”最大功绩，是集中天下之力，打赢了几场事关民族生存的恶仗，保卫了民族生存空间。其实中国运气不是太好，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个的强悍游牧民族，都跟我们是邻居，院墙就是万里长城。先是匈奴，从战国打到东汉；再是突厥，从北朝打到唐末；然后是蒙古，从南宋打到清朝。其实还有一个强悍民族就是女真，后来叫满洲，从北宋打到明末，清代融合成一家人了，所以没有把他列进来。
有人可能主观认为，游牧民族人口少，社会发展程度低，打赢他们不足为奇。错了。人类历史在进入近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最强悍的民族恰是游牧民族。如果双方在操场上列队，每 20 个汉人围定 1 个匈奴，围好以后，吹哨开打，这就比较好办了。但实际战争不是这个打法。当两个国家进行对抗时，不是比拼双方的家里都有些什么家当，而是比拼双方的家当里面有哪些可以拿出来有效参与对抗。换句话，就是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动员能力。如果不能有效动员，人多是不顶用的。
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斗力远远高于步兵。而游牧民族恰恰
是人人自幼精熟骑射，马又是整个国家（部落）最重要的
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再加上游牧部落之间打打杀杀的煅
练，整个民族就是一支部队。农耕民族就不一样。首先是
缺马。也不是没有马，问题是数量少、质量差。农耕社会中，马的作用不如牛，牛不仅能拉车（慢点），还能犁田。
所以要专门想办法去弄马。为什么古代中国把云南四川砖
茶列为战略物质？因为通过茶马交易，可以搞到战马。其次是中国农民不善骑马。不掉下来摔死就很不错了，更不
要说边跑边射箭。
等长大了参军现学，比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敌人差得太远。
农耕社会一般比游牧社会拥有更多经济财富。但这些财富在打仗时用不上。比如军需物质供应。游牧民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训练了机动中的自给能力（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蒙古骑兵研究文章）。而且他们一般是入侵者，可以在农耕区就地补给。
而农耕民族的士兵，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当年诸葛亮发明木马流牛，军粮仍然供应不上。如果主动出击去到草原大漠，后勤就更困难。
骑兵和供给只是两个方面。国家动员能力包括动员的速度、动员的数量、动员的质量等多方面。绝大多数方面，农耕民族都不占优势。不光中国人头痛，西方、伊斯兰和印度的农耕文明国家，在游牧民族面前都是被动挨打。被汉朝击败的匈奴西迁到欧洲以后，盘踞在匈牙利一带，四出侵略，所向无敌，被称为“上帝之鞭”，打得罗马帝国最后崩溃。西突厥人征服了整个中亚和西亚，建立了塞尔柱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
这两个突厥帝国是世界史上相当重要的国家，留下了今天的伊斯兰文化区的众多突厥语系国家。蒙古骑兵把世界四大文化区的主要国家打遍了，让全地球都知道了成吉思汗。
游牧民族当年给中国造成的生存危胁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要远远大于近代的日本鬼子。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面对游牧民族的反击是卓有成效、可圈可点的，特别是相对于其他三个农耕文明而言，是相当出色的。由于“大一统”，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更有优势，组织起来的反击力度相对更大。历史不是数学，不能用等式和不等式进行推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汉朝打跑了匈奴，一百多年以后匈奴又整垮了罗马帝国，就想当然地得出汉朝强于罗马帝国的结论。因为历史阶段不一样。就像我现在去把一个 95 岁的拳王打趴下，并不能证明我的拳术更高明。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战果是非常明显的。
历史上几次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反击，比如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李广北伐匈奴，东汉时期窦固、窦宪北伐匈奴，唐代李靖、李世基北伐突厥，清代平定准噶尔汗国，都是处在大一统王朝的鼎盛时期。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大一统局面，如果是小国林立的状态，以分散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是很难集中调动如此之大的物质力量组织反击的。即使南宋灭于蒙古，其组织抵抗的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
当时，蒙古正处于顶峰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灭大国只要几年，灭小国只要几月。世界各国中，南宋距离蒙古最近，而他顽强抵抗长达几十年时间，还取得过在钓鱼城战役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辉煌战绩，大一统制度的体制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网友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一个回复提到，中国分裂时期，如春秋战国，北方几个诸侯国对外也有不错战绩。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战绩列为决定性胜利，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部落还比较小。比如春秋时期，秦国消灭了许多游牧部落，“遂霸西戎”。但它吞掉那么多小国以后的面积，也只有陕西大部和甘肃东南部这么大，你说那些小国还能有多大呢？其中，灭圭戎、冀戎后，以其地置圭县、冀县，这两个古县在天水市西部，县域可考，方圆大约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样子。如果再考虑到古代游牧民族（或者半农半牧民族）的人口密度很小，这个面积上承载的人口量肯定很少，我估计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 万人的。春秋战国时期较大的少数民族，比如山戎、义渠、楼烦等，从《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看，势力范围也不大。与之相比，汉代时匈奴人控制范围，至少在 300 万平方公里以上，所以汉朝北伐时的几次重要战役地点相距几千公里。我据此认为，春秋战国那些游牧民族与匈奴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我没把秦国、赵国、齐国的胜利与大一统时期的胜利相提并论。
篇幅有限，我不对大一统的优劣性展开论述了，只提一个纲目，优点是：一，集中全国之力，打赢了几场决定民族命运的重要战争。二，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促进了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曾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位置，清代中期以后才明显落后。三、使中国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国内保持了稳定和平的社会局面。弊端是：一，皇权和官僚势力过于强大，缺乏制衡。二，精英阶层（知识份子、工商业者、技术人员）缺乏在不同国家之间选择和周展的空间，限制了思想自由和民权伸张，明代以后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三，由于“大一统”国家过于庞大、过于牢固，一旦崩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破坏性极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14:54 第 67
节 计划经济前面几节我们绕了个大弯，就是，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产生的原因时，同时也谈了在中国没有产生的原因，然后对大一统的现象进行了分析。现在，绕回来了。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反封建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发展初期，它属于无序自发状态。当时的英国资本家可不绅士，比山西黑砖窑的老板还黑。再加上市场规则不健全，暴露出许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后不久，另一种经济思想即计划经济思想也产生了。
从上面这个逻辑来讲，资本主义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封建经济的反思，而计划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思。这么一反再一反，计划经济思想看上去倒跟封建经济在某些方面有点相似了，比如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占有，以及官僚阶层对重要行业的控制管理。
但实际上，至少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言，两者并不一样。
请允许我再重复强调一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后来有大量相互借鉴，正如小平所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为了分析问题方便，本贴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词，指的是传统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以后的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制。
市场经济的原理，要点大概是，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所以市场供需情况，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传递给生产者知道。
然后生产者根据这个信息，决定下一步生产多少。另一个重要原理，是靠市场竞争，决出输赢，胜者通吃，负者跳楼。而计划经济的原理，要点大概就是，市场需求是可以统计、调查、计算出来，然后，由政府计划部门下达生产指令和产品调备指令，以实现无浪费、最有效的生产。由于计划指令是根据需要而生产的，所以理论上，应该不存在过度生产问题，没有过度生产，自然也就没有市场竞争。那么价格如何形成呢？一头斧子换两头羊嘛。
从思路上分析，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思路，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计划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思路，强调经济管理的自觉性。两种模式在冷战时期对立多年。双方都认为自己很行，对方不球的行。双方通过理论分析加举例说明，不断指出对方弊端。我不想去抄书了，我只写自己的理解。
计划经济批评市场经济：“你不知道！”——一个生产者，并不知道别的生产者在干什么。所以看到牛奶涨价有钱挣，就去生产了，其实还有一百万个生产者跟他一样想，结果牛奶多了，倒到阴沟里去了。桔子多了，倒到大海里去了。VCD 多了，朱总理也感到很无奈。用一句正规表述，就是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再往深里挖，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而市场经济反问计划经济：“你真的知道？”——理论上的按需生产，出发点就是为了防止倒牛奶。但是，实际上社会需求千变万化，社会产品千种万类，计划委员会千头万绪，作出的决策千差万错，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多就是少，而且绝大多数产品都是不够用。
第 68 节 市场经济
近期（2011 年 9 月），经济上已经病得随时可能驾崩的欧盟，指望着中国去购其债、救其币，但仍然瘦驴拉硬屎，坚决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控制太多。这就意味着许多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会继续存在。恐怕这几天，中国和欧盟的专家为了“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又得开始新一轮论战。
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前贴谈到，标志就是一句话，以市场决定产品价格、以竞争决定企业生死。具体细抠起来，值得扯皮的地方就太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有不少人推崇纯粹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但实际上这个“纯粹” 是不存在的。只要有政府在那里，他必然有相应的管理，只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那么政府到底要干预多少、如何干预、何时干预，才算合理干预，从而不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性质呢？大家扯皮吧。
西方有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政府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账，主张无政府主义。许多中国人可能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像李逵一样目无官府，拎斧头上街打砸抢，这是误解。其实，无政府主义是一套挺有思想内涵的政治理论体系。它提倡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在自愿互助基础上，通过协商进行自我管理。早年，曾有人为了践行这个主义，搭帮结伙跑到荒山上去建立社区。这个主义虽然在国家层面上不具有可行性，但对西方社会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比如居民自治、非政府机构等。前两年，成龙随口说过一句“感到中国人还是要有人管”，在网上被骂个半死。这句话虽不全对，但还是反应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中国人的自我管理意识确实不如西方人，比如看到小区里垃圾成堆，美国居民可能会自己约在一起开个会商讨商讨，中国居民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来管一管啊？”这个差别，可能就是源于中国长期的强势政府局面，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扯远了。在资本主义早期，许多资本家和小业主受够了封建贵族的恶气，现在他们掌权了，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个人先于国家，特别强调社会成员的财产和自由，主张政府在经济上要“无为”而治，尽可能放权给市场和个人。所以，早期的市场经济比较“纯”，不会像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夯几万亿美元去救市。不仅在经济方面，在思想、宗教、社会管理等方面，他们也是这么个态度。这种思潮被称为自由主义。刚才提到的无政府主义，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极端形式。自由主义者警告政府少管为妙，无政府主义者极端到连政府都给踹飞了。
在那个时代，市场规则不健全，坑蒙拐骗问题严重（参见小说《丛林》对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肉食加工业的调查），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美国铁路“每根枕木下都有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体”），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完善（小女孩去卖火柴）。市场供求刺激出来的过度生产，最终酿成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社保不健全有人饿饭的情况下，经济萧条引发了工人起义。但是，那边人家都在操家伙起义了，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徒们仍然坚信，一切问题可以通过市场自我调节和社会自我调节来解决，政府不用出手啊。终于有人绷不住了，觉得这些事儿政府多少还是得去管管吧？要不然收税干什么！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即积极主张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者。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14:55 第 69
节 计划之失
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描述了许多社会不公。很不好意思，我没读过原著，我小时候看过小人书。记得在小人书最后一页，画的是，经历了无数磨难的主人公终于长大了，英俊小伙子站在俄罗斯原野上，遥望着地平线。下面配的文字是：“我当了三年监工，已经十八岁了。面对人间的肮脏龌龊，我不甘袖手旁观。我要狠狠地给它一扫膛腿，拔剑出鞘，干涉人间的不平。”（我的记忆力好强大啊）。
传统计划经济是人类的一次气魄宏大的制度设计。通过计划生产，避免市场经济模式的资源浪费，实现按需生产，从按劳分配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实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任何一个怀有“经世济民”报负的革命家和理论家，面对眼前种种社会不公，进行深入思索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这一步。但不幸的是，这种旨在使“物资极大丰富”的制度设计，一经付诸实施，不管社会原来多么富庶，几年时间之后就会变得什么都缺。
从苏联、中国、古巴、越南到朝鲜，光辉理想，惨淡现实，人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计划经济中，生产是依照计划来定的，而计划是依照对于社会需求的统计和计算而定的。从理论上讲，很容易讲通。
但实行起来就很难办。因为我们对于各类社会产品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需求掌握得不是很准，或者说，很是不准。古巴、东德之类的小国还好办一些，特别是中国、苏联这类超大型国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更不好统计。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论文，是对建国初期福建一些县接到的统计上报任务的研究。比如，全县已怀孕母猪数量，这个还好办；而接下来要上报全县明年可能会怀孕的母猪数量，这个就很难办了。你即使能控制猪的性生活频率，也无法控制性生活的结果。这种胡乱要求各种数据的做法，当时十分盛行，今天仍然有所遗存。官场潜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你接到一个加急文件，要求上报一个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可能怀孕的母猪数量），或者在给定的时限内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今天下班前上报全县前五年所有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年度销售额及利润情况）。这时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如果你很有担当，可以根据以往经验，或者没有经验直接拍脑袋，编一个数据报上去。二，如果你经验更为老辣，你可以如法炮制一个紧急通知，发给各乡镇政府，命令他们上报数据，由你来汇总。别忘了，一定要在通知上注明，要求各乡镇安排专人，认真负责，确保统计准确无遗漏，由乡镇主要负责人签发，加盖公章以后上报。这样以后即使出了事，起码你已经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经济形势和社会需求是随时变化的，即使我们用完全准确的数据去搞预测，都很难搞准，何况数据还大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决策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苏联笑话，当年红场阅兵，都要拿出最最可怕的先进武器炫耀一下。前面是坦克，然后是火箭炮，再后面是原子弹，最后却列队走来几个戴眼镜夹皮包的人。据介绍，这几个同志是国家计委的。看来，计委的破坏力比原子弹都厉害。
兄弟们在学校肯定学过，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盲目扩大与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而我国当前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按老师要求背下来，倒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突然回想起来，不觉笑出声来：这意思不就是他们东西多的卖不出去，我们东西少得买不着嘛！也真难为理论家们，把大家都知道的问题讲得高深费解。眼下，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生产能力大得吓人，不知道课本上这个“主要矛盾”的提法与时俱进了没有？上学时，我仅从计划经济操作层面上分析，脑袋里冒出一个疑问。如果说计划面临着信息不全不真的问题，不能与实际需要相吻合，那么在理论上，生产多了与生产少了的概率是一样的，社会应该是有的产品太多，有的产品太少。可实际情况却是，计划经济几乎是全面的短缺经济，人称排队经济，这是为什么？这就引出了计划经济另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就是社会激励问题。如果说生产计划的科学性问题，还有改进余地，那么社会激励问题则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很难解决。
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表现是收入问题。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喜欢吃炖排骨，奶奶经常拉着我去买。记得当时，猪肉店是国营的，好像叫县副食品公司第几门市部。这个商店在京杭运河边的小街上，门口有棵大槐树。他们八点上班，七点半以后窗口就会有人排队。等到八点过，才见售货员小董，骑着自行车叼着烟卷慢慢悠悠而来，锁好车踱进后台，然后很久才换好行头，然后又要很久才把今天的肉解开，一点都没有疱丁解牛的效率。由于我奶奶认识小董，我总能吃到挂肉比较多的排骨。肉店的邻居是一家理发店，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同样有几个慢悠悠的同志守着，他们总在报怨没有肉店的国营职工待遇好，所以积极性更差，总有人在坐在长椅上排队。
当时有笑话说，理发一半下班了，叫顾客明天再来。这个情况我倒没有见过，我只见过理发师一看快下班，一个头理不完，直接拒绝服务，叫你明天再来。 ……三十年后，我生活在南方都市里。由于工作太忙，经常加班到深夜一点才回家。我喜欢在楼下的烧烤摊吃几串，喝瓶啤酒。烧烤摊烟气腾腾，反正只要有人吃，他决不走。由于像我这样的顾客太多，所以他们一般要靠到三四点，这种小摊被称为“鬼饮食”、“夜不收”。我吃着烧烤，看着夜色如水，看着旁边的水果店里的水果西施。这个美女老板一般会在晚上一点开始收拾关门，一边收拾，一边东张西望，希望发现一个半夜突然想吃西瓜的主。
恍然三十年啊，中国社会变化还是挺大滴，都让人觉得不真实了。我沉浸在小市民的回忆中。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吧，收入不能与绩效直接挂钩，员工身份又相对稳定（铁饭碗），基本相当于终身雇佣。这种情况下，企业法人和职工个人都没有积极性，社会生产效率普遍低下，财富创造能力不能发挥出来，这是造成产品短缺最重要的原因。
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改革。不仅中国有，其余计划经济国家也或多或少搞了改革。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许多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这方面问题也很突出，例如撒切尔夫人就对英国铁路部门的作风深恶痛绝，大举改革，想一卖了之。这说明，这是个经济体制问题，跟民族宗教以及是否实行普选民主关系不大。
仅从工资入手进行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经上中学了，工资改革也搞了几轮，国有和集体企业仍然是老样子。我妈当时在国营工厂工作，我每天放学经过厂门。工人们在下班前半小时，就聚集在厂门口等着走。厂长发话不许早退，所以厂门口地上有条白线，几
百人就站在白线以内聊天，像一群准备比赛的马拉松选手。
有些企业勇敢破除平均工资，反而惹了大祸，引发更大矛盾。我观察，情况是这样的，工资与绩效挂钩当然是对的，但是，绩效如何评定？如果对产品数量或者单位盈利进行考核，就比较好办；而单位内部的管理绩效就很不好评定了。比如，副厂长比工人多拿钱，前提是他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让人信服的副厂长。可实际情况是，当时许多干部是靠裙带或者走后门上去的。副厂长是县经委主任的小舅子，无德也无能，还经常揩公家的油。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工资再猛涨成工人的十倍，更会激起众怒。这种情况下，维持大锅饭倒是比较公平。不合理的政策应用于不合理的现实，反而得到了一个基本合理的结果。总之，计划经济形成的国有企业体系，想要搞活，绝不是仅仅把工资与绩效挂钩那么简单的。这些内容，等写到中国改革时再细聊吧。
刚才聊了收入原因。计划经济之所以造成短缺，第二个原因是物价原因。当时，物价是算出来的，就是根据原材料、能源消耗、运费和人工，由政府来确定物价，然后长期执行。
改革前，黑龙江和海南岛的酱油都是一个价。这种定价，可能高也可能低，但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低工资情况，定价偏低的可能性更大。在正常情况下，随着社会发展，物价应该会逐年有所上升。但是，国家很难及时调整，有时甚至二十年不调整，这样物价会进一步偏低。所以世界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一旦转轨，必是物价飞涨，还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物价飞跌的。
没有读过经济类教科书的兄弟也清楚，物价可以调节生产和需求。在纯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按指令生产，所以物价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不大，但对需求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如果物价偏低，则需求相对会大大增加，东西本来就短缺，这样就缺上加缺。
计划经济条件下，许多产品是配给的，或者说是没有价的。
比如住房。根据经济学家的解释，对免费商品，消费者会抡圆了去消费，直到消费行为的边际收益为零。我每次坐飞机，捆好安全带，赶紧跟旁边坐的兄弟交待一句：“不管空姐发什么，我可都要啊！”那兄弟点头：“好的，我替你收着！”我才歪头安然睡去。飞机上的食品、小吃、饮料或者其他礼品，其实已经强制性地包含在机票当中了。对于已经付了机票款的我而言，再去消费这些东西相当于免费，我当然要来者不拒，吃不了兜着走。计划经济条件下，配给产品比较多，人们对这种免费东西的需求自然极大。这也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国家对私人经营的限制，也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以前读过一篇短篇小说，主题是反映极左思想对孩子的毒害。内容大概是，老师在课堂上出了一个谜底是猫的谜语：“大大的脑袋，长长的胡子，长长的尾巴，是什么？”一个孩子说：“是我爷爷！”“你爷爷有尾巴吗？”“有哇！他们都说有！” 结果引出了一个往事，老农在自己院里种了几根黄瓜到集上卖了，就被反复揪斗，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篇小说产生于文革结束不久，创作思路和创作水平都不见得高明，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曾经的无奈现实。
此外，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投资“重生产、轻生活”的取向，也是造成商品短缺的原因。
第 70 节 计划之得计划经济毕竟是人们曾经崇信、并大规模实施的一个模式。
如果它一无是处，肯定不会达到这个影响。计划经济也是有其所长的。
“团长，我们被敌人包围在山头上了！”“马上电告师部请求增援！哦对了，赶紧把全团每个人身上的弹药、水和粮食收集起来，交给政委负责统一管理分配，尽可能坚守待援！”这是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的场面。对有限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计划分配，是一个团队在紧急情况下的最佳、最有效的选择。国家也一样。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体制，在战时往往采取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办法，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因为这个关头，所有社会资源的首要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转运和国家生存，社会目标不再多元化，社会成员的多样化需求也被压缩，服从于国家目标。
除了对付战时和应急状态以外，计划经济的第二个优越性是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创建和追赶。在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建立初期，这个制度是显示了极为神勇的作用。
人类不是傻子，如果没有苏联发展成果摆在那里，五十年代以后根本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去追随这个制度。
我这样理解：工业化体系包括了轻工业和重工业，创造税收和吸纳就业主要在轻工业，而比拼国家实力则主要在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和军事工业。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考察，如果不是人为地去计划和构建，而是通过市场自发形成，那么一个成熟的工业化体系的形成需要极长时间。英国大概是用了两个世纪，才从纺织等轻工业起步，通过产业关联拉动，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迈进，逐步形成完整工业体系。
先发国家可以从容地用两个世纪，通过市场来完善自己的工业体系。后来国家则不行。俄国是资本国家体系中比较落后的国家，用列宁的话说，“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苏联、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而言，不可能从轻工业起步去逐步发展重工业，主观上等不及，客观上条件也不允许，通过人为计划，对经济结构进行直接构建，就成了必然选择。
我用这样一个比喻，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好比是一块森林，大树呀，小草呀，蔓藤呀，苔藓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而后发国家呢，好比就是一块空地，现在也需要形成一个生态体系。如果不去人为干预，也许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这块空地上会自然形成一套生态态统。现在我们采用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人们已有的生态系统知识，根据地块特点和气候条件，来设计这个地块上应当有什么乔木、什么灌木、什么地衣厥类植物，然后配套种植。就像现代楼盘的绿地一样，工人能在一夜之间，把一块空地搞得树草婆娑，参差错落，甚有野趣。
这个比喻也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计划经济的毛病，就是人为设计的植物种类和数量，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需要。在人为设计和构建完成以后，还需要灵活的后期管理。即，给植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成长，相互适应，然后因势利导进行调整，补种或者淘汰。如果在后续管理上过于机械，那么这个速成的生态系统肯定是有毛病的，甚至可能无法长期生存。
人们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没有国家灭亡的直接压力时，普通百姓更关心柴米油盐，这是轻工业和商贸的范畴。而国家高层更关心尽快建立起国家实力，这主要体现在重工业体系。
这个矛盾的解决，世界不同国家有不同路径。现在回头看，不同的路径都各有走通的实例，也各有走不通实例，主客观情况千变万化，很难直接断言哪个路径绝对正确。中国、苏联选择了国家主导、提高社会积累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子。
1959 年，美苏领导人共同参加一个工业品展览。在橱房用品展台前，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了辨论。他俩鼻子对鼻子，一边辨论，一边用手指捅对方的胸口，这个录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新闻。我觉得把他们的话抄下来，比我说多少话都更能体现两种经济体制的设计差异。
赫鲁晓夫说：你以为这种设备能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所有新建的苏联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想要住这种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
而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了！尼克松回敬说：对我们来说，多样化和选择权更为重要。我们有成千上百不同的营造商，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政府官员在最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辩论时，两人都还年轻，对信仰满怀坚定。1971 年，已经下台的赫鲁晓夫郁闷而终，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毛病多多。1994 年尼克松死于中风，此时苏联和计划经济已成为历史，赫鲁晓夫的女儿已移民美国。名人已矣，言行犹存。
就用这两个名人的拌嘴来结束我们对于计划经济的探讨吧，好多兄弟都看得犯困了，呵呵，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中国经济！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1:39 已修
改，请放行。
第 29 节 文化演进 1同志们好，同志们掐架辛苦了！没有想到一回来看到这么多贴子，真是太给面子了。兄弟们不要互扁，大家都是希望中国能好。你们这一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像一个好心请客的人，却发现客人们在自家客厅里发生了一场群殴。
讲到中国文化。大家发现没，世界四大文化，体量基本差不多，都是十几亿人口（伊斯兰世界接近十亿）。但五百年来，天下大势，就是一个揍三个。结果又揍成了两个群体，揍人的西方文化和被揍的东方文化（远东两个、中东一个）。新加坡这个岛屿很有意思，就是他的四个民族，恰好来自世界四大文明。虽然华人居多，但老李内心不想以被揍文明自居，他的文明取向当然就是那个那个那。
对于文化，坦率地说，我几乎绝望地认为，一个有点起码规模的民族，几乎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文化，无论他自己怎么想摆脱。如果你来个反证说，今天日本与两百年前截然不同，判若两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不同，不是一种摆脱，而且文化自身的历史演进。即，不是横向由 A 到 B，而是纵向由 A到 A+。他还是他，别以为换个马甲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作家史铁生在地坛看到一个小孩，这哥们神刀刀地思考说：“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在中国当作家容易走火入魔，大家入市需谨慎）。今天的中国文化，难道真的无关乎秦风汉月吗？所以，我几乎绝望地认为，民族文化几乎不可能摆脱。不过我庆幸自己所属的文化还算不错，我很满意。
既然无法摆脱，中国文化就必然伴随着中国崛起，也必然在新加坡等华人地区长存，虽然靠边站。既然无法摆脱，所以“脱亚入欧”也不现实。文化的演进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所以指望演进到西化，几乎不可能，退一步说，就算可能，估计我们最近几辈也看不见了。有人还提出，中国现在已经很西化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对外部环境的正常反应，是自身演进。任何一个活文化而不是考古意义上的死文化，不可能不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何况人强我弱，人揍我痛，外部可供吸收的东西那么多。总之，主张全盘西化者可以关闭此贴了，我不会讲到那里去的。
文化特征，影响着国家的性格行为。中国的文化特征，自古以来表现为一种“自在”，而不是一种“自觉”。这是因为特征是对比出来的，对比则需要找到等量齐观的文明。中国人去越南、韩国看看，因为他们是中国的子文化，所以怎么比怎么像中国。（虽然他们现在非常希望自己长得像邻居）。
这么比法，是找不出来什么文化特征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等量齐观的文化出现，情况就会根本不同。想想东汉时，白马驮经，佛祖西来，给中国造成了很么大的文化冲击！从“南朝四百八十寺”到三次惊天动地的灭佛运动，中印文化的撞击影响之大，值得有兴趣的兄弟去研究。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兴起，标志着道家学说变成了道教，这是中国文化被外来佛教激发之后的直接反应和向前演进。然而，中国地理位置实在太偏，海陆交通条件实在太差，所以两千年来，除了上述一点管窥之外，我们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像样的文化对手，三教慢慢合流，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
中国文化自觉一直拖到了 1840 年。大炮一响，鸦片万两。
大炮再响，园子着火。这一次不同以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完全等量齐观的文明。不幸的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上，已经完全不能齐观。中国文化是被揍醒的，眼睁开时，已经是个乌眼。眼中这个世界，已完全超出了中国人的文化理解能力。同时，历史又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文化理解的时间。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的反应吧。虽然很心痛，但这是历史。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