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节 文化演进 2要回顾近代史上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反应，这个题目太大，讲清楚恐怕要一千万字，我实在吃不下来。随便聊几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管窥一下、感受一下。
——“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七万里，所经过者几国？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此文引自茅海建所著《的崩溃》。
这是 1842 年 5 月道光皇帝要求部下去给他搞清楚的问题之一。鸦片战争是 1840 年 6 月开打的，此时已经昏天黑地打了两年。中国的最高战争决策者，竟还没有搞清对手从哪儿来的，基本是个什么情况。其实，这是因为一败再败才问的，如果打赢了，道光皇帝永远都不会问。华夏不屑了解夷情，在文化上相当自我。
时间转到了 1905 年，这时朝廷已经病得带上呼吸机、插了一身管子。为了救局，清廷才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虽然之前李鸿章也出过国，但是到了这一拔老兄，才算从国家行为上开始“正视”西方社会制度。这时，距当年道光爷亲切关怀英国女王他老公，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这就是中国文化做为一个原发性的大文化，无论是兴是衰，一旦进入历史通道，其惯性，或者说隋性，实在太大。
中国百年屈辱史，在文化上考察，有许多必然因素。总有人在说，如果道光帝不撤林则徐的职，会如何；如果杨秀清们不搞内讧，会如何；如果方伯谦不临阵逃跑而去学学人家邓世昌，会如何；如果袁世凯倒向了谭嗣同，又会如何。他们认为如果上面任何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也许 1937 年就是东京大屠杀而不是南京大屠杀了。这是历史唯心主义。
今天中国人的眼睛，已经随着中国文化一起向前演进了。
所以，我们不能替祖先思考。在他们眼里，世界是不一样的。
他们看见英国女王，会想到武则天或吕后，那是女人干政。
他们看见英国首相，会想到吕不韦，这是宰相专权。再一联系，女人干政就是错的，因为女人根本没有执政能力，结果呢，大权旁落到宰相手里了。前因后果很符合逻辑，正确，加十分！耶！又看到议会，那是群臣交哄。这样一弄，国家不乱吗？这对谁有利啊？哦，首相肯定希望看到这个局面，如果群臣一心，他还能专权吗？所以，虽然这个小子表面很中立很公平，我们的祖先已经由表及里，精确洞察出挑唆群臣交哄的幕后黑手。
政治乃是文化之果。这就是当年我们祖先眼里的西方政治。究其根本，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当时几乎没有交集，甚至连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十字军东征和新月旗西征这种交集都没有。朋友相互认识，仇人当然不好，但仇人间至少也相互认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根本不认识！在西方，曾经有人以为有交集的。他们听说啦，在中国，基督教这几年发展形势喜人，还搞出一场宗教战争来，所占之地，三教全废，九流禁光，只许拜上帝，那是相当的牛逼。于是基督教会派出教士到了天京，见到了洪教主。他被告知，上帝除了耶酥之外，还有儿子。我敢说，对一个教士来说，中国人这个新发现绝对比哥伦布当年的发现还要震撼。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就是！”
下面还有更震撼的。洪秀全一指：这是老三、这是老四……哎，秀清啊，老五今天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缺席外事活动不跟我请假啊？我没有看到后来西方站在文化层面上的评价。只知道后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组织了洋枪队。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个教士哥们一定是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离开中国的。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如果他肯在天京多住几天，他甚至可以有幸与上帝本人亲切会晤—— 当时上帝经常会下凡到中国，附在杨秀清身上安排布置下一步的革命工作。
我这里没有要贬低太平天国的意思（当然也没有要吹捧它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从这个故事，咂摸一下当时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望的情景。
雾中看花水中望月，没有人给你一双慧眼。
一番折腾，清朝终于干掉了太平军。这时，云南、陕西、甘肃又乱腾了。当时的起义军领袖，西北白彦虎，西南杜文秀。
篇幅有限，有兴趣的兄弟们自己去研究吧。对于那个时代，我思考的问题与历史课本的课后题不同。二十年前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世界上另外两个大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时以起义军的形式在中国发难。就差阿三没有到中国来发动起义了。
当时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在 1840 年以后出现的文化危机或者文明危机的表现。后来通过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我又认为此事似乎与基督教没有多少关联。洪秀全掌握的基督教知识，似乎还在本人之下。那就是普通的农民起义？也有点不像。因为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只要 12 点饿不死，11 点半绝不会起义。
太平天国是在大家日子基本上还过得去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一场大动荡。当时中国人虽然贫穷，但还没有出现以往赤地千里、流民遍天下的现象。它既不像为信仰而战，又不像为生存而战，难点仅仅是一个落榜的广东愤青为了向满清楼主拍砖而战吗？在此存疑，有兴趣的兄弟共同思考。
又一番折腾，清朝终于又干掉了起义军。有识之士说，大清这样搞下去不球行。于是，开始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1:41 第四
章 民国与计划经济时代
第71节大清末路
1911 年，百病缠身的大清帝国终于一命呜呼。此后，中华正朔传到了中华民国的手里，历时 38 年，直到 1949 年老蒋逃台和新中国成立。
辛亥革命的成功比较意外。中山先生是一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从 1895 年开始，他十六年如一日，在南方发动了许多起义，但都没有搞成功。有的时候，他纠集百把人、搞到几百支手枪就敢直接宣布起义了（比如在镇南关），真是敢想敢干，江湖人称孙大炮。由于起义失败，中山先生当时跑到美国科罗拉多去筹款了。这时候辛亥革命成功了，大家急得到处找他。两个多月后，他才赶回到中国。
相对于中国历史上惨烈的改朝换代，辛亥革命是烈度最小的一次。这倒不是因为满清识实务。由于中国“大一统” 的传统皇权和官僚势力极为强大，如果不是先在经济上山穷水尽了，它是不会轻易死掉的。我认为，满清覆亡时，政治、外交、军事等原因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它在经济上已彻底无路可走了。辛亥革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清时期，为了挽救危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盛宣怀、胡雪岩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我们在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中提到过。这个运动的主观目的，既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政治的，甚至不完全是经济的，而是停留在如何才能打赢列强以自保的军事技术层面上。造船厂和军械厂就不用说了，一些民用项目比如煤矿和铁厂，也是为了军事项目配套服务的。
所有制性质上，全部是官办官营。其实，官办官营企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年，比如前一段时间故宫弄坏的那件瓷器，制造单位“哥窑”就是宋代的一家国有企业。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企业，本质上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办工厂没区别，只是技术来源于国外而已。单凭这些企业，不可能全面振兴中国经济。随着甲午战败以及四大名臣相继辞世，许多企业人亡政息。
清朝末年，中国又经历了 1894 年和 1900 年的两次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赔款 2.3 亿两白银，外加赎辽银 3000 万两。
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 4.5 亿两白银，由于 39 年按揭，本息接近 10 亿两。跟这两次赔款一比，当年南京条约的 1600 万两白银简直是毛毛雨啦。这些巨额赔款，使国家财政基本破产，主要财政来源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被列强控制完了。
不吃不喝，也要十几年、二十年的财政收入，才能支付赔款。可这时，清朝却不能不吃不喝。客观地说，清朝充分吸收了明亡的教训，为防止白吃一族无限膨胀压垮社会经济，在皇族规模控制上做得比较好。皇亲爵位只能享受两代，再往下的子孙还想封爵，要自己去随军打仗去挣。皇帝亲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只有当年入关打江山的那么几个而已。这方面，清朝做得比前面王朝都好，对自己的子孙下手，真是难能可贵。
但是，大一统无挑战的绝对权力，蕴育了绝对腐败，像历朝历代一样，清末各级官僚机构和超编附属人员膨胀得厉害，再加上八旗军这些世袭的“铁杆庄稼”，丧失战争力彻底沦为白吃一族，清朝末期基本上重现了前朝 “十羊九牧”的局面。清朝距今历史不长，文献极为丰富，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大家如果图轻松不想看论文，就看看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中对清朝官僚体系的分析研究。
庞大的官僚体系，巨额的对外赔款，促使各级政府加倍地搜刮社会。当时，通过归国华侨和开明仕绅的推动，中国近代私营企业已经开始发萌。但是，民族企业始终被官僚阶层盘剥搜刮，再加上关税控制在外国之手，成熟的外国工业产品长驱直入，强势打压，所以清末民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发展壮大。这种情况使政府税源萎缩不前，只有进一步加强搜刮力度，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诚如侯宝林先生在一段相声中对于“宣统”的解释：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叫“悬捅”，本来它就很悬，你再去一捅，它掉下来了。
中国经济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之中，进入了民国时代。
第 72 节 民国经济 1今夜饮酒过度，回家多次呕吐。酒醒已近午夜时，两杯浓茶下肚。呵呵，秋夜里，让思绪自由而凌乱地飞扬。
许多导演和编剧最喜欢拍的，就是民国戏。因为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风格界乎于古装戏与现代戏之间。在一个戏里面，可以同时有议会和县衙、西装和马褂、飞机与长矛、大师与文盲、自由同居和包办婚姻。比如《让子弹飞》。在经济领域也是这样的，自然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并存，乡村自给自足与股市外贸同在，很复杂。我对民国经济涉猎不多，讲起来感到困难。有多少，聊多少，欢迎有研究的兄弟大力补充。
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情况，大家都比较清楚。先是袁世凯主政和称帝，袁倒台以后是旧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打倒旧军阀，然后是新军阀混战，同时中共创建根据地，然后是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乎没有过任何消停。各类历史书上，都是集中于政治和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几乎很少涉及，最多给一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好像民国时期经济问题就没有人认真搞过似的。
民国经济建设的思路方面，我所见过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实业计划》，稿子不长，可能有十万字左右，是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三部曲里面的经济部分。该书，对于中国修铁路、建港口、开矿山、开运河、移民开发边疆以及发展各种工业，提出了设想规划。现在许多文章把三峡工程的构想追溯到毛主席五十年代“高峡出平湖”，其实这个构想在《实业计划》里已经提出了。由于当时正值美国铁路建设牛气冲天的时代，估计孙中山受到美国影响，所以书中对于铁路建设规划的部分比重极大。这部书读起来很鼓劲，也比较理想化。条件所限，很多建设项目都是他直接在地图勾画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研究。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规划固然重要。但是单纯的技术性规划，无论让世界哪个国家来规划，看起来大体是差不多的。关键是，如何去落实这些规划，如何融资，用什么样的所有制、再用什么样的体制去管理运营，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老毛在 1949 年高调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根据这句话倒推，1949 年以前的中国人民应该是趴着的。所以在历史书中，把中华民国这三十八年和晚清，一起列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封建”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论述过，虽然“因封而建”作为国家组织形式在隋唐以后基本不存在了，但从农村广泛存在的小农自然经济、县以下的族权统治等情况来看，“半封建”这个判断算是成立的。至于“半殖民地”这个判断，我认为，也说得过去。这个“半殖民地” 不是指人口上的殖民，而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的。
当时的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政党。一方面，孙中山以及民国政府强烈抨击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部分乃至全部废约。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软弱，民国临时政府又时时迁就列强。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正面军事斗争并不激烈，反而都去积极争取列强的支持。为了避免列强和清廷联手扼杀革命，临时政府一古脑承认了清朝与列强签定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晚清时期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到了民国依然适用。这与新中国成立时“另起炉灶”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清末各项不平等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领土等方面，留给国人印象最深的当属香港、外东北、外伊犁等 15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条款。但是我认为，这些条约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最深刻的，当属经济方面的那些内容，如门户开放、自由通商、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内河自由航行等内容。这些条款绝大部分被民国继承了下来。
二战期间，由于中国的贡献，英美等国家放弃了部分不平等权力。直到 1949 年，解放军和英国军舰在长江展开炮战，震惊中外。列强一百年来以武力取得的不平等权力，最终被中国人以武力收回。人间正义，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记得小时候，课本上学过叶圣陶文章，叫《多收了三五斗》。讲的是江南农村丰收但是谷贱伤农的故事。当时读来也不觉得怎样，现在结合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当前世界经济问题，越回想越觉得有味道。当农民得知米价已经从 13 块跌到了“糙米五块谷三块”时，丰收喜悦破灭：“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这时米店老板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这句话，一语道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为什么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经济内容并不引人注意？就是因为相对于赤裸裸的割地赔款而言，经济方面的内容要斯文得多。
甚至看起来不算什么不平等，比如自由通商，现在温总理出访到处都在提倡贸易自由。然而在当时，这些内容杀机重重。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实力与列强相比，无论是经济规模、技术水平还是企业实力，都相当于不会走路的儿童与成年人对比。
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实力与西方直接对抗。中国稚嫩的民族经济想要发展，必须依靠一定的保护性措施。比如关税，比如汇率，比如国家金融信贷政策。
然而，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市场没有保护地直接对外开放，而且关税还受到外国控制。清代时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是英国人当。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的最后结局会是什么，是不难预见的，因为今天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以上国家已经落进了这个结局。当时中国人口九成在农村，我们就比方说农村经济吧。叶圣陶没有明讲洋米、洋面来自何方，我估计主要来自美国，也许还有日本和法国（及其殖民地）。美国的规模化农场种植加上政府补贴，使农产品价格远远低于中国的小农生产。如果不以国家力量进行对外限制和对内扶持，中国农村的商品粮生产会被撤底打垮。
打垮之后，跨国公司会通过投资和订单引导，按照各地的区域特点，整合中国农业资源。比如，江南地区可能会集中发展蚕桑，河南可能会集中发展棉花，产品通过协会和订单，供应跨国公司。这样，原来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会逐步让位于单一生产。这就是典型的殖民经济：“单一经济”。
“单一经济”与我们现在提倡的突出地方优势、“一县一品”不是一回事。这种经济形态严重受制于跨国企业和国际市场，因没有定价权而利益受损，而且被西方国家以工业品或者其他农产品的输入进行二次搜刮。今天的非洲、拉美等地区，许多国家依然没有摆脱单一经济困境。在中国人看来，从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上来看，绝大部分非洲和拉美国家都很适合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然而实际情况是，多数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它们的土地全部种植咖啡、
可可、剑麻、花生、长绒棉去了。
不独是叶圣陶，许多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类似内容，比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圣陶在文章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真的可以不管吗？这是他留给当时人们的思考。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1:42 第 73
节 民国经济 2以前贴子里，我曾提到过清末中国茶叶出口被印度超越的事。民国时期的农业情况，实际上是清末形势的延续。因为社会化生产与小农生产的对立没有改变，经济主权不完整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农业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这个地位放到什么时候都一样。凡是世界强国和大国，农业不行肯定吃不开。民国农业的情况很不乐观。
当今世界，自由贸易是主流，但保护主义时时抬头。我认为，世界上离自由贸易最远的行业是农业。一些资料显示，美国对农业补贴的钱，如果直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直接买回来的农产品还要更多些。日本对农民养一头奶牛的补贴，一年达 3000 美元以上。（资料出处记不清了）。正是靠着补贴（当然也有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的因素），美国、法国的农产品横扫国际市场。而日本、韩国这些自然条件不佳、本应大量进口的国家，农业也凭借贸易壁垒和补贴得以自保。非洲国家本来陷入单一经济就够惨的了，单一的优势产品还被欧美的补贴产品挤垮。比如棉花。西非各国原来法国殖民者留下的棉花产业，本来具有自然条件和人力成品优势，有国际竞争力，但被高额补贴的美国棉花打得节节败退，最终任人宰割。（我估计，棉花采摘的人工投入很大，而且很难用机械替代，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棉花上比在粮食上更具相对优势的原因。）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东北大豆种植业几乎是全军覆没，当然这不是没有主权造成的，而是经济政策偏差造成的，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民国时期，虽然农业很不乐观，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外国产品倾销和农民破产现象，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被人家整合成殖民地单一经济状态。我想，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中国是半殖民地而不纯殖民地，至少形式上是个独立国家，西方国家不可能完全为所欲为。二是中国内地农村的主流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低水平自给自足，农产品商品率很低，所以受外来影响相对小。英国纺织商人曾按照四亿人口推测中国巨大的袜子市场规模，但实际情况是，当时中国人八成不穿袜子，二成自缝袜子。三是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形成。所以，外国人想在中国市场上打垮中国商品，却发现中国是一没市场二没商品，这事儿就很难办了。
工业方面。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阶段是1910 年代。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书上笼统地说“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没有列举从哪些方面放松的，我后来也没有看过更详细的资料。我个人猜，当时情况应该是，一方面，欧洲陷于战火，生产能力受创，有限的生产能力用于保障战争需要，所以销华产品减少，为中国民族工业留出了一些国内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欧美也可能会从中国进口一些产品以满足战争需要，使中国得到了一些国际市场空间。我看过当时南通、无锡等地纱厂的老照片，规模很大，设备也不落后。
民国时期的著名民族实业家，多数是这个时期发迹的。
但是民国三十多年间，民族工业在规模和实力上始终没有明显起色，不然抗日战争也不会打得那么吃力。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内因。一是客观上不停气的内战和外战，使民国政府工业发展方略比较混乱，不成体系。二是各地军阀割据，自立为王，经济政策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三是民国政府仍然是大一统集权体系的延续，缺乏外部监督，再加上新旧交替，体制不全，很快形成了严重腐败。官僚阶层利用政权大肆干预市场，打压竞争对手，甚至直接将资源据为己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描述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权力强行吞并民族资本家的产业（比如南洋兄弟烟草等）。在战胜日本后对沦陷区的汉奸逆产清算中，许多接收大员鲸吞社会资产。（参见电视连续剧《潜伏》。）庞大的利益集团始终控制着民国政府，雷打不动。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蒋经国在上海整顿经济秩序“打老虎”运动的失败。
外因，仍然是国家经济主权不完整，外国工业品强势入侵。
不仅欧美产品在中国倾销，新兴的日本的大量工业品也倾销到中国来。所以中国人多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些中国商人看到，反正竞争不过人家，不如与国外合作，做跨国公司的中国大区销售代理。实际上，代理权也不是人人都能拿的到，多数都被外国人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大官僚家族的成员拿到了。由于国家经济统治阶层具有明显的买办性质，在经济发展决策上，水平甚至还不如晚清四大名臣。晚清名臣们还致力于发展军工、重工、钢铁、造船等强国产业，而民国买办们更倾向于“造船不如买船”。有研究资料称，民国末年的重工业制造能力甚至还不如晚清时期。
后来，人们把内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外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种，而且是最坏的一种。
第 74 节 民国经济 3历史学家总结说，旧社会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前面几个贴子来看，“三座大山”的论断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
民国乱世之中，中国人始终在追寻强国之路。作为后进国家，我们取经的目光就在先进国家身上转悠。当时的世界范围之内，主要有两种思潮并存。我们把他们称为自由主义、集权主义。这两个思潮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两套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这里我们只讲经济。
自由主义，我们在前面的贴子里曾经谈到过它。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对应着市场经济模式。美国、英国、法国是典型代表。美国是市场经济的新代表和优等生。建国后 140 多年，美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终于在 1910 年前后（一战之前）在经济规模上超越英国，跃居世界首位。
这里随口插句题外话：从美英易位的历史过程来看，美国在一战之前在经济上超过英国，但英国仍是世界老大。美国又等待了三十年，中间出手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才在 1945 年完全取代英国，成为半个世界的老大，另外半个是苏联的。然后，又打了四十多年冷战，拖垮苏联，才在 1992 年成为无人挑战的世界老大。所以咱们中国人必须有长期心理准备，即使有一天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离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还差得很远呢。
集权主义，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一种模式。说它古老，是因为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前，西方和东方各个文明区内的国家，无论是王国或者帝国，实质上都是集权主义的体现。而说他年轻，是因为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之后，又以历史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强调国家权力强势干预经济运行，以推动经济发展达到国家事先设定的目标。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典型。苏联在建国后，在不断击退叛乱和外国干预的同时，短时期内奇迹般地恢复了经济，建立了强大的工农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苏联建国不到十几年，国力已远远超过了沙俄时期。
当时，集权主义的经济模式还有另一个先进典型，就是德国。德国在纳粹党上台以后，用军事化手段管理国民经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他们成立了各种行业的经济管理局，扩大投资规模，用行政手段推动国家垄断企业和私人垄断企业做大做强。1930 年代，德国创下了国民经济五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在一战废墟上再次崛起为世界强国。许多人只记得希特勒今天闪击这个，明天闪击那个，其实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如果兜里没有马克，除了自己的腰他什么也闪不着。这段经济史在网上有许多资料，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研究一下。
当时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这两种经济发展思路的呢？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我的判断是，集权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无疑更有吸引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集权主义属于“起效快”的那一种。苏联和德国，都是在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考虑到人家的工业基础和人民素质，中国实在比不上，那么，我们慢一点，花三十年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总可以了吧。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日本步步紧逼、伪满独立、边疆不稳的严重生存威胁。
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是解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没有工夫研究怎么活得更舒服些。在短期内，即使发展不成世界强国，至少也得能跟日本比划比划才行。中国如果像美国那样，要通过一百多年慢牵牛式的发展才能成为世
界强国，估计在肌肉发达之前已经被别人打死 N 次了。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集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至少还有三个方面可以佐证：一是孙中山晚年也对苏联模式很感兴趣，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二是蒋介石曾经一度对苏联、德国发展非常推崇。南京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蒋经国等人留学苏联。三，也是最能证明这个倾向的，就是历史事实，新中国建立后决定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如果从深层次来分析，这种选择有历史惯性和文化因素在里头。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帝国惯性，使中国的政治精英更加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目光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倾向于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让经济自己发展。更加倾向于构建经济格局而不是让经济在自我发展中逐步形成某种格局。特别是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想让政府仅仅去做一个 “守夜人”的角色，是不现实的。即使政府有此心，广大民众也是很难接受的。
如果从更深一步的层次分析，这种选择则是保守心理和超越心理的神奇对接。十九世纪封建王朝没落之后，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似乎已经宣告无路可走。但是，废旧立新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难最难的功课。不管是传统思维的惯性也罢，不管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也罢，反正变革阻力是很大的，阵痛是难免的。
然而，你想不落伍，你想活下去，就必须这样做。正在进退维谷之际，我们突然发现，原来集权模式同样可以打造世界强国，而且还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打造世界强国。这就活像一个生性酷爱喝酒的人，正在为了健康原因被迫戒酒时，突然被告知，根据专家最新研究发现，喝酒不仅不用戒，而且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不光是中国。上面的两个层次分析，也适用于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许多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思路。比如印度，尼赫鲁提倡的所谓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欧美式的选举民主加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当然他的计划经济在实施中没有苏联那么绝对化。埃及的纳赛尔也有一套经济政策，大同小异。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拉克等众多伊斯兰国家，在国家经济管理中也使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这种国家很多。
其实，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两种经济发展思路，如果合在一起构建一个模式，就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分别位于这个模型的左右两个端点上，这两个极端情况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达到的。大家的分歧所在，就是政府对市场如何干预、干预哪些、干预多少的问题。到 1990 年代以后，这个问题逐步清晰，人们去探讨是尺度问题，而不会再有人就两个端点孰优孰劣的问题开展争吵了。
然而，在当年，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那辈人，在经过了民国乱世的长期求索之后最终做出决策时，恰逢冷战两大阵营对立，两种思路非此即彼，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或者说，历史选择了计划经济。
胡适是极力鼓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传播、翻译、介绍、阐发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个主义像一棵心爱的兰花草一样种在了中国。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注定了在那个年代，这个主义不可能真正被中国人理解和采纳。胡适也不得不发出了深深的喟叹：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1:43 第 75
节 自视与他视话题进入新中国经济，涉及面广，内容可能会比较长，还会掺杂大量非经济的内容。仍然没有框架，继续信马由缰胡吹吧。
兄弟们知道澳大利亚去年人均 GDP 是多少吗？54000 美元。
高居世界第六，比老美还高 7000 美元。澳大利亚国内市场狭小，由于工资太高，产品国际竞争力也不强。在欧美国家经济一片哀鸿之时，他凭什么一枝独秀？靠的就是中国采购，尤其是价格飞涨的矿石等原料采购。至于中国采购对澳大利亚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的具体数据，比重反正很大，我没记住。
经济关系密切到这个地步，中国打个喷嚏，澳大利亚经济就会发烧。按说，澳大利亚应该对中国好感多多。偏巧，前两年陆克文上台，这哥们又能甩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于是，许多中国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是个亲华国家了。然而，事实是残酷的。该国政府几次干预（明的或暗的），搞黄了中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这就不说了。维机解密还暴出了一篇陆克文与希拉里的早餐谈话，他建议老美考虑在必要时对华动武。为了消除美国对于中澳经济关系密切的疑虑，陆克文又自称，自己是“无情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挣的是中国的钱，对中国没有任何感情，必要时还打算要中国的命。这种现象是普遍现象。我说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会有真正的朋友。算计中国的人倒是乌乌央央，一抓一大把。今晚央视二套播了一个关于欧债的《对话》节目，嘉宾是意大利前总理。与欧美政客一样，这位仁兄对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避而不谈。身为欧猪五国之一员，他开篇先去指责希腊政府不诚实，隐瞒债务。听他那意思，就好像意大利自己没事似的。被观众问到下一个倒掉是不是意大利，他一口否定。他还指出，中国应该出于经济或政治原因购买意大利国债。他暗示，意大利如果出问题，欧洲就不能幸免，欧洲出问题，中国也难以完身。至于欧洲人将会用什么方式让中国受损，人家没说，让中国人自己去琢磨。我看欧洲政客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快跟二胖有得一比了。
中国与西方的隔阂是天然的。有一次跟几个兄弟去国外一家有名的油画馆参观。里面的油画，是反映西方文化内容的，绝大部分来自圣经之类。展馆很大，我感觉那天我的主要收获是连续走路一小时，脑门和后背都出汗了，比较到位地煅练了一下身体。由于旁边挂着些画，所以不像在跑步机上那么枯燥。
我很希望有机会再去煅练。究其原因，不是画不好，也不是本人没有文化，而是因为本人不是在西方出生和长大的，对这些油画的内容基本没概念。虽然我的西方知识量还略高于中国同胞的平均水平。
同理，我们假定在杨柳青的年画馆。展品都是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常识性内容，比如三打白骨精、桃园三结义、武
松打虎、刀铡陈世美之类。那么，中国文盲都会一眼便懂，而且看得有滋有味，而美国大学教授来了，只要他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都会云里雾里。我估计他也会把
主要精力放在煅炼身体上。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已五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区内，各国之间，虽然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义上有分歧，但社会文化基础是一样的。即使有差别，这个差别相比于东西方差别，是很小的。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互信程度，要远远高于同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的国家。陆克文跟希拉里吃早餐，那个感觉，跟他到中国吃煎饼果子是不一样的，两人不经意的一取刀一放叉之间，文化默契就在里面了。
在聊现代中国经济之前，之所以讲这么多话，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意思，就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特殊困难。由于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所以在西方国家构建的话语体系中，对中国的不信任、误读、歪曲、歧视、打压是相当严重的。
这是一个“他视”的问题。而更麻烦的是“自视” 问题。中国是后发国家，我们一直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当然这是必须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在研究和理解自己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别人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
中国人的自我审视，既算不上主观，也算不上客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概括这么别扭状态。
记得我以前读过几篇关于中国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清末官方文件，被英国人译成英语保存在海外。很久以后，国内的原文件已经不存，有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了这些英文文件，又把他们译回中文出版。由于这么译了两道，再加上两位译者的理解水平有些偏差，这个资料虽然是中文的，但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当代中国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西方眼睛去看中国经济问题，所造成的别扭感觉，很像我看这种文件的感觉。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的“自视”问题能解决了，“他视”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爱咋咋地就行。虽然自己水平很低，但我自我要求，在这个聊天的贴子里，尽可能地去克服这种问题。
灵山虽远，心路更长。
第 76 节 前三十年因工作关系，我曾有几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关注经济问题上，所以感触颇多。中国现代经济以 1979 年为界，分为两段，前三十年（1949 年至 1979 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79 年至今）。
探讨现代经济，首先应深入探讨前三十年。
这三十年间，由于“政治挂帅”路线，政治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般中国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主要是政治方面。而经济方面，主要就是几个粗浅概念的串珠，包括土改、公私合作、苏联撤专家、大跃进、“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牛胰岛素、万吨水压机、三门峡、工宣队、“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后，改革号吹响了。
前三十年经济，问题多多，争议很大，栽了不少跟头，比如大跃进。但是，所有人也都承认一个事实，就是 1979 年的中国与 1949 年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这三十年间中国的变化，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这里我不称“进步”而称“变化”。变化是一个中性客观的词，无论是好的、坏的或者好坏兼有的变化，都在其中。对前三十年的评价和认识，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我们在争议时应该排除功利性，去探求历史客观真相，而不是强迫历史来给你端茶倒水。
我在探讨文化问题时曾经分析过“参照系”问题，经济方面与文化方面有相通性。对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以前（特别是 2000 年以前），批评是很多的。当时中国的参照系，从远的讲，主要是参照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从近的讲，主要是参照四小龙这种身边国家。按照这个参照系，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内宣传，侧重于揭露发达国家的阴暗面。我初中时政课本的彩页插图，是一个睡在地下废气出口铁盖儿上的美国穷人，因为废气有温度可以御寒。背景是曼哈顿楼群。这个毛病，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改掉。西方媒体现在似乎也得了这个毛病，而且病得还更重一点。
“参照系”加上宣传因素，使中国人对西方的主观认知与现实落差很大。有人真以为人家水深火热。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写信给国内，头一句话是“美国垃圾堆里有冰箱！”当年，姜文主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主角是一个体制内的音乐家，辞职跟着夫人出国陪读，在美国刷盘子。时间真他妈快啊，这部电视剧转眼快二十年了。姜文挤跑黑人从垃圾堆里抢到电视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总之我认为，中国人对前三十年的认识不太全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一样，是列强为争夺世界“狗咬狗”而开始，但结果却根本不同，渐渐打成了一场世界解放战争。战后，中国、伊斯兰和印度三个被殖民被压迫的文化区，国家独立浪潮势不可挡。后来甚至连处于部落社会的许多非洲国家也独立了。
中、印、伊三个文化区，当时基本上处于同一历史起跑线上，大家面临的课题是一样的：既要摆脱西方又要学习西方，既要摆脱传统又要继承传统。合起来就是，既要战胜敌人又要战胜自己，难哪！如果，我们把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放在包括中西伊印四个文明区的大背景下来看，放在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背景下来看，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感触。
让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1949 年站在历史起跑线上的中国经济，以及与经济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大体是一个什么样子。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1:45 第 77
节 伦理型社会 1话头讲到这里，引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突出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大一统，前面已经探讨了。第二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非宗教型社会。当代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深层的社会结构原因。中国社会的这个特征，是我们解释和思考经济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所以我把这个非经济的问题留到这里来聊。
十几年前，我出差到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城。周未无所事事，搭三轮车跑到城边的一个古寺闲逛。花五块钱进门，边走边看。
收费打卦、花钱进香、佛堂小吃、旅游纪念品，我都不感兴趣，就跑到钟楼上去看江景。楼上门楣上有副对联，下联记不住了，上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旁边，又竖了一块纸牌：“敲钟一次，收费两元！”我不禁哈哈大笑，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现在我还收藏着这张经典照片，有时候一边看着它，一边琢磨着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暖昧关系。
在人类传统社会中，无论是西方、伊斯兰或者印度文化区，都可称之为宗教社会。我对宗教社会的界定是：要么政教合一；要么全民信教而且宗教组织对社会有强大支配力（甚至高于政府）。西方世界曾长期陷于宗教社会，即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迫害了哥白尼，烧死了布鲁诺。后来，通过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逐步摆脱了宗教控制。再后来，通过长期磨合斗争，逐步实现了宗教与社会制度的结合与互补。在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绝大多数国家今天仍然是宗教社会。而且近几十年来，还多次出现了世俗政权向宗教政权的回归现象，如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和阿富汗的塔利班运动。
中国是世界古代史中独一无二的例外，不是宗教社会，而是以儒学为基础的伦理型社会。中国也有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但它们没有取得对中国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性地位。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按说宗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宗教的味道却不太对劲，基本上靠走下三路来务实发展，让人感觉不到“形而上”的味道。如果兄弟们不好理解，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来。
十年前，我去逛五台山。山下有一个庙，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庙里的主持是个高僧。我觉得这个高僧才是真正的搞宗教工作的料。当时，别的寺庙都收门票，唯独这个寺庙不收门票。
有些游客喜欢胡乱敲人家的钟，别的寺庙贴的告示是“乱敲法器，罚款五十”，而这个寺庙贴的纸条是：“乱敲法器者有过”。当时，我看到“有过”两个字，感到心头好像被重重地点击了一下。“有过”是自我认知的精神层面问题；而“罚款五十”是外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境界高下，判若云泥。据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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