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这里虽不罚款，但游人老实的多，谁也不想在佛前“有过”。
但是，能像这样把宗教搞出“形而上”味道的寺庙太少了。
就在那次旅游中，我又转到了另一个更宏大的寺庙。大殿里佛祖面前，供着几十个易拉罐的可乐和雪碧，明晃晃地垒成金字塔形。我正站在那里发呆，满脑子里胡琢磨着，要是如来佛享受供品，“啪”地拉开一罐，再“滋”地呷上一口，该有多酷啊。这时突然响起了“跑马溜溜的山上”，只见念经的师傅从迦沙里掏出一个手机：“喂，你来了？工程的事基本定了。中午一起吃饭再聊。不不不，你不用管，我来安排，老地方。要不要派车接你啊？噢你有车啊，那十二点吧。”郭德纲在相声里挖苦出家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烧香进来看看也是好的！”其实，中国许多寺庙还真是这样的。
第 78 节 伦理型社会 2在上一节中，我举了几个亲历的小例子，是想说明中国社会不是宗教社会，而且中国的宗教也没有“形而上”的味道。
我的看法是，这在中国、印度、伊斯兰和西方四大文化区的古代传统社会中，只有中国是独一无二的非宗教主导的伦理型社会。
这比较奇特。因为人类社会在那个低水平发展阶段上，是很容易被宗教力量控制的。而在中国，不是社会生活被宗教化了，而是宗教被社会生活化了。可能有的兄弟会提出这样一个质疑：我举的小例子都是当代的现象，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经过文革冲击以后才形成的，不能代表中国古代
的普遍现象。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古代社会的中国人，当然肯定比现代人对宗教虔诚得多，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古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仍然而不是一个宗教社会。兄弟们都或多或少看过元代剧本和明清小说，这些文学作品里描述生活场景，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里面有许多关于涉及宗教的描写，以及对宗教人物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观察：一，从描写的内容来看，古代中国人虽然宗教活动颇多，但宗教并不能控制社会生活。
比如小市民为了争地皮跟寺庙打官司，比如道士和尚为了挣钱给人当媒人，比如道士祈雨不灵被村民暴打一顿后轰走。二，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当时的作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儒生、和尚、道士描写成为骗子、大盗、淫棍、狐狸精等，这在当时的西方、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是很难想象的。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方面才开始放宽，比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被推下钟楼的邪恶的大主教。而在印度和印斯兰世界，宗教方面的文学创作禁忌至今仍然很多。
中国伦理型社会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发
展逐步形成的。我认为，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源于周，成于汉，定于宋”。这九个字是我个人拍脑门想出来的。
我没有去检索过，也不知道学术界是怎么看的，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真不是抄的。
下面，来具体探讨一下我这个看法。
一是“源于周”的问题。各个文明或者各个国家，肯定会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出现，有其历史根源。而这些历史根源的出现，则有很大的偶然性，可能是碰巧。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文化性格源于先秦三代，即夏、商、周。而我认为，实际上就是源于周。周的文化性格决定和影响着后来三千年的中国社会性格。
夏朝，目前还是一个传说时期，虽有诸如二里头之类的考古发现，但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个文明国家（而不仅是部落或部族）的真实存在。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留给我们的遗憾。关于这个耗资巨大的国字号文化工程，争议文章很多，骂的人也是一大片。但我觉得它还是有成果的。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很有趣，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看看。“夏商周断代工程”无法证实伟大的夏朝，这不是专家的问题，而是目前考古证据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总不能学习韩国人去发明创造出证据吧。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就更无从考察夏朝社会生活和宗教问题了。
商朝，目前的考古证据比较多。《史记》所载的商王世系表，得到了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佐证。我们至少可以对商代后期（建都于殷的时期）的社会生活考察考察。出土文物表明，当时的殷商社会，是一个极重巫术的社会。自然
崇拜和原始巫术，是许多古代宗教特别是多神宗教的源头。
商王凡事都要占卜，所以给咱们这些后代留下了一堆又一堆、一坑又一坑的占卜工作记录。我认为，如果中国按照商朝这个作风继续走下去，后来是极有可能发展成宗教社会的。
商人为了将中国搞成宗教社会而不懈努力，无数的大乌龟为此牺牲。然而，这个进程被牧野的战火给烧光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商周年表》，周武王与商纣王在河南新乡附近决一死战的时间，是公元前 1046 年。
商重巫，周重礼。周王不信巫术。周人在部落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宗法制度，即“周礼”。它的特点，是通过繁琐至极的形式主义，来体现奴隶主阶层的社会等级秩序。周礼几乎涵盖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祭祀、结婚、出兵、盖房、种地、来客、出行、发丧，都有严格礼数，办不到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果你去试试，肯定会累死。总之，真还不如像商朝那样直接算一卦省事。我也不知道周人是不是喜欢这些东西，反正孔子极其拥护，振臂高呼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这句话还给中国小孩留下了两个很有意义的可选名字：“郁文”和“从周”。我估计，中国的乌龟比孔子更加拥护周礼。周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期。商末，中国各地的部族应该是很多的，而且许多部族都很强大。例如夷人、巴人、庸人，从其活动范围来看，应当不比周人小。但历史偏偏选择了周人。周重礼法的特点，使中国向伦理型社会逐步发展。东周春秋时，孔子儒家思想的诞生，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产物。
有人认为，是儒学促成了中国伦理型社会。这个观点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早在孔子出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浓厚的伦理型社会（宗法社会）氛围。所以儒学能够产生于周，而决不会产生于商。这个伟大东方学说产生后，又反过来推动了伦理型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
“成于汉”，这个好解释。先秦诸子学说，秦始皇虽然一视同仁，一把火都烧了，但他实际上接受了法家思想。而汉代初期，尊崇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最终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这个国策，就是要建立一个伦理主导的社会。汉武帝是在对各类学说的比较中，做出了一个取舍决定。所以，周是自发的，而汉是自觉的。此事，董仲舒功不可没。
但是，“成于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成而不立、立而不久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大的。东汉佛教传入了中国，洛阳白马寺建立；汉末时张陵又在四川鹤鸣山正在创立了道教（时称五斗米道）。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任何宗教发展成熟以后，就会本能地努力扩大信众规模，开拓发展空间。
张陵建立道教后没几年，他的孙子张鲁就在汉中建立了割据政权，政教合一，以教治民。他让每个人交上五斗米入教，遇到天灾可以得到一系列救助措施。我想，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以个人缴纳和政府统筹为基本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张鲁统治汉中三十多年，被曹操给端了。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到鼎盛，许多分裂政权极度崇佛，“南朝四百八十寺”是也。在这个分裂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接近了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社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不算稳固的宗教社会。同时，由于佛教势力与世俗政权的利益冲突，以及佛教与儒学、道教的冲突，从汉代以后到北宋之前这段历史上，中国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共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这四次灭佛，都是皇帝发动的政治运动，由国家政权力量直接推动，那是相当惨烈。一经行动，全国寺庙几乎拆毁殆尽，如果留到现在能挣多少门票啊。我去山西佛光寺参观，其大殿是唐代建筑的正版货，绝无山寨。梁思成和林徽音发现它时轰动了海内外建筑界。那雄浑的挑檐，粗旷的斗拱，朴拙的房梁、以及让人眼花的隼接，真让我崇敬得五体投地。我在那个小山村呆了大半天，一直看到颈椎劳损，天快黑了才走，再不走就坐不到车了。然而，这个大殿其实不是正殿，它只是在唐武宗灭佛时残存下来的一个配殿而已，你可以想像当时的佛教有多么兴盛。第 79 节 伦理型社会 3汉代之后到宋代之前，大约是一千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次，中国社会走到了宗教社会边缘，但又掉头跑回来，就这样摆来摆去的。中国“大一统”帝国是到隋唐基本定型，而伦理型社会是一直拖到宋代才定型。所以我说“定于宋”。
——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大儒创立了程朱理学，将儒家学说推向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主流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同时，陆九渊也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思想在明代被王阳明继承，开创了另一个儒家巨派：陆王心学。朱熹编定的四书五经，成为此后一千年间中国学校的标准教材和伦理型社会的坚实基础。宋真宗同志还亲自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国认真做好儒家经典的宣贯工作。他指出：“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他最后强调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由汉至唐，佛教禅宗经过“六祖”衣钵相传，到唐代的第六祖惠能（就是吟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位师傅）将其推向极盛。晚唐时，禅宗占据了汉传佛教的主流，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宋代时，禅宗开枝散叶，形成什么五宗七派之类，阵容相当壮观。我没有研读过，就不胡乱发挥了。
——张鲁降曹以后，道教虽然传播很广，但长期隐而不显。
道士们在山沟沟里搞了不少科研项目。仙丹吃死了不少名人，炼丹过程中还多次出现炉膛爆炸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后来认真总结教训，发现除了有一次是孙悟空的人为破坏，其余事故都是配方问题。结果中国人意外地发明了火药。终于挨到了唐朝，陇西李氏与老子认了亲，道教迎来了发展机遇，涌现出陈抟老祖、吕洞宾等著名道士。你不要以为吕洞宾只是个四肢发达的海上漂流选手，他理论水平高得很，还有著作传世。
到宋代，道教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茅山派兴起，极大地带动了后来的香港鬼片电影创作。到了宋末，王重阳创建全真道，他的徒弟丘处机当上了成吉思汗的国师，百忙之中还抽空去教给郭靖武功。
总之，到了宋代，儒道佛经过千年碰撞，像三块尖石头碰成了三块鹅卵石，终于和睦相处了。其实质，是三教在长期博弈中，逐步找准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个自我定位又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因此得以共同发展繁荣。儒学成为正统文化主流，但它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国家教育内容，儒生通过 “读圣贤书、做帝王师”来影响政治。佛道两教则基本上放弃了以教干政甚至控制政权的想法，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和睦，不仅仅是在社会中和睦，更主要的是在中国人心中的和睦。宋代的许多文人名士都兼敬三教，比如东坡先生。中国的文人，把儒和道作为一进一退的两个思想根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混成一个什么样都能想的通，都不至于去跳楼。再加上佛教的轮回观念，使人们的心灵对未来有了永久不灭的寄托，摆脱了对灵魂寂灭的恐惧。这样三教合流，共同构筑起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精
神世界。
伦理型社会这个内容，是我们从新中国经济的话题上拐出来的，为了不偏题太远，我对伦理型社会形成的原因就不展开探讨了，点到为止吧。一，“大一统”强势政权的存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二，儒学的存在以及自身不断完善，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三，佛教和道教也有自身问题，特别是在传教行为方面，相比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积极传播的态度，和尚们认为有缘跑不掉、无缘莫空忙；道士们则清静无为，对信众不去积极争取，还说什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1:47 第 80
节 伦理型社会 4综合前面几节，结论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但主体部分仍然处于传统之中的伦理型的农民社会。这就是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起点”。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国情。至于当时具体的经济社会数据，比如工农业产值、人均 GDP、平均寿命、城市化率、钢铁产量等，只是重要国情，而算不上根本国情。
从明代开始，儒教就越来越僵化，到清代后期时已经完全从思想方法沦为教条。佛教和道教也逐步没落，中国整个思想领域暮气沉沉。民国时期，虽然西风东渐，但新风气新思想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占人口九成的广大农村，除了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实质上改变不多。所以，当时中国是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而不再是历史上曾经的充满活力的伦理型社会。
我认为，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这个“起点”，既是相当棘手的，具有很顽固、很保守的一面；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国家相比，又具有相对通融灵活的一面。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
伦理社会的没落，突出表现在社会伦理的没落。社会伦理的没落不是指伦理关系混乱，而是指伦理观念僵化、教条化。
举个例子：孟子强调伦常，同时也强调权变。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孟子认为，如果有女孩落水你就该伸手去救，这就是权变。（我琢磨，如果她呛晕了，救上来该不该再来点人工呼吸？这个孟子没有谈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朱熹就不同了。
朱先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宋代社会远远没有他说的那么僵化，市井生活丰富开放，还发展出一段“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儿很真挚的爱情”。朱先生自己喊的挺凶，在实际执行中倒比较灵活。他的反对者们很乐意揭他的短，举例大量路边社新闻，将朱先生评价为：禽兽也。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权变能力越来越差。到了明清，儒家伦理格言越来越有约束力，对违反者越来越有杀伤力。有牌坊专家研究指出，中国明代之前的牌坊中，科名、军功、慈善、忠孝等占了很大比重；而清代以后的牌坊，绝大部分都是贞节牌坊。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礼教吃人”。这些条条和框框，是严重约束中国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桎梏，在农村尤甚。
佛教和道教也没落了。明代以后，禅宗基本沦为念经打坐，能对宇宙天地和社会人生进行深度思辨的高僧少之又少。
更多的人把出家当和尚当成了谋生的职业和谋财的事业。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仍看到下班开车接孩子的和尚、“副处级和尚”之类。
道教也越来越“俗”。按说，道教宣扬的是宇宙中唯一的大道，把“道”视为超自然力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跟上帝七天创造世界有点神似。按照这个思路，道教似乎应该发展成类似于基督教的一神教。然而它偏偏相信“神多力量大”，发展成了多神教。我专门查过资料，最后也没搞清道教究竟有多少个神。除了三清、四御、老君、关公之类的大神外，小神仙不计其数。山有山神，土有土地，河有河伯，海有龙王，星有星官，气候有风神雷公，灾害有火神瘟神之类。总之，道教众神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翻版。众神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条块分割，各管一摊。比如土地爷管农业用地，而城隍爷管非农业用地。老君、关公是中央干部，能管全国；而土地山神只管巴掌大的一隅。
中国的古人，可以行走千里随处拜关庙，但一般不会随地去拜土地爷。除非他想在该土地爷的地皮上经营或者置业，才有必要去拜个码头，就像你想开家砖厂，先得请书记乡长吃顿饭一样。
我认为，1949 年，占人口九成的中国农村，虽然村村有庙，人人拜神，但实质上是有迷信而无宗教。人们事神如事官，把三教众神当成了另外一套官僚体系来敬奉。表面上是敬奉，实质上是奉而不敬。这个奉，则是因为有求、有畏而去奉的。
我姥姥一辈子生活在北方农村，每年她都要把灶王爷贴在灶台边的墙上。按照民间信仰，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来的督查专员，来了解你家的善恶，年底要上天去汇报，由玉帝决定奖罚。这就是所谓的“上天言好事，下界送平安”。每到年底送灶王爷上天，我姥姥总要拿几颗水果糖上供。用她的话说，把灶王爷的嘴给抹成甜的，上天就光说好话了。
呵呵，中国人把神仙也当成了干部。通过行贿基层干部来蒙上级领导，通过行贿基层神仙来蒙天上的神仙。玉皇大帝耗费了大量神力物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组织上亿名灶王爷深入基层，进家入户，建立了纵向到底的监督工作体系，努力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监督关口前移。可怜这片苦心，被我姥姥用几颗水果糖就给轻松摆平了。难怪“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病根很深啊。
我姥姥是个慈祥善良的老太太，一辈子从没做过亏心事。
按说，她应该可以不行贿。可问题在于，一，这个做法在北方是一种民俗。人家都上供，你不上供，灶王爷不高兴怎么办。
二，你没有做坏事，但嘴巴长在灶王爷身上，他上天胡说怎么办。所以，还是上供吧。在我姥姥眼里，灶王爷的道德水准其实跟本村生产队长差不多，都比较可畏但不太可信。
这只是一例，还有很多这种例子。我感到，当时的佛教、道教在中国农村，实质上已经沦为一种功利性的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人们采取功利态度，管你佛也罢、道也罢，基督耶酥也罢，见庙就磕头，礼多神不怪，反正磕头又不掉肉。至于实质性的金钱付出，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的，只有遭了难生了病，才跑去“急来报佛脚”。中国人对神仙的许愿和还愿，和社会现实如出一辙。如果你许了愿，灵验了，不去还愿，或者没有按时足额去还愿，神仙可能会降灾。当神仙当到这个份儿上，也和黑社会差不多了：给你小子办了事你还想不掏钱，真反了你了，今天非断你一手一脚，坏了规矩老子以后怎么在道上混！
可能有宗教界的兄弟会反驳说：纯属污篾，任何宗教典籍上都找不到这类果报的书面依据。是的，这只是民间说法。
但我认为，宗教界人士要对这种说法承担主要责任。实际上，还愿带来的经济利益是许多寺庙道观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不还愿者，也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就只好宣扬一点果报，给他制造一点精神压力。这倒也无可厚非，但做得过了头，会使宗教庸俗化，不利于长远发展。
中国儒道佛三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都具有明显的迎合社会的倾向。比如关公很受中国老百姓欢迎，所以三教都把他拉去奉为神灵，活像一个知名学者名片上印着的一堆头街。我还听说，近年来佛教也推出了自己的财神爷。虽然宗教有必要迎合社会，但它毕竟是一种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东西，应该在“引导社会”和“迎合社会”之间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不能完全像企业那样办事。
探讨得差不多了，我的结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发展到 1949 年，虽然很保守、很迷信，但是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的传统宗教社会相比，还是要易于改造、易于发展得多。
所以 1949 年以后的中国，也包括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现代经济的起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
这个优势表现在：一，宗教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小。建国以来，中国在建设和改革上，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儒道佛的影响因素。这在印度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是很难做到的。
二，宗教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较小。前几年，我代表单位跟别人打官司，去参加开庭，结果去早了，正赶上前面一个庭审。
是一个著名寺庙的和尚跟一个女施主好上了，为了能还俗当夫妻，他们合伙把女施主的老公干掉了，这个和尚被判了死刑。
当时方丈带来几十个师兄弟来听庭审，平静地听完，平静地离开。我感到，当代中国，宗教因素对国家行政、司法的影响是很小的，“以教干政”问题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三、中国这种讲究伦理的世俗社会，人民普遍务实重利，不拘泥于宗教，对发展现代经济有利。
一个问题总有两面，劣势当然也不小。除了顽固保守的旧观念之外，深层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伦理社会的宗法体系，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缺乏法治传统。即使有人提倡法治，往往也是在人治的前提之下，上级依法来治理下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有的领导在立法时，根本没有打算自己也去遵守。二是人们在道德上缺乏自我约束力和终极敬畏感。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以前，家里好呆还有个灶王爷监督一下，举头三尺有神明，但传统伦理体系在文革中被打破之后，来不及新建或者重建，紧接着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代，出现了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第 81 节 土地改革前面我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突出特点“伦理型社会”讲完了，其优势和劣势也简单点到了。
1949 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这是个大话题。前三十年，是土改、人民公社以及历次政治运动；1979 年以后，是大包干、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民工、农业产业化、城市化。总体感觉是，前三十年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结构，1979 年以后则是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时，客观上冲击了农村社会结构。由于面太广，不好一起说，按照经济发展脉络，碰上哪桩说哪桩吧。
由于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九成，土地改革无疑是建国初期涉及面最广的运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社会。历代最终得能天下者，根本原因是他比对手更了解农民，更善于发动和利用农民。今天，中国城市化率虽然达到 49%，但上溯三代，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市民社会，是一个头上的高梁花子还没有掉干净的市民社会。在许多问题上，你如果把市民当成农民去研究，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前段时间，网上广泛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无法考证其真假，但是许多观点那是相当深刻。其中有一条写道：“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
我又扯远跑题了。
新中国的土改是解放前土改的延续。根据公布的资料，土改涉及人口规模大致是解放前 1.5 亿，解放后 3 亿，基本覆盖了大陆农村。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又是农民的中心问题，所以土改路线至关重要。我们学中学历史时，都背过土改路线，我记不准确了，大体是，秋收起义以后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团结抗日的需要，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期间改为没收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解放后立法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从土改路线可以看出，老毛相当务实。“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内涵丰富。虽说农民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打土豪是会掉脑袋的，人家凭什么跟着你打土豪？关键是能分田地。所以，从革命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分田地是为了打土豪；而从革命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双方的目的和手段是不一致的。老毛能够在湖南江西干得风生水起，就是因为他精准地判断了两点：一是革命最需要农民，二是农民最需要土地。从这两个基准点再往下推论，那就是：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给农民带来土地才行。
有论者认为，老毛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每一步棋，都像电脑计算外加激光测距那样精准，几乎没有破绽，所以最终胜出。而我更欣赏他的务实性和灵活性。比如，自 1927 年秋收起义以后，土地路线一直是党的工作大方针之一，大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但到了抗战期间，出于团结抗日需要，暂停了分田工作，改为“双交双减”。抗战一结束立即恢复，而且收没地主土地的力度更大，以争取民众投入解放战争。
网上有人认为，解放后毛和邓主政期间的政策大相径庭，何谈“继承”？实际上，毛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了解国情，灵活务实，不拘于任何教条。四人帮的“誓死悍卫” 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恰恰背离了这一点，可以说只是得其皮毛，而小平则是得其精髓。后来，十七大总结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精髓就是“事实求是”。这个话是总结到了点子上的。
再多说一句，我们通过学习领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背后的利益诉求，还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是一场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势必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阻力；同时也势必维护和发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动力。改革家就是通过调整政策，来调整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再用这个观点，就可以理解土改的燎原之势、人民公社的惨淡收场、大包干的如火如荼。我们还可以理解 2000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改革缺乏动力”难题的根源——当改革深入到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领域之后，到底维护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又损害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呢？扯远了，回来。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乱世，新中国建立时农村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工业规模来看，中国第二、第三产业不可能吸收大量无地农民。他们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漂在城市，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
实际上，当时中国、印度、伊斯兰文化区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传统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问题。仅在东亚地区，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尽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所以我认为，建国后继续推行土改是一个正确和必要的决策，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解放和发展中国生产力具有正面作用。
土改具体情况，书上已有介绍，我就不去抄了。
当年的土改也存在问题，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是：一，速度过急。这场涉及 3 亿人的改革，到 1952 年就基本上打完收工了。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虽然比较紧张，比如与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互殴，但是比当年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形势要好得多。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全国政权，并不需要像根据地时期那样，急于通过土改求生存。如果推进慢一些，会更从容更细致。
二，手段激进。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的土改措施比较接近苏联，以没收再分配为主，并对地主进行了严酷的斗争清算。赎买手段、补偿手段不多。地主被迫交出房产，还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才行，时称“扫地出门”。我同意在实际工作中“纠枉难免过正”，但我认为过多过少还是不一样的，许多问题应该可以避免。三，土改成果没有稳定住。到 1950 年代末全国又掀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分到手的土地又归了公社。
这样，土改后农户真正拥有土地的时间，短的只有五年，长的不过十来年，就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1:48 第 82
节 基层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还发生了一件被大家忽略了的重大事件，就是乡镇作为政权机构的最终确立。这个事情，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的不多，只有行政区划专家偶而提一下。
我认为，它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化，是一件很大的事。
乡，大家不陌生。这个词先秦就出现了。秦朝县下设乡，乡下设亭。此后历朝，县以下都有这种区划存在，只是名字上有区别，有时候叫乡，有时候叫别的名字，比如里、都。但是，在 1930 年代之前的两千年中，中国基层政权始终是县，所以唐成县令是七品芝麻官。乡真正在法律上成为一级政权，始于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民国政府的一系列法令。但当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止，所以各地的乡公所有的没建立，有的不健全。
真正全面建成是在新中国时代。
那么此前的“乡”是个什么东西呢？两千多年的事情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宗族和乡绅的自治组织，搞点社会公益事业，搞点社会矛盾调解，同时还义务性地承担一点县衙派的公干。第二种，工作情况跟第一种完全一样，不同之外是有几个人从县衙拿薪水，所以这几个人可以看成县政府机构的延伸。我们现在有“驻村干部”，当时这些人相当于县上派下来的“驻乡干部”。总之，古代，乡要么是自治组织（大一统集权体系中的有限自治），要么是半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
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体制，在高层，是皇帝的“家天下”、官僚的“父母官”；在基层，是家族联合的“乡治”、家族的“村治”、家庭的“家治”。我在前面的某个贴子里讲过，中国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县以下的宗族这个基本单位，是古代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石。
话题探讨到这里，许多兄弟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县和乡中间，就是国家（或称皇权）和族权的分界线，而乡级政权的建立，实质上是国家政府权力突破了两千年以来的传统分界线，打压和侵占了宗族势力的生存空间。
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基层政权包括省、县、乡三级（地级市至今没有解决法律地位问题）。党是靠农村武装斗争起家的，不但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国民党很弱）。再加上建国初期强硬的镇反、土改、剿匪、打击会道门等运动，宗族势力对政权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乡级政权和村级党支部迅速取代了乡村宗族势力。
如果我们从农村社会结构这个角度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建国以后特别是前三十年的历次改革和运动，政府会有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深刻影响和改造了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体现在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妇女地位、农田水利建设、扫除文盲、清除黑社会、农村教育和医疗、计划生育等方面。在决策失误时也酿成了巨大灾难。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乡级政权的建立，是社会趋势和各国普遍做法。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量增加。比如传统社会中，一个县建一所“县学”即可，乡下全靠私塾，而现代社会政府必须向城乡居民提供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从理论上讲，乡级政权与居民自治并行不悖。目前我国居民自治问题比较多，解决途径可以探讨，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否定乡镇的进步意义。
改革开放后，乡镇面临问题极多。一是财政不能自给。二是设置太滥。有的丘陵大县，拥有 160 多个乡镇，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必须撤并。三是冗员太多。四是有责无权。不少乡镇干部穷于任务，“催粮催款，刮宫引产”。这些问题，逼得湖北乡镇干部李昌平在九十年代上书朱容基总理。我们将在以后的贴子中探讨。
第 83 节 一五计划 1好了，农村的事情先放一放。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到处都是小平房的中国城市和工厂。
如果按 15%的城市化率计算，解放时全国城市人口是7000 万，而今天是 6 亿，还不包括上亿的流动打工人口。所以当时中国城市很小。我的家乡是一个北方地级市，现在市区人口 40 万，而 1947 年底被刘邓大军解放时，城关镇居民不足1 万，他们还拥有 2 万多亩耕地呢。
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体系极不完备。教科书喜欢列举出钢产量来证明一穷二白，平均每人一把菜刀。当然，这个数据是“8 加 3”战争破坏之后的数据，民国好点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惨，但工业极度落后是基本事实。
我爸七十年代到东北当兵，当时东北有一句歇后语：“小丰满拉闸——全完”。可见当时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小时候整天听老爸说丰满水电站了不起，后来上学时专门查了资料。这个电站是三十年代日本鬼子帮满洲国修的，当时装机 17 万千瓦。解放后苏联专家指导扩建到 50 万千瓦。就这 50 万千瓦，还是由许多小型机组拼凑起来的。五六十年代，丰满是中国头号水电站，李鹏总理当时在那儿当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真是很牛的工作岗位啊。
直到七十年代，黄河上的刘家峡电站建成，我们才算有了
自己的第一个百万千瓦大型水电站。5 台机组，总量 120万千瓦。八十年代末，我上初中，地理图册上关于国际能源那一张图，用一个绿色圆点表示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
我一看，靠！美国和苏联，每条河流像一串绿葡萄，而我们只有刘家峡、葛洲坝那么稀稀拉拉的几个小点，真是自
卑死我了。所以，美国反坝专家指责中国建水电站的鬼话，兄弟们千万别信。他们自己修得电站比谁都多，他们在北美大陆破坏河流生物多样性比谁都凶，他们国家的大河基本上变成了钢筋水泥下水道，还他妈的有脸去指责别人！哦，我扯远了，以后谈到环境问题时再细聊吧。如今，三峡水电站 32 台机组，每一台单机都是 70 万千瓦。与丰满一比，差距就看出来了，当时中国工业确实相当相当的薄
弱。
前面我在分析计划经济时提到，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如果依靠市场自发推动，需要漫长过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通过集权体制和人为顶层设计，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构建工业体系框架，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选择。当时印度尼赫鲁也想这么干。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以计划经济发展现代工业，就成为中国人的自然选择。
1953 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承载着中国人强国之梦的“一五计划”拉开了大幕。
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大项目，是“一五”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受援于苏联，但并没有受制于苏联；起步于“一五”，但并没有局限于“一五”。这些项目本身以及续建、改建、扩建、拆建、迁建、技术改造等后续项目，延续了几十年，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是国力的象征。
据网上资料称，156 个项目名单是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来的。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我不得不佩服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这些项目当中，有许多项目根本不是一般的国家所必要的。提出这些项目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来定位的。这些项目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能源、冶金等行业，也有化工、纺织、制药、电子、航天、交通等领域的项目。
从名单里面随手摘几个吧：鞍钢、武钢、包钢、本钢（扩）、沈阳一机床、沈阳二机床、大连造船、武汉造船、中国一汽、中国一重、中国一拖、沈飞、西飞、吉化、兰炼、哈电三大厂（哈电、哈汽、哈锅）、中国铀承三大厂中的两家（哈尔滨和洛阳）、三门峡、乐凯、长虹、华北制药、武汉长江大桥等，以及大量发电厂和煤矿。
在些项目中，一个突出特点是，重大装备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占了极大比重。可能有兄弟问，当时为什么国家把重装放在这么突出的位置上呢？呵呵，因为重装行业太、太、太重要了！可以这样说，重装行业是世界强国的经济脊梁。前几年，温总理还亲自主持研究制定了中国重装业的振兴计划。任何一个国家，你想当世界强国，你就必须有某某某某这些企业，拿着名单一比，如果少了哪种制造能力，对不起，你就不算世界强国！中国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离不开建国之初建立的这些重装企业。
大家知道，轻工业是向社会提供生活资料的，重工业是向社会提供生产资料的，重装行业则是为所有行业特别重工业提供生产设备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比如，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大型合成氨成套设备、石化和炼油的成套设备、钢铁冶炼加工大型成套设备，每套都是十几亿、几十亿元的价值。
中国如果没有能力自己造出来，就会受制于人。
受制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一个朋友十年前参与采购钢铁大型连铸连轧设备的工作。他对我说，当时，他们开始想依靠德国和日本几家厂商，但对方报出的价格特高。后来，中国一家央企站出来表示能够承担制造这种设备，包括制造关键设备和系统集成。结果，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老外报价很快下调了一半。
试想，如果发电、炼油、合成氨、炼钢等设备不能自产，完全依赖外国厂商，你每上一套设备，你的总投资就可能上涨十几亿甚至几十亿。更糟的是，此后的维修养护和部件更换仍然要依靠老外。许多跨国公司的战略就是让利卖设备套住你，然后通过维修养护来剪你的羊毛。这些巨额成本，将进入下游的钢铁、电、汽油、柴油、化肥这些基础性商品。现在我们出口的成千上万种“中国制造”，哪样能离得了这些东西？这样，“中国制造”的整体成本将抬升，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削弱。而且，化肥、柴油还会抬高粮价，从而增加中国人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
这就是重装行业的力量。不难理解，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三菱为什么会那么牛逼。
第 84 节 一五计划 2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是五年能建成的。但必须承认“一五”开了个好头，就像大合唱的第一声起调，这个调子起得又正、又高。中国后来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五”功不可没。
其实印度也在苏联帮助下，上马了不少重点项目。但是很奇怪，阿三并没有因此而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大装备制造业上与中国差距很大。至今，许多装备尤其是军用装备无力自产，只有花钱采购或者与俄国合作生产。巴西的工业体系就更不用说了，该国发射运载火箭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基本都爆炸。
我一直纳闷，中印两国在独立之初，印度工业体系虽然也是以轻工业为主，但比中国完整得多。英国还留下了远超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铁路交通体系。为什么在同样的苏联援助下，印度的装备制造业没有搞起来？个人瞎猜，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是，虽然同样接受外援，但中国从一开始指导思想就很明确，即独立自主、引进消化吸收。二是，新中国仍然继承了大一统传统，能够强有力地集中全国技术力量攻关；三是，中国很快与苏联交恶，专家撤走，而印度一直有外国专家可供依赖。虽然中国当时有项目停滞下马，但从长远看，坏事变成了好事。
所以中国造出原子弹以后，老毛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扯远了，接着前一节往下说。重装行业对中国的作用体现在：一，能在市场竞争中把老外干掉当然更好；二，即使不如老外，只要中国能够制造出来，就能打破他的垄断，他胆敢不卖给我们或者狮子大张口，我们就自己造一套，也能顶上去用。
这类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东西，各行业是相辅相承的。以前有个笑话，某钢厂生产的钢质量不合格，就去找上级部门告状，指责上游的重装厂提供的炼钢设备质量不好！重装厂指责说，生产设备所需要的零件质量不好！零件厂指责说，加工零件所用的车床质量不好！车床厂指责说，制造车床所用的钢质量不好！转了一圈，又骂回去了。所以，在一个工业体系内部，各行业的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相互牵制的。在一个不完整的工业体系里，想造出高质量的复杂产品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美俄很放心地把先进武器卖给许多国家，比如印度，而不敢卖给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顾忌到中国完整工业体系所具备的仿制能力。老外非常清楚，如果低估中国的学习和制造能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峡水轮机的制造。
三峡电站安装了 32 台巨型水轮机。每一个水轮机都是单机 70万千瓦，世界最大型号，一个水轮机相当于一个大型发电站。
当时，中国不具备制造这种水轮机的能力。外国公司都想拿到这个巨大蛋糕。中国政府当时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我们先拿出十几台机组招标，外国公司想拿订单，我们的条约是，中标以后必须与中国公司合作制造，最后要转让技术。这个条件比较苛刻，老外强烈不同意。碰巧，当时中国的决策者李鹏总理自己就是搞水电出身的，比较在行，判断形势很准确，中国政府寸步不让。
老外当时纠结：一，蛋糕太大，实在想吃。二，美法德日不是铁板一块，你不干，有人干。三，心存饶幸，认为即使转让了技术，中国在短期内也消化不了。所以，老外最终接受了中国条件。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阿尔斯通中标，各自拿到了几台。企图跟中国叫板的西门子出局，悔青了肠子。按照标书要求，中标的两个外国公司分别跟哈尔滨电汽和东方电汽合作生产。长话短说，中国公司学习、消化、吸收、创新速度令世界震惊。几年后，第二批十几台机组又搞招标，中外公司同台竞标，两个中国徒弟打死外国师傅，拿到了全部订单。我想，中国公司中标肯定有业主倾向的因素，但是三峡是中国天字号工程，如果中国公司的制造能力和产品水平不过硬（至少不亚于老外），谁敢拿三峡来开玩笑？三峡之后，中国掀起了水电建设狂潮。仅是金沙江上的溪洛渡水电站，装机就是 1200 万千瓦，世界第三。仅次于三峡和巴西伊泰普。这些电站所用水轮机的巨额订单，几乎全部落入了中国哈电和中国东电之手。如果没有当年三峡以市场换技术，如果没有自己的装备制造生产能力而受制于老外，那今天局面简直不可想像！同时，也有一个不好的后果，老外对中国的学习和制造能力（山寨能力）深有体会，引进技术难度越来越大。中国人现在是西方技术防守最严的对象。前一段有个德国工程师就因为娶了个中国老婆，都被公司开除了。中国人到国外公司参观，稍有技术含量的地方根本不敢让你去，生怕看到眼里抠不出来。
既然聊到了重装行业，我就顺着这个话题继续向前多聊几句。中国的重装行业在“一五”时期诞生，而且是有计划、有体系、有配套地诞生的。此后，这个行业经历了苏联专家撤走的考验，经历了“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的考验，经历了文革冲击的考验，都挺过来了。但是兄弟们可能想不到，对重装行业真正严峻的生死考验，竟是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1980 年至2000 年）。其中有一些命不好的企业，最后硬是没有挺过一关，留下了历史遗憾。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都是在来料加工、服装鞋帽、日用产品等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起步。第二阶段，进入资本密集的工业化中期，即所谓的重化工阶段，我们中国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上。第三阶段，进入智力和技术密集的高级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基
本规律。
如果通过市场自发地发展，重装行业的大发展应该是出现在第二阶段，因为只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重工业企业大量出现，才会产生对重大装备的市场需求。
而在中国，许多重装企业是五十年代建立的，当时中国还处于自然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这些企业是国家超前布局的产物，相对于市场而言是“早产儿”。它们必须靠国家计划经济的订单才能生存。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开始转轨，国家订单大量减少，同时市场本身还没有发展到产生订单的阶段。这时，青黄不接，重大装备制造行业就痛苦了，而生产轻工装备的一些企业，比如缝纫机厂什么的，当时倒是红红火火，赶订单忙得不亦乐乎。
我认为，当时国家应该想办法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有一些生产制造能力，即使暂时用不上，从国家战略安全和长远发展来考虑，就是养也要把它养起来。但是，也可能是有关部门考虑不周，也可能是对未来预测不清，也可能是国家财力确实太紧张，总之，当时政策有问题。
一是投入太少，体制僵化。比如专业人才的收入，“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造成人才流失，没流失的人积极性也不高。二是没有保住一些重大项目。其中最令我痛心的是大飞机。1980 年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 试飞成功，后来制造出两架样机。可惜这个项目因财政部否决了3000 万元研制费用而于 1985 年夭折。下马的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没市场”。实际上“运十”下马不到十年，中国航空市场就大爆发了。这些年，波音、空客从中国赚了多少钱！如果国家每年拿出几千万元来维持这个项目，使团队不散，科研不断，配套企业不垮，这支力量挺到九十年代就会迎来春天。
那么，很可能今天世界飞机制造业和航空业的格局会大不一样。
2008 年，我国在上海重启大飞机项目，注册资金 190 亿，无语啊。
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重装企业的情况比八十年代更糟糕，有的企业吃不上饭，有的企业转产或倒闭。当时，我有个朋友毕业分配到中国二重，这个企业在四川德阳。他听说是个央企，又离成都不远，就去了，去了以后大呼命惨。我出差去看望他，发现当时他只发三百来块的生活费，工厂车间外青草老高。我告诉他，我有个亲戚卖黑山羊良种，可以赊几只在厂区里搞点副业。
我出门爱宰朋友，不因路远而不宰，不因友穷而不宰，所以三次去过那个工厂。这个厂全名叫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是目前四十多家央企之一。严格地论血统，它也算是“一五”的 156 个项目之列。因为这 156 个项目中有个中国一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后来中苏一交恶，中央领导一想，一重离苏修那么近，打起来容易被人端掉，就把工厂分了一半迁到大后方四川盆地，于是有了二重。到了 2000 年前后，国企改革脱困最痛苦的时候，二重穷得吃不上饭。据说为了两千万块钱写信向总理喊救命，他们比大飞机项目幸运点，这笔钱总算要到了。
即使身处困境，吃不上饭，重装企业还是充当着国家脊梁的角色。当时，二重正准备生产三峡水轮机的叶片。前面提到了哈电和东电，当时和外国公司合作生产三峡水轮机，其中叶片这种零部件，又要分包给上游的重机厂制造。我没见过三峡那么大号的叶片，但在小型水电站见过，和电风扇叶片差不多，是个弧形铁片。三峡叶片中国以前没有造过，浇铸几米见方的特殊弧形的钢体结构，据说难度很大。当时，几家外国公司志在必得，连韩国的斗山重工都很嚣张。
二重想去竞标，但它没有生产先例，要先试制一件成功，才有资格竞标。这需要钱，而二重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把仅有的钱全押上，失败了怎么办？很多人反对这样赌命，主张放弃算了。厂领导讨论了几天，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口号是：就算失败，也要当一回中国跟老外谈判砍价的筹码！后来他们成功了。但研制过程很艰苦，很悲壮，有一个核心岗位的高工，身患癌症，拿着基本生活费，始终守在第一线，就在试产成功的前夜死在岗位上。本人的缺点是向来感情不够发达，但那次去宰朋友时，听到他们真实的故事，我流泪了。我连饮了三大杯，向有脾气有血性的中国重装人致敬！
2000 年以后，中国终于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一飞冲天。钢铁、电力、铁路、化工等项目多如牛毛，国务院因为控制不住而头痛之极。这些项目需所设备的滚滚订单，使中国重装行业终于摆脱了青黄不接的生存危机，迎来了辉煌时代。
现在东电、哈电等企业的发电设备年制造量，远远超越了美国通用电气当年创下的世界纪录。作为国有企业，中国重装行业始终有许多毛病，比如官僚作风、人浮于事、干部腐败，这些问题在企业经营顺利时更加严重。仅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应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去看待和对待这些企业，包括成绩，包括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2:36 第 85
节 公私合营
“一五”时期，中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即“公私合营”，进入了全面推进期。较之农村土改，对城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理性得多。主要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前期“四马分肥”（国家、企业、职工、资本家），后期给定息股利，到六十年代完成赎买。
我们经常可以在历史资料上到看，民族资本家如荣毅仁先生，披着大红花，笑逐颜开地庆祝公私合营。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是不愿意公私合营的。自愿去要求合营，那是没有办法，形势比人强啊。你不去要求，或者去要求不，最后横竖还是会被改造掉的。
我对于农村土改是基本肯定的态度，但对城市公私合营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当时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以轻工业、服务业、手工业为主。估计上海的纱厂、船厂就算是最大的了。中国并没有多少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实际上，新中国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害企业，基本上都是建国以后国家投资新建的。很多被改造合营的工商业，就是小作坊、小店铺。这些行业和企业，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没有太多优势，它们很适于个体经营和私营。比如我前面贴子里回忆到的国营肉店和集体理发店，搞国有化和集体化，反而窒息了它们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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