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是，当时除了没收“四大家族”等官僚买办阶层的企业外，政府应该大力保护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以计划经济方式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有人认为，私营企业有构成与公有制的竞争，其实现在河北唐山、邯郸的私营钢铁厂有几千万吨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威胁到国有钢铁厂的生存。有人认为，只有公私合营，政府才能集中财力去发展重工业，其实大量活跃的私营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可以更好更有力地支持政府财力，比如今天的浙江政府和广东政府的雄厚财力。还有人认为，私人钱多了，国家钱就少了，其实大量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会使社会百姓腰包殷实，国家可以通过公债、股市、银行来获得更多的建设资金。民富则国强啊。
像轻工业、服务业、短途运输业、手工业这些领域，国家当初就根本不应该进入。即使是一些当年私人无力投资、必须由国家出面来投资发展的领域，比如大型化工、钢铁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有实力来拥有、管理和运营这些产业时，政府都应该考虑退出的问题。唉，算了，事后指手划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历史就是这么发生了。
1979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贩鸡蛋、炒瓜子开始，逐步允许个体和私营业者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其间有多次风波，许多改革先行者和弄潮儿都“死在沙滩上”。小平两次保护“傻子瓜子”，成为改革中的经典故事。1979 年，按照小平的意思，荣毅仁先生重出江湖，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时，他已经从公私合营时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变成了一个花甲老人。
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到 2001 年，朱容基总理终于千辛万苦地趟过地雷阵，绕过万丈深渊，完成了“国企三年脱困”任务。这个时候，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所涉及的绝大部分行业和领域，都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全部退出，呵呵，真是来也不易去也难啊。第二年，《福布斯》评选的中国富豪榜上，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名列榜首。此时，他也步入了花甲之年。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2:37 第 86
节 题外随笔 1这几天是国庆节，我仍在国内度假。平均每天两场酒，其余时间陪儿子。累啊！酒醒天未明，睡也睡不着，又不想继续往下写本贴的主题，胡乱写几行吧。
这几天见缝插针读一套书，《朱容基讲话实录》，洋洋洒洒四卷，二百万字哈！我很佩服朱老板，所以慷慨采购。这书有意思。许多地方很口语化，虽没有毛选那么高屋建瓴，也没邓选那么简洁有力，但对具体问题讲得很细，可能是因为他是大管家而不是一把手的原因吧。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1992 至 2002 年的中国经济。
朱老板是个伟人，在他执掌中国经济的十年间，（包括当总理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当时的攻坚破难，奠定了2002 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窜升的基础。当时，我尚未堕落，还是个愤青，对于中国许多政策不太理解，激扬出不少文字，但被报纸编辑屡数枪毙。现在一路走来看来，在许多问题上，朱老板和报纸编辑是对的。我们还真要感谢那个时代。就社会体量而言，中国从来都是超级大国，所以经济政策的执行和奏效，无论好效还是恶效，都需要很长时间。郭德纲的定场诗总说“前人田地后人收”（此诗作者是杨慎），中国的决策者，确实需要这种甘让后人收获的精神，不然局面会很难办。朱老板种下的“地”，我当时有深刻印象的，包括建立社保体系、加入世贸、住房制度改革、退耕还林、国企产权改制、整顿关闭农金会等，功不可没。种的有争议的“地”也不少，包括下岗分流、粮食流动体制、分税制、国有银行和股市管理等方面。
担当眼前事，功过后人评吧。现在我经常在想，2002 年以来，我们又为后来者种下了哪些可供收获的土地。
同时还买了两本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都是经典之作。很久以前读过，买来重读一下。
其中费孝通这部书，是一个合订本，还包括了他早年的其他几部著作《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我觉得比较全（上海世纪出版），推荐！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当年，他的《江村经济》激起了我对社会学的浓厚兴趣。虽然后来为了养家糊口没干成这行，但至今兴趣不减。当前，国内社会学研究的许多所谓“前沿课题”，以及网贴中争论的所谓“热点话题”，费在半个世纪前已经研究，而且研究得很透了。比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许多问题。
兄弟们可以参考下费教授的意见哈。
聊到费孝通和冯友兰的书，想起了以前拜读过的大家。我
上学时比较傻 X，立志博览群书，为了博览而博览，揣着馒
头在图书馆里埋头看名著。以当时水平，真是“兴趣颇广、
心得全无”（钱钟书对方鸿建博士的治学成果的评价）。多
亏后来遇到一个女孩，就是现在的老婆，跑出去谈恋爱了。
要不是她从图书馆拯救出我，我肯定读呆了。通过当年的刻苦学习，现在唯一的成果就是可以背诵大家姓名和著作名称，让别人觉得这娃读书不少。有一次，领导指派我去陪同一个重要客户，在陪吃陪游中，我谈到以前读过熊十
力的书，没想到这哥们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的学生的侄子，他马上要向我请教一二。其实我脑子里除了这三个字，其
他什么都没记住，这回彻底露馅。我只好承 认说：“书以前看过，但一点都没看懂！”后来，这个客户在我领导面
前表扬说：“这个小伙子不仅很博学，而且很谦虚！”靠，
狂汗啊！民国时期，中国出了不少大师，但是国家孱弱，社会凋闭。
一个拥有那么多大师的校园，日本鬼子可以端着枪冲进校门，想杀就杀想奸就奸。我有时在想，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敢于当兵上战场去跟鬼子拼刺刀的农民，和一个大师，哪个更有价值。
说到熊十力先生，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关于他的传记。开篇就是他生命终结的日子：文革破四旧无数古籍被焚，街头一个半疯的八旬老人，口中喃喃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一代宗师，霸气而狂傲，但在政治狂飚面前，却如秋草一样无力，让人伤感。百年以来，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应了文天祥那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
而今天的中国，国家倒是强大了，学术却不行了，有大楼而无大师。去年我打电话给一个著名高校，询问自费 MBA 价格，一听每年 19 万的学费，直接吓退。然而我的手机就这样不幸被该校给记下来了，不管我去不去上学，他们就当我是学生，定时给我发短信，哪天要交钱了，哪天要上课了，在什么地方上课，哪天催交作业了，有时一天收到两三条，怎么取消也消不掉，晕啊。教育产业化就是这么搞的啊？我在海外发现，海外高校的产业化程度和搞经济的气氛比中国还要浓，但他们的学术气氛同样也很浓，两者并行不悖。我觉得在教育体制方面可能还要动大手术，才能真正振兴学术。
仅管如此，我仍然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文革固然愚蠢暴烈，今天固然纸醉金迷，但中国文化比农用三轮车都皮实，不会那么容易就亡掉。我相信只要人在，文化就在。而且我相信，钱是挣出来的，不是存出来的，同理，文化是发展出来的，不是保护出来的。
第 87 节 题外随笔 2
大楼开张以来，不断有兄弟留言和发消息，要求推荐书单。我多次回复过了，倒不是谦虚客气，而是因为人各有志，兴趣有别，我确实推荐不出来。本贴聊聊读书的问题，算是一个总回复吧，同时深深感谢兄弟姐妹们的抬举！我觉得，人生苦短，贵在适意。当学生时以读书为业，那是没有办法。走上社会，若以读书为乐，就读。若以读书为苦，就不读。没有必要勉强。我们被社会勉强的已经太多了。比如，我不喜欢麻将，虽然我会打。有时三缺一，我就是不上桌，他们只好斗地主。我不喜欢打，所以平时不上心，麻将水平上不去。若勉强去打，输很多钱，我不高兴，赢了的人也不舒服。何苦呢。总之，除非必须，不要勉强做不喜欢的事。一个人，只要喜欢思考，不读书，通过别的事，也可以修得人间大道。红楼梦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自古英雄不读书嘛。比如：做好本职工作、逛街、打麻将、下象棋、打乒乓、下围棋、偷菜、看超级女声、品茶、喝白酒红酒、抽烟、听相声、看戏、吃四大菜系、搞家庭烹饪、当暴走一族、登山、游泳、编手机段子、腌辣白菜、养热带鱼等。此中，皆有大
道生焉。
我的一个朋友，送孩子去学下棋，耽误功课也要去。他认为，他要给孩子一个幸福的人生。学好功课，上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是幸福人生的一部分；有业余爱好，天天自得其乐，同样也是幸福人生的一部分。工作只能伴随孩子到六十岁，但业余爱好将伴随孩子的一生，不断给他带来快乐。我严重赞同他的观点。另外，趁他没看见这个贴子，我还要补充一个原因，他自己不好意思讲。就是，业余爱好对事业进步的帮助有时候比专业知识还大。他本人就是经常陪领导下棋，关系越下越铁，最后被提拔了。
扯远了，聊读书。
首先，不能指望从书上得到太多。如果大家都说某书甚好，你却没读过，因此大感惭愧，这就没有必要。有一个新加坡学者，常到世界各地开研讨会，他的心理底线是，一个会议上，如果有一句话、两句话让他感到新鲜，受到启发，机票和时间就算没白花。毛主席尚且说过，自己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我们怎么能去要求某个人、某篇文、某本书、某个贴，句句都好，句句都对，句句都有用？美国一个老太太，很关注选举，以极高的政治热情一辈子坚持参加投票。记者问她感想，她答：“不要希望太多，否则你会失望的。”（好像是林达的书上写的）。我们对于书，尤其是对于名人名著，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那个新加坡学者，今年远涉重洋跑到美国开会，听整整两天，一句有启发的话都没听到，郁闷地飞回来了。可见，低期望都未必如愿，更何况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呢？对于书，我是拿来主义。观其大概，有兴趣的，就认真读，没有兴趣就略过去了。我喜欢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就读了至少五十遍。我不喜欢红楼梦，就一遍也没读完。对红楼梦，我只喜欢其中的诗词、对联，背下来很多，但不喜欢它的故事，只看了一些精彩章节。我老婆大人惊奇地说：你这么喜欢中国文化，竟然没有读过红楼梦！我说：我不读红楼梦，这犯法吗？在图书馆借书时，我翻阅一本大书，只要发现有几个章节有趣，就折个角，借出来。管理员看我今天借一大堆，明天还一大堆，惊为天人，以为我晚上从来不睡觉。其实我只看了几页。许多世界名著，到了我这儿，都是这么个待遇。有兄弟认为，我肯定看过很多书。我承认，看倒是看过，但是多数都没看完。
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有的哥们，买书专买精装版，齐刷刷的摆满一橱子，十年不碰。偶尔看看，还要先戴个薄薄的白手套。晕啊。反正我的书，想圈就圈，想画就画，高兴了还学毛主席在上面批几句。买的实在太多，家里放不下，把有用的页码撕下来，把书扔了。有一次，吃盒饭把手弄油了，没有纸巾，我随手把新买的一部名著的最后两页撕下来擦手。一个哥们大惊：“这是书啊！”我说：“这又不是我爹！” 唉，我这个习惯不好，不值得借鉴。我的态度是，把书看成一个为我所用的工具。特别是因特网时代，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必须猛筛猛扔。如果不按己所需，择其一叶，你会被海量的信息淹死。
具体到读书方法，我觉得读书还是要用笨办法。就是：认真读，重要的地方，背下来。这个办法使了几千年了，人类也没创造出更好的办法。现在有人主张，死记硬背过时了，你想读什么东西，网上一搜到处都是。这个话不假。但实际上，一个人的判断能力、思辨能力、创作能力，都是以大脑的“内存”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电脑的“内存”为基础的。比如，两个人比赛写诗，一个人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另一个人会从电脑中调阅唐诗三百首，他们写诗水平肯定不一样。记得念书时，我在老师的迫害下，在考试的压力下，不情愿地背下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至今刻在大脑里，令我终生受益。
现在对死记硬背的批评很多，这个要一分为二地看。这就好比吃饭。如果吃的太刻板，像填鸭式的喂下去，搞得人消化不良，跑肚拉稀，这肯定不好。但如果纠枉过正，把吃饭取消了，情况就更糟。填鸭式填进去，多少还可以消化吸收一点，如果胃里没有任何东西，消化吸收个屁啊？同理，知识灌输进大脑，不一定真的能理解和运用，但知识根本就不进入大脑而停留在电脑，但就更没办法理解和运用。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知识只有内化，才能融会贯通，形成个人学识。
现在的教育改革存在许多误区。有归国精英喊：中国学生考试成绩再好，那也没有用，人家美国学生有创造力，那才牛逼。我觉得，中国教育确实有问题，但改革要慎之又慎。问题主要出在大学阶段，中小学教育没有太大问题。中小学的课业负担应该适当减轻，死记硬背的东西可以适当减少，让学生全面发展，但绝不能胡乱大改。如果把西方那种教育模式一搬，我估计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学生的创造力仍然上不去，考试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胡扯这么多，总结一下：A，不要勉强自己读书。B，不要对书的期望过高。C，按己所需，观其大略，择其要点。D，你想把好东西据为己有，唯一办法是把它背下来。呵呵，一管之见，仅供参考！至于书单，就免了吧，我写贴子时，引用的东西都尽可能列上出处，有兴趣的兄弟自己搜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3:06 第 88
节 合作化 1综合前面几节的内容，建国以后至“大跃进”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在经济领域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通过“一五计划”，开始着手构建现代工业框架，三是通过公私合营，对私有工业商进行产权改造。
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前两件事，基本否定第三件事。
随口说一句，虽然我这个贴子是把三件事当成经济问题来观察的，但从当时工作出发点上来看，国家领导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土改也罢，156 个项目也罢，其实都是革命时期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延续，没有使用多少经济手段。
再往下写，已经到了最不好写、最有争议的阶段。小平认为这些事情不好去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指示正合我意。因为我知识粗浅，说细了就要露馅，所以粗而论之吧。
1957 年，“一五”胜利结束。三件经济大事中，农村土改和一五计划的诸多大项目立竿见影，使中国的工农业战线热气腾腾、蒸蒸日上，而第三件事情（公私合营）窒息经济活力的不良后果，要再过若干年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所以当时的经济形势，看上去很好，“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全国漾溢着极大的乐观情绪，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严重地估计不足。
回望当时的中国。上层，是一个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国民经济管理经验不足的职业革命家团队。中层，是一个主要由刚脱下军装的军人组成的、思辨力不强但执行力超强的行政体系。下层，是一个刚刚试水工业化的、文盲率极高、易于盲从的农民社会。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又排斥掉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决策层再小心、再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是难免要出问题的。不幸的是，此时的最高决策层，被“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就所鼓舞，“全党头脑发热”（小平语）。1958 年，中国经济乘胜进入“二五”时期，一再提高粮食、钢铁等生产目标，公开提出了“超英赶美”口号，大跃进狂飚席卷全国。
这个跟头栽大了。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排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最大的一个跟头。我希望它永远都是。
话题很多。这里只想简单探讨一下农村合作化运动。对于农村的合作化，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人民公社只是历史的一节而已。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结构很好玩，也
很精密。虽然有许多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玩命研究，到
现在，我们仍然不敢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台机器的全部秘
密。
不然美国经济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乱子，以致于格里斯潘的讲课出场费都一跌再跌了。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体量太大，可研究的东西就比外国更多，研究的难度就更大。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又是重思辨而不重调查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古代社会学文献少之又少。呜呜！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关键是对农民的研究，所谓得农民者得天下。有句话已经应验了两千年。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 49%，“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达了临界点。然而，我相信，即便如此，在今后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农民问题仍然会是中国头号问题。而且，人的思想行为的变迁是一个过程，有时比较漫长。前面贴子里我曾引用过网上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当今中国，对于农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可以应用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
在世界任何地方，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阿三也好，伊斯兰世界也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社会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如果让我来概括一下，大致就是：上面是一个国家，可以是封建小国也可以是大一统帝国，中间是 10%至20%的城镇人口，主要由手工业者、商人、宗教神职人员、官僚行政人员组成。下面是 80%以上的农业人口，主要包括地主、自耕农、雇农。我这里的“上中下”是指社会人群，不是指贫富结构，城里也有要饭的，乡下也有刘文彩。
这个社会结构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小农，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农户。拥有土地的农户，实际上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何时种、何时收，收获以后卖不卖、卖多少、要多少价钱。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农户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或者经济法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太多太多、太小太小的社会。
所以，有人也把中国传统社会叫做“原子化社会”。
这个角度，是从社会微观视角来说的。与宏观视角上的“大一统帝国”构成了很有趣的对照。如果硬要我想出一个比喻，就好像把一万吨大米直接装进了一艘万吨巨轮的船仓里，注意，米是直接倒进去的，不用麻袋也不用集装箱。如果让你直接去接收这批一丝不挂的米粒，你肯定会不知所措，比较茫然。
在古代世界其他地区，无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社会结构大体如此。为了方便起见，我下文中也管它叫“原子化社会”吧。这种原子化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它的经济主体太多，社会碎片化，造成两个成本太高：一个成本是社会管理成本，另一个成本是经济交易成本。这个不用我论述和举例了吧，你们懂的。社会管理成本太高，解决办法就是：不管理。具体操作上，一是自然形成的小国寡民。二是放权，通过分封，缩小管理规模。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缩小管理半径，成本也相应降低。三是“国权不下县”。在国家政权之下实行有限自治，西方是靠教会，中国是靠宗族。
经济交易成本太高，解决办法就是：不交易。通过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自种自吃，自织自穿，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给。
除了少量的商品需要向走街串户的货郎交易一下，其余东西都不用花钱。需要赶集去交易的，无非是铁制农具、盐、医药之类。其实，这些东西仍然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铁制农具，极为粗笨，只要不丢，注意防锈，上辈人可以传给下辈人。盐，可以到盐碱地里刮白末末自己回家去熬，直到解放后许多地方农民还这么做。我妈曾经告诉我，根据她小时候的经验，墙根上风化出来的白末末，也可以刮来熬盐，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有试过。药品，可以上山自采，也可以不用。直到现在在许多农村，农民仍然奉行“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
我小时候常到农村小住，那个时候，一个节俭的农民家庭可以一个月时间不花一分钱。想吃西瓜，自己又没种，可以拿麦子去换。总之，原子化的小农社会，经济交易是被最大限度压缩的，不是人们不想交易，而是社会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合理状态应该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从上面可以看出，传统的原子化社会结构，是与近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在根本上相互冲突的。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势必要求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这是一道绕不开的问题。进入近代以后，西方也罢，中国也罢，都先后遇到了这个问题。
第 89 节 合作化 2
怎么才能把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呢？
先看欧美发达国家。首先，这个过程十分漫长，经历了几个世纪。其次，这个过程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完全自发的，而基本上是被动的，是被工业化城市化踹着屁股，驱动出来的。
进程大致是这样的：A，工业化起步以后，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B，农村劳动力投入工业化以后，农村土地逐步相对集中，机械逐步得以运用；C，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又带来了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农村土地进一步集中；D，当经济和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资金开始流入农业，出现集约化农业公司，即农业产业化；同时，当土地集中到一定程度以后，农业业主逐步联合起来，开始形成农业合作组织，比如农业协会；E，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政府财力提升，有能力对农业提供补贴，农业得到反哺，逐步良性循环。
这个过程，是市场和政府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工业化初期，你开工厂需要雇工，而大量的小农依然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不愿跑来让你雇佣。所以资本家和政府就想办法把他们赶出来，比如操纵压低农产品
价格让小农破产，又比如英国“圈地运动”。
发展到今天，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整合过程已经完成。
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经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农民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而成为社会经济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
农民再也离不开经济交易。比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他会用把小麦卖出去，然后开车到沃尔玛超市买面包吃。他无需亲自去跑市场、签合同，他所在的本地农业协会，负责代表他去与公司签订收购协议，预先保障了市场销路。公司转身又通过粮食期货来规避市场风险。农民们还可以通过与保险公司交易，规避自然风险。总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物流的条件下，农民通过这么经济交易吃到的面包，远远比他自己种植、加工出来的面包质量好而且成本低。这与十八世纪时华盛顿总统亲自经营农业庄园时期的美国社会有着本质不同。虽然我没有看到历史记载，但我相信华盛顿吃的东西主要是他自己种的。
再看看我们中国吧。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某个地方桔子滞销了，一个领导亲自到农村调研。这个傻逼站在桔园里，腆着个肚子，教导一帮农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市场需求！要多收集市场信息！要切实转变观念，不要坐等人家收购，要去跑市场。要关注市外的、省外的甚至国外的市场！”看他那个德行，我真想脱下鞋来抽他。只种了三亩桔子的农户，你让他怎么研究国内国际市场？卖桔子的钱够他跑一趟省外的路费吗？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举步维艰，农业协会一类的组织发育迟缓。对一家一户的生产者而言，交易收益就那么几百几千块钱，而对面复杂多变的全国甚至全球化大市场，经济交易的成本实在太高。无论是朱总理还是温总理，都强调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源，从最最根本的一点来讲，是传统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的农业生产，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环境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历史任务，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完成，或者说我们正处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关键阶段。那么，对这个问题百年以来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近年来，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重新评价。我不赞同一些过激的观点，比如有人非得把历史结论颠倒过来，这不客观，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我同时也认为，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深化之中，有必要对既有观点进行再审视、再思考和局部修订。中国对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有自发和自觉两种。
自发的进程，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在建国之前，自发的具体形式，一是城市工商业特别近代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农村地主和城市富裕者向农村土地投资，收购农田。
比如刘文彩，他是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叔叔，还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哥哥，既富且贵，家有一万多亩农田，号称地跨三省。
仅管如此，这些变化对于“原子化”结构的触动，几乎是微乎其微。费孝通先生在论文中写道：“全国拥有 100 亩农田以上的地主，据陈振汉先生推算约有 80 万人，占农业人口的千分之三。”自觉的进程是民国开始的。当时，社会凋蔽，民不聊生，国内许多政要和学者对中国农村提出了改造方案，有的还付诸行动。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等等。
梁漱溟在山东、河南搞了实验区。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跑到山东邹平去搞乡村建设的目的，不是整合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以建立现代社会结构，而是试图改造和振兴传统的伦理社会。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基础，梁在建国以后不赞同毛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汲取农业剩余以发展重工业等国家政策。
两个老朋友发生了激烈冲突。老毛一生气，说了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话。老梁一生气，在政协会议上当面指责毛主席没有雅量。
扯远了。仅管梁主观出发点不是改造社会结构，但他的乡村建设内容中，有创办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治安组织等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具有整合农村社会的作用。但是中国农村社会太庞大、太复杂，在战争不断的民国时期，仅凭几个学者的力量，再加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一笔友情赞助，是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的。
无论自发或自觉，直到 1949 年，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还是用刚才那个一船大米的例子，到1949 年，这 1 万吨大米粒中，顶多也就是有几百吨被分装进了麻袋，成袋堆放，其余的仍然直接躺在船仓里面。
有个兄弟向我推荐了《四千年农夫》这本书，多谢！这是一本好书。东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天人合一的共生观念，是我们的一笔传统财富。我打算在以后探讨环境问题时聊这个话题。这本书和本贴不矛盾，但它们讲的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一个是农业生产模式问题。我认为在东方国家，对传统的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以后，仍然可以继续采用精耕细作生产模式，比如日本的现代农业。这不矛盾。
我还要强调这么一个观点，对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不一定取消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也不一定非得去搞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大型联合农场。可以肯定，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是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如果通过农业协会、专业公司、公司加农户等方式，把市场调研、生产决策、信息管理、交易销售、市场开发、市场维护等职能剥离出去，让农户不再是经济主体，而仅仅是一个手握合同的生产主体，应该是行得通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在探讨当前农业困局的时候再细说。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3:25 第 90
节 合作化 3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 90%、以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
中国面临着两个重大国家目标之间的冲突。
第一个目标是土地改革。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主体是农民。
即农村包括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了发动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换句话说，“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一项重大政治承诺，这是党对中国比重最大的社会群体所作出的承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所以，解放后势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我们前面分析过，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东亚各国（地区）都搞过，只是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我也是土改的受益者。我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处“老宅”。
老宅就在几里外的城边上，当时已经卖给别人，但院子里的几棵枣树仍是我家的，所以中秋前后我可以去打枣，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老宅其实就是我家祖祖辈辈的家。而爷爷在城里的房子，是土改时分到的。这个新房子当时是一个两进的院子，解放时房主跑到国外了，他家后来划成地主，房子就分给了两户贫农，中间打墙隔断，南北分别开门，成了两户人家。我爷爷是党员，发扬风格，选了北院，所以大门只好朝北开了。
但是，土地分配到农户以后，地主和大户不见了，土地拥有者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原子化”程度更高了。这么一看，土改与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任务不是背道而驰了吗？呵呵，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第二个国家目标是工业化战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目标，要在短期内建立工业化的完整框架，当时一个可行的出路，就是以农业的积累来发展工业。至于这个出路是不是当时唯一的出路，存在争议。但应当承认，这是最直接、最可行的出路。实际上，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当中，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农业积累。
但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利用农业积累方面，又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其不同之处有二。一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仅利用农业搞积累，也利用其他渠道搞原始积累。比如对外扩张和榨取殖民地。而在中国，农业是最主要的积累来源。二是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相对较长，用几个世纪逐步完成，而中国迫于形势，急于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工业化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只能依靠农业来积累，而且时间紧任务重，中国农业所要承受的榨取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谈到过，原子化的小农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成本高、经济交易成本高。现在，国家如果决定以农业积累来奠定工业基础，就必须对农户进行管理，与农户进行交易（比如统购统销），这才能达到汲取农业积累的目的。但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政府该去怎么操作呢？如果政府直接与汪洋大海的小农逐个去交易，恐怕汲取出来的那点积累，还不够支付交易成本呢。
无论中国也罢，其他国家地区也罢，但凡要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都绕不过土地改革这一关。印度独立以后，国大党也提出过土地改革的主张，但由于中央政府太弱，利益集团太强，社会结构太复杂，基本没推动。网上新闻说，现在世界有些著名经济学家仍在不断呼吁阿三进行土地改革。传统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必须改革。而改革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综合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实践，土地改革绝对不是分田去单干那么简单的。
我认为，土地改革目标或者说它最终成功的标志，是两个，即公平与效率。一是公平，以土地这种农村最核心的经济资源，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多数情况下体现为耕者有其田。二是效率，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由于农民组织的存在，使农民以一个个组织出现，而不再是以原子化农户出现。 “散装大米”变成了“袋装大米”。国家通过组织管理农民，农民通过组织参加交易，从而克服社会管理成本高和经济交易成本高两个难题。
实际上，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或者改革以后），农民组织就迅速崛起了。日本农协创建于二战以后，性质应该属于农民互助合作组织。韩国农协的成立要晚于日本，大约是六十年代（记不清了）。功能跟日本差不多，给农民争利益上不遗余力，经常组织游行抗议一下美国牛肉进口，还把蜂蜜柚子茶推销到中国来了，一小罐 45 元，我买了，没有他们吹的那么好，兄弟们不要再去上当了。台湾农会也不弱，老想着往大陆推销芒果，在台湾农民群体中影响挺大，蓝绿两党都不敢得罪它。
农民组织较好地克服了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而农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组织，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大增强。
下面直接摘一段网上新闻：“日本的农协是集生产、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等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农民生产的 80%的农副产品是由农协帮助贩卖的，农民 90% 的生产资料是由农协提供的，产生的手续费是农协自身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 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情况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相同在于，都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尽力实现耕者有其田。
不同在于，双方意识形态不同，造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道路的不同。所以中国虽然在民国时期就出现过农会，解放区在土地革命期间也成立过农会（政治经济组织），但是在土改完成后，中国并没有继续通过农协、农会等方式组织农民。
中国选择的方式是人民公社。
第 91 节 大跃进前边这么多节，都是在探讨背景和原理了，基本上把该说的都说清了，具体问题倒是可以简单带过了哈！对于人民公社，我首先想要澄清一个模糊概念。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两码事。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一种农民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基层政权组织形式，而“大跃进”是一个工作措施。虽然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大跃进”，最终酿成巨灾，但是人民公社与创办公共食堂、追求亩产三十万斤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大跃进”结束以后，1962 年至1982 年的二十年间，人民公社依然存在。
我对“大跃进”的看法是：初衷可以理解，方式不敢恭维，结果不能原谅。说到初衷，即便是现在我本人到了德国瑞士，看到人家山河秀美，城镇如画，也难免会产生冲动：“美英德法宁有种乎，我们中国要努力，快快快发展，撵上这帮孙子！”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受到革命胜利、“一五”一切顺利的鼓舞下，头脑发热一下，倒也算正常现象，可以理解。我认为放在其他国家，领导也可能会头脑发热的。但中国的不幸之处在于，无论是内部也罢，外部也罢，都缺乏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的制衡力量。外部制衡方面，一些人士在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让心里的小花骨朵小心翼翼地开放了一下，结果全国一下子揪出六十万右派，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了。内部制衡方面，邓子恢副总理说，农业合作化推进是否有必要搞这么快？结果被骂成“小脚女人走路”。此后彭德怀在庐山的悲惨遭遇，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与少数试图制衡者相反，多数人则是迎合者、盲从者和推波助澜者。罗家英在《大话西游》中那句“以配合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啊”， “配合”两个字用的太精典了。在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抡圆了去“配合”领导什么精神的家伙们还少吗？而我们为了“配合”，付出的代价还小吗？这种局面的形成，这些人的出现，背后有深层的文化因素和体制因素，我不再深入分析了。也正是这些因素和这些人的作用，让本来就已经严重跑偏的中央决策，到基层更是跑偏了十万八千里。你敢亩产十万斤，老子就亩产二十万斤。
你种的南瓜两头牛拉不动，老子种的葫芦剖开能当船过河。
然而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在粮食产量上吹牛不是闹着玩的，吹牛是要上税的，统购任务完不成是不行的。再加上大炼钢铁占用劳力、公共食堂浪费粮食，终于酿成了全国性的饥荒。
前面说了，我认为结果不可原谅。小平同志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也主要是针对这个结果而言的。
大跃进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跟头，几乎要把前面土地改革和一五计划的成果毁掉。现在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件事，但我认为，时不时地提一下，对国家大有好处，免得大家头脑发热再搞出一场来。特别是现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政府财政丰盈，还坐拥三万亿外汇，犯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加。本人能力不行，特此拜托看到本贴子的历史专业的哥们，好好剖析一下，以警醒国人。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4:14 第 92
节 小农回归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呵呵，下面集中力量，探讨一下人民公社这种农民组织形式的前生今世、兴衰过往。
前面提到，我认为，土地改革要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才算成功，就是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时组织农民，或者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按这个标准，中国在重新分配土地，实现第一个目的以后，紧接着也力图组织农民，但组织方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即人民公社。据说这个名称来源于巴黎公社，革命色彩浓厚。
我曾反复思考：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以致于后来命运殊异？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一个哥们。
过了一段时间酒桌上又碰见他，他说，他认为人民公社与日韩农协最大不同在于：人民公社是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基层政权，日韩农协是经济性质的社会团体。
我摇头。我认为，他所发现的不同是“很大的不同”，但不是“最大的不同”。如果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这个，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了乡镇基层政府，实质上，就是把人民公社的政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以及一部分经济功能（比如创办和管理乡镇企业），剥离给乡镇政府了。那么原来的人民公社，还应该剩下另一部分经济功能，就是组织农民的功能，这时它就跟日韩农协基本上接近了。那么，它应该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存在下去，逐步发展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经济组织。
然而实际情况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在恢复乡镇建制的同时，人民公社被撤消了。“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被悬空了。是怎么逐步悬空的呢？咱们具体分析一下。
在八十年代初期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中国还没有人对政府职能、非政府组织职能、市场职能进行梳理和界定。确立市场经济都是 1992 年以后的事儿。当时，通过联产承包，实际上农业经营权已经从公社下放到农户了。撤公社建乡镇时，乡镇把公社功能一古脑地接了过来，其中就包括组织农民的职能。
一开始，乡镇还是发挥了这个职能的，虽然很不成功。
比如，乡镇进行产业规划，发展优势产业，建立专业市场，帮助农民卖产品等等。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乡镇干部可没少干这些事。我记得小时候看漫画，就反映这些问题：某乡张书记到任，组织农民挖了一条致富渠。后来换李书记到任，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渠填了建成一条致富路。后来换王书记到任，又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路面挖成了一串致富鱼塘。其实，中国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亲见过，直到 2000 年以后，仍有乡镇组织农民种桔子种梨，种了又卖不出去，引发农民闹事，把成车成车的烂桔子霉梨倒在了乡政府大门口。
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新闻分析，基本上把这种矛盾归结到干部素质上去，认为乡镇干部都在那里“胡球的整”。其实，干部素质方面的原因当然有，但根本原因是政府错位的问题。
基层政府干了自己不该干、而且根本不可能干好的事情。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深入，许多人逐步搞明白了，开始提倡“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这是对的。但问题是，组织农民是很有必要的，既然不该你政府组织，总要有人组织才行啊。党政系统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农业协会、专业大户带动、公司加农户、股田制等办法，还付诸了实施。但总体而言，这些尝试都没有达到有效组织农民的预期效果。（具体原因以后再探讨）发展到 2000 年以后，政府完全退了，替补力量没有发展起来，“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最终悬空。再加上2006 年取消农业税以后，政府通过“三提五统”来协调农民的手段也没了，合作化运动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小农生产的局面。难怪新农村建设最头脑的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工作的“抓手”。而在这个时候，农村之外，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了，这个局面真他妈太难了。工与农，城与乡，市场与农户，该如何寻求最终契合？
我们还是回到解放初期去寻觅吧。
第 93 节 集体所有制
前一节，我否定了朋友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最大的不同，在土地所有制上。
中国实行集体所有制，而日韩（包括台湾）是土地私有制。这个不同点，也是造成后来中国农村诸多经济社会现象的主因——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
集体所有制这个东东，农村有，城市也有。宪法规定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国有，或者叫全民所有，二是集体所有。如果你在集体企业干过几年，就知道待遇跟国有企业差距还不小。现在网上看贴的兄弟都比较年轻，估计没有从业经验，很多人根本没有搞清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区别。
这不怪兄弟们。不是你的观察和理解能力不行，而是因为我国没把集体所有权真正落实到位。比如，农民集体开会一致同意，仍然不能处置集体土地。因此，在一般人眼里，国有和集体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其共同点都是当官的说了算。
我虽然是学经济类专业的，其实也是不学无术，迷迷糊糊。
十年前，我接触到一些企业改制案例，才发现国有和集体差别还挺大。比如一百人的小企业，想改个制，搞成全体职工持股。
如果是集体企业，恭喜你，股份可以低价分配给大家了，因为从法律上讲这个企业就是属于这帮人的。如果你是国有企业，对不起，想要持股必须给出足额补偿。因为资产是全民所有，全民就是包括本楼主在内的 13 亿人，理论上，这 100 个职工只占有企业产权的 1300 万分之一，所以你必须出钱买啊，不然就算是国有资产流失。
我又扯远了，回到解放初期的农村。
1952 年土改结束，合作化运动随即开始。一开始，是农民相互合作性质，不触及产权。1953 年，提出建设“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1955 年又提出组建高级农业合作社。到 1957 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到高级社里。1958 年以后，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又合并组建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点的人民公社。
这个过程不到十年，让人眼花缭乱。我真佩服当时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能折腾啊。贾平凹小说《秦腔》里，主角是个老支书，“土改时他拿着丈尺分地，公社化他又砸着界石收地，国家一改革，他再给大家分地……”真是比伊拉克、南联盟都抗折腾。如果从产权上来看，土改前，是地主私有制，土改后，是农民个体私有制，而到 1957 年建成高级社，耕地（也包括其他生产资料）就不再是私有制了，而是变成集体所有制了。所以，老解放区的农民拥有土地十多年，新解放区（占农村多数人口）的农民拥有土地其实不过五年而已，还没有捂热，就被收回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农村合作化，不是建立在土改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否定土改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生产资料进行集体所有制改造的基础之上。1957 年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 1979 年开始的大包干中，并没有受到冲击。大包干“分田单干”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是“包田单干”，农民并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只取得了使用权。这种路径选择的原因何在呢？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4:44 第 94
节 苏联农庄
观窗外依旧长夏，念祖国已然深秋。
感谢兄弟们的鼓励。许多跟贴水平明显在我之上，请我“指正”，担当不起。一些批评也很中恳，受教育了。这个贴子本来就是闲聊的，只想灌水不想出书，所以我不严谨地继续胡聊哈。我讲到哪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
土地这个玩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最重要、最基础的生存资源。想想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寸土必争的血战，想想新加坡进口砂石去填海造地，你就会感受更明显。中国人由于数千年的农业传统，土地情结更重。现在大伙热衷于买房地产，也算是土地情结的一个表现吧。所以，土地所有权体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极为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塑造着中国社会利益格局。
将土地私有产权（地主私有或者农民私有）改造为集体所有，是新中国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在当时没有什么争议。
党内出现的争议，无论是邓子恢的不同意见，还是彭老总的万言书，都是在争议工作方式方法，而不是争议工作方向。这个决策，是参照苏联搞的。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先看看苏联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好坏都是跟他们学的嘛，绕也绕不过去。
兄弟们不要认为老毛子的工业行农业不行。人家的国土面积是摆在那里的。八十年代，苏联拥有二万多个集体农庄，是当时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农业大国。应该说，苏联在工农业上都辉煌过。不过要追溯历史的话，当年沙皇俄国就远不如苏联了。虽然有几个沙皇也奋发过，但直到十月革命，俄国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仍然占不到一半，属于一个农业国。
沙俄虽然欺负中国和中亚牧民时比较神勇，但总的战绩不算很光彩，在克里米亚败给英法和土耳其，在远东败给日本，打个芬兰都很吃力，还把阿拉斯加卖给了老美，售价 720 万美元，估计不卖也守不住。
十月革命以后，俄共（布）就在全国搞了农业合作化。当时是合作化，而不是集体农场。合作化搞了十来年，农民基本接受。集体农场的体制，开始于 1920 年代末期，形成于 1930年代。搞集体农场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原因。
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小农不是社会主义，集体化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意。二是经济原因。就是汲取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从时间上来看，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起，跟苏联“一五计划”时间基本一致。
苏联的集体化遇到阻力不小，或者说阻力很大。主要原因，倒不是集体化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集体化只是一个手段，它的真实目的是以农补工。所以在搞集体化的同时，苏联政府还配套附赠了一些政策，比如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工农产品剪刀差也很惨烈。有的资料上说，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只相当于生产成本的 20%。
农民很冒火，反对手段有二。一是暴动，当时星星之火很多，红军给力，都摁下去了。有一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那里生态环境不错，但冬天不太好过，衣被不足时尤其如此。二是不种地、怠工之类的小动作。这引发了三十年代的大饥荒，被饿死的还是农民自己。布哈林同志说，我觉得这个整法不行哦！结果他被拉出去毙了。就这样铁腕之下，到 1930年代后期，集体农庄系统总算是建立起来了。
布哈林是苏联头号思想家，因为反对农业集体化而遇害。
他在遗言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1988 年，苏联最高法院为布哈林平反，此时距布哈林遇难已过去了五十年。四年以后，苏联解体。
苏联工业体系的发展是相当神速的。在 1930 年代，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远超农业产值，重工业体系已经健全，崛起为世界重要工业国家。当时的苏联是个世界明星，在世界上粉丝很多，中国国共两党都感兴趣，蒋经国、毛岸英都到莫斯科留学。
资料显示，苏联在 1930 年代的工业投资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农业积累。其中工业投资的 80%以上用于重工业。
当时德国发展也极快，苏德实际上在赛跑。大家知道，1918年列宁与德国签了布列斯特条约，又割地又赔款，1939 年斯大林又和德国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些“革命的妥协”，实际上反映了苏德之间的真正实力对比。然而，1941 年希特勒撕毁条约闪击苏联时，苏联航空、航天、军工、化工、机械、能源等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再考虑到人口、面积、资源等因素，综合国力应该超过德国。（我猜的，没有看见这方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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