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拼的就是国力。当年美国拼掉日本，苏联拼掉德国，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力。山本五十六到过美国，战前他就比较悲观。他说，从美国东海岸走到西海岸，看看那些无数的工厂，就知道日本不可能赢得战争。后来的战争应验了这句话。美国人一次战役损失几百架飞机，可以继续轻松奉陪，而日本人到最后飞机出战只能带单程汽油起飞，缺油啊。苏德之战也一样，德国人拼命攻打巴库，就是想抢油。苏联人干什么事情都很粗放，打仗也是损失惊人，每一仗总比德国人损失要大，但它就是撑得住，地大物博，气死对手。
网上有二战期间苏联、美国的武器装备的产量，数字记不清了，有兴趣的兄弟去搜。战时苏联生产出来的坦克、装甲车和炮类，美国生产出来的飞机、舰船，数量真他妈惊人啊。总之，强大的生产力，保障了苏联最终赢得了对德国的战争，后来掉头又歼灭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也算是对我们有恩吧。（我知道有兄弟反对这个说法，因为苏军在东北也干了不少坏事。细算起来，苏军占领东北以后，除了最后撤走这件事算是好事，还真没干其他好事。）如果苏联当年像法国那样萎掉，成了德国附庸，世界最后会搞成什么样子？不太好说。不管怎么说吧，地球人都承认苏联的胜利很重要。这个胜利得益于 1930 年代的奠基性工业投资。1920 至 1930 年代苏联农业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好像有点跑题了哦。我的大体意思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比较暴力，但历史功绩也不容忽视。对于斯大林当年这个农业集体化决策，也要一分为二，客观分析，既不掩其功，也不掩其过。说实在话，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因为功和过都太大了，完全不能相互抵消。
第 95 节 人民公社
前文书我们讲过，中国在 1950 年代很短时间里，由分田到户，到初级社，又到高级社，1958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了人民公社。现在基层干部有句话：“刚说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报怨上级政策变得太快。其实现在比五十年代差远了，那时才叫变得快呢，唰唰唰的跟变魔术似的。
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同样都披着集体农业的马甲。但是，中苏国情差异太大了，没有十万八千里至少也有十万七千里，所以两种集体农业的差异也很大。两者共同点，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政治经济合一，三是汲取农业剩余。
这些共同点也决定了两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共同不高。除此之外，好像都是不同点了。
——苏联农业是机械化农业，与欧美相似，集体化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效率。中国在集体化以后，虽然以户核算变成了以队核算，但农业耕作方式仍然是人力畜力的传统农业。
（除了东北和新疆的农场垦区）。早上听敲钟，扛着锄头上工。
集体化以后，农民工作效率不升反降。
——苏联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大。中国这两个差距以前就很大，集体化以后更大，八十年代稍有缩小，九十年代再次拉大，现在据说正在缩小，我个人却感到仍在拉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已经不用再从农业身上汲取剩余，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中国则一直拖到 2000 年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反哺。
——苏联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农业国有企业。种什么，何时种，领导说了算。种错了，轻则丢官，重则坐牢。由于国民素质较高，集体农场又易于管理，他们的计划虽然有时荒唐，但总算是一个计划。而在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国情复杂外加干部素质不高，说实在的，如果在中央层面还勉强叫做“计划”，到了下面，实在没有什么计划可言。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远看是“运动”经济，近看是“命令”经济。我个人判断，中国农业就是一种处于行政命令干扰之下的自然经济。记得以前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全国翻地要翻多深、翻几次、施多少粪肥，等等。
这么看来，似乎中国的集体化没有什么好了。我认为，也不应该对人民公社模式的集体农业一概否定。我知识所限，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历史作用。
一是实现了汲取积累的目的。集体化使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自然也没有了要求相应收益的权力。再加上工农业价格制定的剪刀差，使农业积累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国家不与小农交易，而与公社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总之，这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这个目的是基本达到了。
二是使农民实现了组织化。说人民公社以前农民没有组织，这话也不准确。比如，农村的宗法制度，也起到了社会管理的作用。但，宗法制度管理下的农村，管理水平有多高呢？我认为水平很低。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厚古薄今。这个毛病从孔夫子就开始了，现在还是一样。比如一提到传统农村，许多人就想到田园牧歌，想到淳朴，想到没有污染过的清清河水，还想到小芳。其实，传统的中国农村，发展到明清民国时期，是一种穷途未路、无法发展的农村。你要去住，只有绝望。当时，宗法势力仅限于一些宗族大事，许多社会管理无力解决。清末美国传教士对山东、河北农村考察后指出，由于农村缺乏管理，农民又缺乏合作精神，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举例说，他们所见农村，没有一条直的街道，街的尽头往往是一间民房或者一堵墙，却无法通开；由于雨后辗压，村道呈低于地面一尺以上的槽沟状，一下雨就成河，长期无法通行，但无人组织管理；水利设施更是荒废，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水利设施。
在人民公社组织下，中国农民大规模开展了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项建设。关于新中国粮食的历年产量，网上可以查到。
我的印象是，以 1979 年为界，面前 30 年大致翻了一番，1979年至今大致又翻了一番。（大数如此）。当然了，后面那一翻肯定更牛逼一些，因为它的基数大。但是前面的增幅也是很了不起的。有学者认为，前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农田水利建设；后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联产承包制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进一步推广。这个观点有道理的。
1949 至 1979 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农田水利大建设时期。通过人海战术，搞了遍布全国的大小工程。著名的有红旗渠等。由于认识水平有限，加上极左思想，也弄出来许多问题。比如，不切实际的学大寨运动，破坏环境，浪费人力。
盲目的围湖造田，把洞庭湖挤掉一半，朱容基郁闷赋诗：“浩浩汤汤早日现，郁郁葱葱梦难园”。三门峡水库很不成功，淤泥太多不说，尾水还经常倒灌陕西关中。微山湖围湖造田，湖田产权不清，惹得山东人跟江苏人老打群架。
河南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酿成了惊天之灾（有自然原因，也有工程原因和管理原因）。但是，总体来说，由于农民组织化，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新中国水利成就空前。具体数据，见《中国水利史》。
象苏联集体农庄一样，人民公社注定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其中原因，分析文章和专著有许多。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更为概括化的解释：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民公社不利于人的发展。虽然 1949 年至 1979 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教育、医疗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人口快速增长，但人民公社这项制度，无论是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社会生活上、在公民权力上，都对农民有诸多苛刻的限制。其结果，就是中国农民群体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群体相比，与本国城市人口相比，差距在不断拉大，因而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1979 年以后人民公社解体，联产承包制在全国推开。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除了耕地集体所有制依然保留，其余东西都逐步走入了历史。
但是，在历史的无意之中，由于人民公社所发挥出来的汲取剩余、组织农民的两大作用，给后来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三个重要遗产：一是完整的工业框架，特别是重工业能力；二是比较完备的农田水利体系，直到现在，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还得益于这些水利设施；三是劳动力资源，即打破了宗族观念、接受过初级教育、经历过组织化生活训练的农民工。
有印度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前。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如果说当年苏联通过集体农庄发展重工业，背景是苏德之间的赛跑，那么中国在 1949 年至 1979 年之间，实际上也在无意之中与世界各国赛跑。除了追赶对象欧美国家之外，与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对手，有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各国、印度次大陆各国、拉美各国、伊斯兰世界各国。四小龙因为政策对头、美国扶持、体量小、起动快，跑到了中国前头。除四小龙之外，中国并没有实质性落后于其他国家。1980 年代，中国调整政策，迅速启动，把正准备继四小龙而起的东南亚国家挤了下去，他们真是生不逢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5:01 第 96
节 就业困局关于农村合作化，其实还有两个问题没有探讨。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形成类似于日本、韩国那样的农协，而是重回了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中国农民如何组织起来？二是，苏联解体以后，集体农庄逐步解体，经过几年议会上的唇枪舌剑和老拳相向，最终通过了土地私有化法案。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向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以后在讲到改革开放阶段时再去探讨吧。请兄弟们想想，也给我点思考时间，呵呵。
我们按时间顺序继续向下走。
1960 年以后，中国经济领域又冒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冒出来是必然的。前面讲到公私合营时，我就提到了，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全面否定公私合营这个决策。
这项工作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甚至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我认为，国家控制一些重要工业，也不是不可以的，有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所改造的，都是些轻工业，以及大量的小作坊小商业，甚至是剃头挑子。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必要国有化的，我不敢说绝对一个没有，但敢说几乎没有。这种糟糕的极左政策，窒息了经济整体活力，严重影响了社会就业；通过影响社会就业，又滞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从而整体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面貌和发展态势。
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
中小企业、商业、个体私营服务业，有巨大的吸纳就业能力。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 80%以上的就业岗位。我观察过我家附近的小店。比如，一家 30 平方米的连锁品牌理发店，共雇用了 12 个理发师和服务员；另一家 20 平米不到的小吃店里，掌勺的，跑堂的，收钱的，采购的，打杂洗碗的，切葱剥蒜的，一共有 7 个人在忙活，还忙不过来，整天挂着个招聘的牌子。这就是社会就业。所以，有人说它们不关乎国计民生，是不对的，准确的说法是，他们直接关乎“民生”，又通过民生间接地关乎“国计”。
当国家对这些小工业、小商业、小服务业一律进行公有制改造，然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私人经营，改由政府经营以后，这些经济成份的活力被彻底窒息掉了。原来自主地吸纳就业，而现在必须是政府主导。比如，市商业局根据群众反映，本着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决定批准市农贸公司在城东某街新开一家生肉店。商业局发文给市劳动局，请他们纳入计划，组织招工和分配。这种通过国家计划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难之又难。到了后期，你不靠关系不走后门，想找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找不到工作，又不许你失业，因为失业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所以叫你待业青年。有的待业青年变成了待业中年，还是没有分配到工作。
同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重工业。轻工业相对很少，服务业就更少。而重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国有工厂通过企业办社会，最后弄得人满为患，人浮于事，但仍然远远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虽然市、县、街道为了安排就业，都在设法创办企业，比如办一家街道瓶盖厂。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就业需求，而且多数企业体制不活，因人设岗，搞来搞去搞垮了，人却不能辞退，成了个包袱。
显然，不能就业的年轻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于是，在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情况下，在中国城市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富余急需寻求出路的情况下，在农村不断向工业输血已经地竭人贫急需工业反哺的情况下，呜乎！中国却出现了两次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逆城市化运动。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另一次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
第 97 节 精简下放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原因是“大跃进”使中国经济掉到坑里了。当时，国家、省、县的工业项目盲目上马，招工进城的人太多，许多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多余职工消化不掉。同时，农业被大跃进、大炼钢、大办食堂折腾得半死不活，全国粮食也不够吃的了。于是，中国发生了第一次“下岗”大潮。
我直接摘几句吧，1961 年下发的中央《通知》是这么说的：“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自愿要求回乡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乡。”到 1963 年，全国共精简下放 2600 万城镇人口，其中包括1800 万职工。正是 2000 多万人“非转农”，使恩来、小平、富春等国务院领导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经济爬出“大跃进” 的深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主席称赞说，这么多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证明了中国人民觉悟和社会制度优越。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经济补偿，就把铁饭碗砸了，把城镇户口收了，让人家回乡务农。搁到现在，不跟你拼老命才怪。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和维权要求不断提高。在我们看来，即使十几年前（1998 年至 2001 年）朱老板上台以后搞的下岗分流，如果搁到今天再来一次，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一个改革成本的问题，越往后，改革成本越高。当然改革成本提高也是一件好事，一次性地妥善解决问题，以免遗留下社会问题。由于“精减下放”工作是新中国第一次搞下岗分流，实在没有经验，有经验也没用，当时政府哪有钱去搞补偿啊，所以后遗症不少。直到今天，许多下放人员仍在申诉，希望解决待遇问题和社保问题。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个老头。当时虽然有下放范围，即前面文件里提到的“精减对象”，实际操作中并不限于这个范围。比如这个老头。他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儿子，估计是小老婆生的，所以解放时，那个高官丢下他们母子跑到海外去了。他当时正在省城上中学。五十年代，中国小学毕业生就算文化人，中学毕业生更是金贵啊。他中学毕业后，被录为一家国企的职工。精简下放时，因为出身不好，舍我其谁，直接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这位老先生是个执着的人。为了恢复待遇，他从文革后期开始上访。到 2003 年我偶然认识他时，他都 70 多了，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还有几个小事需要再接再访。据他说，这些年来，他去过 70 多次首都，400 多次省城，1000 多次市县，发过几千封信。他简直成了大专家，精通城市街头生存攻略，不花一分钱也吃好睡好。他的钢笔正楷也相当了得，每封信十几页，写的跟字贴一样。我当时很感慨，世态炎凉，这也算是一种人生啊，一辈子没干别的事，老婆都空找，除了种地吃饭都在上访了。
我当时还在想，他这种人生状态，如果问题真的全部解决了，他的生命可能也就走到尽头了，因为没有精神支柱了啊。
几年后，我遇到在当地政府工作一个朋友，向他打听这个老头的情况。不提还好，一提起来，这个朋友就气得不行。他说，好不容易终于帮那个老头把历史问题解决了，住房补助和社会保障落实了，结果，这家伙现在仍在上访。我问，为什么？朋友愤愤说，那老头由于长期从业经验，是个信访专家，从中央到省市县，各部门、职能、人员、电话，全都门儿清。他现在帮助别人上访。景区有导游，商场有导购，他算是个导访。他不要钱，跟着别人跑事时，管吃管住管抽烟就行了。
潮起潮落，人生沉浮。中国的国运，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命运之总和。对于历史，我有时无话可评，只希望类似悲剧永远不再发生。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5:21 第 98
节 上山下乡计划经济时代“逆城市化”的第二个运动，是“上山下乡”。“知青”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五十年代，真正形成
大潮是在1968年至1980年间，总人数估计在1500万人以
上，其中包括了我老爸。有人估计，人数应该更多。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经济日益僵化，中国城镇就业问题一步比一步严峻。文革以后，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了，还有文革十年没有高考、中学毕业生没有出路的政治原因。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独领一时风骚。但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全国形势失控，文攻武斗遍地开花，人民群众厌恶之极。到 1968 年，“工宣队”进驻首都高校，毛主席给工宣队送了几箱芒果，以表支持。几个芒果定乾坤，确立了工人作为文革主力的地位（所以后来工人代表王洪文迅速起家），毛孩子全面让位。
这么多的经过造反煅炼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很有激情，留在城里肯定要出事。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上山下乡”与“精简下放”有一个重要不同点：就是知青们后来基本上都回城了，而精简下放人员绝大部分终身成了农民。
我想，可能主要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反映知青的文学、电影、艺术不计其数，“老三届”简直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而反映更为惨烈的“精简下放”的作品少之又少，以致许多八零后兄弟都不知道还有过这么一档子事。大家对 “知青”都有了解，我就不再细说了。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这些东东吧。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天浴》、《雪城》、《中国知青部落》、《朝阳沟》等；作家有：梁晓声、邓贤、阿城、王小波等。
如何评价知青呢？我十多年前读过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时，注意到封皮上有这样几句话：“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便注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读，纵然岁月异常，而此精神不可轻薄。”
我严重不同意邓贤这个说法。1960 年代，世界发展的天平倾向了东亚，日本和四小龙迅速崛起。而在这个时候，中国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力的人群，却被迫放弃了教育机会，到深山荒原去改造地球。人的发展是最大的发展，同理，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原因和文革政治原因共同造成的中国一代人的人生悲剧。
虽然知青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开辟了一些边疆农场，但这是人家农民的事儿，当时农村根本不缺劳动力。所以我对知青的现实意义和精神意义都评价极低。我不同意诸如 “青春无悔”这种自欺其人的鬼话，我看不出知青有什么可以宣称“无悔”的青春。当然，他们是挟裹在政治洪流中的年轻人，他们本身是受害者，对他们没有必要责备，但，更没有必要去美化。
插一句题外话，我本人从来不是一个无怨无悔的人。我认
为，如果出现了一个重大而糟糕的结果，我总要找出原因
来。如果是别人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怨；如果是自己造成
的，我不可能无悔。当然，我不会沉浸在怨和悔当中，我
要以直报怨，以悔自省，避免再犯同类错误，继续好好地
活下去。
在“广阔天地”中，理想如烟如梦，现实冰冷坚硬。很快，大家清醒了。为了回城，知青们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有人以身相许，有人以死相拼。1977 年恢复高考，救走了一部分人。
但十年风雨，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实际上已经既没有知识，也不再是青年，像张艺谋那样能进入高校改变命运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人。直到 1980 年，经胡耀邦同志提议，中央决定允许知青返城。消息传到边疆，无数人喜极而泣，抱头痛哭。然而，他们回城面临着更大的生存挑战，大部分知青成为待业者，后来逐步成为个体经济的主力军。
“上山下乡”已成为一代人无法抹杀的记忆—
— 千头万绪的往事，真的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
感谢那个岁月，让我认识了你。
从此爱就迷失在，那片那片
白桦林里。第 99 节 就业假
设上大学时，我们宿舍老大
喜欢写情诗，还常有佳句。
我记得这鸟人当年曾作诗云：
“你爱上了我，我爱上了
她—— 这是咱仨的悲剧！”经济问题往往也是这么乱乎。经济这个东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多因一果，错综制衡。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结果，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对于历史上重大经济问题的解释，你可以有许多说法，至于说的对不对，反正大家不可能走时光隧道来检验一下，所以不说白不说，尽可以大胆地去说。
本人的一个观点是，当年的就业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前面我两次讲到，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已经注定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庞大的城镇待业人口的产生。这是单从经济角度讲的。如果再考虑政治因素，更加剧了待业问题。
兄弟们，要知道，中国的城镇社会保障系统，是九十年代朱老板张罗着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很不完备。而在当年，退休人员是由单位发工资的，生病人员由单位报药费的，房子也是由单位来修建和分配的，所以如果不幸待业，不仅没收入，连基本的吃、住、医都没着落！偏偏，当时的政府劳动部门，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讲，又承担着为城镇劳动力安排工作的法定责任。所以在当时，待业人口的上升是很要命很要命的问题。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把多余劳动力送到农村，也不能让他们在城里闲着。
前面我也说过，在先行一步的欧美国家，工业化是在轻工业上起步，一开始就吸纳大量劳动力，从而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形成市场需求，又带动工业化，实现“两化”良性互动。
中国这种后发国家，形势所迫，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对的。
但把城市小型工商业和服务业给掐死，麻烦就大了。
让我们设想，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从 1950 年代开始，中国通过国家投资发展重工业，同时保护和鼓励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城镇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城市规模得以扩大。这些就业人口形成的生活资料需求，又带动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和能源，又为已经建立的重工业创造了市场。这样，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那么到 1979 年，中国有可能已经初步实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良性互动。（而实际上，中国是 2000 年以后才形成这种良性互动。）大家知道，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通过户籍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外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就业已经不堪重负，不能再让农民工再来竞争。实际上，这种身份歧视的思路，在政府系统延续了很久。到 1998 年至 2001 年的国企改革攻坚时期，许多城市为了解决下岗再就业，竟悍然出台土政策，大规模清理和驱逐农民工，许多岗位都明令禁止雇佣农民工，要求改雇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当时有些电视台还作为“惠民措施”进行宣传，我看得义愤填膺！扯远了，让我们进一步设想，若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城市就业岗位充裕，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至少不会筑那么高，城乡流动的机率会大大增加。则中国农村有可能提前 20 年开始出现劳动力转移，那么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国内市场空间将会完全不同，庞大的内需也许已经形成，而不需要总理去那么发愁了。
这不是我凭空胡想的。实际上，韩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他的重工业虽是私人股份制，但确实是国家扶持的结果，而轻工业和城市工商业一直在同步发展，拉动就业，保障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到八十年代基本实现城市化。首尔城市现有人口规模一千多万，成为世界著名大城市，竟然还敢向上海叫板。中国如果不走错路，哪有它的机会啊。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打压了经济活力，造成城镇就业下降。这迫使两次逆城市化运动，3000 万以上城镇人口（多数是青年）流向农村，城镇化停滞不前，城镇消费市场长期不振。消费不振又使轻工业不振，对上游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振。这样，重工业没有市场拉动，也不振，只好靠着国家订单过日子。大量城镇劳动力下乡，问题不只是偷老乡几只鸡吃那么简单。他们把农村劳动力都堵在了乡下。中国农村本来就人满为患，又缺乏城市拉动，还要给工业输血，还要承接城市分流出来的劳动力，我靠，农村想要发展，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为了防止这种困境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又利用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壁垒，这种二元结构问题，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解决掉。
总之，中国挨到 1979 年，情况真的很糟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积重难返。用小平的原话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经常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局面归咎给四人帮和文革。其实，这不是政治运动直接造成的，而是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的形成也算是一个系统工程。
三十年积累的沉疴，需要一场真正的改革来破解。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5:45 第 100
节 二元户籍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继续哈！
前面，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城镇就业不足，以致形成“逆城市化”，为了避免下放的城市劳动力回流和避免农民工进城竞争，政府加强了户籍管理。有个兄弟回复说：“关于轻重工业相互作用和户口制度的形成因素，令我大明。”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补充一贴，免得误导。
中国计划经济下，形成了一套严苛的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改革掉。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分析一下。
我注意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都存在类似制度，以限制农民自由流动。在苏联，不叫户籍制，他们好像叫什么“身份证制度”。大体上，也是通过控制供给来控制人口流动，你丫乱跑，到别的地方买不到面包吃。毛子的基本国情，是地广人稀，再加上战争伤亡，全国劳动力总体不足，但它同样要限制人口流动而不是鼓励人口流动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去。我据此推论：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出台歧视外地人的政策来保护当地就业，但就业问题不是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们前面分析到，中国和苏联当年都选择了汲取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实施这个战略，农民必然是发展成本的承担者。换句话说，他们是经济上的吃亏者。这个账，你用脚趾头都算得出来。那么，如果存在流动的可能，农民会设法逃离对自己不利的行业，把自己可爱的劳动力配置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行业中去。而政府呢，要让农民继续蹲在吃亏的地方，要么调整“以农补工”的战略，要么就得采取措施限制流动。否则农民跑了，农业势必稳定不住，国家战略就要受影响。
所以，不管劳动力富余的中国也好，劳动力不足的苏联也好，都采取了相同的政策。虽然专家从不同角度考虑，可以提出户籍制度的诸多原因，比如保甲制度的历史遗留原因。
但我认为，上面这一条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记得有专家批评说，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严重拖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后腿，他认为 1980 年代初就该先拿户籍制开刀推进改革。如果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就会认识到：这个专家“马后跑”的观点不太对。因为户籍和工业化城市化是互为因果，相互拖后腿的，不是单纯的哪个害了哪个。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只有废除农业税、实现工业反哺、并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之后，户籍制度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也就是说，目前，户籍制度彻底瓦解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中，而 1980 年代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改革的先决条件。
户籍制度害人，户籍观念更害人。即使在户籍制度日益瓦解的今天，许多政策上，仍然可以看到户籍观念的残余，有些残余几乎是潜在的，不显山不露水。举个例子说，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人口不能随意迁徒”几乎成了中国人（特别是政府）的思维定式，“村村通”政策就是这种思维定式的反映。
有的小山村，就百把号人，生活在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高山区，还破坏环境。你搞电网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信村村通，修公路、建基站、架电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维护运行的费用。从经济上讲，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即使你为了政治需要和社会效益，暂时夯一笔钱搞通了，也无力长期维持下去，过几年又不通了。
这种工作思路的根源，就是户籍观念。政府先入为主地把人看成是围棋子，生在哪里就不能再动弹。为了村村通，中国可没少花冤枉钱。直到九十年代末期，有些地区才转过弯来，结合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逐步推行开发扶贫式移民的思路。往有人的地方修路，往有路的地方搬人，两个手段并举。
第 101 节 两大本钱前面，我简述了 1949 年至 1979 年（简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总体而言，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同时，我们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曾经栽过很大跟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这个沉重代价为全体中国人所共担，其中，农民承担了最为沉重的部分。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本楼的全体兄弟，向无比淳朴、无比坚韧、无比伟大的中国农民敬个礼！
关于前三十年，还有几个话题随口一聊。
上中学时，读过美国人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当时不是现在书店里卖的这种全译本，当时只出版了后半部分，书名叫《毛泽东的后半生》。书中评价道：后代中国人会将毛泽东视为统一中国（大陆）的巨人。中国曾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在他的统治下，从黑龙江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中小学校都在使用同样的教材……反正大意就是这样的吧，原文我记不准确了。
中国有着悠久的统一历史，是国家领土与文明边界基本重合的“天下之国”。所以，统一，对于中国人尤为重要，无论是迫于现实的需要，还是出于文化心理的需要。做为一个民族，一求生存，二求发展。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人一直苦苦图存，虽流血漂橹，抛头无数，但“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列强步步紧逼，特别是 1900 年和 1937 年，都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应该说，直到 1949 年毛和他的战友以强大的武力统一大陆，中华民族才彻底解决了生存问题。
此后，虽然屡有纷争，但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觊觎中国。从这个视角看，对毛给予怎样高的历史评价都不为过。
1949 年中国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政治和经济上彻底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条件很重要，它使中国政府有能力制定政策，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无需看别人脸色，无需受别人干扰。这一点上，新中国政府明显优于民国政府，也明显优于现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的政府。本贴以前探讨重工业框架时曾谈到过一些，以后在探讨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时还会谈到中日韩三国的差别。
就是从 1949 年开始，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开始从生存转向发展。这里所讲的发展是大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由于中国长期忙于挣扎图存，在发展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大量借鉴外国作法是在所难免的。当时，历史条件局限，特别是冷战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限，前三十年间中国主要学习苏联模式，而忽视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在许多政策和做法上都值得反思。
对内统一，对外独立，这是中国在 1949 年以后才拥有的两大本钱，而此前不曾拥有过。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里，这两个本钱不是别人赐给的，而是中国人自己打出来的。正是凭着这两个本钱，新中国在前三十年里仅管栽了那么多跟头，社会经济仍然在总体向前发展，而不是倒退。到 1979 年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虽然总体技术水平不高。这是我们不幸之中的万幸之处。
关于政令统一的重要性和意义，有必要多说几句。在民国时期，中国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分裂。各省军阀自立为王。
东北张氏、西北马氏、山西阎氏、广西白李、云南龙卢、川康刘氏等。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国五个政府并立，就是重庆、延安、南京汪伪政府、长春伪满政府和“华北五省自治政府”。
民国时期，虽然也有徐树铮收复外蒙等光辉一闪的事情，但总体而言国家无法统一管理，也没有统一经济政策。山西铁路轨距与别省不同，云南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不要说发展经济、经略边疆，就连基本国情都搞不清楚。比如，西北伊斯兰居民的人口，民国时期就没有弄清过。有资料称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这个数据可能是参考土地面积蒙出来的。实际上没那么多。虽然建国以后少数民族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直到现在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比重也只有 2%左右。
网上有一种争论，就是如何看待抗战胜利以后的民国政府。
（或者说，如果老蒋当年打赢了内战，中国历史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很容易引发拍砖。我不想展开论述。我的基本看法是，若让国民党经营中国，可能不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但在三个要害问题上很不乐观。
一是国家独立性上。国民党虽然通过抗日战争，废掉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是英美主动放弃的），但在国家独立性方面肯定不如新中国。它对列强仍有许多经济和政治依附关系。
特别是官僚买办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自身利益至上，很难自我克服。
二是国家统一性上。老蒋通过抗日战争，对其他军阀派系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但国家仍然没有真正统一。特别是桂系、阎系、西北等军阀仍然手握重兵。这些地方势力一直顽强地存在，直到最后被解放军逐个消灭掉。我认为即使老蒋最后实现统一，很可能是个弱中央，类似于印度政府。
三是腐败问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老蒋跑到台湾后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国民党跑到台湾以后大有改观，但这有许多特殊原因，我不认为可以据此推论它留在大陆也会改观。
中国大陆真正意义的统一，是在 1949 年。四大野战军横扫全国，直抵边疆，把整个国家真正纳入了现代行政体系。
藏区农奴制度被废除，彝区奴隶制度被废除，西北许多宗教陋习在宗教改革中被废除，川滇黔桂大大小小的土司势力被废除，会道门和黑社会势力被彻底荡平。如果说清朝的统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一，1949 年的统一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
中国的发展和建设，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有人认为办到这些事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比如，黑社会问题（或者说中国地下组织问题）。解放初，北京地区的一贯道会众有几十万，几倍于共产党员。所以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说：一贯道才是北京的第一大政党。青帮、洪帮、哥老会遍布南方各省，其上源可以追溯到天地会等组织。上海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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