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横行上百年，黑帮大佬的风头不让军政要员，连老蒋都磕头纳贴入过伙。
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利用过这些组织。比如贺龙早年就曾加入哥老会，而且辈份很高，一呼百应。从外国经验来看，也有一些黑社会组织逐步演化成了合法组织。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中国这些会道门、黑社会确实不是好东西。所以，1949年后，中国政府坚决清除黑社会，扫荡黄赌毒，这是民心所向。
上海黑社会被彻底催毁，杜月笙逃港病故，黄金荣整天扫马路以求自新。黑道中人第一要讲义气，比如许文强如果被杀了，丁力一定要去报仇。所以，当年陈毅在上海滩铁腕打黑以后，许多人想刺杀他，但没有成功。上海黑帮外逃以后，逐步演化成为现在的港台黑社会。1997 年之前，香港黑道中人又大量跑到台湾和东南亚去定居，实在惹不起你共产党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15:51 第 102
节 几个假设
经济建设离不开国际环境。这一节聊聊 1949 年到 1979年间中国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应该这样说，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是在半封闭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半封闭”是一个粗略概念。这不是中国自己选择的，而是冷战形成的。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去理解。
一，“一边倒”战略。中国建国后，决定向苏联阵营“一边倒”。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背靠背，几乎不搞贸易。中国经济发展想借力于欧美国家是很难的。
有兄弟提出，如果中国一开始不加入苏联阵营，而是像七十年代那样搞三角平衡，是不是可以左右逢源，创造更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呢？NO！要知道，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相差了二十多年，情况完全不一样。七十年代那种三角平衡，放在五十年代根本玩不转，不会左右逢源，而会两头受气。因为，此时苏联不是彼时苏联，此时美国不是彼时美国，此时中国也不是彼时中国。
篇幅所限，我们不去分析苏美，单看中国。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有像样的空军海军，没有石油开采和冶炼，没有现代化铁钢厂和煤矿，连个钉子都要进口。而七十年代的中国，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能自主研制原子弹和洲际导弹，能自主制造喷气式飞机和潜艇，石油煤炭完全自给并大量出口。所以，七十年代中国虽然跟美苏仍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已经具备了玩三角平衡的实力。这个实力的形成，恰恰又得益于以前“一边倒”所换来的苏联援助。
二、中美关系。有兄弟提出，如果中国一开始就加入美国阵营，会不会发展的更好一些？我不知道。当时，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以后，苏联驻华大使跟着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去了，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一直没走。老毛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奚落道：“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这个说法有点情绪化。客观分析起来，跟不跟国民政府撤退这么大的事，司徒雷登无权自作主张，他应该是听美国政府的意见。那么，这说明美国政府还是愿意和新中国接触的。
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司徒雷登没走，但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当时不可能加入美国阵营。中共自身的共产主义政党性质，以及美国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鼎力支持，使双方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这么高的互信。在中国看来，当时也没有理由抛弃苏联阵营，况且苏军还驻扎在东三省。在美国来看，即使中国来投，也是个难题，如何处理台湾？如何平衡日本？而紧接着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断送了中美友好往来的可能性。
三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外交的大问题。有兄弟奇怪：七十年代以前，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台湾，条件那么好，那时台湾为什么不搞台独啊？有人说，因为蒋介石爱国。其实，当时联合国承认台北，联合国席位也是他们坐着，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台北而不承认北京。直到七十年代末，由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和中美建交，台北的“邦交国”才轰然雪崩。所以，当时两岸国际地位跟今天基本相反，老蒋哪有必要谋求独立啊。
哈哈！由于极左思想，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对海外华侨的支持保护不力，比如对外援助过于看重政治影响而轻视经济利益，比如支持了几个王八蛋白眼狼。此外，还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比如，如果不去打朝鲜战争，如果不跟苏联彻底翻脸，国际环境是不是更有利一些？唉，历史不能假设，见仁见智吧。我的总体看法是：前三十年的中国外交大方向基本正确，该争取的国际环境基本上争取了，该利用的国际环境也基本上利用了。
在冷战条件下，想要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是不太现实的。
第四章（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日期:2011-11-27
08:26 第五章 改革开放第 103 节 结束文革向前向前向前！从这节开始，话题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我觉得，如果有人想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英美经济和中国经济最有研究价值。英美经济用 500 年发展到今天，而中国在几十年间又给压缩重放了一次。英美经济像地质考古专著，科学全面，看着很清晰；而中国经济像地质断层的截面，直观集中，看着很过瘾。
一切还是从头说起。
1976 年，注定是一个凶年。中国老百姓相信天命。我的家乡有民谚：“闰七不闰八，闰八把头杀。”1976 年恰好是闰八月。这一年当中，天上，星陨于吉林；地上，大震于唐山；人间，开国三巨头相继辞世。当然也有好事：四人帮被囚，十年文革终于 GAME OVER。噢对了，还有一件天大的好事— —一个小男孩悄然降生，他长大以后学会了上网发贴，网名核平。
真是应劫而生啊！当时国民经济很困难，相当困难。农村，一年到头挣公分的农民一贫如洗；城市，国有集体企业日趋臃肿和僵化，工人家庭也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城镇还在新增劳动力，根本无力安置，乡下的上千万知青还在闹着回城。商业，一句话，什么都缺。那时候，你要分在县商业公司上班，可就牛逼大发了。我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里，看到过几千种的形形色色的票证，真是大开眼界。比如有张票上印着：“月经带一条”。
老百姓直接感受到的是生活资料。其实生产资料也很缺。
据国家计委袁宝华回忆，当时上海的发电燃煤只够用几天。
（缺煤，外加文革影响铁路运输）。如果全上海停电，玩笑就开大了。对策就是，市里派人堵在长江口上，发现有运煤船就强行扣下，直接往黄浦江里拉，管他谁的，用了再说。当然，用了以后还是要联系货主付钱，以昭示政府公事与打劫之显著区别。
前面贴子分析过，当时的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是十年文革给折腾出来的。（确实有一定原因）。但从根本上讲，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造成的。所以仅仅依靠结束文革，是不能带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
当时的最高领导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也是个好人。但以他的能力和阅历，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开创新局面。守成当然也是一种执政思路，但问题在于，当时不是个守成的时候。想守成也守不住。当时，华国锋提出指导思想“两个凡是”。关于这个问题兄弟们都清楚来龙去脉，就不多论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从马列哲学的高度来批它，打眼一看就说不通。比如王洪文就是毛主席决定提拔的，你怎么把他给抓了呢？这一点就不符合“两个凡是”。
把问题都推到四个坏人身上，省事倒是挺省事，但无助于解决问题。既然经济困难都是四人帮给闹出来的，那么办法就是把他们抓了，然后恢复一些文革前的做法。这样等于说，通过更拼命地、更坚持地去执行计划经济和纯之又纯的公有制，来解决当前经济困难。这个弄法实在是太麻烦了。
如果一直弄下去，估计中国经济就变成朝鲜今天这个局面了。
顺便说一句，直到现在，中国对于改革开放政策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老爸就是一个。他认为，如果中国按毛主席当年那套经济政策向前走，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可能还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和贫富不均。后来他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干，我就把一台旧电脑利用起来，教他学会了上网。
结果上网以后，他了解到不少朝鲜的情况，观点大有改变。所以，中国每年给朝鲜那么多援助，就凭这一点作用，也算没白给。扯远了。我们聊聊 1976 至 1979 年间，中国经济的几件事情。
第 104 节 学大寨兄弟们都熟悉“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在一般人意识里，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口号。其实，五十年代中央就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了。六十年代也提过。1975 年，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重提这个目标。
喊什么，说明缺什么。比如一个地方反复强调保持稳定，说明它很不稳定。新加坡那样的一个小国，二十多年时间满够实现现代化了。但中国不一样。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总之，对现代化问题一提再提，说明这事搞得很不顺当。最后一次提起时，周总理的生命已到了灯干油尽。他把这个遗憾
留给了后人。
我曾在资料上见过华国锋当年的题词：“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他的字很有特色，沉稳宽厚，有点颜体风格。这个题词也反映了他的经济思路。
前两句是老毛提出的，他照办；后两句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客观世界。
先说农业学大寨吧。毛曾批评过华：“你满脑子都是农业！”这说明他不善政治谋划，也说明他的本职特长是农业。
但是 1976 年至 1979 年（以后简称“那三年”），中国农业没有新思路，还是一个“学大寨”。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时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头顶白毛巾，专抓这项工作。
我看过一些关于大寨的资料。实际上，它的作法没有任何特色，一句话就是“治山治水”，现在我们叫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把坡、沟、梁、坎都改造成梯田，然后配套搞些水利，别让庄稼旱死。其实这个做法，在中国是个农民就知道。
对这个做法怎么评价？我觉得，这个做法比较朴实，它不是没有道理，但也不能包打天下。比如，修梯田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我国许多山区农业县的一项重要工作，仍然是 “坡改梯”。因为梯田有利于保土保水。但是有些地方，坡度实在太大，简直立起来了，一片庄稼地远远看上去像是贴在山坡上似的，我管它叫“膏药地”，朱容基管它叫“大字报田”。在四川和云南，人或者牛在耕地时，一不小心滚下山去，这不稀罕。一味强调“坡改梯”是行不通的。后来在1998 年以后，国务院规定有一部分陡坡地（比如 25 度以上）用来退耕还林还草，这个思路才是对头的。当然，这里有观念原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原因，在缺粮的年代是很难搞退耕还林的。
再比如，修水利问题。有一些比较高的梯田，靠天吃饭有理，修水利没用。为什么呢？一次南方某省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现在三年两遇）。我这人好奇，碰巧路过灾区，就下乡去看看。我还以为会看见一片赤地寸草不生呢，结果满眼郁郁葱葱，山下小河哗哗啦啦。我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旱灾：山坡上的梯田里，玉米半死不活，肯定结不成棒棒了，用当地报纸的话说：“山区农作物大面积绝收”。
这里不是没有水，也不是没有抽水机，也不是没有电。一问当地农民，发现问题在于，你把水抽到高处梯田去，浇活了那么几棵玉米，长出来的玉米粒还卖不出电费的钱呢。相对于农业生产成本，粮食太便宜了。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说，就是产品的市场收益不足以弥补可变成本，达到了生产者决定退出市场的基本条件了。所以，这个情况，它既不是资源型缺水，也不是工程型缺水，而是经济型缺水。修水利也有个投入产出账，不是说每块旱地都一定要修。
当年，大寨经验被总结成：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些东西一句都跟农业生产没有直接沾边。
全国不分东南西北，不分平原山区，在行政命令下一哄而学大寨，平整了一些土地，修成了一些堰渠，也浪费了不少人力和资源，搞了不少没用的东东。
这些问题，不能怪华国锋和陈永贵。根据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农业困局，近策，是打破公社大锅饭，来调动积极性；中策，是通过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来追求规模效益；远策，是通过城市化、工业化的带动，再造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这件事很难，到现在也没有搞定。而且看起来现在还卡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也不用指责前人。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最有名的三大农村样板：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实际上只有大寨这个典型算是搞农业的。其他两个都是搞工业的。到了改革时期，大寨也办起了开发公司。
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当了老总。她带领大寨发展成为山西工业强村。
实践证明，在传统农业格局之中，农民是不可能富起来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 08:28 第 105
节 洋跃进这三年中，相对于农业战线的平平淡淡，工业战线的动作算比较生猛了。一些思路和项目，对以后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影响。
我前面提到过，当时工业领域突出问题是电力、燃料以及一些重要工业原料供应不足。再加上，中央领导们也感觉到，由于文革的耽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不管是客观形势上，还是主观认识上，都有一种渴求发展的迫切感。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广有争议的“洋跃进”发生了。
说实在话，1979 年以前的三千年，中国人还真的从来没有把亚洲四小龙这些地区放在眼里过。比如韩国，一直是中国属国，论经济总量它不行，论人均量他也不行，穷的一个丁当响。直到六十年代它还在整天仰视朝鲜经济。然而文革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连这个穷小子都腊月里穿裙子——抖起来了。当时领导人心里肯定很着急，像一觉睡醒的兔子的那样急于奋起直追。
心情可以理解，工作思路也没有方向性的问题。具体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计划超过了国家能力，二是各地大轰大嗡，乱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三是发展目标定的过高。
洋跃进这个事情有很多版本。我长话短说，简而言之，就是：在 1977 年和 1978 年，我国政府决定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来建设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重点项目。两年中经过多次讨论，层层加码，项目总盘子不断扩大。所需外汇从60 多亿美元一路长到 800 亿美元。大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外汇这个东西，现在看来，太多了也是烫手的山芋。这种甜蜜的烦恼是近十年才新出现的。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是缺外汇缺得发疯。记得我小时候路过一片果园子，看园老头警告我，不要进去乱糟塌，这些苹果要出口换外汇呢！看他神情，显然外汇是很光荣很神圣的东西。土里抱食的农业国家，种出苹果不舍得吃，换点外汇再去买高价的工业品，这种模式是非常弱势可怜的。
1978 年，当中央决定花 800 亿美元进口设备和技术时，我国外汇储备只有不到 2 亿美元，可见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我国外汇储备都只有几十亿美元。1990 年突破一百亿，1996 年过一千亿，2006 年过一万亿，现在是三万多亿。这笔钱如果拿到 1978 年去，我们领导人的血压肯定会集体飚升。话不多说了，结论是，以我们当时的力量，肯定无法支撑 800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多数项目最后落空了。
为了多赚外汇，中国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高指标。比如，七十年代发生了两次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每桶油价从 3 美元飚到 30 多美元，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赚翻的。
中央提出，多出口石油来换外汇。中国石油产量 1978 年是 1亿吨左右，我们定的目标是到 1985 年提高到 2.5 亿吨。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因为老天爷偏爱海湾国家，中国地质储量没那么多，这个真没有，再急也没用。到今天全国石油产量也只有2 亿吨左右。
总之，那三年定的工业发展目标，基本上没有实现。一些项目成了半拉子，一些油田矿山为了完成任务而蛮干，资源被破坏，产量反倒下来了。多数分析家认为华国锋应负主要责任。
也有人指出小平也有责任。胡耀邦后来说，当时是集体决议，大家都有责任。当然，三年工业建设也留下了一些好项目，比如今天中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大哥上海宝钢。
第 106 节 改革起点介绍 1976 年至 1979 年，已经用了三个贴子。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许多书上都省略，所以有必要说一下。好吧，本节结束这三年内容。
有兄弟论及，中国只有可能在 1979 年左右开放，提前开放是不具备条件的。这个观点很久以前就出现在网上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改革开放提前十几年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国际环境是变化的，若六十年代开始，当时确有更多不利因素，可能使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同，阶段性特征也不同。
比如说，有论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吸引的投资来自“四小龙”的华人，而这些华人主要是六七十年代才发家的。
所以，六十年代开放，没有那么多的华人投资。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靠四小龙呢？四小龙又是靠的谁呢？我们这样假设：如果在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出现文革这种政治运动，全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开始对外开放，那么，当时从欧美和日本流向四小龙的资金，大部分可能被中国沿海抢走和承接。因为中国比四小龙有更充裕的劳动力、更广阔的市场，沿海各省的交通区位也不比他们差。当然中国也有引资的弱项，就是四小龙在政治体制上与欧美日相同，而中国不同。不过，从后来中国越南的实践来看，只要你有政策、有环境，能让投资者挣钱，政治体制不是引资的根本障碍。
我认为中国若在六十年代开放，“四小龙”的命运可能跟泰国、马来那样，被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给堵住，无法实现快速起飞（香港和新加坡是单纯的港口城市，可能情况会好些）。
若中国推迟到九十年代初才开放，那么“四小虎” 的命运可能会改观，他们可能在八十年代紧随“四小龙”崛起。那么，中国在九十年代开放时，我们请来投资者就不仅是四小龙了，还会有泰国、马来西亚投资者。如果那样，我们中国今天的经济面貌可能跟现在的越南差不多。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实际上从 1979 年开始改革开放。不管早晚，这是史实。
扯远了。回到对这三年的评价。因为我在探讨经济，所以
从经济角度聊的。其实，这三年时间，时代主题根本不是经济上。这三年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华国锋和四人帮三种可能选项之中，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现在回头看来，谢天谢地谢空气，这是最
优解。
改革开放的决策，在那三年中就已经进行过一些酝酿。比如 1978 年有关部门考察香港后，提出工作设想：在宝安县（今深圳）、珠海县建立出口加工区。当时华国锋也原则上同意。华还多次派员到欧美和日本考察学习。虽然直到他自己淡出权力中心，也没出台具体政策，但这些前期工作不应该被抹去。他主政期间，中央还作出了结束文革、小平复出、为“四五”群众平反等决定，这些也不应被抹去。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这三年留给中国的最大财富是：社会宽容。无论是华也好，无论是邓也好，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宽松精神，令人感动。
作为“最高领袖”，华国锋为人温和厚道。虽然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是错的，但他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没有进行压制，为思想大解放创造了条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压制的能力。其实，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做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身兼党政军最高职务，又在政治局拥有不少支持者，比如掌管部队的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如果华坚决要做点什么，不敢说绝对办成，也很有可能办成。但是，他选择了尊重党内多数同志的意见。小平同样体现了这种宽容精神。由于三起三落的独特经历，他可能是恩怨情仇最多的领袖。比如在江西苏区第一次被打倒时，他的第二任夫人跟他划清界限离婚，嫁给李维汉了。
后来，邓与李长期共事，李在八十年代还出任中顾委副主任。
说实话，换了我，很难做到这点，我很可能会拾块砖去拍他。
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许多人可能认为他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当时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登诗：“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
妄图倒退，奈何翻案不得人心。”但小平复出后，官方仍然高度肯定郭在文化上的地位。
改革开放时代，最可贵的政治品格是什么？就是宽容。正是由于宽容，中国才能走出文攻武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重恩怨，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是由于宽容，不同思想得以争鸣，才有可能在比较中作出客观正确的选择。正是由于宽容，人们才敢于去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用实践检验真理，在无数次试错和纠错中，寻觅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
1978 年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75 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他的身边，还有 82 岁的叶剑英，74 岁的陈云，70 岁的李先念，64 岁的胡耀邦，60 岁的赵紫阳。
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落幕之后，另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 08:48 第
107 节 和平崛起 1 前面一节的结尾，我列出了第二代
领导集体的年龄。有兄弟可能以为我是专门去查的吧，
其实我一直在凭记忆在码字。我记住这些东西，原因
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以前曾攻读过一本算命书，为了
验证生肖与性格命运的关系，所以随便给记住了。呵
呵。
前面有兄弟回贴，建议让我评论毛主席的时代，饶了我吧，这个本事真没有。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倒有一些零星的观点，前面写了那么多贴子，都在里边了。有时候，我感到，许多事情很难以评说，已发生的偶然就成了必然，只能说是命吧。
既然说到这里，我顺便娱乐八卦一下：老毛属蛇。蛇者，有龙之形体，兼有长牙，所谓欲成大事者，无毒不丈夫，这是最强、最硬的属相。文坛盟主鲁迅也是属蛇的。老邓属龙，江总属虎，胡总属马，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都是有王者气的好属相。朱总司令和周总理都属狗，年轮差一轮，应该说，为人臣者忠，倒也不错。华国锋属鸡，王气不足，但金鸡报晓，在大时代到来之前过渡一下，可以理解。孙中山属虎，袁世凯属羊，蒋介石属猪。你们想知道习总是属什么的吗？蛇！再这样八卦下去，我良好的理性的形象全毁了，还是讲正经的吧。先约定俗成一下：改革开放始于 1979 年，到现在 32年了。为了方便起见，我笼而统之地称为“近三十年来”。以后贴子里凡是提到“近三十年来”，就是指 1979 年到今天。
从一周前开始，我就在思考，如何讲述和探讨改革开放的故事。前面有个兄弟回贴说，近三十年来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亲历亲见者，都有切身体会，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论题都可能会争议不休，砖块横飞，所以他建议大家要理性讨论。谢谢这个兄弟，他道出了我的忧虑。如果发现我的观点比较荒谬，请大家发扬可贵的宽容精神哈。
另一个发愁的事，就是如何来讲。相比于历史问题，我对于当代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更多，千头万绪，不知该怎么展开。
我决定，以后不再像前面一部分那样按时间向前推，而是信马由缰、颠三倒四、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这样，可能会更放得开一些。
2009 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内有许多影视和书刊来纪念之。这些作品把三十年故事讲了几遍，该挖的都挖得差不多了。通过历史课和政治课，通过看这些作品，近三十年的大致框架，大家都基本清楚，所以也没必要再来罗列。我给大家推荐两个作品，一个是吴晓波的书《激荡三十年》，一个是上海拍的纪录片《激荡 1978—2008》。两个作品都是按时间来的，特别是后者，绝对的编年体，30 集讲 30 年，一集讲一年。有兴趣的兄弟们自己去看吧。
但我个人觉得，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看着还不过瘾。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他们的写作角度问题。这些反映大历史的作品，实际上都受到了美国同类作品的影响。
美国的经济类纪录片，讲经济问题时，我感到有一个特点，他们喜欢把市场和公司作为主线。因为在美国，经济史简直就是一部公司史（或者说企业家史）。而在中国，至少在前三十年里，由于国情所致，经济史的主角不是公司，而是政府和个人。以公司（或者企业家）为主角，是典型的中观视角，上不接天，下不着地，所以让人感到不过瘾。以政府和个人为主角，则是宏观视角加上微观视角，也许效果会好一些。比如凌志军和马立诚所写的几本从政治角度讲述改革史的书，就是这个思路。当然他们也借鉴了外国作家的经验。
我也想用宏观视角加微观视角来继续写这个贴子。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贴子会比人家更好更过瘾，我没这个水平，我只是认为，应朝这个方向努力。好的，咱们做个拉皮、拍个黄瓜、烫一壶酒，开始颠三倒四地胡聊！要对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而括之，很难很难。探讨中国的发展，首先有两个问题摆在那里。一是，中国如何发展？二是，中国发展向何方？其中，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它强烈影响着第一个问题。
有人说了，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就是“四个现代化”。
这也算是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不到位。因为“四个现代化”是一种技术性的发展指标衡量体系，它不包含道德和价值的取向。比如 1930 年代罗斯福领导的美国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从技术角度讲都是现代化工业国，但两国迥然不同。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外国人不放心，他们想找中国问问，你到底想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找来找去，在河边上找到了。他一问，中国说：“嘘，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忙着摸吗？……啊哟螃蟹夹手了！”总之，我们中国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策略，决定了我们很难给人家一个满意答案。
中国没有办法明确告放别人，自己崛起会怎样改变世界格局，因为自己心里根本没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先稳住美国，赢得时间，继续去摸石头。这个方面的观点，记得我在很早的贴子中已谈到过了。就是第一章“回望中国” 那几节。我不重复了。
当改革开放进行到二十年时，也就是 2000 年以后，中国已经无法继续避而不答了。因为我们长得太大了，已经成为世界无法忽视的力量。如果再不回答，让人家猜忌，国际环境于我不利。所以到了 2003 年底，中国终于被憋出来一个说法，就是“和平崛起”的有关理论。这个提法，最早是政治理论家郑必坚在博鳌论坛上提出来的。后来，国家领导人也在一些公开讲话中也使用了这个提法。
和平崛起的含义是什么呢？按照郑必坚的说法，就是，世界历史证明了，大国崛起往往打破原有国际格局，引发战争和动荡。原因就是他们搞侵略，搞扩张。大家放心好了，我们中国人不想这么办，也不会这么办。那我们怎么做呢？有办法。
一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吸收外国文明，弘扬中华文明。三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这三个方面，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制度上、文化上和环境上的三个保障。
我小时候，老家过春节，大门上的对联都贴着：“中华崛起，巨龙腾飞”。所以在国内来说，崛起不是什么新提法，中国人自己从一百年前就憋着劲想崛起了。中国崛起作为一种“最新”提法，目的不是对内提，而是对外提，是讲给老外们听的。特别是要在博鳌论坛上先讲给那帮提心吊胆的东南亚国家听。
当然了，说给老外听，绝不仅仅只是要通知人家一声：“亲，我们可要崛起了哦！”中国想表达的内在意思很丰富。
这个内在的意思，不是郑必坚教授在桌面上讲到的那三条，而是潜而不宣，请人家意会意会。咱们来挖掘分析一下和平崛起这个提法的内在意思。第 108 节 和平崛起 2和平崛起的实质目的，就是回答：中国崛起以后，国际格局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先看看中国与国际格局的历史关系。
大家知道，现代世界以 1992 年为界，划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冷战时期，两个世界秩序体系对立。后一段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国情况比较复杂。前一段，我们先加入了苏联一方。后来跟老大哥闹崩了，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中国成为游离于两个体系之外的孤家寡人。但是在政治和经济的特征上，当时中国仍然是苏联阵营的那种特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1970 年代末期到 1992 年，中国政治特征不变，而在经济特征上逐步向美国阵营靠拢。1992 年苏联倒台、小平南巡、十二大召开，中国才痛定决心，逆风而上，孤注一掷，以“天塌下来当被盖”的精神，毅然加入了全球化格局。下这个决心很难。周立波评价说，小平怕后人把打开的门再给关上，所以这回把门板和门套都拆掉了。
2011 年，中国加入世贸，标志着中国投身全球化迈出了最关键的决定性一步。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两个赢家。当年入世，有人担心得要死，但我比最乐观的专家还要乐观，没想到后来现实比我的预测更乐观。这也带来一个难题：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捞了好处，那么你坐大以后，将如何改变这个格局呢？呵呵，我个人认为，中国到现在也不知道答案。“和平崛起”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在必须回答而又不知答案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一个缓兵之计。它是说给世界各国听的，当然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不管专家从中解读出多少伟大思想，反正我从中只解读出三句话。
中国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承认现行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中国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多极并存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一套国际秩序。三十年来，中国虽然受了不少鸟气，但总体来说，在这个秩序中还是得到了大发展。中国的第二句话是，中国表示，会继续遵守这个秩序。中国的第三句话是，中国承诺，即使自己将来强大了，也不准备颠覆和破坏这个秩序。总之，我说老美啊，你就放心吧！从这个角度理解，“和平崛起”这个提法，不是一个示威的提法，而是一个示好的提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向美国装熊，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对中国的崛起过度猜忌。
我这个观点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国在 2003 年先提出“和平崛起”，后来该提法又改成了“和平发展”。大家可能注意到，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没人会提“崛起”二字。有兄弟会问，为什么要改？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的战略思想的什么变化？我认为，这个提法的改变，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想变化。
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反复推敲，感到“崛起”两个字还是太硬梆梆了，担心老外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准确理解领会，误会了我们的一片苦心。
但是很可惜，八年过去了，这个提法没有消解国际上的警惕和敌意。美国、周边各国，基本都不相信中国真会和平崛起。
为了让大家看着不累，便于理解，下面，我以美国和中国为主角，导演一部香港帮会电影。电影场景是：深夜里，在一片废弃的工地上，两个穿风衣戴墨镜的男人——中国和美国见面了。
美国说：老二，这么晚约我出来，到底有什么事？中国说：大哥，闲话不多说，你也知道，这几年我在道上磕磕碰碰。别人就罢了，连你都不相信我！所以我约你出来说几句心里话。一，我华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谁不知道我是个最讲规矩的人；二，我以后还要在码头上混，我怎么会去坏了规矩？三，以后就算兄弟真的发达了，大哥还是大哥，道上的辈份不会乱的！美国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就算你这么想，环境比人强！人心会变的。你也看见了，苏东帮跟我斗了那么多年，他们内讧散伙的时候，我没有去趁机赶尽杀绝，也算仁至义尽。
可是怎么样呢？毛子干了两票石油生意，兜里有了几个钱，还不是一样狗改不了吃屎！
中国说：但是，大哥，我……美国说：不要说了！就算我信你，一帮小弟也不放心。这几年你翅膀越来越硬，小日、棒子、巴子、小菲他们几个一看见你就吓得尿裤！弄得帮里人心不稳。算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另外，欠你的钱我会还的，你不用担心。我们两个面子上要过得去，不要让弯月会、咖喱党的人看笑话。
中国说：那……好吧！
美国说：噢对了，你要管教一下二胖子。我一直给你面子，但你的马仔这么没规矩，让我这个大哥很不好做！电影演完。中国崛起面临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的。所以，和平崛起这套理论应用于国外，基本上还是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延续，但目前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 09:09 第 109
节 和平崛起 3前面两节，我想说明，中国正努力回答“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向何方”两大问题。应该说，这三十年来，我们通过不断参考猫咪和石头的意见，通过自己摔跤和观看别人摔跤，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正在由感性向理性、由片面向全面大步迈进。
第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基本上解决得差不多了。这三十年来，中国通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基本上搭建起了一个思想框架。
这些理论再加到一块，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兄弟们请注意，2007 年以前的官方提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种提法也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来越长，很考验肺活量。以后要是再有几代领导提出新理论，那么这个单子就一口气念不下来了。所以，2007 年“十七大”上进行了梳理，党的理论体系被概括为三大部分，一是老祖宗的理论，即马列主义。二是革命理论，即毛泽东思想。三是建设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江胡三代的理论成果全部装进第三部分。以后如果再有新成果，也可以装进去。这样一整理，就比较清楚了。
小平是改革的开山祖。他的理论是解决为什么要改革、怎么看待改革、怎么搞改革、改革的奋斗目标问题。江泽民面临国际上苏东解体、国内社会阶层分化的复杂局面，他的理论是回答执政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胡总上台时，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也叫中等收入陷阱，他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内容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认为，这套理论，虽然有些内容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有些内容还比较模糊，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总体来说，这些理论加到一块，已经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向何方”的问题，确实没有解。这个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解，而不是一般的解。
你说“和平崛起”，你说“战略三步走”，你说“全面小康社会”，你说“和谐社会”，这些都不错，但都不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理论水平的问题，而是实践水平的问题。因为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13 亿人的全面崛起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变，不可预知因素实在太多。在中国崛起以后，已主导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的地位将如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如何调整？人类使用能源的模式如何改变？亚太安全体系如何重建？中华文明如何处理同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目前，这些问题都无解。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一个文明若能崛起，必有一个坚实的文化价值体系支撑。例如，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和伦理纲常，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这些价值的凝聚力、感召力、说服力，构成了一个文明崛起过程中无坚不摧的核心力量。我相信，中国如果崛起，肯定是有价值有信仰的崛起，而不会是一种缺德的崛起。
中国崛起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明确了，其他问题也许就容易解决一些了。有的中国学者希望复兴传统价值体系，有的西方政治家希望中国能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其实，两者都不容易。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中央到民间，都在努力构建属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但这确实需要时间。
价值体系这个东西，并不是想建就建的。人类发展了几千年，成套的价值体系也就只有那么几个而已。文化价值体系的演进是个漫长过程。例如，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带来了儒学第二次大发展，从而确立了三教之首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对于外来佛教的系统回应。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宋朝，距离佛教传入的汉朝，已经一千年了，这个“系统回应”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啊？可见价值体系的演进之漫长。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 1840 年受到严重挑战后，一直处在自我调整之中。什么时候才能调整到位呢？不知道。
我没有结论，大家一起去思考吧。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我在佛前苦苦等了一千年。
第 110 节 问题驱动 1十年前，北京，黑夜，寒冬腊月，冷。我缩着脖子，一溜小跑，穿过一个大杂院。院里有两棵国槐，树之间横绑着一根竹竿，晾着几双长筒袜。袜子从竿上垂下来，冻得梆梆硬。我一头撞了上去，血当时就冒了出来。……多年以后，每当遇到逆境，我就摸着脑袋自勉：他妈的，只要环境冷到那个份上，连袜子都能产生战斗力，更何况人乎？前几节谈到，中国近三十年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一套理论体系，把“怎么发展”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仍然无解。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一个大背景。接下来，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另一个大背景。
我个人的观点是：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换一句话说，是救火式的改革，是逼上梁山式的改革，是被问题踹着屁股往前走的改革，是再不改革就要出乱子的改革。我认为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前和现在的许多社会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一些走势进行预判。
可能有兄弟不同意这个观点，下面，我展开论述。
在邓的时代，改革肯定是逼出来的，这个不用论证了。整体上，“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开除球籍的危险”；农业上，小岗村的农民分地单干，那是立了生死状的，连自己死了以后孩子由谁养都约定好了；工业上，引进外资搞开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到了江的时代，改革仍是逼出来的。不仅是国内在逼，更主要的是国际上在逼我们。十三年间，中国最大的改革莫过于融入全球化体系，这个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这个决定很难很难。中国犹豫了三年。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比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两口子都被毙了。
这对于中国决策层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时，无数的外国专家和名人，都在热心地帮中国读秒：“一、二、三，崩溃！一、二、三，崩溃！”（这不是他们的原话，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在许多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看来，改革搞了十多年，确实进退两难，关起门退回去肯定是等死，继续改下去很有可能是找死。所以当年小平南巡，是很震撼的，有点像武侠电影里面的场面：几个兄弟被一大群敌人包围在破庙里，眼看敌人就要攻进来了，索性拔刀踹开门杀了出去。这个勇气可嘉。到了 2002 年，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任曾培炎评价了一句：“此前十三年堪称盛世。”这也算是对迎难而上的历史回报吧，富贵险中求，繁荣和发展也要险中求啊。
近年来，主要是 2000 年以后，许多专家整天在强调说，现在到了深水区啊，现在可摸不着石头啊，要整体推进啊，要“顶层设计”啊。但是，很遗憾，据我观察，一部分改革工作内容有所谋划的，但在主流上，仍然处在问题驱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大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和谐社会”的提法最早见于高层讲话，是在2004 年。科学发展的提法出现得要更早一些。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一系列震惊国内外的负面事件。集中在国企下岗、征地拆迁、工程移民、环境污染、生产事故、食品安全等方面。
这些年，国内报纸天天都有，央视也在不断曝光，最近全国还在围剿地沟油呢，我就不再多说了。
近日出版的《朱容基讲话实录》第四卷，朱老板对当时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的大庆油田因分流富余人员而引发的上访事件。大家知道，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一面旗帜，大庆工人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以，当时这类事件势必引起上层的高度重视和反思。后来，在和谐社会理论中，围绕谁来承担改革成本、谁来享受改革成果的内容，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这是高层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回答。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被逼到份上以后，智力和能力都是超级厉害，让全世界惊叹不已。同时咱们也有一个突出缺点，就是有些时候（当然也不是全部时候），理论上可以避免被逼的，可偏要让自己落到被逼，然后再去创造奇迹，华丽丽地纵身跳过墙头。
十年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愤青。当时，我对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意见大了去了。当时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时间，应该是 1992 年以后的那几年。那几年里，思想理论上，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导向；现实中，许多行业的市场还处在卖方市场，竞争并不激烈，企业日子还比较好过。如果当时开始推行产权改制，许多国企的资产变现以后，足以妥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
然而政府就是不改。只要能不出事儿，只要还有口饭吃，就回避矛盾，先拖着。这么拖、拖、拖，一直拖到 1998 年朱老板当总理，他发现这时候不改真的不行了。因为大家吃不上饭了。可是，这时候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机。国际上闹金融危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改了制也不一定能活出来。
更糟的是，这时企业资产已经被搞光了，不管是亏损掉的也好，吃喝掉的也好，为发工资变卖掉的也好，被贪污掉的也好，总之，反正是资产没有了。有的企业资产还是负的，因为资不抵债，就搞债转股。银行叫苦不迭，放贷放成股东了，只好盼着国家来剥离。但是，能挤进债转股盘子的幸运企业能有几个？多数企业活不出来，又死不掉，安置职工，钱从何来呀？
不改不行，改又没法改，这真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国企脱困那几年，全国各地，被职工包围频率最高的领导，就是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县上干这个夯活，成天给上访职工解释政策，被啐在脸上，就跑到卫生间洗洗，再跑出来接着解释。当时干部中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前世做了孽，今世管工业！”一些经济人士也报怨改晚了，有人还报怨说，要是老朱早当五年总理就好了。
但是，这十多年来，我根据亲身经历，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如果提前推开，也许根本改不动。
在九十年代初期，实际上国内也有过产权改革，特别是山东诸城的“陈卖光”。但是，从全国整体而言，把竞争领域的国企（主要是地方国企）卖了，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极大。虽说这个时候卖掉，卖出来的钱可以安置职工，对职工更有好处，但职工并不买账。因为只要还有饭吃，只要没有山穷水尽，许多职工根本不愿意接受改革，特别是不愿失去国企职工身份。
他们势必产生强烈反弹。
这是一个极为无奈的事实：企业条件越好的，越能开出较高补偿条件的，反而越改不动。企业条件越差的，越不能给出任何补偿的，反而越容易改。《朱容基讲话实录》中说， 2002年石油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费用，每人平均是 16万元左右。结果还改出了乱子。相反，我在西部某地曾目睹过一次县属企业散伙。当时，这个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停产多年，职工没有领到过任何生活费。最终县里研究决定，为他们解决以前拖欠的养老保险，之后的要自己续交，另外每人补偿三四千元，就撤底了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没有太多的话，开了会，领了钱，大家一起到街上吃了顿面条，男人在抽烟，女人在抹泪，吃完，各自走人。长期停产本身最有说服力，人们已经不报希望，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
前面提到的那个管工业的朋友，有一次我们争论改革的问题。他突然问我：“如果绳子上的死疙瘩解不开，你怎么办？”我说：“用剪刀！”他摇头：“你用剪刀，把绳子弄断了，你能负责吗？上面谁敢批准你用剪刀？”我说：“哪怎么办？”他说：“你可以不去管它，过几年绳子沤烂了，疙瘩自然就不存在了。”中国的改革很复杂。许多问题，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是另一回事。让时间来解决问题，肯定不是最优解，但有的时候它是唯一的可行解。在操作层面上，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模式，也许是唯一的可行解。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 09:50 第
111 节 问题驱动 2 我这个人平时说话，总喜欢用“中
国”、“人类”、“世界”、“文化”、“社会”等名词儿为主语进行造句。有个哥们警告说，你站得太高，小心容易遭雷击！我告诉他，我认为，遭雷击的表面原因是站得太高，根本原因是站得还不够高—— 你站在所有云层之上，永远不会遭雷击！他当场被我的诡辩给雷闷了哈。
这几节，我试图在站在云层之上，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进行某种总体性概括。然后再以此为背景，探讨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问题驱动式的改革，不仅是在国企方面，在许多领域都是一样的。对这个模式，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
在许多时候，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我们多数人不可能深谋远虑，普通百姓都是求稳怕变的。大家不碰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戴孝帽子不哭爹，一步步走向无路可走的过程，就是一步步统一思想的过程，到了最后一步，不用理论家们来上课，也不用书记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大家都会一致说：此路不通，掉头！这种问题驱动式改革，看似没有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上却包含着某种政治智慧。在中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国际环境险恶、国内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政府会更倾向于做出这种选择，见招拆招，而不是主动出击。这种方式，提高了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同时降低了改革的社会风险。但是，它也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问题。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改革的违规性。一个是改革的短期性。这两个问题都好理解，我就简单说说。
所谓违规性，它的发生原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那么，在问题变得很严重之前，我们是不会提前主动去解决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是不合理的体制、法规、政策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提前主动去触动问题背后的这些东西。所以，当问题严重了，必须要解决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这个时候，造成问题的体制、法规、政策仍然存在，而且在法律上仍然有效。所以，改革措施本身，往往是违法违规的。
通过改革的成功，这些改革措施得到认可，成为新的政策法规。但是，政策法规都是自颁布之日起生效的，你不可能往前倒追。所以，当年的改革措施，永远都是违法违规的。这就造成了改革者身上的“原罪”。再加上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调整，不可能不得罪人，这麻烦就大了。改革者外有仇人，内有“原罪”，小辫挺多，所以死得很惨。大家可以看看，三十年来，中国有多少改革先行者被“拍死在沙滩上”？这是改革自身模式造成的。这也使得一些人不愿改革、不敢改革。
接着说改革的短期性。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喝酒，他在省委政策研究机构工作。我向他摆出了我的思考：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是旧体制、旧政策。那么，今天我们改革的对象，有几条是 1979 年以前的？几乎没有！今天我们的改革对象，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台的东西，甚至是 2000 年以后才出台的东西。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改革本身又是改革的对象，改革同时又为下一步改革制造对象？如此循环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要改到哪一天为止？如果一定要给这场改革设定一个期限，你是不是希望是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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