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短期性的问题。这也好理解。问题驱动式的改革，都是问题临头了，火烧眉毛了，改革往往集中于解决眼前问题，而忽略了政策的长期性、全局性、普遍适用性。所以，我们的政策变化太快，政策的连续性太差。今天“有水快流” 鼓励发展，县长来给私营小煤矿剪彩；明天调整产业结构，关井压产，县长又带着一帮人来炸封井口。这个弄法，人家不骂你政府才怪。
上面就是我的关于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观点。准确地说，我认为，改革总体而言是问题驱动式，也不是说每条改革、每项改革必然都是被问题驱动出来的。
前面提到了问题驱动式改革模式存在的两个问题，即短期性和违规性。其实，那两个问题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是——“问题”是什么？我不是在搞文字游戏。我的意思是，既然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就需要我们来认定：那些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需要尽快改革的。凭什么标准来认定呢？没有明文规定。一个常用标准就是，再不改革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就要优先改革。讲到这里，许多兄弟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对于一个问题而言，它实际上的严重性，与人们感觉到严重性，有时并不一致。
近年来，在征地拆迁中，有人总结出一条斗争经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典型的问题驱动式工作思路的弊端。社会群体反映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那些叫得响、吼得凶、闹得大的行业、集团、阶层和个人，往往能够引起更多的重视，从而优先享受到改革的好处。
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不规范的情况下，更加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不管中国外国，改革都是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一场利益变化。这种变化，如果有规矩就是利益调整，如果没规矩就是利益群殴。中国呢，说是利益群殴可能太刻薄了一点，我们姑且说是利益调整吧。随着改革进入而立之年，越来越多的社会集团都累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动不动就给你来个供气供油不足，让加油站排队排出几里地。司机和市民怨声载道，媒体聚焦报道，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好了，“严重问题”形成了，大家快解决吧，请国家发展委下一个通知：涨价。又比如，早已经过时的国家食盐专营体制，早就该改革了，但这帮家伙硬是拼命强调碘缺乏症问题的严重性，把这场改革往后拖了十来年，把食盐生产企业害得够呛。近年来，金融、证券、保险、电力、房地产等行业，借题发挥呼悠国务院的水平不断见长，他们必要时还能请来几个外援配合配合。
中国改革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是什么？是九亿农民问题。
然而，他们偏偏又是沉默的大多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一定要找出最大的工作偏差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农民关注不足。我说这几句话，估计国务院几任总理听了比窦娥都冤，都要拿砖拍我了。
不错，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总理为此睡不着觉。
有几年的开年一号文件都是说农业的。但是，无论历史经验也好，改革以来的实践也好，都证明了一个钢铁般的定律：利益是自己争的，不是别人给的。在问题驱动式的改革盘子里，不管中央怎么喊农民重要，当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在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操作中，农民利益往往要给别人让路。
有必要补充一句。我说，某些利益集团在呼悠国务院。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利益集团呼悠国会和政府的水平更高。他们叫“政治游说”。我的主要意思，不是想批评那些呼悠者，而是想强调：要真正落实胡总的“统筹兼顾”，中国各阶层需要拥有平等的呼悠权力和呼悠能力。而农民缺这个。
前面几节，把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览了一下。就是：一，基本解决了发展思路问题；二，大方向明确，但拿不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三，问题驱动式改革。这算是大背景吧。在云层之上的总体观点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就顺势进入具体领域吧：大包干。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 10:12 第 112
节 大包干下面探讨具体领域。我们这样探讨：比如说到农业，就把1979 年到 2011 年的情况拉通了说完。大家清楚的历史过程不多讲，只探讨问题。
中国改革，起于农村，安徽小岗村开始大包干，是让穷给逼出来的。官方报纸文章说，当时，省委书记万里下乡，看见一个农民家庭，三个女人，都没裤子穿，不敢出门。万里当时说，我们对不起农民！皖北，历史上是凤阳、颍州、泗州的地盘，人多地少，外加黄河夺淮，“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成了丐帮兄弟的故乡。其实，皖北矿产丰富，水路很便利，新中国建设了淮南、淮北两个工业基地，又靠河运和铁路崛起了一个重镇蚌埠。我觉得，与华北平原的其他农业区相比，皖北在建国后的发展算是快的，也不至于穷到那个程度啊！直到现在，虽然还有牛群去挂职扶贫，那里的农村还是没有富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有了解情况的兄弟，请帮助分析一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是什么样的？前面许多贴子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是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被强力改造但不太成功；人民公社组织；土地集体所有；以农补工造成普遍贫困；户籍制栓人。等等。我根据自己体验，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个物质欲望已被充分激发、但又无法满足的社会。
人的物质欲望这个东西，始终客观存在。它一旦被激发，就像原子能一样，如果在反应堆控制下有序释放，就能造福社会，如果在武器中无控制释放，就能催毁社会。激发程度不一样，控制程度不一样，所以人和人不一样，贫穷和“贫穷感”是两码事。有人住在小山村：“白馍蘸红糖，毛主席当年就吃这个，咱还想个啥？”也有人开着奔驰、住着别墅： “都快四十的人了，连个游艇都买不起，不好意思见朋友，这两周没敢去高尔夫……”不知兄弟们有没有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小说？茅盾文学奖哈。路遥就是陕西农村出来的，他的小说完全写实。我觉得他的小说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欲望。当时的农村，通过政治运动，通过普及初等教育，通过收音机和电影，通过现代交通体系，通过上学当兵，已不再封闭。即使在最落后的小县，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县属学校医院等事业机构、国有和集体企业，也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不少改变命运的岗位。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代表了当时农村青年真实的想法。当时的农村，至少在年轻人中，满足于白馍蘸红糖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盼着走出去，盼着富起来，盼着过上更幸福生活。
正是这种物质欲望，催生了大包干、乡镇企业、民工潮。
同时，欲望决堤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就在离小岗村不远的阜阳，近年就冒出一连串负面新闻，比如劣质奶粉之类，搞的阜阳的兄弟出门都不好意思了。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才是推动中国崛起的力量之源。当年，老毛正视了农民“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才赢得了革命胜利。当年，以集体觉悟去替代利益需求，才造成了人民公社的式微。改革年代，对于社会物质欲望，怎么去顺应而不是压制，管理而不是放纵，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执政课题。
2002 年，十六大，江总做工作报告。以前这种重要的报告，最后一句都是“为某某主义而奋斗”、“为某某目标而努力”之类的话，再加几个感叹号。这次，即将离任的江总，最后一句喊出了“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这句话真把我感动了。是啊，老百姓跟着你共产党，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如果老婆孩子吃不饱，什么主义都是放狗屁。能把“幸福生活”放在这个地方喊出来，改革有希望。
扯远了，回到农村。要论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我认为可以划为成三个不同时期。为了方便论述，本贴子给它们取名为 A 阶段、B 阶段、C 阶段吧。我来简单描述一下，把这三十年风雨一笔带过。
A 阶段：1979 年至 1992 年。
标志：大包干、乡镇企业、大邱庄、万元户。
对于集体化，争议很大。有人说它释放了生产力，战天斗地，干成了无数前人干不成的事。有人说它阻碍了生产力，还破坏了生态环境。当年听说要搞集体化了，农民砍掉自家的林子，卖钱花光，杀了还没长成的小猪，一顿吃光。人人都想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好去共别人的产。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是到了后期，人民公社确实积弊丛生，主要体现为阻碍生产力了。“大包干”是对的。
我的一个领导生于甘肃，十七岁上大学之前一直吃玉米饼子。我们现在搞宴会或接待客人，只要他参加，那就不能点“粗粮拼盘”之类的菜。他一看到就生气，这辈子实在吃够了，认为我们在虐待他。“大包干”解决了困挠中国人两千年的吃饭问题，这个功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大包干也使农民流动成为可能。人们不用挣工分了，自己的田，一个劳力能种完，另外的劳力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实际情况是，农村“半劳力”即老人成了种田主力，青壮年大量外流。虽然八十年代城市仍然用粮票，但对自由市场不再严格控制，只要有钱就不愁没粮吃。
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九十年代以后那种民工潮。原因：当时外资企业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四个特区，雇人有限。
私营企业还处于家庭作坊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叫“自雇劳动”，雇佣有限。城市服务业还处于个体户、跑单帮的阶段，倒爷们亲自扛包挤火车，也雇不了几个人。所以，农民流动主要就近，到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政府不愿管理太多流动人口，流来流去的看着眼晕，所以也大力提倡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近打工。
总之，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邱庄禹作敏评价说：毛主席折腾农民，邓小平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当时的人们认为，农业繁荣是大包干释放生产力的效应。
这个观点不错，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处于短缺经济。直到九十年代瓜瓜果果都卖不出去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原因的存在。
在 A 阶段，农产品基本不愁销路。中国多次爆发震动国务院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烤烟大战”等。各级各地企业以及大群的合法贩子和非法贩子，下乡收购，抬高物价，争抢原料。有些省市县为了保护本地企业，一到收销季节，就沿路设卡，重兵以待，堵截外来收购车辆。为了抢到货，有的贩子连鸟枪和砍刀都用上了，引发了许多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事件。有的乡镇领导，守土不力，本乡农产品竟被外地企业拉跑了，结果被批评处理。
概括而言，A 阶段，中国农民过着相对幸福的生活。卖方市场为农民带来了收入。城乡差距在缩小。“万元户”让城里人都羡慕极了。当时报上登过“大学生嫁给万元户”的佳话。
同样由于卖方市场，许多乡镇和村社办的小厂活得有滋有味，虽然产品质量低劣。这样又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到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买方市场后，这些小厂中的绝大部分——也许 98%以上，倒在了市场竞争车轮之下。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日期:2011-11-2710:28第113节民工大潮
继续！
B 阶段：1992 年至 2002 年。
标志：民工潮、华西村、李昌平、退耕还林。
往下面我写了一千字，自己又删掉了，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事，没必要再多啰嗦。概括来说，1992 年，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1990 年代中期，全国已经基本形成买方市场。这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最难的十年。农产品卖不出去，乡镇和村办企业又倒掉，碰巧这时广东、浙江和江苏的出口加工企业起飞。一个推力，一个拉力，农民工大潮形成。
记得 1999 年，一个朋友对我说，中国可能要乱！我忙问其故，他说，从历代治乱循环特点看，乱之前的三大征兆：一是捐税太重，种田亏本，农田大量抛荒。二是流民遍天下。
三是基层政权瓦解。当官僚贵族队伍太大，社会财力不足以养时，就会出现分化，当然先从基层开刀。比如，李自成就是体制内的基层邮递员，因为财政紧张，被下岗分流。这第三个征兆很重要，因为流民再多，也是乌合之众，总要有人领导才行。
基层政权一瓦解，为他们配强了领导班子。
这家伙说得头头是道，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反正后来，我在吴思的《潜规则》看到过类似观点。当时，虽然章家敦的大作还没问世，但国际上一直有中国崩溃论。所以朋友这个话还真把我吓了一跳。我一想，还真像是这么回事。
我们来与现实对照一下。
第一，土地抛荒。当时，一方面农产品卖难，粮贱伤农，另一方面“三提五统”一直存在，还常有额外的集资摊派，农民不堪重负。种田赔本，抛荒现象自然严重。我曾下乡出差，发现有的生产条件不好的山村，当时有一半的地撂荒了。
第二，流民。对于流动人口数量，咱们中国从来就没搞清楚。我见过很多版本的数据，中间能相差一个英国的人口。
本贴采用一个笼统数字吧：1992 年至 2002 年，在 5000 万至1亿人之间；2002年以后，在1亿至2亿人之间。
第三，基层政权。当时，财政分灶吃饭。乡镇企业垮台、农金会清算以后，乡镇政府除了农业税，基本没收入。还要先保证教师工资。在内陆地区，乡镇普遍负债累累。有的乡镇，按当时收入，不吃不喝，五十年都还不清。有的乡镇，工资拖欠两三年不发。书记和乡长还好点，毕竟有一点公款消费和灰色收入。一般干部可挺不住啊，人家指望工资养家糊口啊。没有收入，看不到希望，还经常受债主鸟气，有些人一怒之下，挂冠而去，跑到广东打工去了。
我思考了好几天，又给那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要宽心，中国乱不了。理由是，当时和历史有两个不同。第一，历史上，是因为缺粮而抛荒，出现流民，（因为天灾生产不出来，或者因为苛捐不够交纳），而现在是因为缺钱而抛荒流动。农民并不缺粮，只是卖不起价而已。二是古代流民没有足够的社会岗位吸纳，现在流动人口都在打工，基本有岗位。我的结论是，无论留在农村，还是流入城市，农民至少都不存在挨饿的问题。
所以乱不了。
平心而论，当时的农村，虽然还远远不致于出大乱子，但确实很困难，用“水深火热”形容不为过。李昌平给朱容基总理的信中疾呼：“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 成了一句时代名言。
朱容基总理做出了回应。其办法，一个是农村税费改革，二是退耕还林，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在清理“农金会”等大事中努力保护农民利益。他老人家也算尽力了。当时中国财力很有限，而且正在进行国企脱困的三年攻艰，这些事也很花钱。工人阶级有力量，在问题驱动式的改革中，更倾向于优先解决国企问题。直到 2002 年以后，国家财力喷发式增长，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税费问题才成为可能。
C 阶段：2002 年至今。
标志：民工荒、废除农业税、新农村建设。如果要说
2000 年以后这 11 年间，中国有什么大事件最让我惊喜，
那就是“民工荒”。加入世贸、超过英法德日、办奥运
会，这些喜事都在预料之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民
工荒真出乎我的预料。
记得我参加过一个课题组，调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情况。
当时跑了北京、上海、重庆、山东、四川。我发现，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一月 500 元左右这种工资水平，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被天量的劳动力供给压着不动，一直延续到了 2000 年左右。中间这是一代人的时间啊。所以，重庆民工中流传着一句话：“老子五百儿五百”。新一代民工出来打工，工资跟他爹当年一样，你说可悲不可悲。
当时，我总结了中国两大经济奇观：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二十年，工资却在 500 元上纹丝不动；二是经济连续 8%以上高增长，股市却在 2000 点上纹丝不动。（所谓七年熊市啊，神奇的中国股市）。这他妈的绝对堪称世界经济史的一大奇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产业升级乏力。当时，只要是个经济学家都看出问题来了。产业升级这个东西吧，必须得靠形势来逼。要是哪个国家宣称，产业升级是靠政府英明规划出来的（比如新加坡的老李），纯属扯秧。我认为，虽然政府的产业政策非常重要，但产业升级 90%以上的原因和动力，来自劳动力、土地、能源、原材料、利率、汇率的压力。美国、日本、四小龙，当年都是这个路子。虽然有个别企业很有长远眼光，但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升级风险很大，只要能继续赚钱，谁去找死。只有当不升级的死亡概率超过了升级的风险，大量企业才会想办法去升级。各国都一样。而中国的大麻烦在于，人太多。要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不仅直接影响升级，还会对其他要素产生替代。比如机器长价，我就少用机器多用人，这样一弄，劳动更密集，产业还降级了。
我当时绝望地认为，有九亿农民的中国，初级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应，一时半会的看不到头！真的没有想到啊，没两年，民工荒竟然爆发了！靠！这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用脚说话，通过市场来调节不合理的劳动力价格啊。历史再次证明：第一，中国农民了不起！第二，谁也指望不上，农民的利益说到底还得靠自己去捍卫。看着广州火车站、杭州火车站举着涨工资的牌子招工的那一大群老板，我很欣慰啊，你们也有今天啊。我还以为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呢！
虽然一些地方领导愁得不行，如临大敌，（他到底代表谁的根本利益啊），虽然有个记者断言“民工荒只值五百块”，也就是说涨点工资人就来了。但我坚信，“民工荒”的意义不止于此。它和近十年来出现的土地涨价、原油价格波动、原料紧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一起，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在此先打住。以后我会专门探讨产业升级问题。
目前，国内普通民工月工资 2000 至 3000 元。有一定技术的人，比如熟练木工、熟练瓦匠，一个月可以挣 4000 至 5000元。“民工荒只值 500 元”的论调已经彻底破产了！我长驻新加坡，所以国内的家里雇了个保姆，每月 2000 元。加上管吃管住，用工成本大约 2600 元，相当于我自己收入的一半。仅管压力不小，我仍然高兴看到打工者的收入增加。我坚信，对九亿人有好处的事，就是中国的喜事。
在 C 阶段，除了民工荒以外，中国三农还有几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2000 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鉴于农民负担过重，中国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收革。当时我就不看好这个改革。历史证明多次，这个弄法不球行。农村有句话，叫“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前面什么地方好像已引用过）。这里的一税是指正常税收，二税三税是指杂七杂八的东西，古代叫“捐”之类，现在叫乱收费、乱集资。
自古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原理，大致总结如下：首先，要承认，税外的那些东西，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所以，先甄别，把不合理的废掉。然后，把合理的纳入正常税收的范围之内。最后，公布新税制。同时，还要严重声明，新税已把该收的都包括了，税外严禁再收费了，哪个再敢收费，插他老木、泼他硫酸、死他全家、踢他小底迪！但是，实践证明，过不了多少年，新税之外又冒出了无数的形形色色的捐和费。于是，再搞一次税费改革，再承认，再甄别，再纳入，再公布，再声明，再严禁，再踢他小底迪。如此循环，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农民承受不住了，“霹雳一声暴动”。明朝张居正同志的“一条鞭法”，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
在 C 时期，国家财力突然崛起。其原因，往小里说，得益于此前五年朱老板攻坚破难，一系列改革效益释放出来了。
往大里说，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家力量，此时进入发力期。全国财政收入，2003 年突破二万亿，到 2010 年突破八万亿，只用了短短八年。此时，曾经是国家财政重中之重的农业税，在全国财政总盘子里的比重，下降到了 1% 左右（具体数字记不清了）。2006 年第一天，《农业税条例》废止！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时代宣告终结。
废除农业税，也挽救了不太可能成功的税费改革。此前进行的税费改革自然终结。像一篇没有写完的 WORD 文档，直接被另一篇更好的 WORD 文档覆盖掉了。
农业税的废止，宣告了新时代的开始。城市和工业再也不需要小农输血，开始全面反哺。废止农业税以来的五年，中国农民得到的实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加起来都多。“新农村建设”战略得到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城市一体化试点全面启动。低保体系、养老体系、医保体系向农民全面扩张，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正在加速形成。种粮、种棉、化肥、农膜、良种均得到财政补贴。以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为突破口，国家用财政补贴的形式启动农村消费。
一方面，形势大好，前途光明。可是，在另一方面看，农村的问题仍然深层而尖锐，许多问题已经难以回避。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13:37 第 114
节 农村人生前面回顾了一下三十年农村经济的大致脉络。因为我们探讨经济和文化，一些政治类的大事，如基层民主选举，就没提到。窥豹、苏灿等几个兄弟谈到了农村生活经历。我生于城市，没有长期在农村生活过。但我从小常常下乡，所以对南方和北方的农村都不陌生。
说到农村，想到了我的二姨。她 1956 年生，1997 年因癌症去世，一辈子生活在北方的农村。她从 20 来岁到去世，恰是改革 30 年。她这辈子就是一部微缩历史，我在思考农村问题的时候，经常都会想起她。
她是女强人，小学文化，不怕苦，不怕事，很聪明。八十年代初，她在村上办起“代销点”，就是从乡供销社进货的私营小商店。当时是村上唯一。由此，她成了村上最先富起来的人。记得我下乡，村上还没通电，晚上在院里吃饭，她就把手电筒吊在枣树上照明。这可够奢侈的，相当于现在的富人专用进口矿泉水来煮饭，呵呵。
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后期，村上冒出了许多商店，五步一岗，三步一哨，卖东西可就难了。二姨就让姥姥守着旧店，自己跑到村头公路边又开了一家新店，好占地利。如果有应季的货，比如春耕时卖化肥，她还租车走村串乡。
九十年代初，村里兴养殖。家家养鸡。村里的生活环境很快恶劣到极点。我下乡，远看一张黑桌子，走近了，苍蝇“轰”地飞开，才发现原来是张白桌子。有人说，打个哈欠都要捂嘴，不然有苍蝇误打误撞进去。当时二姨也养鸡。后来乡里规划，把鸡场迁到村外，以改善环境。大家集了资，把鸡舍统一建好，可这时鸡蛋又卖不动了，于是鸡舍改搞食用菌，菌子也卖不动，臭在村外水沟里，大家亏了不少钱。
这三十年，农民对财富的渴望，或者说物质欲望，被充分激发。记得我下乡，别人给我介绍某人，一般是这样的三句：“他叫某某，在某地做生意或打工，估计他有多少钱。” 人们春节回乡聚首，满桌的人都在讲钱。到广东招工能挣钱，到江苏贩时装能挣钱，到宁夏修浮桥能挣钱，到青海修公路能挣钱，到黑龙江贩木头能挣钱，到新疆承包棉田能挣钱，到西藏卖旅游纪念品能挣钱。从初夕到十五，从午饭到晚饭，除了讲钱，还是讲钱。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挣钱的机会很少，由于教育落后，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能力很弱。诚实劳动，能挣几个钱啊。不诚实发财的，倒是比比皆是。电视上尽是香车美女和高档饭店，电视里的帅哥坐在奔驰车里打着手机：“那五千万美元我马上打过来……”市场大潮冲击下，在北方农村，乡亲观念越来越弱，道德标准越来越低。有钱才最重要，能骗才是本事，人人都想轻易发横财，种田的被看不起，老实的人娶不到媳妇。九十年代，为了竞争，二姨的商店赊出去不少货。有的人有钱也不还，有的账一拖十多年。直到她最后患了癌症，以治病名义去讨要，一些同家同姓的乡亲，一些从小长大的朋友，仍然拒不还账。一些账，永远也没有收回来。
二姨去世前，“新农合”还有没铺开，当时她有两件事比较担心。一是医药费。二就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
对于没权没势的中国人而言，改变命运最可靠的办法是读书。
然而，这三十年中，与经济进步相比，农村教育没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 2000 年以前，由于拖欠教师工资，有的学校教育质量下降，有的学校还垮了。学校不行，再加上二姨自己文化不高，管理不严，表弟成绩一塌糊涂。小学没毕业，靠花钱上了技校，毕业后，托关系进了国企。几年后，企业垮了，买断走人。虽然村里留了地，但他们这代人，完全不会种地，根本不想种地。于是，在城里漂着。登三轮去卖小吃。挣的钱，除了生活，续了社保，所剩无几。条件比他强的，当然不嫁他。
后来娶了一个经济条件比他还惨的。不结婚还好，一结婚日子更不好过。这个条件怎么养活孩子？偏偏又怀上了。这个生活是长久之计吗？二姨怀着深深的不放心离开了人间。她与祖祖辈辈一起，埋在了村外黄土之中。坟头东南三十里，黄河无语，滚滚东去。
……前面我一直在回忆。由于在人的感官世界里，痛觉总是优先，所以一想，先想到了许多不爽的事。平静下来仔细想想，也有一些好事。
过去三十年，二姨所在的那个村子，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家家有粮有肉。所有的房子都变成了红砖水泥房。
2000 年以后新盖的都贴上了瓷砖，外面看不到砖块了。八十年代初我下乡时常见的那些土房，已经一间都没有了。家家有彩电和冰箱，青壮年人都有手机。
今年春节时，我下乡一调查，村里家家都有农用三轮或者摩托车。现在的加长版的农用三轮车很厉害，售价七八千元，就跟一辆小卡车一样长，就是少一个轮子。能拉人，能载货，能犁田，还能带动抽水机浇地。缺点是出事太多，去年还翻车死了个人。所以交警老罚他们。如果摩托和三轮不算家用汽车，那么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估计二到三成，正式成了有车一族。比如，二手的旧长安面包车，售价不到两万，一辆新的奇瑞旗云，也就是五六万，农户买得起。中国的农民家家都烧汽油，你说国际上油价能不长吗？村里富人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了村头加油站的老板。他眼光独，干得早。这几年再有人想开加油站，不好获得批准了。 2000 年以后，村小学和乡中学都翻了新、盖了楼。近几年，教师工资由县财政直接打卡，所以教师成了县里的热门岗位。教育水平提高很快。缺点是有一批没获转正的民办教师还在不断上访。2000 年以后，高校扩招，村里念大学的孩子每年急增。以前，村里人能扮着手指算出史上出过几个大学生，2000 年以后没人算了，算不过来了。但是，有几个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固定工作，在省城漂着，不断要求家里汇钱。村民都说，现在大学生不值钱了！
近几年，新农合推开，村民治病有了初步保障。虽然与城市还有差距。二姨 2007 年去世时，没有地方报销医药费。
三姨今年生病，我打电话一问，她 9 月份动手术，花了八千多元，通过农村大病统筹，报销 70%以上。
算了，不回忆了。虽说一滴水能反映太阳光，但水太多了也不好，就真成了灌水了。我们继续，探讨一下上面这个村子反映出来的普遍性问题。第115节水井与道德
现在，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探讨农民组织化问题。——呵呵，我口气好大啊。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写几十本书。我又不是专家，研究不深不透，却又感兴趣，就算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吧。
前贴谈到，1911 年清王朝被撂翻以后，在中国，这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开始出现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村
支部”的基层政权体系建立（1958 年以后叫人民公社），取代了农村宗法体系。此后，基层伦理型社会急剧演变，农
民被纳入了人民公社组织网络。从 1979 年开始，公社逐步解体，权力被乡镇政府继承。2000 年以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加上农业税废除，对农民的经济组织职能基本消失。
从上述路径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不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逆组织化过程。到 2000 年以后，基本恢复了原子化小农状态。（当然，其中也有一个组织化过程 ——就是上亿农民工进城，成为有组织的产业工人，这另当别论，留待城市化问题去探讨。）
从解放到 1979 年间，在农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抓得比较紧。从表面看，延续千年的宗法体制已经被完全取代。其实不然。我以前看到这样一篇论文，观点新颖。
它是论自来水与农村道德滑坡之关系。据作者调查，在中国某地乡村，通了自来水的村子，人们道德滑坡比没通自来水的村子严重。究其原因，自古以来，水井是农村的舆论中心。人们到水井边洗衣、打水，容易相互碰面。于是，井边就辟有休息之地，人们可以在洗衣、打水之余谈天说地。我想，所谓“市井”一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伦理型社会的乡村，国家政权力量很少进入。所以，伦理教化和社会舆论，是协调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有人虐待父母、打骂老婆、懒隋好赌，都会成为人们在水井边谈论和指责的对象。谈的久了，族内长者们也许还要联合采取点什么行动。这样，以水井为中心，形成了农村社会舆论监督阵地。在古代，这种舆论还相当厉害，唾沫星子淹死人，甚至逼得某些人难以立足，远走它乡。
然而，自来水管网铺进来后，村民们再也不用水井。水井慢慢荒弃，最终被填平。农村社会中失去了这样一个舆论中心，又没新的力量和新的机制填补，对于不道德行为的舆论压力减弱了，社会监督也减弱了。这个论点，不见得 100% 能完全解释问题。但有一定的道理。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一个视角，一种思路。
这两天，广东汽车轧女童的事，在网上沸沸扬扬。我认为，“道德崩溃论”言过其实了。若这算是崩溃，那也不是今天才崩溃的，早崩了很久了。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二姨讨要欠账的问题。实际上，前些年北方许多农村都是赖账成风，这几年稍好，但还有不少。当然了，放眼中国，连政府欠账都不肯还（特别是乡镇负债），我们又何必站在道德高度去苛求农民呢？社会行为规范，包括法律和道德两个体系。法律解决“下要保底”问题，让人不作恶；道德解决“上不封顶”问题，劝人向善。所以，道德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软约束，是导向。它的形成与稳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他的背后，还需要一整套形而上的思想理伦体系作为基础。可以说，道德是文明的产物。
中国自 1840 年以来就一直处于转型期。这是一个原发性巨大文明体系的自我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之中，我们中国人，在引进西方价值观念、接受苏联式价值观念、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三者之间，反复摇动，前思后想，左顾右盼，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前面我刚提到过，关于中国崛起背后的价值问题，无解。）
第 116 节 泛行政化刚才出去上街散步，浑身汗透，洗个澡，舒服呀。新加坡这个鬼地方，长年酷暑，热死人，根本不适合户外运动。在新加坡，唯一不热的户外运动是游泳，推荐！可惜我只会狗刨，游得巨慢，占着泳道挡路。下水一游，身后总有几个高手不耐烦地漂着。所以本人享有“水上活塞”之美誉。重要的是，可以在煅炼的同时一饱眼福，比如有一次吧……又扯远了，我们还是接着说说农村社会结构问题吧。城市和农村放在一块说了。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分化严重，传统的“工农商学兵”概括不下了。1999 年，李铁映同志指示社科院去研究研究。
专家一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详情，请看陆学艺的那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 年出版的。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我就不讲了，网上有电子版。这里我汇报一下个人的一点思考。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总体来说是向好的。这个要肯定。社会结构多元化，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比如，江苏台《非诚勿扰》征婚的那些孤男寡女，职业有什么心理咨询师、网店店主、自由摄影师、造型顾问、模特、专栏撰稿人、女仆主题餐厅营业员。我妈说，这也叫工作啊？会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啊？但看上去他们脸无菜色，个个活得挺滋润的。这种社会的多元结构，比“千军万马挤当官”可强多了。在农村，居民收入也在多元化，农业收入逐年下降，家住农村却五谷不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中国社会结构有两个不好的倾向。这两个倾向都很宏大，又没有学名，我想了很久，就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字，一个倾向是“泛行政化”，另一个倾向是“泛原子化”。下面，我来一一探讨。
什么是“泛行政化”呢？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学界，一直有关于“强政府”与“弱政府”之争。争论背后，是对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理解不同。
在苏东巨变以后，中国走向市场化，整个九十年代里，“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市场”等提法不绝于耳。这些理论当然有一定道理。但由于中国历史和现实因素，到今天也没形成小政府，仍然是强政府和大政府。这个世界，凡事都有辨证法。2000 年以后的世界局势出现了逆转。要刺激经济，要控制金融风险，要对付恐怖主义，处处体现出强势政府的好处来。美国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欧盟在不断加强联盟权力，日本倒是想加强政府权力，就是加强不了，所以什么事都办不成，身陷衰退，一筹莫展。所以这几年，中国倒是体现出不少体制优势来。
根据东方政治传统，根据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根据现实情况，我主张中国需要强政府、大政府。但是，强政府再强，也要有制约；大政府再大，也要有边界。我所定义的“泛行政化”，不是指政府过大过强，而是指行政力量缺乏制约和缺乏边界。
当前，“泛行政化”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虽然高层不断强调，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让社会、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但是，行政力量正在利用各种渠道，向方方面面渗透。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先看它是怎么“纵向到底”的。
大家知道，我国的基层政权是乡一级。具体而言，应该包括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它们是平级。再往下，是城市的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这些都是属于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了，在法律上它们不是行政机构的延伸。
近几年来，各地兴起了建设社区的热潮，这是完全对的。
因为原来传统的居委会，仅靠几个大妈，坐在胡同口镇慑小偷还行，哪家两口子打架过去劝一下也可以，但更多的服务，她们提供不了。所以，把居委会建成现代城市的居民社区，方向正确。但是有一个倾向性很不妙。就是，各个政府部门的同志们，都争相掀起了“进社区”活动。有什么“治安进社区”、“社保进社区”、“卫生进社区”、等等等等进社区。我以前上网统计过，大概发现了至少有十几项。
工作重心下沉、服务群众当然好，问题在于，一些政府部门是工作下沉，人不往下沉，把有些事情直接丢到社区里去了。
社区本身是居民自治组织，它没有经费啊，又要承担你行政上交办的一些活儿，那么，根据公平原则，行政上总要给一点经费和人头费吧。工作和经费都到位了，这个居民自治组织就演变成半行政化的机构了。
农村也是这样。许多工作，都由市县交办到乡镇。这就是所谓工作重心下沉、所谓“落实”。然而，责任要落实，权力却抓得紧紧的不落实。这叫什么落实啊。我前两年下乡去转转，发现，有的乡镇专门有一个屋子，平时锁着不让人进去，里面放着几十块牌子。什么部门的领导来视察，他们就挂什么牌子。
比如管安全生产的领导来了，就挂个乡安全生产办公室的牌子，管民营经济的领导来了，就挂出一个民营经济促进领导小组之类的牌子。牌子太多，一起挂出去挂不下，也不严肃，丢了怎么办。这么多，丢几块还真是一眼两眼看不出来。所以只有锁起来。乡镇的同志们也不傻，很多工作就直接再往村里踢。但问题是村委会不是行政机构啊，它是村民自治组织啊，它承担了工作，你总得表示表示吧。所以村干部也领补贴，也拿工作经费，而且这个量越来越大。这样，村一级也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宪法规定，我国是省县乡三级政府。地区行署逐步演化而来的地级市，到现在还没有搞到合法身份。而实际上，省地县乡村，五级干部都在吃财政，（村级是一部分人吃）。这个行政体系，实在有点庞大。
再看“纵向到边”。
由于历史原因，再加上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本来应该与行政脱钩的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脱钩。一些可以专家治理的单位，实际上是官员治理。本来该给企业服务的协会，成了依附于政府、帮助政府来管企业的组织。政府部门不好意思乱收的费，他可大大方方出面给收了，还说是企业自愿。特别是全国性的各大行业协会，本来前身就是部委，转型又不彻底，俨然就是衙门。而且现在还在代表部门行使着不少行政权力。全国范围内，真正能像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那样，跟着企业同进同退，帮助企业出头打赢海外反倾销的官司的协会，真是少之又少。
泛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使现在许多事业机构都在按照衙门那一套规矩在运行。
学校不是围绕着老师和学生转，而是一切围绕着校长转；医院不是围绕着医生和病人转，而是一切围绕着院长转；报社不是围绕着记者和编辑传，而是一切围绕着社长转。这种情况造成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这样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竟然出不了什么学术大师、名教授、名记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今年启动的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是一场很大很深的机构调整。我希望这次改革不是仅仅定员定编，而是真正定责定权，解决事业单位“泛行政化”的问题，让“事业”单位真正去干事业。
关于“泛行政化”，还有一个热点时事值得注意哈！前一段，某教授炮轰高校学生会。下面直接摘新浪新闻。——“陈伟痛心地表示，自己曾亲睹班里一位大一尚比较单纯的、有理想的学生，在当过学生会主席后，堕落成为一个失去基本道德水准、以无知无耻为荣、满口官话的学生官。而就其所了解，甚至有一些在学生会里面工作过的学生，也直接称学生会为垃圾。他认为，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学生会组织与事业单位不同，与正式社团不同，他更松散，属于比较不正式的社团。我估计多数高校的学生会应该有社团注册，中小学和中专的学生会一般不注册。连学生会都搞成这样，证明我所说的“泛行政化”真的客观存在。陈教授真的没说瞎话。十多年前，我念大学，我的一个同学，大一时光荣加入学生会。当时他是“干事”，那可真的必须干事。当时学生宿舍没电脑，用 DOS 操作的“486” 都是学校的宝贝，上网每小时一块五，进机房还得换拖鞋。所以当时没有现在的“校园网”，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在食堂门口贴海报。那些干事们，天天一早就在那里贴海报。冬天浆糊上了冻，苦不堪言。他姓李，人送雅号“李贴海”。就么混啊混，三年后，排除万难，打倒竞争者，居然混上了校学生会主席。我起轰：“掏钱请客吧！”李贴海狠瞪我：“你知道这三年我花了多少钱！还叫我掏钱！”那个表情，我至今记得。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14:15 第 117
节 泛原子化 1
接着说“原子化”倾象吧。
多年前，我记得在画册上见过一个外国雕塑作品，好像是美国的吧。题目叫“在地铁上”。一共雕了七八个人，挤在地铁上，或坐，或站，有的打盹，有的发呆，有的看表，有的读书，有的看窗外风景。人人没有表情，气氛很冷漠。作品想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冷漠。
中国传统伦理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在农村，不仅是熟人，还是亲人。由于我国是“大农村小城市”，城市也跟着农村学，熟人关系大行其道。比如我从小长大的城市，若在酒桌上遇到新朋友，前三句对话都是这样的：“哪个单位的？”“市农机局的。”“噢，你们局张三是我的高中同学，李四是我姐夫的堂哥。”这样三句两句，大家就不是外人了，喝吧喝吧。
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社会结构已经达到城市化的临界点。小城市越来越大，大城市越来越多。中国人口越来越集中，而中国人却越来越孤独。看来，外国雕塑的那个情况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富士康的十三连跳，万恶的资本家固然难逃干系，但现代社会人心的孤独和人际的冷漠，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中国建设现代社会，就要构建现化社会结构，其必然要求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出于社会管理原因或者情感原因，人们都有必要由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
我想这条路会很长很难走。中国目前的倾向，不是走向组织化，而是走向原子化。不仅农村千年以来的小农生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又渐渐恢复了原样，这种原子化倾向还有向城市蔓延的势头。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含义很丰富。
有一次，我忽然冒出一个搞笑的理解：天那么大，人那么小，怎么直接就对接上了？人是不是应该通过某种社会组织形式来跟天合一啊？“天人合一”会不会就是造成中国两千年原子化社会的思想根源啊？呵呵，这个想法纯属没有根据，大家别去当真。我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至今也没有想出什么经济效益，头发倒是想得逐年精简。
在关于人民公社的贴子里，我们长篇探讨了农村组织化问题，还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改革以后，三十年间，中国没有形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是把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深刻矛盾一直留到了今天？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农村没有形成组织化，这个现象比较好解释。我认为原因是，第一，改革之初，中国社会结构还很简单，没有相应的经验、观念，也没有政策环境。
第二，从人民公社转型而成的乡镇，当时还继续承担着一部分经济合作职能，供销社等机构仍在发挥作用，没有新组织发展的客观空间。第三，当时是买方市场，产销矛盾并不突出，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仅管如此，国家组织力量毕竟是在逐步从农村退出。不是一下子全退，而是越来越小。谁来填补？确实是一个问题。
到九十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能不能重建宗法社会呢？不可能。宗法对于人的约束，主要靠威信、血缘和伦理道德，这本来就是软的。如果要来点硬的，私设公堂，又与现代法制有冲突。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其中就有“乡风文明”这一条。有的学者提倡恢复一些乡村的传统良俗，我赞同，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我坚信，乡风文明如果以后能实现，肯定是一靠发展二靠法治，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道德。传统的乡村良俗，只能做为现代社会秩序的辅助力量，全指望它，不太靠谱。
大邱庄的禹作敏，是一个想恢复宗法的典型例子。以他的知识结构，不会在理论上这样思考。以他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会在不自觉中走上这条道路。只要他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就不太可能跳出这种思维模式。大邱庄成功后，他一言九鼎。以他为中心，基于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农村人际网络，成为大邱庄的领导力量。这种弄法，在明清那种“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的伦理社会，应该能行得通。然而，现代不是古代。结果是，1993 年他私设公堂，打出人命，被抓起来判了二十年。
禹作敏事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话是他自己说的：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另一句放是《人民日报》的评论：中国决不允许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1999 年，禹作敏保外就医时去世，终年 69 岁。
第 118 节 泛原子化 2我们不能因为禹作敏入狱，而否定大邱庄的发展。我相信，网上看贴的兄弟们中间，只要亲历过改革前农村那种彻骨贫困的人，就会承认，能带着一个穷村富起来，这本身就是无尚之功德。富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受穷是更大的问题。
这个世界太奇妙了。三十年来，联产承包是基本国策之一，绝大部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然而，官方确定的两大样板，一个天津大邱庄，一个江苏华西村，却都没执行分田到户，而是延续了土地的集体管理模式。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证明了某种方向性呢？有人这样论调：根据近年来小农生产的一些弊端，提出对当年的大包干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同志不是想哗众出名，就是无知者无畏。我认为，大邱庄、华西村也许代表了某种发展方向，但在改革之初，它们的情况有特殊性，它们的存在不能证明如果所有村子都不分田，也必然会像它们那样成功。
这两个村，共同点有两个。
第一，大邱庄于 1976 年创办轧钢厂，前两年就挣了 80多万，这个收入在当时相当厉害。华西村起步更早，据《精彩吴仁宝》一书中说，该村 1963 年办粮食加工厂，1969 办五金厂，1976 年工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所以，到八十年代初 “大包干”兴起的时候，两个村都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了。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他们的“基本村情”。
第二，两村带头人的头脑清醒，眼光远大，他们都趁着八十年代市场短缺，迅速扩大规模，进行设备升级。抢在九十年代买方市场形成之前，已经长齐了牙齿。而同时代的多数乡镇和村办企业，都小富即安，忙着搂钱，市场一变，一命呜呼。
大家可以看出来，能同时兼具这么两个条件的村子，是很少很少的。正是由于工业先行，使两个村子自己创造了非农就业岗位。这样，村领导就有能力给大多数人安排一个收入更高的岗位，从而把集体土地交给少数人耕种。当时，对于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的村子，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今天，对于绝大部分村子，仍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综上所述：八十年代大包干是对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形成合作化也是有理由的。那么，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又过了十六年，这期间为什么农村仍然是原子化的小农经济呢？这个问题，当时就提出来了。前面讲合作化的章节里，我谈到，在农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针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和农产品“卖难”问题，各地都有合作化、组织化的改革试点。
比如股田制、专业协会、“公司加农户”等等。国内的专家们，结合第二轮土地承包，对农业合作化提出过不少思路和建议。
我认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农村土地性质仍然是集体所有的，但搞合作化的法律障碍并不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以及随后出台《物权法》，都充分考虑到了农业合作化的可能需要。第二轮承包期长达三十年，承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期内原则不再调整。（但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封口）。根据《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用来转让、转包、入股没有法律障碍。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农村合作化发展并不理想。一方面，农民卖难，甚至抛荒；另一方面，合作化迟迟不动，协会发展很慢。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有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原因。
客观原因，就是客观条件仍不成熟。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仍然没有给农业合作化提供成熟的客观条件。已有的客观条件，一是乡镇政府转型，一般情况下不再直接干预和组织；二是买方市场形成，农民要是不合作，在市场上吃不开了，市场力量在逼农民合作。但是，有这么两个条件就够了吗？不够。我认为还缺少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城市化率和全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
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城镇化率是 30%左右。有一次，几个朋友探讨农业问题。我指出这个问题目前无解。因为，如果 8亿农民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搞生产，结果肯定是生产什么，什么就烂市。这个烂市，一是因为产量肯定太多，国内消化不掉，二是因为生产成本没有竞争力，不可能开拓国际市场。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