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等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一个农民进入城市，中国就多了一个买菜的人，少了一个卖菜的人。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市场的天平才会逐步转向对供给方有利的方向。在国外，农业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根据市场需求预测，来调节生产。在现阶段，数亿生产者依赖农业谋生，协会即使想要调节生产，靠它的力量也很难协调下来，你让谁生产谁不生产？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农业投资回报率低于其他行业，风险倒是高于其他行业。我的一个朋友投资农业，搞有机蔬菜。
我应邀去看看，宰了他一顿农家乐，顺手牵羊一蓝菜。我的感受是，他通过土地流转，拿下几百亩或上千亩地，这个规模仍然不够，远远不够。信息、管理、交易成本仍然太高。别说农户了，就是像他这样的中小老板，面对农产品大市场，都感到没有好办法。挣钱一半靠运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各地政府都把农业产业化列为引资重点，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投资农业。国外有人指责，农业产业化困难是土地公有制（集体所有）造成的，其实我说了，土地承包权流转根本不存在法律障碍。其实情况是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土地抛荒，想免费请人来种，都没有人种。虽然国家有规定，两年抛荒就可以收回承包权，但集体把地收回来又干什么用呢？所以基本没有哪个村集体去收回抛荒地。有的抛荒土地里的树都长到碗口粗了。
这几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49%。考虑到这是户籍人口，实际上的城镇化率应该已超过一半了。我说过，已经达到了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临界点。这几年，情况变化很明显，有许多可喜现象。比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现在我到菜市场，不花几十块钱根本出不来。又比如，农产品涨价又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进入农业领域，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和档次，这几年都正在快速提高中。当然，也有不少投机者进入。“蒜你狠”、“豆你玩”的问题不断出现。有个段子说，几头大蒜狠狠地殴打一个洋葱，一边打还一边骂：“你以为换个白马甲就可以装蒜了？”呵呵，这两年蒜太贵了。
有供求关系原因，也有囤积炒作原因。
客观原因就是这样，再来探讨主观原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14:25 第 119
节 权力边界 1
农业合作化发展不快，主观原因就是“泛行政化”。
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深层分析，就会发现：是“泛行政化”制造和加剧了“泛原子化”。之所以“原子化”前面也要加上一个“泛”字，是因为这个现象不局限在农村和农户，在城市也相当普遍的。下面，我们城乡拉通了一起聊吧。
前文书讲过，“原子化社会”问题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不仅在古代农村，古代城市也是一样。“党”这个词现在是个好词了，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是在中国古代，党可不是好词。在皇权看来，每个官员都应该以个人身份参政，组成一个统一听命于皇权的文官集团。“结党”可是重罪，你们几个人想干什么啊？要是这个罪名坐实了，运气不好的要掉脑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也是一个原子化社会。城乡一样，官民一样。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强势政府，对于其他社会组织有一种天然的控制欲。而 1949 年至 1979 年，中国又选择了苏式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恰是政府包打天下的制度设计。所以，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洋为中用，从各个方面都加强了这种无所不管的强政府趋势。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趋势有所扭转，但仍然很强，问题很多。各类社团和非政府组织，要么成长得不好，要么成为有行政背景的组织，失去他们应有的功能。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明确边界的问题。在外国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很发达。社会运行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由非政府组织操作的。美国有个教授因为研究非政府组织出了大名，成为世界名人，可惜他的名字我忘了，呵呵。我认为，中国将来不可能发展成西方那个样子。国情不同，选择不同，小政府大社会也好，大政府小社会也好，选什么模式都可以。但是，不管多大、多小，政府权力总要有个明确的边界才行。否则，如果行政力量一直延伸、延伸、再延伸，最后抵到每一个人的鼻梁骨上去，这种“有政府而无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会有很多困难。
边界之作用，是为了隔开，更是为了交流。两个国家，要在边界上去做生意。两种力量，也需要在边界上交流。比如，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政府解决工人的问题，就可以找工会谈。
因为有学生会的存在，学校要与学生沟通，校长就可以找学生会主席谈。因为有行业协会的存在，政府要调整产业政策，就可以找行业协会征求意见。但是，实际上，由于“泛行政化”，这个“边界”，目前在很多时候是“伪边界”。
比如前文提到学生会。如果学生会实质上成了学校的一个行政机构，是代表学校管理学生的，就很难完全代表学生意见。这样，校长与学生会主席交流的实际效果就大打折扣。
今年，胡总在中央党校讲课，他指出：“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我认为，要落实这个思想，首先是各级政府必须在思想上转变认识。比如，现在有的群众上访时，经常向干部反复表白：我们是完全自发的！因为他们生怕被认定为“有组织有预谋”。其实，在现代社会管理中，越是有组织的群体活动，越是容易管理。因为有组织者在，他就要最终负责。如果出了问题，他自己比谁都着急。一帮子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才最容易发展成为打砸抢。
总之一句话，要解决“泛原子化”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泛行政化”问题。要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中，为行政力量划定一个合理边界，真正建设一个有限责任政府。
第 120 节 权力边界 2午夜里，随手敲字。听着南洋海岛的鸣虫声，感受马六甲海峡吹来的微风，手边是一杯从祖国带来的清茶，人生自此，夫复何求啊。
关于权力的边界，请允许我漫无边际地发挥一下。
刚才谈了行政力量边界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行政力量，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边界。这样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留下空间，而是为了给自己留下空间。因为，没有边界，就无所谓空间了。唯有边界，才有凝聚；唯有凝聚，才有力量。一个四面出击的力量，一个不为自己划定边界的力量，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老子》有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房事过度小命不长。呵，后面一句是我加的。
我想到了国家和文明的边界问题。中华文明，背山，面海，临沙漠，无形之中在地理上划定了一条文明“边界”。
纵观历史，中国对异族的反击，实质上都有“自卫反击”的性质。出击大漠，达到制敌之目的，即行后撤。最多是在回国前，登燕然勒功，搞一点野外涂鸦创作什么的。汉如此，唐如此，宋明清亦如此。有个学者将这个现象总结为“有限反击”，即，以自卫为目的、适可而止的反击战略。正如杜甫所言：“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这诗写的太好了，不愧是诗圣啊。
这种有边界的文明观念，帮助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聚元气以自养，历千年而不衰。现代的对印战争、对越战争，仍然可以看见这种文化基因的无形作用。我认为这种有边界的文明观念，是中华文明优越的地方之一。万里长城，就是这种观念最为直观的标志。有一个政治纪录片，曾把长城贬了个一文不值，说长城代表了落后思想，代表了画地为牢和不思进取。虽然我这个人一向很谦虚，但在这里我要声明，本人自认为比这个纪录片撰稿人看历史要更深刻一些。
与中国相似，近代史上美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北美大陆，得天独厚，东西一片汪洋水，南北两个鱼腩邻。西进运动结束后，美国埋头搞建设。目睹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打得热闹，他很耐得住寂寞。长期以来奉行的，就是贸易上的自由主义、军事上的孤立主义。“门罗主义”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们的教科书上解读为霸权主义，说他想独霸美洲。
在我看来，门罗的主要想法仍是孤立主义，希望在美洲范围内关门闭户，不想过多地去干涉江湖恩怨。
二战爆发以后，美国国内争议很大，到底参加不参加世界群殴。当时报纸有个头条文章，题目叫：“WHY ME？”那意思是说：凭什么就该老子去打仗啊？当时的主流民意，还是想关门闭户，任你世界打翻天，俺在新大陆过安稳日子。但是“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以这时老美的实力，确实想藏也藏不住。所以，他不小心也管了两把，比如对日本搞禁运。但搞禁运不等于想打仗，美国一直与日本谈和平问题，结果一直被日本蒙着，一直谈到了珍珠港事件前一天。最终，汤姆大叔早上醒来，发现太平洋舰队不见了，海面上还漂着两个美国军帽。
这回不能不打了，再不打会被全世界女人看不起。打着打着，美国人发现，自己开始接管全世界了。
日本、德国的失败，也是因为把权力边界推向了自己力量不及的地方。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设定边界。心有多远，坦克就走多远。德国坦克在东欧平原上向东玩命地推进，奈何苏联太大，走不到头。有德国兵自己回忆说：“每一天，眼前永远是他妈一条地平线！”。日本的势力，占了半个中国不说，向南打到了澳大利亚，向西打到了印度。这个范围，说实话，美国人要是不去打它，它自己也未必能长期挺下去。管的实在太宽了。借用一句现成话，“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此万恶之源也”。
今天美国的困境，原因有很多。如果站到哲学角度分析分析，就是一个强大势力，自我膨胀，丧失边界，盛极而衰。
在苏东解体以后，老美独霸世界，舍我其谁，一时寰宇之内无人可挡。这时，他恰恰忘了当年聚气自强的好传统。美国力量伸向了全世界，在五大洲无限延伸。同时，这种力量也在挥发和稀释。为了保持这种力量格局，美国不断烧钱支撑，再加上国内高福利烧钱，最后联邦政府把钱给花冒了，债台高筑。花尔街搞的什么金融工具创新，实质上一句话，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借到更多的钱。这样借来借去，最后金融危机爆发了。从这个角度说，奥巴马政府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是相当明智的。
有兄弟为此欢呼，说这是美国的失败。我倒是感到不妙。我宁愿几十万美国大兵被永远拖在沙漠里才好，这样对中国崛起更有利。现在，两个正在往回收的大拳头，真有点麻烦，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小心提防。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14:38 第 121
节 农业总结 1已学习了各位兄弟的回贴，呵呵。大家杜绝相互谩骂哈。
虽然中国五千年历史充满了谩骂，但事实证明，谩骂既无助于解决国家大事，也无助于解决家庭小事，倒是搅砸了很多美事。
所以，如果没有诸葛亮那种把对手骂死到马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就不要骂了哈。看来大家都对三农感兴趣。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前面，我们回顾了三十年三农脉络，然后又探讨了几个问题。一是，伦理社会解体及道德滑坡问题，二是，农户的困境与农业合作化问题；三是，关于泛行政化和泛原子化的问题，这个不局限于农村。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总体观点是：三十年的农业发展基本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农业合作化是大方向。它之所以进程很慢，主要是客观条件不具备的原因，但也有主观原因。近几年客观条件正趋向成熟，我们在主观上克服“泛行政化”倾向就显得更为重要。至于道德问题，再靠宗法不行，新的农村道德体系会在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不要过度担忧道德沦丧，新道德肯定会形成的，但这需要个过程，因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
如果再宏观一点来说，三农问题，解决条件都在三农之外，就是必须要靠城市化和工业化来创造客观条件。2000 年以前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还不足以创造这些条件。
2000 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同时进入城市化加速期，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年西方也一样。进了这个阶段，中国三农真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比如，农产品价格上扬，劳动力价格上涨，工业反哺效应显现，城市拉动效应显现，各级财政补贴猛增，户籍制度瓦解，农村社保体系建立，社会投资流入农业……条件正在成熟！我估计，再过十年，三农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大困挠；再过 20 年，三农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
记得以前有个章节里，我曾提到，“相信今后 20 年或者更长时间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句话与上面一段话并不矛盾。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目前“三农问题”所指的那些具体问题，已经逐步具备了解决条件，如果我们主观上不犯错误，应该能在 20 年内根本解决之。但是即便如此，农村和农民仍然极为重要，新阶段上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这些新问题仍然会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重中之重。客观条件逐步具备之时，主观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一些基层政府、一些领导干部，观念跟不上形势，老想在农村指手划脚，搞点政绩。对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县农业局和乡镇领导的指导太多，干预太多，完全不给别人留空间。有的领导，对组织化问题很警惕，潜意识里总怕农民组织起来闹事。其实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怕事的一个群体，你不把他惹毛了，他为什么要来找你的事啊。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的几个讲话和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转变观念是一个时间问题，不会太难的。
观念问题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在于，有人表面是观念落后，实际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观念问题的背后还有利益问题。这个比较麻烦，如果不解决，肯定会影响社会发展进步。比如目前许多城市，特别是地级市和县级市，他们的财政盘子里面，土地转让收入是最大最肥的一块。关于建设用地制度，以后再详细探讨。这么一个“土地财政”，使他们必须搞到足够土地，才能维持财政收入。近几年，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征地越来越难，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村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那事情就更难办了。所以，对于当地政府来讲，原子化的农户最好办，有利于各个击破。就算市长是一个经济学硕士，在理论层面上深知合作化和组织化的经济意义，在实践中他会去支持吗？他也许也想走出“土地财政”，但这谈何容易，这又涉及到了国家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
改革的难，就难在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统筹兼顾。
第 122 节 农业总结 2
今年公布的六普结果，截至 2010 年 11 月，全国人口13.7 亿，其中大陆 13.4 亿。大陆城镇化率是 49.68%，汉族比重 91.51%，文盲率是 4%。这样算，城镇居民 6.66 亿，农村居民 6.74 亿。中国发展快哈，可喜，可喜！关于农业，还没有总结完。前面提到过，中国当年的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最大的不同，在土地所有制上。
当时中苏实行集体所有制，日韩（包括湾湾）是私有制。改革以后，中国照旧，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改为私有制。
如何评价集体所有制呢？看法很多。有专家把它视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密码。也有很多的人称，它是三十年来的困挠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总根子。综合前面分析，我个人认为，农业耕地集体化，在六七十年代保障了国家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对于建立国家工业框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小国，如韩国，没有采取集体主义，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实现了现代化。但大国不同于小国，不要天真地认为美国会像对待韩国那样对待中国。我觉得，若不采取集体化，中国不可能实现如此高强度的汲取，也不可能在内外交困中建立现代化的框架，积累世界大国的本钱。印度就是一例。
但改革之后，有没有必要象俄国那样搞土地私有化呢？我认为，没有必要。俄国在改革前已是工业化社会，城市化率很高（我手头没有资料，印象中好像苏联城镇化率在 60% 以上）。
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民人均耕地也高，可以进行机械化作业。
而中国改革之初，仍有 8 亿农民，城镇化率仅 20%。我记得八十年代，我还小，当时看大人们的书，有一张城镇化率表，辽宁省最高，是 47%。在当时社会保障（包括低保、养老、医疗）不健全情况下，耕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群体赖以立命的基本保障。若直接把耕地分给个人，则因天灾、人祸、疾病或其他原因，势必出现耕地产权流转。失地农民真正无立锥之地，大量流入城市，形成拉美式的贫民窟。现在，中国流动人口上亿，虽然收入不高，还是在农村有房有地，而且他这个财产有法律保障。这是社会赖以稳定的重要根基。
所以，耕地集体所有制，对于保障中国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前面贴子分析过，近三十年来，中国农业组织化的程度低，根本原因并不在集体所有制上，因为承包权收益、流转、入股没有法律障碍。根本原因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政府的主观观念原因。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史无前例，世界空前。耕地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建设征地难度和社会交易成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像印度那样的私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中国在建设方面，肯定会出现严重滞后和高交易成本。实际上，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竞争，就是对国际投资的竞争，也是对发展机遇的竞争。
中国胜出了。这种机遇，也许是最后的机遇。
当然，由于集体所有制，在征地过程中存在对农民利益的损害问题。但总体来说，是越来越到位了。特别是 2004年以后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以后，被征地者的保障已经比较完备了。
目前，国家确定，耕地第二轮承包权 30 年不变，林地承包权更是每轮长达 70 年或更长。可以预测，待 30 年期满以后（大约在 2020 年代），国家肯定还会继续推行第三轮承包。这种承包方式近似于“永佃权”。国家废除农业税并给予补贴的情况下，这种“永佃”的佃租都是国家倒贴给农民了。因此，集体所有制下的长期承包权，农民得到了法律上的用益物权。
这种体制，克服了土地私有制可能造成的农村弱势群体失地的可能，克服了土地私有制在公益性建设方面的巨大阻力，同时对农民而言，土地使用和收益方面与私有制差别不大。可以说，是去其弊、得其利的最优选择。因此，结论是，中国未来不应该也不会去实行土地私有，而会进一步完善集体所有制。有兄弟回贴提问，原子化社会有什么不好？这个问题我在许多章节里都提到了。不再详述。原子化的社会，从经济角度讲，交易成本过高，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从政治角度讲，社会各群体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渠道，平时不出小事，一出就出大事。因此，农民组织化与农业合作化是大势所趋。如果各地农民协会发展起来，有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组织。我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有足够弹性接纳的。比如改革之前，私营企业被禁止。但改革后逐步出现庞大的私营经济，所以，他们的代表工商联，在各级政协中地位不断加强，现在工商联负责人一般都是政协副主席。可以预见，未来全国性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成后，也可以在政协中找到自己参政议政的位置。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14:49 第 123
节 存在即合理我一向懒隋，很少动笔，偶发此贴，立刻有兄弟盛赞“国观难得一见的好贴”，顿如腊月穿裤衩，鸡冻不已，遂狂写至今。昨天不想码字，就到别的贴子上逛逛。以前只看主贴，不怎么看回贴，昨天仔细一瞧，才恍然发现，原来国观里基本上都是“难得一见的好贴”啊！呵呵，不过能有幸加入 99% 也是好的。继续！现在，我们的探讨内容进入城市经济吧。因为私有经济、国营经济、城镇企业、外资经济等几乎不可分割，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所以就笼到一起，乱乎乎地聊吧。
为了防止板砖无意义地横飞，有必要提前打打预防针。
我上大学时，流行辨论赛。记得最早是新加坡主办的什么国际大专辩论赛，当时复旦大学有个女生叫姜丰的出尽了风头。
所以，九十年代辩论赛在中国高校风靡一时。低年级同学搞比赛，我就被请去当评委。记得辩题叫“存在即合理”。当时，双方的一辨发言，就直接厘清了这个问题。双方一致认定，如果把“合理”的“理”理解为中性的客观规律的意思，这个命题就正确，如果把“理”理解为公平与正义的意思，这个命题就不正确。这样一来，双方看法达成一致了，好像不用再继续辩论下去了。当时，评委和主持人面面相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局面。
现在网上的许多板砖，都是无谓的浪费。关键是大家对“理”如何理解。比如杀人案。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杀人案。现在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一样有杀人案。
所以，你如果把“理”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杀人案就可以说“存在即合理”。然而，杀人行为本身必须否定，而且永远否定。我想什么时候人们也不会承认杀人有理。所以，你把“理”理解为公平正义的意思，那么就不能说杀人案“存在即合理”。现在，网上许多争议，比如对腐败问题的争议，对企业用工制度的争议，对污染问题的争议，对安全事故的争议，对贫富差距的争议，对食物安全的争议，等等，许多情况下是无谓的，双方对“理”的含义理解不同。如果这方面达成同识，就不用再辩论了。
又比如安全事故。前几年山西省长孟学农因为事故下了台。
历史上，无论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有个共同规律，就是在经济起飞阶段事故高发。美国当年事故频发，纽约三角衬衫厂失火一下子烧死一百多个工人。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在人均 GDP1000 美元至 6000 美元之间，是事故高发阶段。
只要越过这个阶段，任何国家的生产安全事故就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这是客观规律。所以，对中国目前频繁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我们既不能漠然视之，也不能认为国将不国，而是要采取一个客观的、积极的态度。
在此声明：我贴子里的所有观点，都是把“存在即合理”的“理”，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是中性的。
第124节企业承包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肇始于 1984 年。这一年是子鼠之年，一个新的甲子的开始。这一年，我正在上小学呢，当时我的父母都在国营工厂工作，一切平静如常。小平在天安门的大阅兵，也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也是在这一年，我国企业的承包制开始了，始于石家庄造纸厂。
改革进程始于农村，城市里要比农村晚了几年。农村大包干的成功，使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相信，在城里也是“一包就灵”。所以，八十年代，始于石家庄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很快席卷全国。最后，实践证明，城市不同于乡间，企业不同于农田。城市经济真的要比农村经济复杂
得多。“一包就灵”在城市只能是昙花一现。
石家庄造纸厂改革的情况，大家都熟悉，不熟悉的人也可以检索一下，百度百科的“马胜利”词条，信息基本上客观全面。简而言之，就是：1984 年，有野心又有胆识的厂业务科长马胜利，承包了连年亏损的造纸厂，当年扭亏为营，盈利140 万元，承包四年间利润增长了 22 倍，创造了奇迹。当时，他成为被媒体广泛宣传的改革英雄，石家庄造纸厂的经验在全国推开。
从文化上讲，八十年代里，虽然波澜壮阔的革命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落幕，但中国人因为历史的惯性，仍然停留在崇尚英雄的思维之中。中国人相信，英雄可以引领世界。不像现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兄弟姐妹，更喜欢把英雄当成调侃对象，即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大家更倾向挖掘英雄背后的猛料，最好整出个什么录相带来，好尽快把英他拉下马摔个乌眼青。
八十年代可不是这样。当时，中国提出振兴科技，就有记者从厦门大学的楼梯间里挖出了一个陈景润，虽然他看上去傻乎乎的，刚毅木讷，近乎仁，英雄啊。我们提出振兴体育，就对女排的五连冠疯狂拔高，说这是中国振兴的向征，英雄啊。
完全不去考虑以后输了球怎么解释。我们提出参与国际竞争，就有了对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的疯狂追捧，英雄啊。
官方甚至给老聂发了一个“棋圣”的头衔。以致于，使我这个围棋爱好者以后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进行艰苦自我心理调整，以适应棋圣隔三差五输给三段棋手的残酷现实。再后来，棋圣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存在，中央电视台上整天放着，老聂把棋子“啪”地一拍：下棋做棋圣，喝酒古井贡！扯远了。我不是否定上述的英雄。他们确实是英雄。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社会把希望都寄托到英雄身上，那是不行滴。
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实际上“大包干”的城市版。把该交了交了，留下就是自己的。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从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深陷于条块分割的利益格局之中，很难像农民那么超脱。当时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都受到价格双轨体制的影响，离了政府也不好办。而且，对职工身份并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主人翁，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承包者的权力很有限。仅凭那一丁点儿承包权，对付市场竞争是远远不够用的。
那么，为什么承包制一开始可以尝到甜头呢？原因有三，一是，有限的改革，释放了有限的活力。二是，当时中国处于卖方市场，产品好卖，企业好活。混到像沈阳防爆器械厂那样破产的（1986 年），是极少极少的极品和特例。三是，国企的竞争者民营和外资企业，当时还没成长起来呢。
所以，一开始，一切看上去很美。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大卷的卫生纸改成六种不同规格，还增加点颜色和香味，就横扫了省内外市场。这个经验，他当时可以拿去到处做报告。
1988 年以后，英雄马胜利组建集团，在全国各地承包了上百个厂子，连石家庄造纸厂的工人都派出去当厂长了。
然而，好景不长。无情的市场，很快证明，这个弄法行不通。1990 年马胜利陷入亏损。1991 年集团解散。1995 年马胜利被免职，承包制的旗帜——石家庄造纸厂宣告破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15:12 我对
前四章的改动较大。
后面这两章没有太大的改动。只是合并重划了章节。
既然重发，就发完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15:26 第 125
节 特区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探索试错的同时，中国的外资经济和外资企业也飞速发展起来了。
外资经济，始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特区创业历程，大家都知道。近些年，媒体报道成堆，对特区之父袁庚先生的采访也多到烂市了。我评价一下四个特区吧。包括后来的海南大特区。
首先要肯定，四大特区功不可没，这个没说的。受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于引进外资很难接受。引进外资这个思想观念的大突破，始于四大特区，各个特区都有功焉、有荣焉。其次，我认为，特区自身的发展并非都是成功的。除了深圳取得了发展成功，其余三个特区以及海南，发展都不算太成功。所以，特区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反思：为什么有些地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得天下之先的优惠政策，却没有取得超乎寻常的发展。
设立四大特区，当时没有指望老外，而是主要指望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思路完全正确。在九十年代之前，我们吸引到的外来投资，主要是华人华侨的。这些投资虽然产业层次不高，但在中国经济起步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地脉和人脉上看，深圳特区主要是面对香港，珠海特区主要是面对澳门以及“江门五邑”的华侨，厦门特区主要是面对台湾以及闽南华侨，汕头特区主要是面对潮汕籍华侨。
海南特区设立较晚。海南偏居琼崖一隅，虽然历史上出过海瑞和宋庆龄，但这里始终是广东的欠发达地区。海南特区设立于 1988 年，是一个“面”式特区，与前面四个“点” 式特区不同。中央设立海南特区，就是因为它的代表性。这个海岛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又有城市又有乡村，又有工业区又有农业区，又有沿海又有深山，又有汉区又有少数民族自治县，很好，很全面。海南特区的设立，我估计，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很多初衷没有得到实现。
从理论上来讲，特区发展没有什么问题。投资者角度，不用太担心政策有变。发展之初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厦门特区第一家台资企业是生产地砖的。投资不太大，市场倒不小，利润有保障，万一政策变化被共了产，损失也不是太大，不致于逼到跳楼。从劳动力角度来看，大包干以后农民从土地上获得了部分解放，劳动力有了流动可能。劳动力文化素质也没有问题。特区的主要问题，是从中央到群众的观念问题，所以创业之初，特区要“杀”出血路，不是在经济和市场上杀，而是在观念和体制上杀。
从发展的起点来看，厦门起点最高。厦门在清末已经是东南重镇，是闽南几个府州的道台驻地，清末最后几年还设了思明府。从民国到建国以后，它一直都是闽南重镇，陈嘉庚创办的华侨大学也在这儿，人才没有问题。虽然地临台海，出于战争考虑，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安排投资不多，但基础不错。汕头的起点也不低，它原属澄海县，清末发展成为粤东重镇，民国析县置市。珠海起点要差一些，它是一个建国以后才设的新县。深圳的起点是最低的，它是宝安县下属的一个小镇。然而，历史总是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三十年以后，偏偏是深圳发展的最好。今天，厦门、汕头、珠海三大特区，与不是特区的沿海兄弟城市相比，比如与烟台、宁波、湛江、南通、温州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更“特”的发展优势来。我这还是充分考虑了可比性，没有拿他们跟青岛、大连、天津、上海去比。海南省发展到现在，在经济方面，无论是人均量还是总量，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也不具备明显的发展优势。
有人总把深圳的成功归结到客观因素上，比如它靠近香港，香港在政治上比台湾亲、在经济上又比澳门强。又比如国家在深圳设了一个股市。但是我认为，深圳的经验 90%是主观方面的。总结起来，就是：不去东想西想，不去走什么终南捷径，塌塌实实，一心一意，围绕制造业做文章。通过产业聚集，形成集群效应，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和创业，逐步发展壮大。搞到一定时候，该升级时就升级，以制造业为基础，再去搞别的。
沿着产业链一步一步向上走。目前，深圳拥有华为、中兴、腾讯、万科、康佳、创维、深发展、平安保险、华侨城、海王、金地等一大批牛 B 企业。深圳和东莞连成一片，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工厂，就是走了一条深圳式的道路。如果把全世界比成一个中国，那中国就是世界的深圳。
而其他几个特区，这三十年间多少是走了一些弯路，尤其是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制造业这个中心。比如厦门一度偏重于贸易，还出现了远华案，栽了跟头。汕头对经济秩序管理不严，出现了增值税发票案，栽了跟头。海南一度把很大精力用到发展房地产上去了，搞出不少烂尾楼，也栽了跟头。
珠海情况有一点特殊。它依托澳门，但是澳门的经济实力与港台确实差得太远。澳门没有制造业，拿得出手的一技之长就是赌场，这个珠海又不能学。所以，珠海主要精力是搞旅游和会展业，城市规模不大，但人居环境不错。深圳像一个逮什么吃什么、长得很壮的小伙子，珠海倒像是一个东挑西拣、讲究品位、保持体型的女孩子。这在沿海城市中独树一帜，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珠海模式也许能带来另一种启发。
第 126 节 草根疯长中国经济体制像一片致密的水泥地，在八十年代终于裂开了大大小小的缝，憋了几十年的私营经济，如同春草，疯狂生长。
1981 年胡耀邦有一句批示：“可不要眼红啊！”这句话批在一篇关于哈尔滨个体户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个体户一月收入 150 元。当时国企职工月工资都在百元以下。所以胡告诫干部，不要眼红去干预人家。
应该说，八十年代并不是全体中国人创业的最佳年代，因为在体制上、在观念上、在硬件上的问题都很多。但是，这个时期是中国草根阶层创业的最佳年代。原因，一是短缺经济下，生意很好做；二是多数人还没有转变观念呢，觉得站大街卖东西，实在丢不起这个人，所以竞争者不多。
我家一个朋友，当时没有分配到工作，算个待业青年。她就去倒腾服装。跑到上海广东进货，在马路边上两棵树中间拉条绳子，挂着卖。生意好时，一天挣 200 多元，相当于机关干部两个月工资。当时，她根本不敢说，把收入当成了绝密。直到二十年后，大家一起吃饭，她才敢说。中国许多大老板，就是这样在八十年代掘到第一桶金。可惜这个朋友不懂经营，没有发展成大老板。后来，市里建设服装批发市场，她就用第一桶金换了几十个摊位，然后靠着租金过安逸日子，小富即安啊。
据我观察，八十年代，主要有几种“草根”。
一是城市待业者，其中许多是回城知青。没工作，被迫下海。二是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的从业者。这些人当时脱离农业，成为工业新兵。一开始，他们不是个体私营者。后来，绝大多数乡镇和村办企业倒闭、出售、改制，这些人收购接手，或者另起炉灶，成为私营企业家。三是广东等地沿海老板。他们要么住在外资企业附近，要么就在里面打工，慢慢摸清路数，然后承接外资企业的一些业务，比如代销分销、外协生产等，逐步起家。四是直接搞家庭作坊手工业的人。这种情况不多，因为如果你在深山老林里搞个作坊，很难经营。它需要许多同业作坊和上下游作坊，形成规模和协作，并有配套市场，这样才能活。温州、绍兴、义乌等地就是这么起家的。
当时，温州商人可没有现在这么风光，可以组团出去呼悠，横扫楼市。当时他们正在创业，一分一厘地挣小钱。即后来总结的所谓：“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我印象深的，一是温州发廊，二是温州眼镜店，三是温州鞋。当时，南方小作坊生产的鞋子卖到北方，人称“礼拜鞋”，就是只穿一周就坏的那种。据说有的鞋底是牛皮纸做的。这个极端情况我没有碰到过。“礼拜鞋”还真买到过几双。
私营经济起步期，本来素质就差，再加上市场双轨制，想不犯规都难。这些不规范现象，现在我们能客观认识了。但在当时，各地执政水平差异大，尺度不一。个体户常常被指为投机倒把，轻则被罚几票，重则被铐几个星期。甚至判刑劳改。
连大名鼎鼎的“傻子瓜子”都被抓过。
国家为鼓励个体私营，可没少花心思。九十年代初，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很多主角是个体户和倒爷。我还记得一个小品的台词是：“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去了一趟独联体，赔了一箱清凉油！”另一个更搞的节目是歌曲，高唱“北京倒爷震东欧”。此歌后来被一些高尚无瑕的优秀人士痛骂，现在网上还骂声不绝，我刚才搜了一下，抄录几句：“央视春晚高唱北京倒爷震东欧，害得西方政客莫不齿冷三天。
这是社会性愚昧的具体表现，更是民族文明没落的悲哀。”呵呵。春晚高呼“北京倒爷震东欧”，格调的确不高，很有“挣几个小钱就不知姓什么”之嫌。但是，像上述这种批评，也太他妈上纲上线了。哪个国家的私企起步是文明礼貌不随地吐痰的啊。中国倒爷虽然有坑蒙拐骗，至少没像当年欧洲人那样杀人放火。倒爷创业也不容易，宽容一点吧！过了那个阶段，他们档次自然提高，不提高的自然会淘汰。中国总有一些只动口不动手的完美的人，混身上下没有一个眼儿，从来就不用放屁。
今天，当我们回首，那个草根疯长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让我感到有点不真实。没有规则，没有路线，但是有欲望无边，有希望依稀，有雄心万丈，有失望无眠，有丧尽天良，也有正义张扬。那个时代的登峰造极之举，是 1989 年（或是 1990 年）四川商人牟其中以物易物，用八百节车皮的日用品，换回了苏联 4 架“图 154”客机。
1992 年以后，下海大潮席卷大江南北，竞争开始激烈。
下海者中，有机关干部、高校毕业生、国企技术员，草根们开始力不从心。不幸的是，国企改革又将更多草根——下岗工人推到了竞争场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个体户”再也不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了。1999 年，牟其中因信用诈骗被捕。此时，没有文化的城乡草根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了，而且，是永远终结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15:33 第 127
节 殊途同归改革启动之初，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是最广为人知两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我认为应该还有两种发展模式，广东模式和山东模式。四种发展模式正好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规模的第一二三四名。虽然现在趋同，但四省在八十年代起飞时，主要驱动力量不同，广东靠外资，浙江靠私营，江苏靠集体，山东靠国有。概括来说：
——江苏模式，也叫苏南模式，代表地区是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特征是以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起家。
八十年代，主打内外两个市场，九十年代以后外向型程度逐年提高。这种模式，在当时看来，似乎更能代表农民自发的共同富裕道路，所以受到官方高度赞赏和大力推崇。“乡镇企业”一度被视为中国农民继大包干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
在乡镇企业时代结束之后，苏南地区没有陷入困境，而是迅速转型，其方向有三，一是乡镇和村办企业升级。典型就是华西村。二是引进外资，就是广东路子，典型就是昆山的台资企业群和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二是转向私营，就是浙江路子。
苏南地区自宋朝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具有极强的商业和人文传统，做什么都有板有眼。转业吸引外资以后，上海—昆山一线对台湾投资的吸引力很快超越福建。再加上深圳—东莞也在大量吸收台资，福建沿海地区遭到南北夹击，发展压力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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