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抢这块地，1929 年宁夏省设置了陶乐设治局。“设治局”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建县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河东方面当时叫绥远省，表示严重的不同意，双方就争起来了。
绥远即使也设置了沃野设治局。沃野是汉武帝在这里设的古县名，后为北魏六镇之一。绥远这是引经据典、志在必得啊。两省请南京政府裁决。当时各省军阀都有军队，经常没事找事打一仗，两个省能这么有修养真不容易。估计是想到，那片河滩收的公粮还不够炮弹钱，而且没准哪天黄河再滚一下，所以双方决定整一把文明的。南京裁定：宁夏赢。
1941 年，正式设立陶乐县。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08:33
(续前贴)长话短说，这个县吧，先天不足，后天没补上。面积太小，九百平方公里，宁夏倒数第一。人口太少，解放后扶贫开发时，又从西海固移民过来些人，加起来总人口也只有 3 万，相当于外地一个乡镇。而县财政的供养人口高达 2300 人。所以撤县有必要。当然争议很大。如果我是 2300 人之一，我也举双手双脚反对撤县。不去争论这事了，看看对县城的影响吧。
摘录《新京报》当年的一段文章——陶乐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从政便成为最主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群体成为当地主要消费群和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买东西的是干部，吃饭的是干部，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购买者绝大多数也是党政干部。干部的调离推倒了县城经济的多米诺骨牌。县城最大百货商店老板追忆撤县之前的好日子：“那时每月营业额有七八万元，现在不到两三万。”当地最大的酒楼也因客源的消失而生意萧条。县重点开发的商住楼区如今成了一座座空楼。
这个县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型城市。当行政区划撤销后，城市完全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建国以后，河南、山东等省进行过并县。撤县之后县城，虽然都是千年历史的城市，但因失去资源而迅速衰落。现在，都只是小镇而已，倘若不是将乡镇政府设立于此，这种城镇规模都难以维持。
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川省化林县。这个县在清代设立，县城位于川藏路上，地当要冲，繁盛一时。民国时，并入泸定县，城市迅速衰落。1939 年地理学家任乃强考察此地，发现城里仍有大量古迹和寺庙。他在《泸定考察记》中写道：“余为化林行将死灭，故特搜罗其碑铭，考订其故事，记叙其景物，绘制图谱，以备他日志史者用之。”任先生的看法完全正确，这个城镇确实“行将死灭”。建国后乡政府也被撤销。
最近，重走长征路的记者沿深山小道来到这里，已是几十人的小山村，除了一块石碑，昔日古迹荡然无存。
其实，中国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以前云南省有个地级市叫东川，后来铜矿采得差不多了，直接撤市改区，变成县级单位了。今年，安徽省的巢湖市也被撤了，变成县级单位了，这下合肥最乐了，但县级小巢湖市的城市发展前景肯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哪个兄弟对这种课题感兴趣，建议你研究研究东川和巢湖的城市发展，可以写出许多城市经济学和社会学论文哈！总之，中国古代虽然也曾出现过佛山、盛泽、景德镇等纯工商业城镇，但 99%以上的城市是政治型城市。当其政治使命终结，随即无奈地衰落。
直到清末的二十世纪初，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入，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出现，一种新型城市才在中国崛起，即非政治型城市。比如上海，在清代以前，上海县的县城是个行政型城市。
但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工商业的中心。
非行政型的城市越来越多，比如原属于河北临榆县的秦皇岛，原属于辽宁金县的大连，原属于山东即墨县的青岛，原属于山东福山县的烟台，原属于江苏东海县的连云港，原属于河北滦县和丰润县的唐山，原属于湖南湘潭县的株洲等。
这种非政治型城市，多数是崛起在前、设置行政机构在后。
从而颠覆了历史一贯的先设立行政区划、然后选址筑城的模式。
这些城市，即使行政区划调整和撤销，以其交通地位和工商业基础，仍然能够继续繁荣发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08:40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 146 节 三种命运
可能是中国历史太有趣，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又写回历史去了，真是“拣取花枝屡回顾”啊！好，从历史上走出来，聊聊当代中国的城市化。
胡总教导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明确，“城市化”这个概念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人转的。人的城市化是什么意思？内涵有三。一是从业方式城市化。二是生活方式城市化。三是思维方式城市化。总之，城市化就是在历史前进过程中“社会人”主观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对不起，这话拗口，看哲学书给害的）。
前两年有一个新闻。说山东有个富翁，在北京搞房地产挣了钱，想给老家村子办点好事。他出手大方，掏了两三千万元，把村里的老房子一推，为每户乡亲盖了一栋小洋楼。全免费哈！老子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没有摊上个这样的老乡啊？有趣的是，搬进小洋楼的乡亲们意见不小。比如，猪没有地方养。如果养在老院子，又离得太远，被偷了怎么办。又比如，农用小推车、粪叉子之类，在小洋楼里找不到地方撂。总之，不习惯啊。
这个事情还好办，有意见嘀咕一下，不致于闹事。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比如某大型水库移民。这些移民，本来住在鸟不拉屎的穷山沟，年年吃救济粮。后来政府修坝，淹了他们家，把人都搬迁到富得流油的城郊，房子修好，一家分几亩田（能调济出来真不容易），每家还给安排一个非农就业岗位。在外人看来，他们真是祖坟上冒绿烟了，生产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比原来强百倍。但是，他们隔三差五上访闹事。理由五花八门。
比如夏天太热。比如不能上山去挖草药。比如一个孩子犯罪了，也要闹。这跟搬迁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认为大有关系，孩子在山沟里没那么多诱惑，就不会犯法，所以此事必须政府负责。
我举一堆例子是想说，城市化这个东西，虽然肯定需要环境和外力去推动，但从根本上讲，是人的主观选择和自我改造、自我适应。用外力强加给农民一个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不管你用意再好，不管你下的力气再多，他都很难适应和领情。用刀郎的话说：“才知道把我的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
这些年来，我们许多政策没有把“人”做为城市化的核心，弄出不少问题。一方面，从八十年代就转向工业岗位的农民工，早已完成了从业方式的城市化，但二元结构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许多征地农民、工程移民又“被城市化”，户口农转非了，长期找不到稳定工作，形成“城中村”。
如果回顾一下国外的城市化发展史，各国情况不一样，千差万别。我想，大概可以有这么两种有代表性的农民进城命运。
一是好的城市化。美国、日本等国家，这种例子就比较多。
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企业员工。由于文化水平，肯定工资不高。政府在廉租住房、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帮助。他的家庭进入城市，住在廉租社区里。房子很小，全家人挤在一起，生活水平不高，但享受到了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孩子，能在城市学校中接受教育。穷人孩子懂事早，成绩优秀。在政府助学金、奖学金帮助下，考入名校，毕业后成为白领，步入中产阶级。这时，孩子购买新房，全家搬出廉租区。
经过一代人的艰苦，从第二代开始这家人融入城市。
二是坏的城市化。在拉美印度这种例子比较多。第一代农民，由于农村破产，携家进城打工。政府没有廉租住房，全家住贫民窟，基础设施、教育卫生都很差。对低收入家庭子弟又没有资助。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中学没毕业就跟着一帮坏小子四处晃荡，一直没固定工作。第一代农民退休以后，拿着微薄退休金，继续住在贫民窟。还要为孩子的事情烦心不已。而更多的农民还正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挤进城市。
然而，中国出现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第三种命运：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由于学校划片招生按户口，他的孩子无法到城市上学。中国城市廉租房是近几年才有的。此前二十多年农民工都住集体宿舍。工资很低，没有钱租房。有的警察巡夜，在公园长椅上抓到卖淫的，抓回去一问是两口子。打工都住集体宿舍，实在没办法。中国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不能随父母去享受城市教育。农村教育质量不高，学业无成。等第一代农民工老了，由于没有住房和社保，不能融入城市，只有回农村度晚年。此时，他的儿子——第二代农民工又打工去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08:44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 147 节 政经合一前贴提到，中国出现这种独特的城市化现象，不同于国外“好的城市化”和“坏的城市化”。这个现象，是 1949 年以来中国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决定的。1949 年到 1979 年这段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因为篇幅所限，具体过程不再细说，我只做几点概括。然后谈几点思考。
这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特征是三个：A，通过计划投资和项目拉动，有一部分城市发展比较迅速，比如东北的工矿业城市群。同时还新建了一批工矿业城市，比如甘肃的金昌、黑龙江的大庆、新疆的克拉玛依、四川的攀枝花等等，这些城市都是以前没有的。B，由于计划经济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城市社会活力不足，引发了两次逆城市化的运动，即“精简下放”和“上山下乡”，涉及到的人口高达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C，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
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比较严重，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由于公有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使城市发展的经济型因素被完全纳入了政治的范畴，这段时期的城市，可以看成是纯之又纯的政治型城市。这既不同于前，也不同于后。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以前。
前面有一个兄弟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经济型城市并非政治型城市。呵呵，观点不同是正常的。我的看法是，一个城市，特别是类似于长安、洛阳之类的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它的发展形成，肯定兼有政治和经济因素。但主要原因，或者说决定其性质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
以唐代为例。唐代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显然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城市。但是，唐代人当时又有另一个说法，叫做“扬一益二”，把扬州和成都推为天下伯仲。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长安和洛阳是为政治为主。如武则天大兴土木，兴建东都，相当于依靠政府投资，以大项目促大发展，带动相关产业，拉动洛阳的 GDP。而扬州和成都，则是南方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手工业生产繁荣，并拉动了消费增长，成为全国旅游购物目的地。所以人们向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李白还说“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当时“南京”在成都！）我不否认，古代城市发展兼有政治经济因素，有的城市在某个阶段经济因素还比较突出。但是，我同时认为，纵观中国城市史，在 1979 年之前，政治型城市仍然是主流，政治因素仍然是主因。
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当某城市失去政治地位后，即会迅速衰落。例如洛阳和开封，今天仍然没有重新达到历史上曾经的规模。再以山东为例。山东在清末有十二个“地级单位”，包括十府和两个直隶州。这十二个城市在清亡以后，六个继续保留了地级单位，另外六个则降为县级单位。前六个是：济南、泰安、聊城（东昌府）、菏泽（曹州府）、临沂（沂州府）、济宁。后六个是：莱州、青州、兖州、蓬莱（登州府）、惠民（武定府）、临清。到今天一看便知，他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人仍认为，这些城市的衰落不是政治降级的原因，而是现代交通和工业等经济原因，比如莱州的衰落是青岛崛起造成的，那么我们再举一例。明清时，川北有两个府：顺庆府和保宁府，府城分别在南充和阆中。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条件几乎完全一样，都是亚热带丘陵农业区的行政中心，都是食品和丝绸工业中心，都是文化古城，在 1997 年达成铁路开通前都只有嘉陵江航运和公路交通。但是，从民国至今，南充一直是地级单位，而阆中是县级单位，现在两城规模是天壤之别。这说明，决定他们发展的主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若有兄弟还不信，那么还有现成的例子，安徽省巢湖市今年刚由地级调整为县级，你去跟踪研究吧。
1949 年至 1979 年间，中国的政治型城市走上了一个极端，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含量不多的经济因素也给消灭了。
原因是，纯公有制的建立和计划投资体制的建立，使私人和社会力量无力推动城市建设。而工业和建设项目的投资行为，也由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基本上是行政意志决定和左右的。
这造成中国城市发展迟滞，缺乏活力，就业不足，前面已说了。同时，还造成一系列问题。比如，政治力量喜欢把经济资源集中到政治中心来，造成城市产业布局不合理。北京、太原、济南，原来都是文化教育名城，建国后把首钢、太钢、济钢等重工业企业直接楚在了城边上。这使城市的定位出现了混乱。在北京的行政力量干预下，中国北方原第一大城市天津的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很快被北京超过。而北京建设了太多工厂，又使文化古都显得不伦不类。这种政治主导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造成沈大、济青、成渝等“对头城市”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08:51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 148 节 城市误区
城市化这个事儿，按说没什么可争议的。偏偏在中国争议
很多。咱们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在城市化
问题上，经常可以看到反例。
记得九十年代初，有篇报道，幸灾乐祸，说泰国曼谷堵车成灾，民不聊生！再配几张图，比如抱着方向盘睡着的司机，以证明盲目发展大城市的无比危害。直到后来北京上海也堵上了，我们才发现当年咱们不堵车，并不是因为比人家先进，而是因为没人家先进。但是，有些人又滚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
有位名人老兄，多次含着深情的泪为北京堵车而振臂欢呼：“中国终于发达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其实不堵车的发达国家多了，新加坡交通就挺顺溜，你怎么不学学人家好的方面呢？中国城市发展的思路，八十年代体现为：严格限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城市，积极大力发展小城镇。这写进了《规划法》。
这个思路毛病比较大，下面要谈。九十年代以来政策有调整，体现在三方面：1、出现了发展城市带、发展城镇体系的提法。
体现了认识水平明显提高，不再把城市看成一个一个孤立的点了。2、对大城市限制有所放松，改为合理发展大中城市。这是对的，但配套法规的跟进不是太理想。
3、仍然坚持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点，始终没跳出八十年代的那个框框。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几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误区。
虽然有些观点仍然被写在法规里。第一个问题是，城市浪费土地和资源。城市扩张，吞噬周边农田，这是事实。许多砖家认为，中国人均能源、矿产、土地、淡水，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七成或者更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对资源的需求必然超过承受能力。
这个观点，心理很阴暗。它有一个没好意思明说的前提，就是：让几亿农村人继续过原始简单生活。唯有如此，农村人均资源消耗才会低于城市。如果住在农村的人都达到城市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准，那人均资源消耗反而高于城市，城市才是最节约的。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极低。有的农村甚至没通电。农业生产靠人力、畜力。有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乡镇。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环保，很绿色，很低碳。那个说好，自己搬家去住。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也是基本人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上千万农村青年，宁可在城市漂着，当无业游民，也不愿回去，就说明了这一点。
放眼世界，美国消耗了世界大部分资源，却横加指责中国“消耗资源”，就是这种混账心态。而我们内部，绝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美好生活，让另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继续过原始而简单的生活，这种政策注定不得人心。
至于土地问题，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量远远大于乡镇和农村。每平方公里居民人口，特大城市为 2 万以上，中小城市为1 万以上，而农村建设用地，人口承载量约为 2000 至 3000 人。
（这算高的了）。换句话说，城市单位面积的居民承载量是农村的四到六倍。如果在农村人口进城后，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土地整理和村庄归并，可以节省大量土地。
第二个问题是，城市污染环境。
与上个问题一样，农村低污染，是以简单原始生活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制造的环境污染将远远大于城市，因为城市是“点源污染”，而农村是“面源污染”，污水垃圾的收集处理难度远远大于城市，收集处理成本将远远高于城市。
以生活污水为例。一座 50 万人的城市，面积约为 40 平方公里，只要建设完善的地下管网，污水收集率很容易达到 90%以上，再建设两座中型污水处理厂即可以解决。如果这 50 万人在农村，情况会怎样？在平原地区，他们将分布在 1000 平方公里上的 500 个村庄（1000 人/村）；在丘陵和山区，他们将分布在3000平方公里上的1000个村庄（500人/村）。对这些分散村庄产生的污水，有效收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达到 50%收集率，也将付出惊人成本，政府财力难以承担。
事实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村污水放任自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也已经是社会难题，“垃圾围村”现象比比皆是。以前农村使用天然皂角，掰开了泡在水里，当肥皂用。现在都是使用洗衣机和化学合成洗衣粉，洗衣水直接排入河渠。你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恢复以前的生活方式吧？我的观点是：在现代化生活的大背景下，环境压力客观上要求加快城市化。如果继续让七亿人口分散在农村走向现代化生活，才真是一场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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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9 节 小城镇
“小城镇”一直是我国城市化的热词。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国家政策中对大城市的观点有所转变，但对小城镇一直痴情不改，逢会必讲，完全不顾现实中小城镇建设有多么荒唐。
我曾参观过一个冷冷清清的“示范小城镇”。这个城镇的自然环境很好，但没人来经营和居住。政府因举债搞示范建设，整天被债主围堵，镇长看见建筑包工头，就像老鼠看见猫，能躲就躲，实在没有钱给他。我问当地居民：“这里为什么没有人气？”回答得很直接：“因为没钱赚嘛。”这个小镇之所以存在，经济支柱有两个：第一个支柱是商业，它是周边十几个村庄的物资集散地，农民每月有几天来此赶集，出售农产品，因此聚集了一些商户。第二个支柱是乡政府驻地，有一批公务人员和公务消费，也带动了一些商户。所以，它存在的原因就是承担了上述一点点经济和行政功能。但仅此而已。它没有更多的支持发展的条件了。
小城镇的繁荣是有条件的。一个孤立存在的小城镇，在交通、通讯、环保、物流、信息等各方面的成本肯定远远高于大城市，不具备与大城市进行投资竞争的能力，当然不可能提供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不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政府投资新建的街区和市场，不可能吸引更多的商户和居民，“示范”只是一厢情愿。
八十年代，中国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结果以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全面倒闭、农民工大潮兴起而告终。但是，有趣的是，乡镇企业破产了，小城镇建设却没有破产。每年，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花巨资大搞示范乡镇。结果小城镇建设举债累累，一些城镇建好的新街上，冷冷清清，人迹皆无，到处都是荒草。
如果一言说破，这个思维定势，根子就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造成的城市就业困难，催生了两次规模空前的逆城市化运动，使政府在骨子里有了这个一个基因：城市人口太多了，一旦就业出了问题，那家伙很不好办。小城镇建设看上去似乎很美。看上去，它是一个进则可攻、退则可守的策略。人们离土不离乡，到离家十里的小镇上去打工和生活，万一哪天闹个经济危机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就近回家，再去种地就是了。政府再也用不着费劲组织什么“上山下乡”了。岂不美哉！于是，有人宣扬，小城镇能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能解决大城市拥堵，也不存在污染问题，可以在阳台上看星星，却无视小城镇到底靠什么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当今中国，不仅孤立的小城镇不好生存，就是孤立的小城市，都不好生存。西部许多县城，至少一半，都属于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几万人的城市内，住着几千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这些人靠财政（转移支付）来发工资。然后，某个公务员早上出门，掏出财政发的工资，花 5 块钱吃了一碗面条，花 5块钱理了个发。当天，卖面条的人又花 5 块钱理了个发，理发匠又花 5 块钱吃了碗面条。这就是所谓的消费的乘数效应，呵呵。就这样，凭着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消费，一个城市在维持着运转。若不幸撤县，那么这个城市非完不可。
有一个兄弟跟我说，他们县城的经济总结起来就是：重工业——砸石头！轻工业——弹棉花！高科技——压粉条！我对他说，你们县要是真能在这三大产业上取得优势，那也算是不错的啦！总之，我认为，在现代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孤立的小城镇，甚至孤立的小城市，虽然土地便宜一些，劳动力工资可能也低一些，但综合来说，因为缺乏凝集效应，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没有商业竞争力。那么，一些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的小城镇何以繁荣呢？大城市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我们来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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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0 节 聚集效应关于大城市，误区也很多。比如上海。在三十年代，上海曾号称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当时国内的富商、买办、冒险家；欧美的贸易商；日本浪人和艺伎；十月革命以后逃亡的白俄；躲避纳粹的犹太商人；出来混生活的印度红头阿三等等，云集大上海十里洋场。当时上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国际化程度甚至高于东京和大阪。
时光到了八十年代，当我们抡圆了去积极发展小城镇，“严格限制大城市”时，中国这些被限制发展的所谓“大城市”，撂到世界来看，实际上已经不算很大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就更不算大了。当时的国际排名，我不知道，反正低于东京、汉城。又发展了三十年之后，今天上海在世界上仍然只能排在第七位左右，次于东京、大纽约、大德里、圣保罗、墨西哥城、孟买等城市，北京、广州的规模则排在十名之外。
当然不是说，人口排在前面的城市一定就好。德里和孟买的城市化，毛病太多，值得吸取教训。看待大城市，往往会提到“大城市病”，我的观点是，要厘清这么两个认识：A，这些问题是城市规模本身造成的，只要达到某个规模，某种问题就不可避免；B，这些问题不是城市规模所必然的造成的，而是规划失误、管理失误和产业发展失误造成的，是可以纠正和弥补的。我个人的看法倾向于 B。
那么，什么是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呢？我们以第三产业为例，举一个例子。比如：高级婚纱影楼。由于他的档次很高、收费很贵，所以一般经济条件的人不会来光顾。这种婚纱影楼每年至少需要有 200 对新人来光顾，才可能维持下去。平均每1 万居民当中，每年才会有一对顾客。若我们假定它的消费者仅限于本市居民范围。那么可以推知，在人口规模低于 200 万人的城市，这种影楼是不可能维持经营下去的，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若同样还是这么 200 万人，他们不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城市，而是平均分散，住在 10 个 20 万人的小城市。那么，虽然每个小城市每年仍然会有 20 对新人，有经济支付能力，希望享受到这种高档服务，但城市无法满足他们。大城市可以提供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服务，原因即在于此。如果城市规模很大，比如上海这种拥有 2000 万人口的城市，那么这里的市场规模至少可以容纳 10 家这种高档影楼，这样就会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竞争机制，服务质量会进一步提高。所以，那些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时代潮人，总是从县城开车，不远千里跑到北京、上海去买东西。
我们进一步来说，假定这种影楼需要雇佣 30 人。那就，只有规模在 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可能通过聚集效应，创造这 30 个就业岗位。而低于这个规模的城市，则根本无法创造这么 30 个就业岗位。这 30 个人挣到钱，也将在城市里消费，比如理个发吃碗面条什么的，所以他们的消费通过乘数效应，又可以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
大城市就业机会那么多。
我到上海，看到小街转角处的墙凹进去一块，有不到 2平米的面积，就有夫妻两人开了一家小店，出售热香肠和饮料。
由于往来人流如织，生意兴隆。这种单位面积上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在小城市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聚集效应。
我以前看外国资料时，曾注意到一位专家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城市要发展到 50 万人口规模才达到规模经济；至于城市发展到多大才会出现规模不经济，我们至今还没看到。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09:04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 151 节 城镇体系某些砖家和某些领导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了，人口正在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转移，中国可不能再走人家的老路啦！所以，在实践中被撞得鼻青脸肿的小城镇建设工作，又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些砖家说的不错。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近二十年，日本等国家的城镇化率不是在增高，而是在下降。许多城市居民开始向小城镇转移。这是为什么呢？中国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四川成都郊区，有个叫三圣乡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历史上有种花的传统，就是为城里人提供鲜花。当地领导脑袋灵光，办了一个市场，又把花田进行改造，改造成一个个供人休闲和餐饮的农家小院子。结果吸引了不少人来喝茶、吃饭、打麻将。碰巧，三圣乡兴起之时，正好中央出台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国家旅游部门要落实新农村建设的精神，结合本行业，鼓励发展乡村旅游。在全国东找西找，发现三圣乡是个不错的典型，就给评了一个国家级三 A 景区。一片普通的农田用几年功夫竟然成了三 A 景区，简直是个神话！运去黄金无色，时来铁也生辉，人家愣是赶到点子上了，挡也挡不住，别的地方气死也没用啊。
全国无论是搞小城镇建设也好，还是搞新农村建设也好，许多干部被组织到这儿参观。好不热闹。参观完了回去，有人问，三圣乡的经验怎么样啊？他们先点头、再摇头：“经验很好，就是学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三圣乡的成功，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挨着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开车只要半小时。别的地方，小城镇和新农村修的再漂亮，饭再好吃，花再便宜，可是没有人来吃饭喝茶打麻将，你也发展不起来啊。
无论是国际，还是东部沿海，有些小城镇为什么会繁荣？三圣乡能说明这个问题。它的真实身份，既不是新农村，也不是小城镇，它的实质，乃是成都市的一片城区。它的经济没有独立性，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它承担着成都市一部分休闲、餐饮、娱乐等城市功能。从地理上看，它与城市并不相连，只是城市街道延长了一点而已，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市区的一小块飞地。
放眼全国和全世界，一些小城镇能活的有滋有味。原因是：处在大城市的辐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或者处于一个大规模的产业集中带上（如温州电器、绍兴纺织、义乌小商品）。在这里，大城市以及周边无数的小城镇、专业村、工业区、加工区等，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小城镇不是独立生存的，它们表面上是一个城镇，但本质上不是城镇，而是一个城区、一个社区或者一个产业的工序，是某个大城市或者城市带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让我来给这些小城镇分个类，我认为可以分为：A、飞地型城区。就是围绕大城市，承担部分城市功能。如三圣乡那种。B、团组型城区。虽然不是围绕一个核心城市，但无数小城镇形成一个集群，相互之间分工明确，实质上共同承担着一个大城市的功能。如东莞的整个区域。C、工序型城区。就是许多小城镇共同构成一个大型产业带和工业区，每个小城镇通过专业分工，承担一部分工业流程。这种情况在浙江很多。
比如温州一带的低压电器制造业。有的小镇造零件，有的小镇搞电镀，有的小镇管装配，有的小镇搞批发市场。
总之，在不具备产业集群，也没有核心大城市拉动的地区，孤军深入地发展小城镇是行不通的。这几年财政有钱了，这事又抬头了，希望各地老大们慎重一些，别再花冤枉钱了，这三十年已经花得不少了。应该着眼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积极发展城市体系，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就当前而言，大中城市仍然是重中之重。因为先有了核心大城市之后，才可能辐射带动中小城市，进而形成城市体系。
像我们这种土地稀缺的人口大国，居民尽可能集中居住是十分必要的。人口集中有助于以较低成本，提供较高质量的司法、治安、教育、医疗、通讯、公共交通、文化等公共服务。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三农”等棘手问题，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美国 1890 年代、日本1950 年代或者韩国 1970 年代的水平。一些人看到上亿农民工流动，惊呼“中国城市化太快了”，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城市化太慢了，需要再加速。现在就提美国式的“奔向乡村”，还为时过早。有人担心城市化带来一系列问题，很有可能。但这些问题是规划管理失误所致，而不是城市化本身固有的、必然的问题。只要政策得当，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和避免的。
日本、韩国、台湾等地，与中国人口密度和资源条件基本相似，都已经实现了 70%以上的城市化率，它们的成功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香港的张五常在九十年代末，发表过一次演讲，谈到城市化问题是，他建议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要孤注一掷，既然农民想进城，就让他们进去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09:07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 152 节 城市狂飚张五常在经济学界人称疯子。虽然中国高层不想听这个疯子的意见，但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在 2000 年以后终于喷发，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发力期。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不管大家接受不接受，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城市化狂飚开始了。
2000 年以后，我每年春节回北方老家，总遇到一个很苦恼的事情——找不到家。当时，城市突飞猛进，新城拔地而起，旧城大拆大建，到处一片瓦砾。由于两边房子一拆，街道拓宽，路就显得短了，我打车一跑就跑过头，然后再倒回来找家门。
当时还有个笑话，说布什总统得到了情报，听说本拉登就藏在我们市，于是派出空军去炸。结果空军飞了一圈，满载炸弹又飞回美国去了，跟布什报告说：不用再炸了，中国那个城市看上去已经至少被人炸过几百遍了！
2000 年以后城市化很快，有多快，我不举数据了，兄弟们住在各地，都看到眼里了。这中间也有许多问题，报纸这方面的负面新闻很多。我认为，成绩真是很伟大，应该肯定。在前面贴子中，我谈过所有制、就业、城市化、工业化的内在关系。这些年的城市化，也算是对于 2000 年以前这么长时期城市化过缓的一种弥补吧。“城市中国”呼之欲出，对今后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存在的问题，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一个问题是户籍。2000 年以后，户籍制度开始出现瓦解的迹向，除了北京、上海目前户籍仍然严格控制外，绝大多数城市的户籍都已松动，买房即可入户。现在城乡一体的社保体系正在建立当中，若全面建成，那么附着于户口上的待遇差别将最终消失，户籍管理被身份证管理取代，应该是可以预见的。
另一个问题是房价。日本 1990 年的经济崩溃，始于房地产市场，至今东京一些房子，仍然没有返回 1990 年的价格水平。美国社会管理水平应是全世界最高，还是发生了经济危机，而且始于两房次贷。房地产是现代城市居民最大的一项资产，它不仅具有消费性，更有投资性。而且，许多居民都把房产做为可以信赖的投资方式。我原来以为，这是中国人农民情结的体现。现在看来，全世界都他妈的差不多。若是投资，房价就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问题，还和整个投融资领域相关。
比如利率、股市、债市、汇市等等。
我对中国房市的判断是，泡沫肯定是有的，但说房市的泡沫大到了能够摧毁中国经济的程度，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由于城市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的问题折磨了我们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 2000 年后进入了城市化加速期，若控制不好房价，会打击城市化进程，这是个问题。从目前来看，问题还越来越严重了。中国费了这么大劲，好不容易才把城乡二元结构的行政壁垒拆得差不多了，如果又从经济上冒出一个新壁垒，那实在太令人郁闷了。
目前的限购令，根本不是个好办法。这个弄法长久不了。
首先，这不是个市场手段，行政手段一去执行，寻租现象就不可避免。有关系或者花点钱，总能想到办法绕过去，连炒个房都得靠关系了，社会不公平感会更强。其次，限购令也很机械。
比如，我老爸老妈年纪大了，想跟着我到南方来养老，他们想购一套小面积的房，就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本地户口。根据限购令，没有本地户口者要购房，必须在本地就业，而且要有本地办理的养老保险。这就给卡住了，以后他们要是真来，看来只有租房。至于前几天建设部长同志谈到的，要搞房主个人信息系统，这个弄法阻力比较大。据说，这个信息系统是为了以后开征房产税做准备，呵呵，好像正在十个城市搞试点。因为大量投资性的购房者，除了老板，就是官员。官员们的拥房量是很大的。若搞信息系统，纪委去把他的身份证号一输，就把他名下的房产搞个一清二楚，这么一推，可能会引发大面积抛房。这要看上面决心大不大，敢不敢冒这个风险。我倒是赞成这个办法，不过我认为它很可能跟个人财产申报一样，最后无疾而终。
为什么房价会这么高呢，我看法是有以下几个方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09:16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 153 节 房价探讨首先要肯定一点，这些年房价客观上是应该上涨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 8%到 10%，国民财富正在迅速积累，这种情况之下，房价不可能不上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我们主要关注的，不是涨不涨的问题，是涨幅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第二要肯定一点，房价有涨就有跌的。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感到咱们中国人现在还没有真正理解到。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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